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自中国入世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一直不曾间断。2018年初，特朗普宣布对中国部分商品征收关税，使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的呼声甚嚣尘上。贸易战的浪潮起起伏伏，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目光。
关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定义与内涵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亦可以说相互依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对其他地方的某些人，或是所有的人产生影响。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不同国家之间正在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网络，国家利益趋同成为一个日渐扩大的趋势，从而奠定了国际和平的经济基础。但与此同时，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与非互利的特征，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家对相互依赖脆弱性的恐惧也构成了国际冲突的根源。如果说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会增加国家的交易成本，那么国家对相互依赖的脆弱性的恐惧不仅会打破相互依赖的状态，更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的发生。
如果相互依赖存在不对称性，国家对相互依赖脆弱性的忧虑和收益分配不均等的考虑，不仅会中断相互依赖的进程，更会为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安全而选择战争。
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
宏观经济相互依赖的理论分析框架
王冠楠：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
中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研究的学术意义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项卫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冠楠：女，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
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
贸易相互依赖背景下中国经济敏感性的典型特征根据相互依赖关系下的“敏感性”的定义，一国经济的敏感性所探讨的主要是本国经济在来自对方的外部冲击之下，将以何种速度受到对方何种程度的影响，速度越快或程度越高则敏感性越强。近些年来，中国所受到的来自美国的最典型的外部冲击无疑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蔓延，因此由危机所导致的资金链断裂，严重地影响了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国家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的现象。鉴于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是通过接触性传染，即明确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进行传播的。
就美国对中国外部冲击的传播路径来看，危机的溢出效应一方面通过双边贸易和双边金融交往直接传递；另一方面鉴于美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力，来自美国的外部冲击也会从第三方市场间接作用于中国经济。一般而言，通过直接渠道带来的外溢效应可分为价格效应与收入效应。价格效应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各类价格机制的良好运转，但是就中美两国的经济情况而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汇率传递性很低。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升值，但是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依旧强劲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货币当局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重新将人民币盯住美元，从而使价格效应难以发挥作用。与此相反的是，收入效应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中作用显著，尤其是美国的个人收入水平与个人消费水平对于中美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影响。
中美贸易关系前景展望
斗鸡博弈理论下的中美贸易关系
美国政府把贸易制裁当做一个威慑工具，按照他们以往和日本人、韩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美国上层有相当多的人相信，只要美国摆开经济制裁的架子，中国人就会妥协让步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虽说美国的经济规模大于中国，但是相差的程度还不到一倍，无论贸易战打成什么样子，谁都吃不掉谁。这种贸易战在对策论中被称为“斗鸡博弈”（ChickenGame）。在斗鸡之前，两只鸡都气势汹汹，怒视对方。实际双方都明白，斗的结局只能是一地鸡毛，两败俱伤。在斗鸡博弈中，双方都有可能前进和后退，双方的决策构成了一个两维矩阵。
假定美方挑战，选择进攻，在表1内是第一行，那么，中方面临着应战（前进）或妥协（后退）两种选择。中方会不会让步呢？这就要看双方争执的焦点在哪儿了。拿知识产权问题为例，中国在谈判中一直保持“哀兵”的低姿态，作了许多让步。为了呼应美方的要求，中国加紧立法、执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打击盗版活动。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积极的，行动也颇有些效果。人所共知，中国正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在改革中两种体制并存，难免法制不那么健全。要在群众中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还需要相当长的教育过程。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得到解决，对中国也不能强人所难。美方提出的一些要求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中方难以接受。也就是说，中方要退也没有什么地方好退。美国是挑战方，击鼓前进，意图就是把中国压得后退，从而获得贸易战成功，取得2分。如果中方明确地宣布，退到一定限度之后不会再退，也就是说，坚决实施报复，贸易战逐步升级，全面开打。在这种状况下中方损失2分，美方也损失2分。显然，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目的不是为了遭受严重损失，只要美国确认中方不可能再后退，必然放弃前进。
在这场对抗中，美方是进攻方，有决策主动权。如果美方改变策略，在表1中从第一行转到第二行。中国有两种选择：前进或后退。由于中方是被迫应战，既没有进攻的愿望，也没有可以用来进攻的王牌，不存在着主动前进的可能性。如果美国放弃进攻，中方必然也放弃反报复措施，重新开始谈判。美国放弃贸易战在经济上不会遭受什么严重损失，最大的障碍是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好在美国每四年一次大选，历来白宫的新主人都毫不含糊地修正上届政府的错误。丢人的事又不是自己干的，改正错误恰恰显出新政府的英明正确。所以，只要中方给出非常确切的信息，这场博弈只有两种选择：在美方前进时中方也前进，或者美方后退时中方也后退。双方都前进，打一场焦头烂额的贸易战，双方都丢2分。双方都后退，重开谈判，双方各得1分。如果美方得到这个确切的信息，摸清对方的底牌，在-2和1之间，当然选择1。
过去几年里，美中贸易关系曾经几度临近贸易战的边缘，又几度有惊无险，握手言和。每一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到了最后一分钟，双方各退一步，达成谅解。双方都知道经济制裁是柄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害自己，削弱自身的竞争能力，最终把市场份额拱手让给真正的竞争对手。事实证明，双方在摸清对方的底线之后，都能够采取合理的对策。今后，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的进一步发展，发生贸易冲突的频率也许会更高，这样的风波还会发生。有点冲突很正常，天塌不下来。
徐滇庆：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美方视角：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的中美合作
中美两国的经济学家不应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减少双边贸易平衡的“痴迷”认为是正当的，特朗普的这种“痴迷”对实现美国的公共目标无益，并可能引起具有危害性且不必要的贸易冲突。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在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上对抗中国和其他美国贸易伙伴，那么中国需要在短期内制定一个战略来化解紧张局势，并做出长期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独立经济学家、更开明的美国政治家应该公开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美国可能实施的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只会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类似的政策组合那样，增加美国整体的经常账户赤字，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可能会随着这种政策组合的实施继续上升。所以，如果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期间仍然承诺减少与中国及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赤字，这将可能是令其沮丧而尴尬的。但如果特朗普团队继续敌视贸易和全球化，即美国政府可能对中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采取更积极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将会出现真正的危险，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些事情将会重现，并且带来的后果将会更糟糕。
在短期内，中国应该改变其在其他领域的经济实践或法律框架来回应美国的双边贸易平衡要求，而不是针对赤字本身。例如，中国可以肯定美国政府长期拥护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贸易原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或国有企业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如华盛顿一直要求的那样，开放金融、旅游和其他服务部门。这些举措将使一些美国企业获益并成为“赢家”，同时也与特朗普政府破坏性的“购买美国货”运动（限制美国政府采购）形成鲜明对比。
JimingHa：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员。
AdamS.Posen：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外交关系学会成员。
中方视角：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寻找可能的替代性贸易伙伴
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实施是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朗普对华政策核心是解决美中经济结构的不平衡问题。鉴于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上在经济结构上中国严重依赖美国，中国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劣势更为明显。为继续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强化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中方需要因势利导，审时度势，采取经济方面的应对策略，降低“特朗普冲击”给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以特朗普访华为契机，夯实对话机制解决中美贸易摩擦争端的基础。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唯一正确的方式是尊重彼此利益关切，协商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绝不是凭美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就可以顺利解决的，沟通和对话是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唯一手段。双方领导人都不希望中美经贸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两国政治关系。中国可以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边投资等各项因素，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一份综合方案。
第三，加强新兴经济体间的经济经济合作。中国并非美国贸易保护措施的唯一受害者，中国需要会同世界其他国家和组织共同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新兴经济体是中国最应团结的对象。美国退出TPP和东亚战略收缩将拓宽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加强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机制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在该地区的产业转移和贸易增长，而且可以降低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
第五，为中美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做好预案。从特朗普上任后的行动来看，更不能放松对其实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警惕。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需要，美国政府完全可能会实施报复性的高关税政策，这会让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竞争力急剧下滑。为此，中国政府需要提前做出布局，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企业寻找可能的替代性贸易伙伴。
王金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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