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中国礼仪之争”已成为专门术语。无论是狭义的指代明末清初（1583-1742）东西方之间的争论，还是广义的几乎贯穿了明清以来整部中西交流的一系列史实，“中国礼仪之争”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都称得上是一件大事。它对于今天世界上异质文明间的比较、对话与沟通有着重要的互鉴与启示意义，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2019年5月11日，“中国礼仪之争与中西礼学”前沿研究首届国际工作坊在上海师范大学会议中心举行。工作坊以“跨学科对话与平行研究”的创新方式，聚集三十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探索和垦拓了中外交流与对话之道。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查清华教授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负责人刘耘华教授分别致辞。查院长首先热烈欢迎来自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随后从发展延续性、跨学科跨文化学养、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的优良传统等三方面，向大家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特点，并对学科点的未来提出了既要抓机遇，也要谦虚谨慎继续提高的宝贵建议。刘耘华教授进一步指出学科点以营造轻松、愉悦、探索真理的学术环境为宗旨，对青年学者的未来发展寄托了深厚的期望。同时，刘教授宣布，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筹备成立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对话与平行研究中心”。
会议由上午的主旨演讲和下午两组平行进行的工作坊组成，在“中国礼仪之争与中西礼学”这个统一的主题之下，进行21场报告，廓清了很多问题，从多角度、多领域推进了学界对“中国礼仪之争”的认识与研究。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方法及其拓展
上午的主旨演讲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的主旨演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袁朝晖研究员主持。复旦大学的李天纲教授以《“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方法及其拓展》为题，论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中国礼仪之争”，他强调在研究方法及其拓展方面不仅要引用西方文献，还要引用汉语满语等东方文献；第二方面他指出，“中国礼仪之争”名义上是关于“礼”，实质上牵涉到观念，即上帝和天主，灵魂和Anima等；第三方面，他谈到对“中国礼仪之争问题”的深入探讨，有赖于研究范式的不断推进，在此过程中要面向新知开放胸怀；最后他以自己的新作《金泽》为例，以思想史的脉络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主要是结合中国民间宗教来思考什么是宗教，什么是民间的信仰，以及宗教和信仰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切身关系。
刘耘华：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
上海师范大学刘耘华教授做了题为《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的报告，首先，他以莱布尼茨为个案，分析指出莱布尼茨虽然通过传教士与中国文化有接触，但他是以其自然神论观点解释儒家的“理”，而非受到“理”的影响达到思想改造。进而，他指出影响分为植入式的和确认式的，在论及启蒙思想对于自由、平等、民主这类西方核心观念层面上的理解时，中国文化对西方没有植入性影响，只有碰撞过程中的确认式影响。在最后，他重新思考“科技”在思想史中的定位，指出晚明中国大多数思想家总是囿于政治正确，不能实事求是，对西方科技的理解实在有限。
魏明德：如何阅读中国经典？从“中西礼学”的视角
下半场的主旨演讲由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戏剧工作室主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卢逸凡（IvanRuviditch）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魏明德（BenotVermander）教授的报告《如何阅读中国经典？从“中西礼学”的视角》，认为“经”和西方的Textus意思一致，都是通过有意的编织而来，那么它就一定有结构，故而可以反过来观察结构中的Patterns（模型），即结构图案、布局之类，在此基础上，他具体分析了根据历史传统的评注的、结构修辞等各种类型中的Patterns。并指出当我们接触文本时，需要将文本的整体作为一种存在和写作的风格。并且应该学会去了解一部经典把这些因素都收聚到其确定的修辞结构中，正是为了在那些准备好去阅读它、去忍受它的晦涩的人身上，产生出作品本身所怀有的东西。
宋莉华：东西方的邂逅——郭实猎汉文小说里的中国
张耀南：从“中国礼仪之争”到华欧比较哲学——华欧比较哲学史上“礼仪之争”初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耀南教授的报告题为《从“中国礼仪之争”到华欧比较哲学——华欧比较哲学史上“礼仪之争”初探》，他指出，“华欧比较哲学”特指中华哲学与欧西哲学之比较研究。察其自汉魏至今的历史，大致已经历或将经历六期。而作为华欧比较哲学之第四期的中华礼仪之争，可析为六步来观察，并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了总结，即“中华礼仪之争”与欧西“启蒙运动”乃是同一场运动，所辩主题同为正教与异端、无神（主）与有神（主）、多神与一神、理性与信仰、智信与迷信、依自与依他等等。并强调黑格尔“中国落后论”和“历史进步论”之总结，不合华学之实际，不能成立。
代国庆：中国礼仪之争的先声
工作坊第一组的上半场由《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编审王玲玲老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代国庆教授的报告为《中国礼仪之争的先声》，他以高母羡与中西经学互动视域下的祭礼评析为例，指出在“礼仪之争”这一近世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公案中，作为其中一方的多明我会士历来以中国礼仪反对者的面貌示人，凸显出他们有别于耶稣会“适应策略”的历史形象。其实，多明我会士并非没有调和耶儒。早在菲律宾传教时，高母羡便着力于在托马斯神学与朱熹理学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并且具体运用到祭祀领域。高母羡对中国祭礼的评析，构成多明我会对中国礼仪问题理解的嚆矢。
王定安：明清之际中西祭礼之割裂暨“比较经学”之重新展开
浙江工业大学王定安副教授以《明清之际中西祭礼之割裂暨“比较经学”之重新展开》为题，他认为，明清之际“弥撒是否祭祀”的话题，于同时期的欧洲正在激烈地上演，在华因受到抑制未得以充分展开。如今重新审视以阿奎那“对象”与“方式”两相统一的祭礼神学来诠释儒家时碰到的问题、有益的经验及“比较经学”重新展开之可能性，可以发现：祭祀“对象”所呈现的“临在”、“如在”之别，无非是神、人关系的具体表现；耶、儒祭祀之“方式”都体现出明显的神圣性。
肖清和：脱凡入圣——明末清初天主教有关圣的叙事
纪建勋：“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中西学统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纪建勋副教授从《“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中西学统的关系》出发，强调“礼仪之争难题”不应该是一个只关乎西方或者东方的问题，新的认识应该将其放归中外交流的历史坐标重新打量，而解决的关键在于辨明论争缘起及厘清冲突背后的中西学统。直面“礼仪之争”难题以及由此所显豁出的中国社会宗教的文教与神教“双向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反对“文明冲突论”。
杨慧玲：清代中西礼仪之争中反“祭祖”思想新探
工作坊第一组的下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袁朝晖研究员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杨慧玲研究员以《清代中西礼仪之争中反“祭祖”思想新探》为题，通过剖析梵蒂冈图书馆藏“中国礼仪之争”中反对中国礼仪的代表人物黎玉范所著《圣教孝亲解》，研究其站在基督教立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再阐释，发现即使是持有反对中国“祭祖”文化的立场和观点，他也同样熟悉中国典籍，且认同其中的某些思想，这种文化认同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故而，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交流的双方彼此都有了解对方，互相吸纳的过程，也有排斥摒弃，同中见异的过程，亦有求同存异、融合创新的过程。
高胜兵：利玛窦的文化身份与其翻译策略和效果
安徽理工大学高胜兵副教授的报告为《利玛窦的文化身份与其翻译策略和效果》，他通过分析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选用“上帝”、“灵魂”和“爱”来对应“Deus”（God），“anima”(soul)和“diligere/caritas”(tolove/love)的翻译过程，阐释利玛窦有三重文化身份，即“西儒”、天主教传教士和中国文化的“他者”。“西儒”的文化身份使得利玛窦在话语中类比或选择儒家的概念或词汇，天主教传教士的文化身份使得利玛窦在概念翻译中选择异化翻译，而身为中国文化的“他者”，他选择的译词却能被广泛的接受值得我们思考。
吴剑：“个体化”与“修道”——荣格分析心理学与道教内丹学之比较
谭杰：言行证道——晚明“证道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与道德教化
中南大学谭杰副教授的报告为《言行证道：晚明“证道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与道德教化》，他通过追溯文艺复兴时期的伦理学传统，将明末汉译“证道故事”置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伦理学传统之中，通过对“斐礼伯王”和“比达卧辣”两个典型人物形象的分析，考察了其通过引述西方先贤的言与行所传递的道德教化，及其与基督宗教伦理学之间的紧密关联。
贾未舟：明末清初耶儒对话中的儒学—儒教问题
工作坊第二组的上半场由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师林惠彬（LIMHyebin）博士主持。广东财经大学贾未舟副教授以《明末清初耶儒对话中的儒学—儒教问题》为题，力图回到历史性文本和问题发生的具体语境，以理解儒学宗教解释问题在明末清初耶儒对话中发生的缘由、不同观点的出发点和解释学方法论、问题争论的结果。这种理解会对当代儒学宗教解释的讨论提供历史的具体的启示。同时，西方的儒学—儒教观可以折射出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态度，也可以看到西方中国观以及中国西方观的历史形成路径。
蒋筱娟：天主教礼仪之争影响下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家
复旦大学蒋筱娟博士的报告为《天主教礼仪之争影响下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家》，她从耶稣会传教士入华的一系列活动给伊斯兰学者带来的刺激入手，强调其在受到沉重打击的同时，耶稣会士的著书立说活动也给伊斯兰学者以启迪，刺激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推进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发展，涌现出一批以王岱舆为首的伊斯兰汉文译经家，他们倡导以儒诠回、通过阐发伊斯兰学说与儒家思想相同点的方式推进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为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李强：中国基督徒与清初“礼仪之争”文本《古今敬天鉴》的近代流变——以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抄本文献为中心
上海大学李强博士以《中国基督徒与清初“礼仪之争”文本〈古今敬天鉴〉的近代流变——以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抄本文献为中心》为题，在报告中，他系统地梳理了作为“礼仪之争”产物的《古今敬天鉴》在近代的流变，借以说明近代天主教解除“礼仪之争”对中国基督徒束缚的历史必然性，无疑也可为当代天主教中国化的议题探讨，特别是构建其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调和性表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本资源。
王宏超：宗教、政治与文化——索隐派与来华传教士的易学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王宏超副教授题为《宗教、政治与文化：索隐派与来华传教士的易学研究》，他通过白晋建立的中国索隐派希望从《易经》中寻找中国古代上帝信息的例子，以及晚清理雅各将《易经》和其它典籍中的“上帝”解释为基督教的GOD的行为，指出来华传教士对于《周易》的研究深受源自《圣经》解释学的西方索隐思想的影响，而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关系。
汪聂才：RevelationorReasonTwoOpposingInterpretationsoftheConfucianClassicsduringtheRitesControversy
工作坊第二组下半场由北美口传与表演文学研究会会长、美国凡萨大学教授、中国戏曲学院研究员都文伟教授主持。肇庆学院汪聂才副教授以《RevelationorReasonTwoOpposingInterpretationsoftheConfucianClassicsduringtheRitesControversy》为题，首先介绍了西方对“四书”的两种不同阐释，即方济各会利安当（1602-1669）《天儒印》（1664年）中，采用寓言式的方法，将中国经典的真正含义解释为基督教的启示，同时拒绝传统的儒家经典阅读；以及耶稣会士在《西文四书直解》（1687年）中，采用了理性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的理性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协调。通过两种观念平行比较，非常直观地展示出这两种解释如何根植于不同的神学传统，从而导致双方在中国礼仪争议中采取相反的立场。
邬锐：莎士比亚剧作中东方礼仪源流考
王启元：徐光启在上海的遗产及其当代意义
都文伟：从《灰阑记》90年的编演史看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影响
都文伟教授以《从〈灰阑记〉90年的编演史看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影响》为题，系统梳理了元杂剧《灰阑记》的传播流变过程，并通过各种舞台改编，集中分析了“灰阑记”的主题变化。他指出《灰阑记》传播的历史和主题的变迁过程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主题和戏剧理论的相互影响，而这一变迁过程在这一长期互相影响过程中，《灰阑记》既成了东西方舞台上循环演出的历史剧，也繁衍派生了一些现代剧。
研究范式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学界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讨论正从历史学领域开始，转而进入文学、哲学、文化学和宗教学等领域，呈现出范式上多元转换的态势；研究内容方面，本次工作坊的系列成果也表明中西文明间的系列论争表面上是围绕“中西礼仪”展开，其背后是中西两大异质文明核心观念即“关键词”上的差异与错位。这些研究正可以做到以点带面，带着清醒的问题意识，给当下不断走向纵深的中外交流与对话提供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