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中学生数据库，尝试回答：到底是谁在受欺凌？学生个体层面的哪些因素影响其遭受校园欺凌？城乡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差异有哪些？以期为中学生校园欺凌现象的精准防治提供决策参考。
(1)校园欺凌的概念及类型
(3)防治校园欺凌现象的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假设1：亲子关系越好的中学生，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
假设2：同伴关系越好的中学生，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
假设3：师生关系越好的中学生，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
假设4：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的中学生，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
(4)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个体特征
Hindelang于1978年提出生活方式理论(LifestyleTheory)，认为个人自身的一些行为或生活特性会增加其被侵害的可能性。[注]张小华、项宗友：《浙江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实证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生活方式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为视角》，《晋阳学刊》2016年第5期，第101-105页。。依据生活方式理论，学生自身特征及行为会对其遭受欺凌产生影响。有研究发现，男孩遭受欺凌的比例显著高于女孩。[注]Craig,W.,etal.ACross-nationalProfileofBullyingandVictimizationamongAdolescentsin40Countries.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Health,2009,54(2):216-224.[注]Elgar,F.J.,Pickett,K.E.,&Pickett,W.,etal.Schoolbullying,homicideandincomeinequality:Across-nationalpooledtimeseriesanalysis.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Health,2013,(58):237-245.黄亮基于PISA2015中国数据发现，男生群体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比例均大于女生群体。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儿童更容易成为遭受歧视和嘲讽的受欺凌对象。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学生遭受欺凌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本研究将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假设5：是否来自城市对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无显著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学生个体是否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是否来自单亲家庭以及自身自尊水平等人格特质、学业成就可能会影响其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但仍缺乏从学生个体特征层面系统设计的实证研究的支持。此外，关于城乡变量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是否存在影响及城乡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差异分析，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因此，本研究将针对学生个体层面可能会对其遭受校园欺凌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以期探究影响中学生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关键因素。
基于已有文献研究[注]Fu,Q.,Land,K.C&Lamb,V.L.Bullyingvictimization,socioeconomicstatusandbehavioralcharacteristicsof12thgradersintheUnitedStates,1989to2009:Repetitivetrendsandpersistentriskdifferentials.ChildIndicatorsResearch,2013,(6):1-21.[注]Malecki,C.K.,Demaray,M.K.&Coyle,S.,etal.Frequency,powerdifferential,andintentionalityandtherelationshiptoanxiety,depressionandself-esteemforvictimsofbullying.ChildYouthCareForum,2015,(44):115-131.[注]黄亮：《我国15岁在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及影响因素——基于PISA2015我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11期，第36-42页。[注]陈纯槿、郅庭瑾：《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长效防治机制构建——基于2015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测量数据的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20期，第31-41页。，本文主要考察中学生的学业成就、家庭特征、人格品质、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等变量对其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拟采用如下计量模型探究影响中学生受欺凌的关键因素。
模型中的自变量的取值说明详见表1。其中自尊(self-esteem)、同伴关系(peerrelationship)、师生关系(teacher-studentrelationship)、亲子关系(parent-childrelationship)、亲社会行为(pro-socialbehavior)等变量均涉及对应量表。
表1变量说明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人所持有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人们对自己的价值、长处、重要性等总体的情感上的评价，是自我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自尊的测量，早期由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Scale)被广泛应用。1993年，季益富和于欣将该量表翻译并修订为中文版。“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组成员对季益富和于欣修订的中文版自尊量表做进一步修订，最后量表由“我感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其他人在同一水平上”、“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归根结底，我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我感到自己值得自豪的地方不多”、“我对自己持肯定的态度”、“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我时常感到自己毫无用处”、“我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等10个题项组成，采用“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四级计分。
同伴关系主要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注]邹泓、林崇德：《青少年的交往目标与同伴关系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年第2期，第2-7页。“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组对中文版儿童孤独感量表(Children’sLonelinessScale,CLS)进行修订，以儿童孤独感状况反映其同伴关系。最终量表包括“我和同学在一起时很开心”、“我的同学经常欺负我”、“我很满意自己与同学的关系”、“我经常与同学发生争执”、“当我需要时我可以找到朋友”、“我有许多好朋友”、“班上同学很喜欢我”、“我在班里觉得孤单”、“我很难让别的孩子喜欢我”、“我觉得在有些活动中没人理我”共10道题目，采取“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四级计分。
本研究涉及的校园欺凌、自尊、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亲社会行为等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具体指标参见表2。
表2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
图1中学生遭受各种形式校园欺凌的分布比例
通过计算各类校园欺凌发生频次的均值，发现中学生遭受言语欺凌的平均频次最高遭受关系欺凌的平均频次次之遭受身体欺凌的平均频次最低言语欺凌的频次最高与刘雪可、闫巧[注]刘雪可、闫巧：《农村中小学校园欺凌现状及规避策略研究》，《当代教育科学》2017年第11期，第68-72页。的结果一致。可能由于学生语言欺凌不易被教师、家长发现，一旦有学生使用侮辱性的词汇谩骂、嘲笑或讥讽同学，若受欺凌者默不作声，会助长欺凌者的欺凌行为；若受欺凌者给予回应，可能导致欺凌者用更刁钻的词语来进行欺凌。
中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并不会对其遭受各种类型的欺凌产生显著影响(P>0.1)，这一结果否定了本研究假设4。笔者猜测可能的原因是亲社会行为对中学生遭受欺凌的影响是间接的，中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可能由于影响其人际关系水平，进而影响其遭受欺凌的概率，如有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可能会影响其同伴接纳水平。[注]Ferguson,K.M.,&Xie,B.Adultsupportandsubstanceuseamonghomelessyouthswhoattendhighschool.Child&YouthCareForum,2012,41(5)：427-445.
是否来自单亲家庭对中学生遭受关系欺凌和身体欺凌的影响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其中对关系欺凌的影响更大，但对其遭受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的影响差异不显著。整体来看，来自单亲家庭的中学生更可能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可能的原因在于单亲家庭的中学生由于与父母中的一方情感冷漠，容易产生孤僻心理，在校园里易被同学误以为孤傲，从而遭受关系欺凌。此外，来自非单亲家庭的学生也可能由于认知与情感发展尚不成熟，同理心水平较低，将单亲家庭成长的同伴理解为是与自己不同类型的特殊群体，从而产生排斥、嘲笑甚至侮辱等欺凌行为。[注]Chan，H.C.O.&Wong，D.S.W.Theoverlapbetweenschoolbullyingperpetrationandvictimization：Assessingthepsychological，familialandschoolfactorsofchineseadolescentsinHongKong.JournalofChildandFamilyStudies,2015,(24):3224-3234.
是否为流动儿童对中学生遭受各种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与其他类型校园欺凌相比，流动儿童更容易遭受言语欺凌。但是否为留守儿童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几乎相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更容易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这与周金燕、冯思澈的结论基本一致，他们发现外地学生比北京本地学生会遭受更多欺凌。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可能由于社会结构和教育体制设计的不公平，被排挤到社会边缘。[注]周金燕、冯思澈：《北京市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现象的调查及分析》，见杨东平、杨旻、黄胜利：《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229页。王玉香通过质性研究发现，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与父母缺位所造成的安全感降低、青春期同伴依恋的归属感以及青少年彰显自主性的存在感有关。[注]王玉香：《农村留守青少年校园欺凌问题的质性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2期，第63-68页。
自尊对各种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关系欺凌的影响更大。已有研究发现，自尊水平低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校园欺凌。[注]Malecki,C.K.,Demaray，M.K.&Coyle，S.，etal.Frequency,powerdifferential,andintentionalityandtherelationshiptoanxiety,depressionandself-esteemforvictimsofbullying.ChildYouthCareForum,2015,(44)：115-131.[注]谷传华、张文新：《小学儿童欺负与人格倾向的关系》，《心理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5页。本研究发现，中学生自尊水平和其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频次呈现U型关系。自尊水平过低，降低了个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价值感，可能使得中学生在面对可能的欺凌行为时不能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乃至人格尊严，而是一味地委曲求全，最终导致其不断遭受校园欺凌。而中学生自尊水平过高，自我评价过高，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可能导致他人不满或对他人评价过于“敏感”，从而遭受校园欺凌，尤其是受到关系欺凌。因此，中学生保持适度水平的自尊对其免于遭受校园欺凌是必要的。
表4中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业成绩、自尊、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等变量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但中学生亲社会行为对其遭受言语欺凌在0.1水平上产生显著负向影响(β=-0.014，P<0.1)，即中学生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其遭受言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4。此外，是否来自单亲家庭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不再存在显著差异。来自单亲家庭的中学生更可能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行为的治理路径需要由事后的危机处理走向早期介入与防治。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与建议如下：
第一，我国中学生遭受言语欺凌的平均频次最高，关系欺凌次之，身体欺凌最低。相较于“看得见”的身体欺凌，老师和家长“听不见”的言语欺凌、“感觉不到”的关系欺凌更难以被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觉察和监控，但它们足以对受欺凌的中学生身心产生长久危害。因此，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在校园公共领域安装“电子眼”进行实时监控，另一方面，教师要注重和学生之间的日常交流，通过学生反映的信息了解班级内是否有人遭受关系欺凌或言语欺凌，以便及早查明事实，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例如，对已经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进行心理与行为干预，及时中断欺凌行为，避免对受欺凌者造成更多的伤害以及影响欺凌者未来的个性、心理及亲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发展。同时，要保护受欺凌者，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以防受欺凌者因受欺凌而产生心理阴影。
第四，中学生自尊水平和其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频次间呈现U型关系，且这种影响更多表现在关系欺凌上。因此，为使中学生和同伴建立良好关系，免于遭受关系欺凌，保持适度的自尊水平是十分必要的。自尊水平过低的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过于消极甚至自卑，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团体心理辅导、个别辅导等形式，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团体活动，主动参与人际交往，大胆展示自己。家长也要正确评价孩子，充分信任他们，鼓励他们在人群中表达自我，以帮助其建立自信。对于自尊水平过高甚至有些“自负”的中学生，学校应注意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帮助此类学生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人。学会悦纳、尊重他人，才会被同辈群体接纳和认可。
中图分类号：G474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7-12
作者简介：胡咏梅，女，安徽六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佳哲，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