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导读：
在西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中，社会精英（中产阶级）是民主运动不可替代的进步力量，西欧以及北美的发展史似乎能够验证这一点。但是，当我们以此来反省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反传统的历史逻辑，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经济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因素。一方面，在地方政治发展中，地方精英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发挥国家在地方的政治代理人的作用，由于社会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迭，他们的聚合既阻隔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抑制了民间力量的生长，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治秩序的不断恶化，与精英发展的反向逻辑不无关系。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社会精英的反民主倾向，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面临的大问题。
一社会抗争：经济发展抑或政治发展的外在性结果
社会抗争一般是指社会抵抗国家的集体行动，也可以称作集体维权行动，行动指向是国家。中国学术界对于像社会抗争这样的社会发展外在性（externality）现象，通常作一种简单化的说明，认为这种外在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社会分配不公，如果社会分配极端的不公，其结果是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在这种观点看来，市场似乎是外在性的终极原因，言外之意就是，只要解决了市场问题，外在性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观之，「市场-社会抗争」的逻辑推论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表达，它只阐述了一个一般事实，而没有解释这个事实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这一描述既没有甚么现实意义，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计划经济也会导致社会抗争。市场引发社会抗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对社会抗争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可能会误导人类解决社会抗争的努力。当市场发展以威权模式为取向时，「外在性」不单单是市场本身所造成的结果，政治的力量更有可能是导致社会抗争这种激烈的「外在性」的主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所言，「政府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亨廷顿，1976年）。
二十世纪90年代，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抗争呈明显增长的趋势。崔大伟（DavidZweig）在对《民主与法制》进行了个案研究时发现，从1988年─1997年，《民主与法制》共报导了三十起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1993年─1997年共计二十六起，1991年二起，1990年和1989年各一起。作者还同时对这三十起事件进行归类，认为有五种原因导致了乡村社会抗争事件的发生：土地征用、乱收费、行政或经济问题、干部滥用权力和对干部或政策的错误攻击（DavidZweig，2000年）。在崔大伟所作的归类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公共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社会抗争事件占了绝对多数，因此，可以讲，政治因素可能是引发（至少是在乡村）社会抗争的根本原因。所以，与其用经济外在性（不妨称作「市场中轴」）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不如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更有说服力。
本文之所以主张以「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起因，并不是简单地遵循学术经典的理论原则，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具体原因：[page]
其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模式──国家主义。这种模式被学术界广泛地称作「东亚模式」，核心内容是国家（政府或政党）既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又参与具体的经济事务，既是游戏者，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腾飞通常通过两种体制支撑：一种是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市场体制。在这两种体制中，前者是主导性的，后者从属于前者。前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后者的支配性地位，这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引入市场因素，即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框架。中国的发展同样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后发模式」，它一方面希望释放市场和社会的能量，但同时也意识到，政府必须垄断资源以便动员资源，然后才谈得市场的自主发展。在此威权模式下，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影子随处可见。在〈政府即厂商〉一文中，魏昂德（AndrewWalder）认为，中国政府是经济市场的必要一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从事经营，以厂商的角色参加市场活动（Walder，1995年）。因此，社会抗争与其说是市场的外在性结果，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外在性结果。
其二，政治合法性基础──发展主义。1978年之前，革命后政权统治的基础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连续的政治运动将中国带入政治危机之中。1978年可以看作是革命的终结、后革命时代的开始。在后革命时代，政治领袖逐渐转变合法性获取的主题，1992之后，「发展是硬道理」轻易地替代了「政治挂帅」的合法性地位，发展主义既是政治统治的价值理性，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的工具理性。经济发展几乎成为考虑政府绩效、有效性的唯一指标。当发展主义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时，国家必然扩张自身干预社会的能力和范围，这样，国家既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抗争的源泉。当国家积极介入社会发展过程时，其附属性结果就是政府和国家力量也随之增长。
当我们撇开经济外在性的分析框架时，实际上可以尝试其它的研究路径。精英政治学或许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有效的知识工具之一。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精英的结构性地位对于地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抗争的上升趋势可以从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当中找到答案。
二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
笼统地讲，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发展大致以1949年和1978年分为两个断裂带。1949年之前，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1的发展呈现平行增长的趋势，尽管始于晚清的民族─国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精英的影响力，但是，总体而言，精英的力量并未受到根本的打击。1949年之后，由于革命将阶级理论注入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精英因而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其地位和命运也就取决于政治的解释。在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中，后两者首先服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安排，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期，政权基本上完成了对他们的革命。知识精英的命运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暂时获得了政治空间，但是，作为旧政权下的知识精英──绅士，仍然没有逃避被革命的命运，到1952年，绅士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梅斯纳，1986年）。知识精英的整体衰落在革命与建设的矛盾逻辑下是不可避免的，教育的政治化经常侵犯知识分子的最低限度的学术自由（T.P.伯恩斯坦，1982年），「红」与「专」相比，后者无疑要服从前者的需要。根源于「大跃进」的政治再革命（即「不断革命」）从根本上将社会精英连根拔除，因此，在政治精英看来，革命的反对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改造为革命的拥护者。[page]
当代中国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空间，精英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陡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解决了精英成长的文化环境，紧接着，1994年市场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它为精英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尽管官方档和学术话语较少使用「精英」一词，但是，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和亚群体的存在，使我们无法否认精英社会到来这个事实。由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急剧运动，与革命后进行的社会革命一样，其运动的范围是全面的、资源分割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资源运动方向由社会流向国家，而后者则相反。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在社会结构方面，随着财富的迅速分化、聚集，社会分层现象演变得十分剧烈，社会结构愈来愈趋向于两极化。因此，社会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失控，在他们看来，壮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拉平两极结构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我看来，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发展固然重要，但是，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社会抗争问题。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并非完全由于极化结构引起的，而是由于结构中已有的社会角色尤其是精英的角色丧失其社会和政治功能所致，两极化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社会抗争加剧这个结果。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精英政治化，这种成长模式也是精英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有两个取向：精英接近和政治吸纳。精英接近和政治吸纳是所有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熊比特等精英民主理论家认为，没有精英参与的政治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质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动接近政治体系是民主化的前提；另一方面，政治发展的保守人士认为，传统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地方精英的制度（亨廷顿，1968年）。但是，精英政治化在当代中国发生了畸变，它建立的是一种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精英博弈的目标是如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离不开中国社会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计划体制上成功嫁接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市场体制的建立总是摆脱不了传统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两种制度共生的转型形态。转型形态的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同时它又不是原生的计划和市场。这种制度形态决定了精英在财富获得的方式上与众不同，它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计划分配。在精英成长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大多选择利用再分配权力获得财富，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是一种「政治依附性积累」，经济行为与政治权力的依附联机仍然十分紧密（玛丽亚。乔纳蒂，1997年）。[page]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有两类背景：一类是来自于权力机关，在市场化过程中，这部分人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投身经济领域；另一类来自社会底层，大多无政治背景，但是有限的经济收入可以转换为接近政治权力的资本。从身份上看，他们似乎与政治不存在多少关联，但是，从财富的获取方式上看，政治是他们的首选依附对象。
很明显，社会精英融入政治的过程实际上是建立起对政治的依附关系，丧失了自我生存的社会空间。因此，当代中国地方精英的政治化过程极有可能成为地方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合谋剥夺民主生长的一种合法方式（即国家制度倡导的吸纳），精英的成长是与西方的演绎逻辑相反的6，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力量弱小并且日益边缘化。这样，既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政治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治发展的方向，导致政治与社会冲突的加剧。
三精英政治化与社会抗争的关联性
在社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和文化形式能够保持结构基本完整、国家共同体又不是从意识形态上根本排斥其存在的情况下，地方社会精英的文化认同或许能够在国家与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利益保护屏障，但是，一旦这些社会共同体失去文化上的凝聚力，地方社会精英就会寻求更加现实的利益基础，依附于一个更加强大的共同体。在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由于文化的治理早已让位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文化精英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显得愈来愈微不足道7，「保护型经纪人」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与制度土壤，更多的地方社会精英趋向于「赢利型」甚至是「掠夺型」的8.[page]
如果关于当代中国地方社会精英「赢利型经纪人」假设成立的话，我们还不能直接推导出：「赢利型经纪人」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抗争的发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类型的「经纪人」与大众之间的利益争夺不一定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正和博弈即双赢。但是，当代中国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却固化了两者的关联性结果，也就是说，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趋势愈来愈使得精英与大众之间博弈趋于零和。这里列出三点理由来解释其中的原因。
（一）社会精英的政治化趋势怂恿与保护地方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
社会精英的政治化实际上建立的是一种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惠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系不是对等的，而是前者更加依附后者的非均衡关系。当社会精英寄生于另一个群体的时候，其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取决于政治精英群体所释放的空间，主导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能力也同样取决于政治精英所允许的条件。因此，社会精英在利益的驱使之下，通常情况下会支持地方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从而扩大了政治精英吸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从理论上讲，它增加了社会抗争形成的可能性。
权力市场（即权力资本化）就像商品市场一样，既要有卖者，也要有买者，而决定买卖双方交易成功的前提就是利益。当地方社会精英在政治化过程中获得接近权力的机会之后，权力的买方市场就形成了，作为买主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他们会不断地提高接近权力的频率和成本，而作为权力市场的卖方，在商品（公共权力）生产受到较少制约的情况下，出售权力获取利润，尽管权力的资本化过程不能完全等同于市场活动，但是政治精英在权力行使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他们也同样会追求权力资本的最大化。因此，社会精英政治化客观上为权力与资本的互换创造了条件，并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使得精英与大众的资源博弈趋向零和。
（二）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利益上的重迭与共生，决定了社会精英必然参与剥夺地方资源的过程。
上文已经述及，地方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为了建立起牢固的利益获取机制，他们之间形成了利益上的重迭共生关系。这种精英的聚合是一种单向的逐利行为，尽管西方近代历史上社会精英接近政治同样也是受到利益的驱使，但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地方的社会精英接近政治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行动，而西方资产阶级接近政治是希望通过类似的行动使得经济行为成为合法的自由权利，根本地讲，前者是试图实现资本与权力的转换，而后者则试图实现资本与权利的互换。因此，中国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如何通过权力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由于社会精英的资本积累相当部分是通过权力的转换实现的，所以，他们与政治精英一起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竞争者，也就是说，大众利益的失去一部分被政治精英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社会精英剥夺了。90年代以来，大量社会抗争事件发生的背后，都能够找到若干主导事件发生的社会力量（社会精英）。在城市，最典型的社会抗争事件类型通常是围绕房屋拆迁所发生的补偿不充分问题，不少地方政府低价补偿居民的拆迁安置问题，然后将地块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则又以更高的价格进入市场。这种情况在城市普遍存在，是精英聚合的一个典型案例9.从社会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确是参与了剥夺大众利益的过程，从而加剧了利益分割的紧张关系，导致地方政治秩序不断恶化，社会抗争事件急剧上升。
（三）稀缺的资源总量导致大众与精英的博弈愈来愈接近零和状态。
在资源稀缺的边陲地区，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角色功能重迭的程度非常高，由于资源稀缺，市场社会能够提供的资源有限，因此，社会精英更愿意把政治看作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他们大多选择政治化作为获取利益的途径，所以，在这类地区，社会精英的成长更加困难。
四结束语
政治秩序对于任何政治制度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论这种秩序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中国在市场转型的自我变革时代，保持良好的地方政治秩序对一个超大国家来说更显得迫切和至关重要。地方政治秩序的维持和建立有多种制度方式，比如地方行政权限的扩张等，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市场与民主──又从根本上要求削弱国家权力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国家应当逐步从社会回收权力，保留一个自主和独立的公共空间。
当国家试图从社会撤回权力的时候，有甚么力量能够替代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从而继续维持良好的地方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本文认为，对地方政治秩序重建而言，社会精英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一方面，这个群体能够动员和整合民间力量，保证政治共同体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制约公共权力的非法使用，缓解政治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冲突，不仅如此，独立的地方社会精英群体的存在，还能够成为遏制地方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句话，国家在推动市场转型的时期，应当考虑如何保护地方社会精英的成长，从战略的高度，将社会精英不仅视作经济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而且应当将他们视作政治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还原他们的民主功能。正如帕特南的经验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社会资本对于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社会资本重要内容的社会精英的成长其意义自不待言。
主要参考书目
2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3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5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6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7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page]
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Perry，ElizabethJ.andMarkSeldened.，ChineseSociety：Change，ConflictandResistance，（NewYork：Routledge，2000）。
12Goldman，MerleandRoderickMacFarquhared.，TheParadoxofChina‘sPost-MaoReform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
13RobertDahl，WhoGoverns？DemocracyandpowerinanAmericancit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1）。
注释
1知识精英是指那些以传播知识和技术为业的人群；经济精英容易被简单化理解，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可以列入精英范畴，其实只有那些具有经济支配力的人才具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文化精英容易与知识精英混淆，文化在此与知识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人类学意义上的「符号结构」，文化精英是渊源于民间文化传统中的象征物，宗族族长、宗教领袖、家长等都是本文所指的文化精英。
2杨继绳：〈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
3参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5陈军：〈令人担忧的「商而优则仕」〉，载《工人日报》2004年2月10日，第3版。
6DavidS.G.Goodman在实证研究了山西的中产阶级之后断言，尽管在改革时期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的多样性特征，但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仍然与其所依存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保持着高度的同构型，因此，这些中产阶级绝对不是近代欧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DavidS.G.Goodman，1999年）。
7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对乡村社会宗族的复兴表示出某种担忧，认为宗族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潜流，如乡村基层组织的部分涣散、社会秩序的局部松垮、文化教育的滞后等（王沪宁，1991年）。但是，宗族的功能释放并未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强大，它的社会整合力在市场转型前完全被政治组织的整合力所消解，而90年代以来的市场转型，经济组织以及经济精英成功补充了政治整合力下降的趋势，一句话，文化精英在乡村社会已经衰落到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象征。
8此处借用杜赞奇的「经纪人模型」，参见其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1987年，西方汉学界在加拿大的Banff举办了一次题为「地方精英与支配模式」的讨论会。提交大会的论文以明朝至1949年的中国乡村社会为研究对像，按地区提出了六种模式，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精英、东南部地区的社会精英、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社会精英、边陲地区的地方精英和边疆地区的精英，并比较分析了这六类地区社会精英的区别（参见周锡瑞、兰京的〈中国地方精英与支配模式导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夏季号）。
11本文之所以以边陲地区来说明博弈的零和趋势，理由很简单，因为边陲地区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地理范围覆盖最广、人口最多的研究样本，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量社会抗争事件发生在这类地区恰好说明了这种分析的可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