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猿相揖别：亚洲古气候演化与中华古人类诞生
（一）部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形成
（二）人猿相揖别：亚洲古气候演化与中华古人类诞生
二、第四纪：中华古人的远征及其苦难辉煌
（一）远征，从青藏高原出发——中华先祖的远古足音
（二）远征，从青藏高原出发——中华古人的大迁徙向亚太地区推进
三、在火的旗帜下：中华各民族的融合与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初成
四、在火的旗帜下：炎黄部族的“南北矛盾”与中华古典辩证思维发生
五、简短的总结
一、人猿相揖别：亚洲古气候变化与中华古人类诞生
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人类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部落共同体是民族产生的第一个前提，关于“民族”，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认为：
那么，如何考虑民族的统一性呢
笔者以为，除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要素外，民族的定义还应考虑到“共同的民族权利”。人是因共同的权利而走到一起的。民族共同体，本质是权利共同体，其核心是民族政治权利即民族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实现的高级形式即国家主权。在民族自决权实现之前，建立主权国家是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诉求和前提;民族自决权实现之后，维护祖国利益，就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诉求和前提，拥有同一祖国、维护国家利益就成了民族构成的必要的法律条件。比如目前的巴勒斯坦民族符合前一条件，他们正在为争取建立国家而奋斗;“二战”以后的犹太人，则符合后一条件，他们在“二战”后直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民族融合”，本质上是民族权利的相互自愿让渡与自觉融合。自决权可以成立单一民族国家，也可与经过让渡与其他民族组成共同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就是由五十多个民族的自决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自愿互让后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利益就成了统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
在此基础上，笔者接受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和“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观点。198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开篇时说：
为了避免对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我用国家疆域来作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从“自在”到“自为”的动态过程，是对“中华民族”概念比较准确和科学的描述。当代中华民族分布已形成以共同祖国为依托的并由外到内依次集中统一的格局。如果我们能够将人数日益增长且心向祖国的海外华人包括在“中华民族”概念之内，就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时代特征。
就中华民族而言，笔者将国家出现看作是中华民族从自在阶段进入自为阶段的标志，自觉是人类自为状态的主观表现，而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性发展的不同阶段。
（二）人猿相揖别：亚洲古气候变化与中华古人类诞生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人类的历史之于地球的历史，实为瞬间;但古人类的历史之于现代人的历史，则实在漫长。
1911年在埃及法雍发现的原上猿，其生存年代约在3500万至3000万年前;比它晚些的有森林古猿，其化石分布欧亚非三洲，其生存年代距今约2300万至1000万年。
“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结论!
关于这时期的气候，英国学者H.H.拉姆(lamb)有如下描述：
这个地质时期(第三纪，距今6500万年～距今180万年——引者)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在中、高纬度有温暖植物群的证据，大部分第三纪煤层都在这些纬度上。已经找到有大量第三纪植物群落及森林证据的地方，包括有阿拉斯加北部、格陵兰、斯匹次卑尔根和南纬62°～64°的南极诸岛。在欧洲，第三纪不同植物的最后消失(它现在已不存在了)不会出现在第四纪初一些较大冰川活动来临、消退和再次来临之前。第三纪初，中期温暖气候的证据，在许多情况下似乎已超出了能用所讨论地点的古纬度来解释的范围。据Hopkins等指出，甚至在第三纪末(上新世)，显然在阿拉斯加靠近白令海峡的沿海半岛上，广大的冻土带扩展之前，有着丰富的针叶林。
张春霞等的结论使贾兰坡、黄万波等提出的滇藏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的立论有了科学的基础。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第四纪冰川期的出现，除长江、黄河外，同藏滇地区延伸到南海和东海的平坦宽阔的海岸线大概是当时中华古人的主要部分由西向东流动的最重要的通道。
云南蒙自马鹿洞人类股骨的最新研究显示，虽然其年代为距今14000年左右的最后一次间冰期之末，但其特征却与最古老的人类(如至少150万年前的非洲的能人和欧亚大陆的直立人)极其相似，且可能与早期现代人共存在同一区域。这一发现为东亚地区人类进化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2012年，该研究团队发表了在云南、广西地区发现古老型人群的线索的消息，认为从蒙自马鹿洞人头骨形态上看，当时推测其具有相当于10万年以上的人类的体质特征;而新发现的云南蒙自马鹿洞人股骨特征显示其比头骨更为原始。新发现肯定了马鹿洞遗址存在神秘的古老型人类种群，与先前发表的广西隆林史前人群杂交的线索一样，马鹿洞遗址也可能存在更新世现代人与古老型人群杂交的现象。
上述资料反映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不管是北方类型化石还是南方类型的化石，其中离西藏高原越近的化石就越带有“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比如陕西半坡等、广西柳江等)的性状，而离青藏地区较远的华北华东地区，则更多地带有南北蒙古人种性状的复合性特点。
从我国发现的中更新世末到晚更新世初期的早期智人化石形态上，已经显示出某些向现代一个大人种——蒙古人种方向发展的性状，反映了我国大陆在探索蒙古人种起源的问题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到更新世末期的晚期智人化石，则已显示出某些蒙古人种演化方向的地区差异。华北山顶洞人和华南柳江人的形态差异，意味着在蒙古人种形态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表现出体质上的多态性。由于它们处于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分化过程中，一般称为原始蒙古人种或形成中的蒙古人种。
寒冷是导致古人掌握火种保存技术的动因，同样也是更多的失去火种或没有掌握火种保存技术的古人群向暖温的南方迁徙的重要动因。距今20000～15000年的末次盛冰期为古人类南下提供了可能的地理条件。中国学者谢传礼教授带领的团队研究得出结论：盛冰期海平面下降使黄海渤海陆架全部上升成陆，总面积达457000平方公里;东海仅残存冲绳海槽，面积约350000平方公里，是现代东海面积的1/2左右，末次盛冰期时中国海古岸线向太平洋方向最大迁移距离超过1000公里。盛冰期时南海面积比现在缩小了1/5左右，残存面积约2800000平方公里。南海周围海槛深度较浅的海峡均以关闭成陆，仅在东北方向以巴士海峡与太平洋相通，在盆地东南部以民都洛海峡与苏禄海相通。
澳大利亚近邻地区的人类化石考古发现反映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和中华人种之间的关联。
我们再看来到太平洋东岸的印第安人。
美洲人是在什么时候起源的有人认为美洲在距今1.15万年或1.2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踪迹，有人则认为早在距今5万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已有人类。
从考古学上看，1926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福尔索姆(Fulsom)附近发现了尖状器，同时发现有绝灭的野牛骨骼。1932年又在该州克洛维斯(Clovis)附近发现了年代更早的另一种尖状器，测定的确凿年代为距今1.15万，伴有猛犸象骨骼。这是在美洲已发现的年代肯定的最早的考古遗物。更早的遗物虽有许多报道，但其可靠性都不能肯定。
吉林自然博物馆的汤卓炜教授通过ABO血型基因频率的异同，将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亲缘关系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朝鲜人，结果如下表所示：
先看朝鲜人与中国人的亲缘关系：在O血型和B血型的基因频率上，中国华北人和朝鲜人相差很小;中国云南人和朝鲜人在B血型的基因交流中关系也很密切，但与华南人的ABO血型综合比值相差很大。因此，华北人、中国云南人与朝鲜人有很密切的亲缘关系。
再看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亲缘关系：在O血型基因交流中，日本人与中国华北人关系接近，第四纪冰河期的广泛陆上通道为这种基因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考虑到O血型是古老血型，所以，中国人与日本人亲缘关系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较晚的B血型基因交流中，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陆岛分离，中国华南人与日本人的O血型基因交流中断，由此出现中国华南人与日本人B血型、中国云南人与日本人A血型基因频率接近的数值。
比较结论2：按A、B、O血型基因交流频率的综合比值看，中国人与朝鲜人有更密切的亲缘关系，尤其是华北人和中国云南人与朝鲜人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比较而言，朝鲜人与日本人的亲缘关系较之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亲缘关系更为密切，但总体上看，朝鲜人与中国人无论在体质特征还是A、B、O血型系统的特征上都表现出更强的亲缘性。
这一结论与日本学者田家康的结论不谋而合，田家康在《气候文明史》一书中认为：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蒙古人种从青藏高原出发的那次远征的足迹，其规模之大以至它几乎覆盖南北太平洋沿岸和南太平洋的主要陆岛，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后来进化为中华古人并对亚洲乃至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族群。而促成这次中华古人大迁徙的真正动因，当归因于第四纪全球性的冰川活动。冰川期的到来迫使这次大迁徙的蒙古人种在北、中、南三个方向中，更早和更多地选择相对温暖的南方路线，并由此对这些地区的远古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童书业先生说：
从历史的意义上看，今东亚许多民族本是一家，其“家长”则是中华先民。
从距今约180万年至约4000年前，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旧时器和新石器时期。其间中国古人的社会组织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
在第四纪冰期，人种的延续与火及火种的延续是平行共存的。西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传说表明在当时火种保存能力关系到整个部族的生死存亡。
《国语》说“禹封九山”，古文献多将此神化，如从距今四千多年前大禹治水时的感受体会，“九山”只不过是给当时对大水还心存余悸并对华北地势不熟的先民找出的最后的“避难所”。杨义真是一语中的：“险而止，山也。”美本质上起于对人类生命的肯定，而不是出于对美的想象。现代人类对山从而对仙的赞美多出于这一生死语境。
人类规模迁徙活动在任何时候都同时是一种文化创造和再创造的活动，早期人类在适应和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第四纪的环境变化使早期中华先民在抵御自然灾难的斗争中形成了最原始的文化基因和最初的审美倾向。
东亚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恐怕要追溯到180万年前的山西西侯度人和云南元谋人;而与中华古文化有原生关系的，恐怕应为地处中原的前者。关于西侯度遗址发掘情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西侯度文化》有如下记载：
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共发掘32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动物化石中有个保存两段鹿角的步氏真梳鹿的头盖骨。它的左角靠近角节的主枝上，有一个横断面呈V形的沟槽，其上具有明显的人为切割或砍斫的痕迹。右角也有刮削痕。具有类似人工刮削痕迹的鹿头盖骨还有一件。这两件标本表明，当时人们可能已制作骨器。化石中还有一些颜色呈黑、灰和灰绿色的鹿角。马牙和运动肋骨，化验表明是被烧光的。遗址出土有鱼类和巨河狸，证明当时这里有较广的水域。哺乳类中绝大部分是草原动物。也有适于草原和森林生活的动物。表明当时西侯度一带为疏林草原环境。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属暖温带以北的种类，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今天凉爽干燥。
据地质时代划分，西侯度文化当处于第四纪初期。与第三纪不同，这是全球性气温变冷的时期。应用同位素技术来分析古海水的温度，太平洋温度从第三纪始到末的3000万年中下降了8℃。这说明第四纪全球性变冷的趋势异常强烈。此间，每次冰期来临，气温大幅度下降，极地冰盖增大，雪线下降，山岳冰川发展。在间冰期，气候转暖，冰盖和冰川退缩，但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海浸现象。
与鸟崇拜产生于全新世海水上升期间先民对洪水的恐惧一样，火崇拜也是产生于第四纪盛冰期间先民对寒冷的恐惧。崇拜火的部族，我们不妨在下面的章节中称之为“火族”，其文化我们不妨称之为“火文化”。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熏(勋)薪(钦)明，文嗣(思)安安，允恭克燃(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其意译为现代白话就是：
说起古时的酋长尧，那正是：放散熏烟，柴火通明，以文(烟火)为图腾的氏族子孙们平平安安;虔信恭敬就能够(使柴薪)燃烧起来，光辉洒向四方，达到天上和地下。
传说中帮助黄帝打天下的著名首领有：
颛顼，相传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河南濮阳)，号高阳氏，用黄帝文化征服并改造了当地九黎族文化。
帝喾，相传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西亳(河南偃师)，号高辛氏。帝喾有四妻，分别生弃、契、尧、挚四子。弃为周祖先，契为商祖先。
姜羌火(华)族分流的本质是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分离。姜炎火(华)族南下的部分坚持原有的农耕生活方式，而从中分离西迁、继而向西南进发的羌人则继续其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这些南下和西进的姜炎后裔将炎帝的拜火意识传播到中国西域、西南，乃至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区别于中国东部华族的火族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东部的火文化较西部更抽象，其外延的领域也就更广泛，如太阳，为天上大火，华，火之光。由此引申出代表中华文(炆)明等美好意象符号。《说文》中太、大二字本为一义：“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天，《说文》：大之颠。
最终赋予反压迫文化以理论形态的是地处黄帝王地“卧榻之侧”即鲁皖荆楚等地而又备受屈辱的东夷南蛮等部族的文化。
不同的哲学及其创立者在历史上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德国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贡献在于，前者用“二律背反”从外部规定了世界，由此否定了欧洲神学至尊，从而引发了欧洲近世革命;后者则用“对立统一”从内部规定了世界，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精神聚合为一。前破后立，由此造就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和建设的历史。同样的历史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家学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孔子的儒家学说则将老子解放了的思想进行整合从而将群众团结和组织起来。二者互补且不可或缺。
不难看出，华夏古文化中的道儒两家当属同一种思维形式发散出的分别反映不同社会利益的文化体系;而这两种文化体系又可倒追至石器时代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火崇拜及其衍生的中华(火)文化。前者在中国历史上更多地为被统治和被压迫阶级所接纳和发展，后者在中国历史上则更多地为统治和压迫阶级所接纳和发展，两种文化体系在中华文化中相辅相成，生生不息，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时候，海平面大幅上升吞没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广大滨海平原地区并大大压缩了中华古人类的生存空间，这迫使其中得以逃生的部分西退至现在中国的华北华东地区，而在中国东部沿海发现的龙山、大汶口、良渚、河姆渡等新石器遗址，则是这部分西退的中华古人与当地原住民冲突和融合后的结果。这部分被海水向西逼退到中原高地的部族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从青藏高原进入中国西北地区并与中原地区扩张的中华古人——西侯度人、北京周口店人等则是他们的遗址——发生冲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蚩尤部族与炎黄部族的冲突，及后来的黄炎二族的内部冲突和后来炎黄两部的非对称型分裂。前者导致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后者导致本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格局的出现。而黄帝族在中原的胜利及随后中原地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则保证中华各民族的多元发展始终没有脱离一体的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较早地形成了以火文化生发出来的阴阳意识继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迁徙能力的大小是古人类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华先祖由东亚大陆出发，覆盖整个太平洋两岸及南至澳大利亚的远途迁徙，与当地土著冲突融合后造成了远古时期的亚太出现以蒙古人种为基本特征、以中华人种为主体人种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并具高度融合力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布局，这为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中世纪农业文明的引领民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天道无情，适者生存，勇者胜。中华民族经过严酷的自然淘汰后来到这个世界，落驻东亚大陆，从诞生那天起，她就开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起改天换地的伟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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