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葆调”是一件形制奇特的青铜器。观其造型，有一部分状如插头，还带穿孔；有一部分颇似锁具，仿佛还有关节可以活动，极富科技感。汉代作器的主流还是使用范铸工艺，要想在一握之间巧思妙构出这么一件既带弧还有洞甚至有活环的器物，殊非易事，即使是现代的工匠都未必能够模仿还原。
该器曾经罗振玉收藏，并收录在其编刊的《贞松堂集古遗文》中。另外，《汉金文存》《小校经阁金文》也做过收录。但对其用途尚未有定论。罗振玉是甲骨四堂之一，学术地位极高，近两年的专题展览逐渐丰富起来。非常幸运，“葆调”也随着罗振玉其他旧藏开始巡展，逐渐走进公众视野，至少在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的“学术高峰——罗振玉藏品展”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国学大师罗振玉学术成就展”两场展览中露过相。这件“葆调”目前藏于旅顺博物馆，根据展签可知该器基本信息：“长9.82厘米，宽1.75厘米，高5.4厘米，呈扁长方体，中空，两件器物组成，有多处方形、圆形孔。一端有铭文8字。”
葆调何用
近距离观摩此物，直面古人高超铸造技术的冲击，首先会犹豫一下器物年代。器物铭文具有典型汉代风格，后世颇难伪造，当可打消疑虑。料想每位见过此器的观众，都会油然而生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件器物究竟是作何而用。好在铭文已有提示，不然我们连它如何称呼都要成谜。铭文共八字，后六字清晰可辨——“毕（畢）少郎作葆调（調）”。前两字连接过密，倒是不好判断。
关于葆调铭文的释读，罗振玉的观点独树一帜，《贞松堂集古遗文》有载：“潍县陈氏旧藏，今归贞松堂，器名葆调，不知何用，（上日下羊）即皋字”。可见罗振玉认为葆调铭文的第二字为“皋”。另外，2019西泠春拍“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出现一件罗振玉题跋金石拓本团扇，题识：“汉葆调。王皋毕少郎作葆调。葆调状如钥，不知何用，潍县陈氏簠斋旧藏，今归雪堂。辛酉（1921）六月雪翁手拓并记”。钤印有四：二万石斋（白）、雪堂手拓（白）、上虞罗氏（白）、叔言只古（朱）。若根据罗振玉的观点，葆调铭文则为“王皋毕少郎作葆调”。
毕少郎是人名，王皋看似也是人名。不过，一者为姓名俱在，一者只见姓氏，不合逻辑。容庚在《金文续编》中有注：“贞释青羊为王皋”，直言前二字应为“青羊”。首先，“上日下羊”释“皋”不通。而且，“青”字下部并不是“日”，而是“月”。“月”为“丹”的变体，《说文·青部》：“青，……从生丹”，因此“王皋”应为“青羊”。这是在汉镜铭文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语，也可与此相互印证。
关于葆调的记录，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早在罗振玉之前，吴云《两罍轩尺牍》卷九存在一段记述：“又月之初九日，韩兄至苏，奉到手制三通。一为二月十七日书，一十八日书，一廿三日书，附来古匋拓本三总，包计二千三百卅三种，又瓦量十字拓正副二气，又古鉥拓二古印，一葆调拓，一浣手。展诵但觉古色古香，迸溢几案，以千古未有或有之奇文。”（吴云：《两罍轩尺牍》卷九，第80页）这位“韩兄”是吴大澂的外祖父韩崇。吴云在信中仅表示见过葆调的拓片，并评价其为“千古未有或有之奇文”，可惜未对该器展开更多解释。
图6秦始皇陵1号铜车伞杠与伞座连接关系示意图示（图片引自郑岩：《机械之变——论秦始皇陵铜车马》，《文艺研究》2021年第3期）
据统计，1号铜车马上发现31处文字，共计58字。其中5处朱书文字，共9字；26处刻文，共49字，字体均为带有较浓篆书意味的隶书。由于刻文笔画纤细，青铜锈蚀，字文大多漫漶不清。可惜未在伞柄伞盖等位置发现文字。虽无法明证伞柄顶部的长方构件就是葆调，但是根据其独特的造型和同样的功能，两相比照，足可肯定此器即为葆调。
少郎何人
葆调八字铭文中的“毕少郎”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称呼。“少郎”的称谓还见于1989年江苏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出土的永平四年（公元61年）画像石，上刻共35字隶书题记：“建武十八年腊月子日死，永平四年正月，石室直五千，泉工莒少郎所为，后子孙皆忌子。”（王黎琳、李银德：《徐州发现东汉画像石》，《文物》1996年第4期）其中的“莒少郎”，是营造墓室的工匠名字，符合物勒工名的制度。同理，毕少郎正是制作葆调的匠人。
《说文》释“郎”为“鲁亭也。从邑良声。”郎即古“廊”字。原指宫殿廷廊，置侍卫人员所。因为侍从官总是站在走廊下，以便随时听候皇帝的命令，便有此谓。《后汉书·桓帝纪》注：“郎官，谓三中郎将下之属官也。”可见郎在两汉时期是官名，为帝王侍从官侍郎、中郎、郎中等的通称。郎官一直沿用到清朝，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差遣等侍从之职。
与“少郎”相近的“少为郎”是汉代宫廷多见的情形，大约与“少年吏”相当。比如，《史记》卷三三《韩王信传》载：“（韩）增少为郎”，卷六〇《杜缓传》载：“（杜）缓少为郎”。《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写道：“（袁）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郎”以特殊方式参与行政操作，因为与帝王关系的亲近，可以施行有力的影响。有的甚至“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王子今、吕宗力：《汉代“童子郎”身份与“少为郎”现象》，《南都学坛》2011年第4期）
由于郎官们一般都由青壮年男子担任，所以“郎”字引申为对一般年青男子的尊称。《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写道：“策时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周瑜被称为“周郎”，更是人尽皆知的故事。更为极端的例子见于《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权传》裴松之注引《吴录》：“（沈）友字子正，吴郡人。年十一，华歆行风俗，见而异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车语乎？’”尊称十来岁的少年甚至是儿童为“郎”，这也许便是后来民间盛行“儿郎”、“少年郎”称谓的滥觞。（同上）
经过几番变化，人们开始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称为“郎”。比如，流动贩卖日用品的人就是“货郎”；放牛的人便是“牛郎”。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牡丹亭·肃苑》一折中写有唱词：“预唤花郎，扫清花径”，此处“花郎”便是指管理园中花卉草木的人。
葆调中的“少郎”并无暗指职业的含义，而且也无法与贴近宫廷的郎官相提并论。无论是营造墓室的“莒少郎”，还是制作葆调的“毕少郎”，都属于从事工程的技术人员，地位不会太高。根据“郎”字义的转向，将“少郎”理解为对青年男子的敬称，应无不妥。
青羊何谓
至此，“葆调”的用途以及何人所为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然而，铭文中起首两字仍存疑团。无论是罗振玉判断的“王杲”还是马衡认为的“主（上日下羊）”，在汉代青铜铭文中都遍寻不到，唯有“青羊”是能找见出处的。
在汉末、三国和西晋时期的铜镜上，常常出现“青羊作镜”的铭文。例如，1996年绵阳市游仙区白蝉乡朱家梁子1号崖墓出土的铜镜。钮座外饰一圈神兽纹，左龙右虎，张口露齿，好似相互对峙，二兽尾部隶书“青羊”二字铭文。外区一圈短直线纹，缘上两周纹饰，内为锯齿纹，外为双线波折纹。虽然此镜于四川出土，但是跟青羊宫毫无关系。成都市区的“青羊”之名，是因为有青帝部下的仙童化身为青羊，在此地显灵。晚唐翰林乐朋龟在《西川青羊宫碑铭》写道：“太清仙伯敕青帝之童，化羊于蜀国”，便是记述了这一传说。
李振华又有不同见解，他在文中介绍了四川洪雅县文管所收藏的一面四印铭文神兽镜，镜背有“汉家长宁，黄羊作镜，公卿服者，富贵番昌”，认为“黄羊作镜”中的“黄羊”即战国时期晋大夫祁黄羊，以秉公办事著称。（李振华：《“汉家长宁”铜镜考》，《四川文物》1995年第5期）此说应是受到《金文总集附目录索引》论述的启发。《金索》引娄机《汉隶字源》中记载的一面青羊镜：“青羊作镜亖夷服，多贺国家民息，胡〔反书〕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得天力”亦与此略同。胎字亦误，娄氏又云青羊。阳如欧羊之类。鹏见古溪刻有“青羊君”，殆其人？可见《金索》认为“青羊”或与古溪刻的“青羊君”有关系。
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认为“青羊”也可写作“青祥”，是一种吉语，指代优质金属。又解释道镜匠们之后成立了雅号为“青盖”的组织，后来“青盖”渐渐独立，分别代称为“青羊”“黄羊”“黄盖”的作坊。（冈村秀典：《汉镜分期研究》，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汉镜文化研究》，第46-110页）
其实，如果结合“葆调”的铭文比对以上几种说法，很容易排除“青羊”为铸镜原料的说法。假设此解成立，葆调上的铭文应为“毕少郎以青羊作葆调”。而“青羊”出现在毕少郎之前作为定语，宾语如何倒置也是不通的。还比如，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枚盘龙镜，内区的主纹为一龙一虎相对峙，靠近龙的尾部有“青羊志兮”的四字铭记。“青羊志兮”中的“志”意为用文字或符号作标记，说明是“青羊”记作的。这也说明“青羊”不应是原料，也不应是地名，而是一个能铸造铜镜的主体。
既然毕少郎是工匠无疑，“青羊”自然为其归属的某一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说，“青羊”应当是一个铸镜工坊的诨名。无论出现在铜镜上，还是在葆调上，“青羊”也应当被视为物勒工名制度的范例。用物勒工名制度来确保产品的质量，渗透在汉代官营机构的各个生产管理领域。汉代的“物勒工名”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工官（生产机构）+监造官员+主造官员+生产工匠；二是工官+官吏名或工官+工匠名；三是仅刻制造机构，工官或亭、市和市府；四是仅刻工匠名。（雷晓伟：《汉代“物勒工名”制度的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目前出土所见有勒名的汉代器物种类与数量都比较丰富，铜器、漆器、铁器、骨签等器物上均可得见。由此可见，套用物勒工名制度的几种类型，将“青羊”理解为工官，毕少郎是工匠，葆调则是器物名称，非常合理。
汉代的庄园经济已有规模，刺激商品区分等级，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青羊”就是铜镜的一大品牌，而之后诞生的“黄羊”“三羊”“青盖”或许就是模仿成分居多的山寨。也许，作为大宗的铜镜有着严苛的勒铭制度，优秀铸师毕少郎同样心有不甘，便在“葆调”上留下自己的称号，名垂千秋，碰巧成为破解“葆调”之谜的重大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