战国末年，公元前250年左右，宋玉《招魂》篇中有“胹鳖炮羔，有蔗浆兮”之句，当时已知饮取蔗浆。
公元398年，晋人郭义恭的《广志》中说：“甘蔗其饴如石蜜”，已从饮蔗浆到浓缩作糖浆。
唐太宗遣使西域学习制糖法，公元647年在扬州设坊，始制结晶砂糖。
公元674年进而用滴漏法制白糖。当时认为蔗糖有解酒、疗渴．治心腹热胀之效。唐朝王维诗有“饮酒不须愁内热，火官还有蔗浆寒”之句。
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四川遂宁邹和尚传授制“糖霜”法，产品冰晶透明，宋诗人喻为“琥珀糖霜”。
公元十世纪后，闽，粤、浙等省糖坊以千计。南宋时，中外互市，蔗糖成为主要输出商品，远销伊朗，罗马等地。
明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琉球人仪间真帝，日本人恒山，先后来我国福建学制糖，台湾、广东、福建华侨也将甘蔗栽培和制糖技术传往菲律宾、爪哇、东印度等地；当时，我国与印度有世界两大制糖国之称。
我国甘蔗糖业历史虽然悠久，但在旧中国，生产一直停滞不前，而且主要是土法制糖。
1933年，广东军阀陈济棠从国外购进设备，在广东陆续兴建了6座日处理1000吨甘蔗糖厂；这是我国最早的甘蔗机制糖厂，但生产很不正常；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广东军阀陈济棠，刮尽民脂办糖厂，榨季不到一百天，有时生产无烟糖(指将进口糖改换包装，冒充国货出售)”。日本入侵以后，多数糖厂遭到破坏，到解放前夕，仅剩下东莞，顺德两座糖厂勉强维持生产：在福建、广西、云南、四川等甘蔗糖产区没有一座机制糖厂，在四川仅有几家小精炼糖厂。
我国甜菜种植较早，据唐代《新修本草》和《本草抬遗》记载，甜菜在黄河、长江流域作为蔬菜栽培。但甜菜制糖的历史较短，起始于1908年在黑龙江阿城建成第一座甜菜糖厂；此后、于1936年又建了黑龙江哈尔滨糖厂和吉林范家屯糖厂。抗日战争期间，在陕北、甘肃等地设有甜菜土糖坊。
1936年我国产糖41.4万吨，这是解放前产糖量最高的一年；1949年糖产量下降到19．9万吨，当时只有3座机制糖厂，年产糖3万吨，其余均是土糖（不含台湾省）。
我国台湾省1938年最高年产糖141.8万吨。
二、1949～1990年计划经济时期的我国制糖业
我国南方盛产甘蔗、北方宜种甜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产甘蔗糖又产甜菜糖的国家之一。
我国制糖业的历史虽可追溯到公元前，但是长期的封建社会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使得旧中国的制糖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到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的制糖业主要是以牛拉石辊压榨甘蔗的土法制糖为主，中小型机制糖厂只有几家，多数濒临倒闭，1949/50年制糖期，能维持生产的机制糖厂仅剩下两、三家，全国所产的26.1万吨糖中90%是土法生产的红糖。
建国初期，我国糖业是在几乎一张白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建国以来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建设，全国糖料播种面积由1949年186.2万亩（其中：甘蔗162.3万亩，甜菜23.9万亩）扩大到1998年2296万亩（其中，甘蔗1664万亩，甜菜632万亩）；糖料平均亩产由1949年1.5吨（其中，甘蔗平均亩产1.6吨，甜菜平均亩产0.8吨）提高到1998年3.35吨（其中，甘蔗平均亩产4吨，甜菜平均亩产1.64吨）。全国食糖产量由1949/50年制糖期26.1万吨提高到1998/99年制糖期882.6万吨（其中，甘蔗糖产量由24万吨提高到756.8万吨，甜菜糖产量由2万吨提高到125.8万吨）。全国机制糖厂由3家增加到458家，日加工糖料能力由0.2万吨提高到67万吨，年产糖能力由2.4万吨提高到850万吨，其中，甘蔗糖厂由2家增加到373家，日加工甘蔗能力由1650吨提高到57.5万吨，年产糖能力由1.98万吨提高到700万吨；甜菜糖厂由1家增加到85家，日加工甜菜能力由350吨提高到9.5万吨，年产糖能力由0.42万吨提高到150万吨。1998年全国糖厂平均规模为日处理糖料1460吨。
全国现有糖业研究机构25个，设计院、所9家；全行业现有制糖工业职工35万人，从事糖业生产的农业人口约4000万人；已经建成了包括糖业教学、科研、设计、设备制造、土建安装的完整体系，可以自主进行糖业开发、建设，并先后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兴建了50多座糖厂。
除主产品食糖外，以甘蔗、甜菜加工后的副产品为原料的产品计有：纸、纸浆板年产70万吨；食用、饲料酵母年产3万吨；甜菜颗粒粕年产60万吨；糖蜜酒精年产60万吨。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吃”在国民消费总支出中约占50%。以食糖为原料和辅料的食品有56大类3000多个品种。
在我国，甘蔗、甜菜是仅次于棉花、食用植物油料之后的大宗经济作物，糖料种植区大多集中在周边经济不太发达的省、区，发展糖业生产对振兴这些地区的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糖业（包括工、农业）是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
（一）我国糖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1、1949年至1958年是我国糖业发展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
这一时期恢复了建国前已停产的5座机械化制糖厂，新建了24座日处理糖料1000吨以上规模的大型机械化制糖厂，新增年产糖能力170万吨。与此同时完成了对12万吨土法制糖产糖能力（当时土糖产糖总能力为36万吨）的机械化、半机械化改造。
这一时期加速发展糖业的主要措施是：
（1）摸清资源底细，制定发展规划，加强技术后方建设，为糖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原轻工业部设立了制糖工业勘测规划处，负责糖业资源调研、厂址勘测、发展规划；1954年、1956年分别在广州、哈尔滨成立了甘蔗、甜菜制糖工业设计、安装公司，在外国糖业专家的具体帮助下，从1957年开始，具备了自行设计甜菜、甘蔗大、中型糖厂的能力。与此同时，原轻工业部通过跨行业向广州、哈尔滨重型机械厂投资，为制糖工业制造大型专用设备，并先后投资在黑龙江、内蒙古、广东兴建了一批制糖专业机械厂，实现了糖厂设计、设备制造、土建安装立足于国内。
1953年、1956年原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分别在广州、哈尔滨设立了甘蔗、甜菜糖业研究室。相应在北方甜菜主产区建立了一批甜菜原种站、采种站；在海南建立了甘蔗杂交育种场，在甘蔗主产区建立了甘蔗育种研究机构；从1953年起相继育成了我国自己的甜菜新品种；并进入了我国自育与引进甘蔗良种相结合的时期。
针对建国初期糖业科技人员奇缺，熟练工人不多的情况，1951年，原轻工业部在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设立了制糖专业，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制糖高级技术人才。此后，又相继在七所大专院校设立了制糖专业，依靠大专院校举办了十多期在职干部短训班，培养了大批班组长、车间主任以上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
截至1958年，我国已建立起自主开发、建设糖业的基础，除承担国内全部糖业建设项目外，从1958年到1983年25年间共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建成糖厂48座。
（2）坚持高起点起步的糖业建设方针。
对新建糖厂采取了高起点起步的建设方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等先进产糖国家引进了七整套各具特点的制糖工艺技术及装备，先后于1955年至1958年建成了包头、新中国、友谊、齐齐哈尔四座甜菜糖厂和广州、江门、广丰、贵县四座甘蔗糖厂，使我国制糖工业工艺及技术装备一跃进入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江门甘蔗糖厂（现江门甘蔗化工厂）是我国引进规模最大（日榨甘蔗3000吨）、并且综合利用甘蔗发展制糖、造纸、酵母、酒精等产品的联合企业。
（3）依靠科技进步，通过对糖业的改革、改造，提高效率与效益。
甘蔗土法制糖是旧中国糖业生产的主体，建国初期土糖产量占全国食糖总产量的90%。1951年，原轻工业部提出：在土糖集中产区发展机械化制糖厂和对土糖寮实行前机后土改造的方针。1958年，原轻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联合推广了1470台小型五辊压榨机代替了三分之一（约12万吨土糖产糖能力）牛拉石辊压榨机，使每百公斤甘蔗平均多产土糖1～2公斤。在对土糖寮进行改造的同时，对机械化制糖厂也进行了革新、改造，重点是：实现甘蔗、甜菜、煤、石灰石、食糖等大宗物料装卸、堆垛、捣运机械化，使一个日加工糖料千吨规模糖厂减少劳力200～400人；用先进的连续化、高效率制糖设备代替低效能、间歇的落后生产设备，节省了厂房面积，提高了能力，降低了消耗；采用中、高压背压汽轮发电机组和合理热力分配使用方案，既发电、又供汽，充分回收利用余热，逐步更新低压、低效锅炉，改造落后的热力系统。
（4）综合合理利用糖料，治理“三废”。
建国初期，蔗渣主要用于燃料；甜菜废丝除附近农民拉走极少量供作饲料外，其余任其风干，甚至排放江河成为一害；糖蜜仅少量用于制酒。“一五”期间，开始用蔗渣造纸，糖蜜制酒精，但规模小、工艺落后，糖厂大多搞单一制糖生产，半年生产、半年闲。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视察江门甘蔗糖厂和蔗渣纸浆厂时指出：“甘蔗用途很广，应该大搞综合利用”。提出把江门甘蔗糖厂改名为江门甘蔗化工厂并亲笔题写了厂名。周总理的指示揭开了我国糖厂开展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新篇章。利用蔗渣造纸、制纸板，利用糖蜜制酒精、酵母，利用甜菜废丝制颗粒粕饲料以及以充分利用废液、废渣为内容的的“三废”治理均取得了重要进展，糖厂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占到了总产值的18～20％。
这一时期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取得了多、快、好、省发展糖业的效果：建设一个大型甘蔗糖厂一般只需1～2年，投产后1～2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建设一个大型甜菜糖厂一般也只需要2～3年，建成后2～3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2、1959年至1977年糖业生产建设徘徊期。
1959年至1977年，由于“三年困难”和“十年动乱”，全国食糖产量由1958/59年制糖期110.25万吨下降到1961跨1962年制糖期31.19万吨。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贯彻了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963年至1965年，糖料与食糖生产迅速恢复，困难时期停产的糖厂全部复产，一批新建与扩建糖厂也相继投产，1965/66年制糖期，全国食糖产量达到155.4万吨的历史最好产糖水平。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左倾错误思想愈演愈烈，许多有利于发展糖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受到批判，严重挫伤了农民种植糖料的积极性，糖料与食糖生产十年徘徊，1975/76年制糖期，全国产糖161.33万吨，比1966/67年制糖期仅增加了10万吨。
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糖业生产建设进入了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广泛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党中央、国务院为满足市场食糖供应，扭转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确定了“食糖要立足于国内”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结束了糖业长期徘徊的局面，经过改革、调整、发展，实现了食糖自给，略有结余，满足了人民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糖业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79至1990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1991年以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过渡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从政策上采取一系列措施解除对糖业经济发展的束缚，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主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
1、解除糖农口粮不足对糖业发展的束缚。
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开始在重点产糖省、区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四川、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实行粮糖挂钩，吨糖奖售吨粮的政策，确保糖料集中产区糖农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
2、解除主要农用生产资料供应不足对糖业生产的束缚。
国家实行了糖奖化肥政策，每吨甘蔗由国家供应补贴化肥10公斤，每吨甜菜供应补贴化肥12.5公斤。此外，在种子用肥和农用地膜供应等方面也给予了积极扶持。
3、解除价格统得过死对糖业生产发展的束缚
由于食糖价格自1963年国家定价以来，几十年不变，而制糖生产的费用、成本逐年提高，企业由盈转亏，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为了稳定糖农生产的积极性，保证糖厂有充足的原料，各主产糖省、区在国家规定的原料收购价格之外，采取了价外补贴、利润分成和奖售农用物资等办法提高糖农的实际收入，调整糖料与其他农作物之间的合理比价关系。
4、解除加工能力不足对糖业生产发展的束缚
国家按照“改造扩大老厂、尽量少建新厂”的方针，加快了新增产糖能力的建设，年产糖能力由1979年285万吨提高到了1989年570万吨，使加工能力增长与糖料生产发展基本相适应。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1980/81年制糖期，1984/85年制糖期，1985/86年制糖期全国食糖产量先后跨过了300万吨、400万吨和500万吨的水平，使全国食糖供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此后，由于糖价20多年不变和进口糖多的制约，食糖生产徘徊不前。
1988年国家决定调整食糖出厂价格和调拨价格，1990/91年制糖期、1991/92年制糖期、全国食糖产量先后跨过了600万吨、700万吨达到了791万吨，实现了食糖基本自给。
三、跨进市场经济后的我国糖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991年国务院决定调整食糖经营管理有关政策，将食糖收购调拨计划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实行多渠道、少环节地经营食糖批发业务；食糖出厂价由国家定价改为国家指导价；食糖销售实行敞开供应。从1991年开始，通过对食糖生产经营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为稳定与发展糖业生产，实现吃糖立足于国内，国家和主产糖地区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通过推进科技进步，在南方，重点在广西、湛江、云南等地，开发旱坡地种甘蔗，使90％以上的蔗田由平原、河川地区转移到了旱坡地；在北方，在新疆等地发展垦荒地种甜菜；解决了在耕地不足的条件下，种甘蔗、种甜菜与粮食争地的矛盾。
2、通过政府支持、地方投资，开发了广西、云南、新疆和广东湛江三省一市的新糖料生产基地，实现集中连片种植，适度规模、集约经营，使四个基地产糖量占全国产糖总量的60％以上，成为稳定全国食糖生产供应的支柱力量。
3、通过采用新技术，改造老糖厂，扩大糖厂平均规模30％，新增年产糖能力280万吨，使全国年产糖能力达到了850万吨。
4、按照合理的比价关系，先后三次调整了糖价与糖料的收购价格。
这些措施的实施，实现了1991跨1992年制糖期产糖791万吨，1997跨1998年制糖期产糖811万吨，1998跨1999年制糖期产糖882.6万吨，做到了国产糖自给有余，并且有少量出口。
糖业涉及到工、农、商、贸（外贸）等多个部门，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行业管理的要求，1992年10月成立了中国糖业协会，使制糖行业管理由部门管理转变为行业管理，加强了行业内部企业间、地区间、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发挥了协会横向联系和在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