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媒介渲染和符号传播的双重作用下，作为网络流行语的“社恐”成为青年文化的时代语义。它指向了青年交往的生动展演，蕴含丰富而复杂的研究旨趣。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阐释“社恐”如何作为青年交往方式的研究议题，以不同视角呈现“社恐”青年的生存面向、交往文化及其时代出路。当前，“社恐”青年的社会交往建立在数字媒介和现实世界的日常观照之上，杂糅了恐惧、焦虑、向往等多重心理状态与情感诉求。
“社恐”不仅指涉了当代青年对社会交往的个体理解，也表征了他们在时代转型中的生存境遇。因此，交往意愿和生存方式的动态转变促使青年一代开始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交往关系。他们需要在自我接纳的过程中建构个体认同，以积极开放的态度主动拓展社交路径，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兼顾自洽与自信的交往能力与生存观念。
一、问题的提出：当代青年的社交恐惧
社交恐惧症（SocialPhobia），又名社交焦虑症（SocialAnxiety），简称“社恐”。从概念维度而言，医学层面的“社恐”属于心理疾病术语，需要经过严密的临床诊断才有定论，是具有病理特征的精神疾病。而社会学层面的“社恐”则指向了当代青年在社交过程中的生存状态。作为一种自我构建和命名综合征，大多数青年表现出的“社恐”属于非病理性，更像是一种“对号入座”的心理效应，彰显着青年交往的文化现象。他们惧怕进行线下面对面的社会交往，在公开表达观点、意见或态度时表现出逃避心理和焦虑情绪。
从交往行为、交往心理和交往形式三个方面理解“社恐”青年的现实表征，可以发现当代青年的社会交往受到技术、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等结构性因素的整体影响。因此，需要引导青年辨明并平衡虚拟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实现家庭、学校与自我教育有机统一以及为青年营造良好的社会交往环境[9]。不同的社交体验（比如，正向或负面）和交往对象（比如，家人或陌生人）对社交媒介使用者产生的压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10]。
在新冠疫情期间，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使用率明显增加，与其焦虑、抑郁等心理状态之间存在一致的线性关联[19]。社交能力较强的群体可以通过社交媒介增加活动机会并且获得更多的在线社交资源，而“社恐”群体则是利用社交媒介弥补他们的社交缺陷，但是最终无法实现资源积累[20]。青年对交往的恐惧会延续到社交媒介的使用，并在数字互动中表现出“社恐”行为[21]。他们使用社交媒介的频率越高，则越可能加剧对社交的恐惧和焦虑[22]。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和观察法获取研究数据。
一是半结构化深度访谈。通过问卷调查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21名青年展开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围绕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访谈中重点了解“社恐”青年的成长经历、家庭氛围、行为表征、心态历程和自我应对等多重维度，主要内容包括“社恐”成因、“社恐”对个体成长和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交往习惯与偏好等关键方面，以期更加真实且生动地呈现“社恐”青年的生存面向。
二是观察法。选择微博、豆瓣等开放式社交平台和抖音、知乎、小红书等具有社交性质的数字媒介作为网络民族志的田野点，观察并记录不同平台用户的话语表达，通过样本搜集和文本分析的方式呈现当代青年交往的真实面貌。其中，在豆瓣选择“社恐抱团取暖”“我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我只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社恐”三个成员最多的小组；在微博选择“#社恐#”“#社恐人群的噩梦#”“#社恐为何成为年轻人的流行病#”“#社恐的崩溃日常#”等讨论较多的话题；同时在不同平台以“社恐”为关键词检索，进行深度观察和分析。
三、作为青年交往议题的“社恐”
在媒介化时代，作为泛化概念的“社恐”蕴含丰富的意义面向。“社恐”总是与“内向型人格”“自闭型人格”“慢热型人格”“讨好型人格”等多元人格类型相互交织。它们既有本质区别，也有内在联系，共同指向青年交往方式的多元侧面。当代青年对社交产生恐惧的原因呈现出个体化和普遍性动态并存的基本特征，往往与整体社会的结构性转变以及具体事件的微观展演紧密关联。
《庄子·秋水》有云：“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24]。“社恐”青年的束缚与枷锁并不只是来自外部时空，更来自不同个体的内心世界。下面将从青年成长的生存语境、个体需求和媒介选择出发，更加生动地阐释“社恐”如何成为青年交往的时代议题。
1.成长历程的复杂维度
在当代青年的成长过程中，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渲染了他们的生存境遇。一方面，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青年群体的气质类型，呈现出个体生存与社交孤独的内在联结。“社会性、父亲严惩对爱情孤独感因子有显著预测作用；母亲情感温暖、母亲干涉保护、父亲干涉对社交孤独感因子有显著预测作用”[25]。家庭情感教育和社会交往方式形成有效互动，成为理解“社恐”青年孤独境遇的关键参照。
另一方面，家庭组织方式是关联青年交往选择的重要动因。独生子女的家庭身份确保他们可以享受来自父母、家人的偏爱，同时也造成作为单一成长个体的孤独感。即便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拥有较强的交往能力，但是并没有体现在与非独生子女的交往行为比较上[26]。独生子女一代在家庭成长过程中缺乏兄弟姐妹的陪伴。“我身边没有兄弟姐妹，平常基本都是独处，后来慢慢习惯自己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社交，更害怕和别人打交道。”（受访者MN）孤独感的持续存在强化了对社交的焦虑与恐惧，对自己的负面信念以及对他者的抵触情绪使他们越来越回避社交，提高了未来生活的孤独风险。可以说，国家政策的动态布局为下一代青年群体的成长陪伴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2020年，《南方都市报》联合社交平台“探探”发布了《2020独居青年生活洞察报告》。此次调研面向“探探”平台18~35岁青年用户发放问卷，其中，64.83%的青年选择通过社交软件来结交新朋友；同时，高达38.56%的青年表示独居是因为“享受独处，喜欢自由”。以“00后”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对“独居”“独处”表现出强烈需求，目的在于尽可能确保身心不受客观现实世界的消极影响，并借助手机、平板和电脑等移动终端在社交平台建构的虚拟空间展开数字交往。这表明线上交友成为当代独居青年满足社交需求和缓解孤单情绪的重要选项，而独居恰恰成为社交技能弱化的主要原因。“我成长在独生子女的环境里，小时候喜欢独处，长大了喜欢独居，越来越拒绝和恐惧社交。特别是独居久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和现实中的人交流。”（受访者CZ）
在当代青年的社会融入过程中，性格养成的不同阶段都可能产生适应失衡的问题，从而引发焦虑、自卑、恐惧和离群等负面心理状态。同时，个体性格与社会性格之间的博弈、割裂和偏离是当代青年产生不同认知行为和社交选择的关键动因。“社恐”的形成是内在性格差异导向的外部行为表征，其本质原因在于内心安全感的缺失。
2.交往需求的多重抑制
在青年成长过程中，消极交往体验降低了他们对人际互动的心理感受和未来期待。由此导致的自我暗示和负面强化引发青年对社交关系的认知错位，影响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自我接纳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或许并非生来便是“社恐”，而是受到特定交往对象、交往环境和交往事件的影响而产生交往恐惧感。家庭教养方式在性格养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父母的态度与立场直接影响青年交往的行为表征。比如，成长过程中来自家人、朋友等亲密社交对象的否定。“我的父母是典型的打压式教育，总会把坏的原因归咎在我身上。其实我是特别需要安慰和鼓励的，但是等来的都是亲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和攻击。我觉得都无法和父母建立亲密关系，更没有能力和其他人走得很近。”（受访者ZR）
当负面强化次数达到一定程度，青年便习惯性选择沉默：他们开始害怕说错话，害怕留下负面印象，害怕被批判和否定。他们的表达欲望和交流需求被不断抑制，来自外部的消极评价限制了“社恐”青年建立有意义社交关系的可能。“我总会有那种缺失安全感的感觉，害怕被拒绝，更害怕被拒绝之后的尴尬心理。当别人的否定超出我的承受界限，我就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再也不会尝试了。”（受访者WN）
因此，“祸从口出”“言多必失”“沉默是金”成为“社恐”青年的交往法则。他们被误以为是“性格内向”“自我封闭”或“不善言辞”，实际上是将被标签化的“社恐”作为自我保护的消极方式。
亲密关系中的语言暴力和心灵攻击往往会给处于成长阶段的青年群体造成深刻的心理创伤，并在未来交往中由潜意识上升到现实认知。“我对亲密关系的信任度很低，总害怕对方是不是会突然伤害我，或者毫无征兆地离开。”（受访者SXJ）亲密关系建立在高度信任和深度依赖的双重基础之上，同时也伴随着遭受伤害的社交风险。“我每次都会对社交关系进行风险评估，首先考虑的是我会不会在这段关系中受到伤害，再决定是否要尝试交往，最终导致越来越恐惧社交。”（受访者DWY）青年似乎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支配和宰制，导向的可能性结果是被动赋予焦虑情绪。当这种情绪无法排解和自洽时，则会凝聚为郁结之气或恐惧心理。在这个意义上，“社恐”源于青年对内部自洽性理解和外部肯定性评价的需求，即渴望认可。
同时，激烈的学业竞争、繁重的工作内容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将青年框定在结构性空间，抑制了交往热情和互动需求。青年正处于个体成长上升期，自我能力的预估和判断尚不成熟，来自外部的负面评价影响了内心世界的主观认知。他们将自身的日常近况视作困境或窘状，害怕公开展现的同时也拒绝善意的关心和问候。“如果有人突然关心我，会感到强烈的不安和焦虑。因为我觉得这种莫名的关心，要么是对方有什么事情找我，要么就是想和我进一步建立亲密关系。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我都会非常害怕。”（受访者MC）
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自我缺失：将失败的交往体验迁移到各种场景，从而影响了交往策略与能动选择。当青年无法融入交往圈层，甚至处于毫无存在感的边缘位置，将长期处于内心亏空的自我怀疑状态。这种变化会引发主体性缺位，失落和迷茫的情绪促使他们开始形塑和强化“社恐”。
3.数字红利的差异感知
在数字化时代，青年触网年龄不断提前，成长环境和生存方式都指向数字媒介建构的网络场景。丰富的媒介形式与便捷的移动终端拓宽了青年的交往范围，愈发适应数字媒介的交往逻辑。数字社交平台的广泛应用使得“云端交往”成为当代青年的主动选择，指向一种媒介化的生存方式。当他们无法在现实交往中寻得外部认同和心理慰藉时，转而在数字社交平台创建新的媒介身份。“我平常喜欢玩游戏，认识了很多游戏里的好友。我会在游戏里塑造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和大家一起互动。这种快乐非常吸引我，但是也让我越来越恐惧现实的交往。”（受访者YJ）
社交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为青年建立关系和容纳自身提供了技术支持，过去以亲戚、邻里为核心的传统交往方式逐渐被媒介化的数字互动所取代。尽管这种变化并没有造成青年群体的性格缺陷，但是以数字技术为纽带的成长经历与生存体验影响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实践。不可否认，数字社交平台为当代青年提供了多元交往空间，缓解了个体的孤独与失落。与此同时，对虚拟社交的依赖与沉溺造成现实离群。更重要的是，“社恐”青年错误地估量了数字平台带来的“交往红利”。
当数字媒介成为社会交往的主要平台，“社恐”青年逐渐形成“没事不见面，有事线上聊”的交往观念。这一观念不仅体现了青年对线下见面的恐惧和抵抗，也暗含相对封闭的行事风格。他们既不想与他者建立过于亲密的交往关系，同时也不愿给对方造成困扰和麻烦。“我和各种网友都是无话不谈的，感觉很真实。但是在现实中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别人麻烦我。”（受访者WN）
“社恐”青年沉溺于社交平台带来的虚拟性便捷，借助操作方式灵活的数字媒介满足日常生活的交往需求。这种交往方式迎合了当代青年的数字化生存，提供了形式多元的媒介体验。但是，“会有一些人喜欢自我束缚于‘信息茧房’之中，固执地偏爱和选择自己愿意看到、容易接受的一切，让自己止步于舒适区”[27]。“我更喜欢社交平台上的交往，感觉比较自在，也不用和人面对面交流。这种线上社交带给我的快乐很真实，感觉已经不需要线下陪伴了。”（受访者WKN）
“社恐”青年在享受交往舒适区营造的自由氛围的同时，却也忽视了真实生活和客观世界蕴含的交往价值。他们对数字交往的热衷似乎并没有消解内心深处最根本的焦虑与恐惧，而是进一步造成现实生活的“群体性孤独”。立足社会交往的长远视角，现实交往既是青年脱离“社恐”困境的有效策略，也为整体社会的人际氛围增添活跃因子和动力元素。
四、“社恐”青年的交往面向
当代青年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习惯独处的同时缺乏安全感，对社会交往持有警惕态度。在“社恐”青年的内心深处，似乎一直在追问着诸如“交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应该如何在交往中自处”等关键问题。“交往手段革命通过变革交往主体的社会交往观念、社会交往的空间和范围以及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使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交往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内容”[28]。“社恐”不仅映射出当代青年的交往面向，更勾连了生动而复杂的生存意象。青年通过给自己贴标签、立“人设”的方式将自己划入特定圈层，其本质是安全感的自我缺失和个体理解的认同失范。
1.“社恐”青年的生存意象
“社恐”青年对一切强制行为表示焦虑和恐惧，比如强制参加聚会、被迫上台发言等等，并以“没有人会记得我”的心理暗示进行自我宽慰。他们惧怕外部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如同来自摄像头的全方位监视让他们感到坐立不安。当“社恐”青年路上遇到熟人装作没看到，低头快步走开；遇到同类群体，双向对流的恐惧心理形成特殊的交往默契。当他们觉察到对方的社交困境，强烈的代入感会带来消极感知。他们通过对方的行为举止、语言措辞和面部表情进行社交偏好和状态的判断，从而做出互动选择。
B站、微博和豆瓣等数字媒介为“社恐”青年的社会交往建构了公共平台，为他们由“内心恐惧”向“积极主动”的心态转变提供了缓冲区间与试错机遇。比如，在豆瓣平台中，“社恐抱团取暖”“我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和“我只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社恐”是成员数量最多的三个小组，总人数已经突破15万。他们主动在数字社交平台寻找同为“社恐”的其他个体，在建立弱交往关系的同时互相交流和激励。他们在线上关系稳定的情况下选择性转向线下交往，成为改善“社恐”状态的积极尝试。
2.“社懒”：被误解的青年交往方式
在密集的交往中，青年总是被大量的情感需求和信息内容所覆盖。他们需要在交往中理解他者、学会共情，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当前，部分青年自称“社恐”但是并不恐惧社交，而是将“社恐”视作一种身份标签，构成青年交往文化的叙事素材。他们具备特定的交往观念和互动能力，通过自称“社恐”的方式表达减少交往的真实意愿，对无效社交、低质量社交表现出强烈的烦躁感。“有的‘局’纯粹为了喝酒吃饭唱歌，我是直接推掉的，感觉没有任何意义，是一种很虚幻、娱乐式的无效社交，真心懒得参加。”（受访者JH）
“当代青年注重自己的内心世界，拒绝社交黏稠，在不麻烦他人的同时，也希望个人空间得到他人的尊重。他们在不想被打扰的同时，却又渴望被拥抱”[30]。这类青年对交流与互动持有谨慎态度，厌恶虚伪的、表面的社交关系，也因此被误解为“社恐”。他们的行为表征指向“社交懒惰症”（“社懒”），而“社恐”则是熟练运用的交往面具，所谓的外向也只是他们应对不同社交场景的基本手段。当他们遭遇无效社交，“社恐”也成为减少、回避或停止交往活动的有效策略。
“社懒”青年并不排斥“一对一、一对二”的社会交往，但是当同时互动人数超出心理承受边界，便会产生严重的内心不适和焦虑情绪。他们需要的是相对独立、自我主导的交往权利：既不需要全方位地回应和理解对方的信息、情绪和状态，也不需要担心对方是否对自己做出负面评价。“如果社交人数超过我的心理接受范围，而且还是那种半生不熟的朋友都聚在一起，我会感觉非常烦躁，分分钟想起身离开。”（受访者CDC）
社会交往并非干扰日常生活的消极因素，关键在于他们是否需要社交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社交。他们对外界的慰藉和陪伴处于低需求水平，在选择性沉默中形成细致的观察能力和强烈的共情能力。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已经带给他们足够的支持和依托，倾向于在自我审视和理解中不断超越，而外部交往关系的纠缠和勾连更像是心灵累赘。
“‘独立乐活’是对‘孤独’状态的新解。它保留了精神孤独、特立独行的那一部分，同时又让这种圆融高贵的状态变得没那么难以触及”[31]。“社懒”青年并不缺乏交往对象，而是渴望建立高质量的交往关系。他们设定了独特的交往门槛，展现出个体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逻辑，对交往对象的选择变得更加严格和挑剔。尽管他们总是不自主地展现出对部分社交场景的惰性，但其本质却不同于“社恐”青年的焦虑感与恐惧感。
五、讨论与启示：在交往中战胜恐惧
在媒介化时代，“社恐”已然成为青年交往方式的文化议题。它作为一个泛化概念和社会现象，呈现出多元的阐释路径。比如，可以将“社恐”理解为当代青年对“数字泛化”的抵抗，他们渴望从密集的、繁重的社交网络中抽离出来；也可以将“社恐”解读为个性化的社交选择，面对不同对象选择差异化的交往策略，或热情畅聊，或惜字如金。“社恐”似乎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青年一代总会找到属于他们的交往方式。它可以被理解为青年群体的生存面向，其存在合理性是时代必然性所赋予的。“用魔法战胜魔法”是数字社交平台的流行用语。对于“社恐”青年而言，他们可以借助“用交往战胜交往恐惧”的心理暗示，唤醒内心深处对社会交往的重新理解。
而虚拟社交并不是解决青年群体“社恐”问题的最优策略：过度沉溺数字媒介构建的“社交茧房”会使“社恐”青年囿于自我划定的交往舒适区，并将其视作回避真实社交的借口。他们的交往习惯被虚拟技术不断形塑和同化，陷入“越回避、越恐惧”的心理怪圈。“青年人群一方面要拥抱社交媒体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更要拥抱没有滤镜和柔光的现实生活世界”[32]。当代青年作为“数字原住民”，在媒介化生存中感受、体验和享受着技术变革带来的便捷，同时也需要接纳和拥抱客观现实世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社恐”青年真正可以期待的不是技术而是作为社会主体的自身，是现实生活中鲜活的、灵动的他者。他们需要勇敢地接触真实交往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感受互动温度的体验中真正融入社会。
在以知乎、豆瓣和微博为代表的数字媒介中，与“社恐”相伴而生的是对“社牛”的讨论：如果说“社恐”是青年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而“社牛”则预示着一种向上的社会比较，青年将比自身具备卓越社交能力的群体视作模仿对象和潜在的社交偶像。“社牛”迎合了青年群体的交往心态，在引起集体共鸣的同时推动了交往方式变革。他们开始尝试打破传统的交往常规，努力将自己从被压抑、被克制的互动状态中解放出来。“社牛”是卓越和生动交往能力的公共展演，表征了青年交往文化的重要面向。这并非只是数字秀场的媒介消费，而是真实、生动地勾勒出当代青年的媒介交往状态。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青年可以将“社恐”视作回避无效社交的策略，但是并不意味着在日常交往中时刻保持恐惧情绪。自我接纳是“社恐”青年获得自我意识和选择权利的重要前提，关键在于将其融入日常生活的交往实践。当青年群体具备了交往意愿和交往能力，主要矛盾则转变为他们如何在社会建构的交往氛围中建立交往关系。
在数字社交平台，“社恐”青年通过媒介互动的方式交流体验成功或失败案例，共享经验的过程中生成了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社交尝试的实践动力。积极的、舒服的交往活动是所有青年个体的内在需求与现实期待，更是整体社会的核心组成。面对未知世界，青年总是充满着积极探索、保持好奇的活跃力量。他们的思想观念正处于关键形塑时期，与外界的交往受到多元因素的影响。在媒介化时代，“社恐”的出现和流行直接指向青年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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