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精简笔记(秦汉篇)

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第一节秦朝的建立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我国春秋战国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

建立制度的迫切性:

第一,新王朝幅员辽阔,东到大海,西到甘肃,北至河套,南到长江流域,必须在各种制度上重新归并统一。《史记·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第二,各国旧贵族势力依然存在,随时都威胁着秦王朝的统治;而阶级矛盾也迫使王朝必须加强专制统治。

(一)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

1、称皇帝

2、除谥法

3、自称朕

4、命为制、令为诏、印为玺

作用:称谓的改变使皇帝和常人间有了不可逾越的界限,由此产生了神圣感、神秘感,表现了皇帝的神圣和威严。

(二)建立官僚行政机构

中央——三公九卿:

三公:丞相,掌全国政务;太尉掌全国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

九卿:奉常宗庙礼仪、郎中令宫廷内警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卫尉掌皇宫保卫、典客掌外交及民族事务、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税收、宗正掌皇族事务、少府掌手工业及山河税收。

地方行政机构:郡县制

郡:郡守、郡尉、监御史

县:县令(长)、县尉、县丞

乡:三老、游徼、啬夫

亭:亭长

里:里正

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和地方的郡县制,使从地方到中央的权力都层层集中,最后集中到了皇帝那里,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巩固。这套制度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扩大军队

(四)制定秦律

秦国本来有《秦律》,是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制定的,后来经过多次补充、修改,到秦统一时已比较完整了。《秦律》至今已失传,研究《秦律》的主要资料是云梦竹简,即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1000多支,内容大部分都是秦律及文书。从竹简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律的几个特点:

第一、篇目较多较细,如田、工、厩苑、金布、仓、置吏、军爵、徭戍、游士律等等,近20个标题,这20个标题中,不仅有法律条文,还有关于这些条文的司法解释,甚至还有对一些案例的审讯、调查等具体记录等,这就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封建法制体系。

第二、有明显的保护地主阶级利益,体现阶级压迫剥削,特别是保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特征。可以看出《秦律》明显的阶级属性,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以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这一属性在当时既有进步性,也有反动性。对于强调统一,打击奴隶制残余势力而言,法律的封建性就是其进步性;对于镇压劳动人民而言,法律的封建性就是其反动性。

第三、秦法极为残酷。表现在刑法名称多、量刑定罪重、刑徒数量大几个方面。就秦法极为残酷而言:至今可考的死刑多达12种:弃市、戮、腰斩、车裂、坑、磔、抽肋、凿颠、镬烹、枭首、具五刑、参夷之诛等。

秦王期国家机器充分反映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点。其实质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统治的加强,是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加强,但客观上,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无疑是一种进步。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不仅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巩固不利,而且大大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始皇的巩固统一的措施即变异为同的措施。

(一)“令黔首自实田”

把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土地私有制用法律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下来

(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

1、统一文字:规定小篆为标准文字,隶书为日常书写文。对于秦朝推行法令、传播文化,维护秦朝的统一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文字发展的里程碑,对文字发展改革的意义不可抹灭。

2、统一货币:黄金为上币,单位镒(20两);圆钱为下币,单位半两(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3、统一度量衡:度(十进位):寸—尺—丈—引(1尺≈今23cm);量(十进位):合—升—斗—桶(斛、石);衡:铢、两(24铢)、斤(16两)、石(120斤)。

4、统一车轨:宽度为六尺

(三)决川防、毁城堑、修驰道

1、把国内城堑川防一律撤除,撤除了地方割据的凭籍

2、修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

3、直道:云阳(陕西淳化)至九原(内蒙古包头),1800里。]

4、五尺道:四川南部丛山中。

5、新道:五岭中的道路

修道路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巡游,但客观上发展了交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带来积极意义。

(四)销毁兵器,迁徙富豪

1、前221年,收天下兵器。目的在于消除民间武力,有防止六国势力复活和防止农民起义两方面的作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24万斤),置廷宫中。”

2、同年,迁富豪12万户到咸阳、巴蜀、南阳等地,对都城的建设和落后地区的开发都起到积极作用

(五)焚书坑儒

1、焚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2、坑儒:前212年。方士侯生、卢生为秦始皇求仙药不成,引起事端,儒生460人全部被坑杀于咸阳城内。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的两种历史观激化的表现。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为了巩固统一,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动活动,采取统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焚书坑儒的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特别是焚书毁灭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朝章碣)。

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

(一)北征匈奴

匈奴族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水草迁徙,活动在蒙古高原一带,南达阴山,北到贝加尔湖,是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社会性质较落后,战国时期处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其掠夺性很强,因而形成了北方的大患。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忙于内战,匈奴乘机侵入,占去了河套地区。前218年,秦始皇命令蒙恬率军30万进攻匈奴,当年就收复了河套地区,设34县。随后,蒙恬下令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即把战国时期秦、赵、燕的北边长城连接起来,进行补充,形成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郡碣石(今河北昌黎)的长城,全长五千余里。万里长城阻止了匈奴的掠夺,保障了北方人民的生活安宁和生产,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

(二)南征越族

越族分布广且分散,有很多支,相互未统一,故称“百越”。大致从长江中下游一线往南直到东南沿海的整个地区。其中主要有:扬越(长江中下游地区);、於越(江浙一带);闽越(福建一带);南越(两广和越南北部);东瓯(浙江、江西)。主要从事渔猎和农业;其风俗多为断发文身;就社会而言较为落后,约战国时期大部分刚进入阶级社会。总的说来,靠北的越人由于受楚国影响较深,不少都臣属于楚国,所以接受中原文化较多,要先进一些,而越往南就越落后。

秦统一后,立即对百越发起了进攻。前221年刚统一,就发兵征服了东瓯和闽越,建闽中郡。随后派太尉屠睢将兵50万征南越,虽三年不解甲弛弩,仍遭越人顽强抵抗而大败。屠睢也被杀。前214年,秦始皇令史禄(监御史叫叫禄)修灵渠60里,解决了运粮问题,才平定了南越。然后在南越之地设三郡——桂林、南海、象郡(加前面的闽中郡共4个郡)。为防止越人反抗,秦又发罪人50万戍守五岭(又叫南岭,包括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瘐五岭,在湖南、江西南部和广西、广东北部交界处)。于此完全平定了越族。

秦征越族和击匈奴有所不同。征越族是主动出击,击匈奴是被迫反击,所以征越族带有侵略性质。但客观上征越族有积极意义的:迁去50万人与越族杂居,使珠江流域得以开发,中原文明得以流传。同时为征越族修了灵渠60里,把洞庭湖流域的湘江和珠江流域的漓江连接起来了),这本是为了运送兵员粮草便于打仗,但很好地沟通了水路交通,连通了两大流域。

第二节秦代主要阶级构成

一、地主阶级

(一)身份性地主

1、军功地主:主要出自战国时期的秦国,因军功获爵而成为地主,这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上层,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掌握者。如秦将王翦、王贲、蒙骜、蒙恬。

2、贵族地主:主要在旧的六国地区,由原六国旧贵族转化而来,依靠宗法家族血缘关系而形成,在某一区颇有经济实力,也因家族威望而颇有号召力。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势,常受到秦王朝的打压,因此成为灭秦的主要力量。如项羽、如张良、彭越、齐国田氏等。

(二)非身份性地主

一些手工业者转化为地主

二、农民阶级

1、自耕农

秦代农民中的主要成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有自己的家庭。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以自己的名义负担国家各种赋役,受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剥削,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2、依附农

雇农、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存在着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不直接承担国家的赋役,而是直接受到地主的剥削。通常与地主有血缘关系,以此为纽带联系起来,所以被称之为“宾客”、“子弟”等等。

三、其他

2、城市中的小工商业者及游民。

第三节秦末农民大起义

一、秦王朝的残暴统治

1、沉重的徭役

《汉书·食货志》:秦朝“力役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秦朝短短十多年,对外大量用兵,对内大兴土木,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史书上有记载的数字是:修宫殿、陵墓150万(各70余万);击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守五岭50万,共280万,加上其它杂役,不下300万。秦有2000万人口,抽去300万人,占了15%。。

2、繁多的赋税

《汉书·食货志》:“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同书曰:“收太半之赋。”唐人颜师古注说,“太半”就是三分之二,可见极为惨重。

3、残酷的刑罚

第一,刑罚野蛮、残忍。仅死刑,据史籍可考的就有12种之多。如弃市、戮、腰斩、车裂、坑、磔、抽肋、凿颠、镬(釜)烹、枭首、具五刑等等;另有“参夷之诛”。

第二,秦朝量刑定罪特别重。如“偶语私书者弃市”、“赴役衍期者斩”等。这样一来,人民动辄得罪,以致于“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

二、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经过

1、陈胜、吴广起义

前209年7月,陈胜(阳城人也)和吴广(阳夏人也)率900人起于大泽乡,很快发展到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人。在陈县建立根据地。国号“张楚”,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

张楚政权下一步便是向秦朝发起总攻。兵分三路。北路由吴广带领北上攻荥阳;中路由周文带领直逼关中,这是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南路由宋留带领入从南阳入武关。

周文的部队很快就攻进了函谷关,队伍扩大到了几十万人,后被秦章邯部队打败,周文自杀。章邯军随后解荥阳之围,吴广一直攻不下荥阳,与部将田臧发生了矛盾,田臧杀了吴广,自己带兵迎击章邯,大败,被杀。章邯进逼陈胜,陈胜被迫退到下城父(安徽涡阳东南),被车夫庄贾杀。南路宋留虽攻下南阳,听说其他各支已败了,便投降。

陈胜、吴广的历史功绩:

第一,虽以失败告终,但沉重打击了秦王朝,为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础。

第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思想,“削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斗争气魄,鼓舞历代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

2、项羽、刘邦的起义

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起义,9月,项羽两叔侄也起兵了。杀了会稽郡郡守,带领八千人起兵。很快渡过长江、淮河,队伍发展到了六、七万人。前208年6月,一直打到了薜县(山东枣庄)。立楚怀王之孙名心为楚怀王,都盱台。此时刘邦前来归附。

义军不断取得胜利,先后攻下了东阿(山东阳谷东北)、定陶(山东定陶西北),并在雍丘(河南杞县)大败秦军,斩秦将李由(李斯之子),势力由山东发展到了河南南部。但此时,被章邯军队击败于定陶,项梁战死,义军受到第一次大的挫折,项羽、刘邦、吕臣等人只好带兵东还,退守彭城(徐州)一带。

随后章邯带兵北上攻打巨鹿城,项羽兵分两路攻秦。一路由宋义、项羽率军北上,解巨鹿之围。另一支由刘邦带领西进,直逼秦都城。项羽巨鹿之战大败章邯军,这是反秦斗争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使义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秦军由主动变为被动。此战消灭了秦军主力,为消灭秦朝奠定了基础。

刘邦西进很快攻占了南阳,南阳太守投降。随后由武关进入关中,前207年10月,刘邦进抵灞上(西安市东南),子婴投降,秦亡。

3、楚汉之争

前206年10月,刘邦入关中消灭了秦朝。12月,项羽军也进入,当时刘邦只有10万人,而项羽有40万人,刘邦只好委曲求全,在霸上迎接项羽。项羽进入咸阳城后大肆进行分封,把各支反秦队伍的首领,六国旧贵族后裔,甚至象章邯这种秦朝降将,都分封为王,一共分了18王,遍及全国各地。其中把关中分成三部分,由三个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控制,即三秦王,将刘邦封为汉王,王汉中,都南郑。又自封为西楚霸王,然后东回彭城。

项羽回彭城后不久,天下大乱,最先乱起来的是山东地区,项羽率军平山东之乱,此时刘邦联络了各路诸侯共56万人打到了彭城。项羽赶快回师反击,睢水之战打得刘邦大败,刘邦仅存数十骑跟着他跑到荥阳。

从此,刘邦和项羽在荥阳、成皋一带展开了拉锯战。前203年10月成皋之战,项军败,这是楚汉之争的转折点,汉军从此由被动转为主动而项军从此由主动转为被动。前203年9月,楚汉议和,约定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西为汉,东为楚。但不久刘邦但毁约东进,项羽发起了全面进攻。202年12月,刘邦把项羽逼到了垓下,随后又将项羽逼到乌江(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边上),项羽拔剑自刎,楚汉之争结束。

第二章西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第一节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

一、西汉初年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背景:由于秦末长期战乱,社会残破不堪,主要表现为人口剧减、土地荒芜、经济凋蔽。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才二三。”

《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汉书·食货志》:“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一)封建国家机器的重建及黄老统治思想的确定

1、建立制度

《汉书·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1)官僚行政制度:汉承秦制,但地方上实行郡国并行。

(2)萧何定《九章律》。在秦律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三篇,形成比秦律更为成套的汉律九章,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3)叔孙通定礼仪、张苍定历法和度量衡程式、韩信定军法。

于是,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汉朝制度完全建立起来。

2、加强军事力量

地方为“正卒”。兵种为车骑、材官、楼船,主管为中尉(王国)、郡尉(郡)。

中央为“卫士”,设南北两军,南军卫皇宫,由卫尉率领;北军保卫京城,由中尉率领。

3、黄老思想

即道家思想,汉初以此为指导思想,适应了当时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特定环境。

(二)稳定社会秩序

1、组织军事复员

“兵罢皆归家”。按军功大小及从军长短给予不同赏赐。原“大夫”(5级)以下一律升为“大夫”;原“大夫”及其以上一律加1级。

2、召民归田

愿留关中者复12年;回本土者复6年;有罪者返回本土既往不咎,并可认领原有田宅,恢复原有爵位。皇家苑囿园池和无主荒地若被开垦,承认既成事实。

3、释放奴婢,鼓励生育

因穷困卖身为奴者一律释免,未释免者加倍征口赋。女子15—30岁未出嫁者分5个等级加征税收。生育子女复2年。

4、打击商人

对商人的规定:不准衣丝乘车;不准自带兵器;不准作官;算赋加倍。

夫用贫求富者,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繍文不如倚市门

(三)再建赋役制度

1、田租:什伍税一。

2、人头税

算赋:15—56岁,每人每年收120钱(1算);

口赋:7—14岁,每人每年收20钱。

3、徭役:

23—56岁男子服役

力役:每年在本郡服役1月(卒更),可出钱2000托人代劳(践更);每年戍边三天,可出钱300托人代劳(过更)

兵役:一生中服兵役两年。

(四)翦灭异姓王

1、消灭异姓王:将楚汉之争中出于战略需要而分封的异姓王一一消灭(长沙王吴芮因年幼且老实除外)。

2、分封同姓王:其中7人为刘邦之子,1人为其弟(楚王刘交),1人为其侄(吴王刘濞)。

以上措施在汉惠帝和吕后时继续采用,于是西汉初年社会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发展,惠帝、吕后时即初见成效。

《汉书·高后纪赞》:(惠帝、吕后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萧规曹随:“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

二、文景时期政策的调整

文景之治:“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石)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自年六十七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史记·律书》)

背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但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一,商人势力发展,农民利益遭受侵夺,社会因而出现动荡隐患。晁错《论贵粟疏》:“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有阡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曵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第二,地方王国势力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强大,逐渐与中央分庭抗礼。

内容:

1、轻徭薄赋

田租:三十税一(其中文帝末年12年全免田租)

算赋:40钱(此前为120钱)

徭役:把23—56岁男子在本郡服役1个月的规定由1年一次改为3年一次

2、“贵粟”政策:对刘邦“重农抑商”政策的调整,以“贵粟”来“重农”

内容:“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优点:“一曰主足用,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晁错《论贵粟疏》)

3、修“马复令”:民间养马一匹,复三人。

4、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取消在关口津梁处对来往行人的检查,并开放山林川泽樵采捕捞的禁令。

5、提倡节俭,约法省禁

提倡节俭以文帝为盛

废除秦律的严酷条文,且量刑定罪较轻

6、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西汉初年分封同姓王之后,王国势力不断发展,文帝时,贾谊提出“分藩”,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提出“削藩”,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叛军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晁错被杀后依然不撤兵,于是中央派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叛,三个月后平定。平叛后中央采取了削弱王国势力的措施:收回部分王国,并把大国割小;裁减王国官吏,并将其任免权收归中央;封王“不之国”。

三、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背景:

汉武帝时期西汉社会的繁荣达到顶点。《史记·律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集于外,腐败不可食。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但在繁荣的背后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

第一,豪强地主形成,大肆兼并土地,使广大自耕农破产,社会开始动荡。

第二,王国势力再度发展,形成中央王朝的威胁。

第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匈奴从西汉初年开始肆无忌惮的进攻难以平息

针对上述问题,汉武帝采取措施一系列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措施,内容如下:

(一)加强中央集权

1、削弱丞相权力

设立中朝(内朝),排挤外朝;直接打击丞相:汉武帝在位50余年,丞相频频更换达12人之多

2、设置州刺史

全国分为1部(司隶部)和13州,掌官司隶校尉、刺史,职责:监查所属郡县,“以六条问事”。

3、订立官吏选举制度

察举制: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各1人到中央为“郎”,随后派为正式官,这是我国订立官僚选举制度的开始。

在京城设“太学”,选50人学习,置五经博士。

征召:由皇帝亲自面试选拔。

4、任用酷吏打击豪强

《史记·酷吏列传》:宁成:其治如狼牧羊。……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史记·酷吏列传》:王温舒为河南郡守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流血十余里……,郡中勿声,勿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

5、进一步打击地方封国

采纳大政治家主父偃“推恩”对方,颁“推恩令”,使王国地盘逐渐变为侯国。

左官律:王国官员地位低于中央,且不得到中央任官;附益法:打击王国官吏与王结党营私之法。

酎金夺爵:前112年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变“无为”为“有为”。这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开端。

《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7、加强中央军事力量

除汉初的征兵制外,实行募兵制;在兵力部署上加强中央军事力量,除保留南北两军之外,增设期门军1000人、羽林军700人(建章营骑)、羽林孤儿、八校尉(每支700—1000人,隶属北军)

(二)经济方面的政策

1、改革币制

秦朝为半两钱;汉初为荚钱,可私造;吕后时为八铢钱、四铢钱;文帝时又改为四铢钱,可私造。

汉武帝于前118年造五铢钱(上林钱、三官钱),使货币得以统一,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2、盐铁官营:前120年,采纳大农令郑当时建议,盐铁收归国有,同时任命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等人专管盐铁事务,在全国设盐官30余处,铁官40余处。

3、均输法:将地方贡品转为现金送到中央。

4、平准法:在京城长安设平准官,“贵则卖之,贱则买之。”

5、算缗和告缗

算缗(征收财产税):商人每2000钱财产抽1算;手工业者每4000钱财产抽1算;轺车每辆抽1算,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每只抽1算。

告缗:鼓励告发,一经查实,没收全部财产,告发者可得一半。

《史记·平准书》:“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廷尉)治之,……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四、昭宣中兴

汉武帝后期阶级矛盾走向激化,社会开始动荡,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对此,汉武帝颁“沉命法”,使社会更加动荡,到前89年,颁“罪己诏”,社会稍有缓和。

《资治通鉴·武帝征和四年》:“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怨,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

《资治通鉴·武帝征和四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昭宣帝所采取的措施:

1、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七次颁诏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六次颁诏赈贷种、食和“勿收责”(债)。

2、重视吏治:“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循吏传》)

3、平理刑狱:设置“廷尉平”专门平理疑案、错案,并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

《风俗通·正失》:(昭宣时期)“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宁,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

第二节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1、铁器牛耕的进一步推广

战国时期主要使用于中原地区,汉初已遍及黄河流域,而铁器更推广到了南方和东北地区,农具品种也大有增加。

2、水利有很大发展

主要集中在汉武帝时期;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如龙首渠、白渠、六辅渠、成国渠、灵轵渠;主要是开渠而非修陂塘;治理黄河,前109年,武帝发数万人堵塞黄河决口,并临工地巡视,此后80年未成大灾。

3、农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

耦耕、耧车、代田法、区种法

4、人口和耕地面积增加

汉初:人口约500万,汉成帝时:人口5900万田土约827万顷

二、手工业

1、冶铁

地区大大扩展,遍及山东、河南、江苏等地,重要冶铁城市为南阳、巩县。

用煤炼铁、淬火法、低温炼钢

除农具外,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也大量生产

2、纺织业

代表西汉产品质量的不是民间纺织业而是官营作坊。如齐地:三服官;长安:东、西织室,其种类为绢、纱、锦、绣、绮等。

一些地方产品也以自己的特色而闻名,如齐地的刺繍;襄邑的织锦;蜀汉的布帛等。

3、煮盐业

海盐、四川自贡井盐

4、除上述行业之外,车船、铜器、陶器、酿造等业也有很大发展

三、商业

商业城市大量兴起:长安、洛阳、临淄、邯郸、成都、南阳

商品种类增多

丝绸之路出现

第三节西汉的民族关系

总体认识:

第一,西汉时期形成了有共同语言文字、共同风俗习惯、共同居住区域和共同心理状态的人口众多的汉族。

第二,汉族与与周边少数民族始终保持了联系,虽发生过战争,但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交往导致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各族社会的共同进步。

第三,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是汉武帝时期。

一、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1、西汉前期——充满屈辱的和亲

西汉初年,冒顿单于登位,是匈奴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前200年,白登山之围,此后刘邦被迫和亲,即汉室公主嫁给匈奴,每年送去大量财物,互为兄弟。但匈奴的骚扰仍然不停,前166年(文帝时),匈奴一直打到甘泉宫(陕西淳化)。

2、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

前133年,马邑之围,撕破了双方友好的面纱,大战在即。此后,匈汉之间展开了大战,其中有三次重要大战。

第一次,前127年,大将军卫青,收复了河套地区,解决了匈奴长期以来对长安京城的直接威胁。

第二次,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设河西四郡。切断了匈奴的“右臂”,解除了匈奴的钳形攻势,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条件。《西河故事》:“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第三次,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兵两路出击。是汉朝出兵最远的一次,也是对匈奴最具毁灭性打击的一次。

3、昭宣之后——友好的和亲

汉昭帝时,匈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率一部归附西汉;汉元帝时,前33年,王昭君出塞,双方友好达到顶峰,是时“边城宴闭,牛羊布野”。

二、西汉与西域的关系

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广义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在天山之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区域,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在塔里木河之北有疏勒、龟兹(新疆库车)、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等较大的国家,称为北道诸国,在昆仑山北边大沙漠的南沿有莎车(新疆莎车)、于阗(新疆和田)、楼兰(新疆罗布泊西)等国,称为南道诸国。

前138-126,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60年(宣帝时),西域都护府成立,中外交流进一步畅通。

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人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井渠法对土质多沙的西域非常适应,后来流行于西北地区,称为坎儿井。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手工艺品大量向西域行销,对西域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西域劳动人民也把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汉族人民居住地区,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三、西汉与南方各族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设置9个郡:南海、郁林、苍梧、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

四、西汉与西南各族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设置六个郡:犍为、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

五、西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

东北地区:鲜卑、乌桓、夫余、挹娄、高句丽

朝鲜半岛北部:箕氏——卫氏,都王俭城(平壤南)。前109年发兵,第二年灭卫氏朝鲜,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昭帝时取消真番、临屯,将其合并到乐浪、玄菟

第四节绿林、赤眉大起义

一、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

(一)土地兼并严重、奴婢数量增多

土地兼并:

汉武帝时期豪强地主形成,土地兼并开始剧烈;元、成、哀帝时,皇帝也大肆兼并土地。

奴婢数量:

汉武帝时期,关中流民起义人数达到200万;元帝时,官私奴婢达10万之多

限田之议(左将军师丹、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占田不得超过30顷,占奴婢不得超过30人(诸侯王为200人),以失败告终。

(二)地主阶级荒淫奢侈、人民生活痛苦

《汉书·元后传》:“(外戚王氏家中)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

《汉书·匡衡传》:“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

《汉书·鲍宣传》:“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三)王莽改制

1、王田与私属

《汉书·王莽传》:“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

2、五均、赊贷、六筦

五均:长安城设五均司市师,每季“中平”。

赊贷:贫民遇丧、祭祀可赊(不计利息,十日内还清);工商业经营可贷,年利息10%。

六筦: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五均赊贷。

3、改革币制

公元7年:造大钱、契刀、错刀、保留原五铢钱

公元9年:保留旧的大钱、另造小钱(新),废除其他货币。

公元10年:废除原有货币,造“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金、银、龟、贝、铜(钱布)。其中金1种、银2种、龟4种、贝5种、钱6种、布10种

公元14年,再度废除原有货币,造货布、货泉。

王莽改制企图改变当时出现的社会动荡不堪的局面,但因改制的失败,本身就成了造成社会动荡的因素,人民已无法生活,被迫起而反抗,一场积怨已久的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二、绿林、赤眉大起义的经过

1、绿林军起义

公元17年,王匡、王凤起义于绿林山,七、八千人;公元21年,打败官军围剿,发展到五万多人;公元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队伍转移。刘縯、刘秀兄弟投靠;公元23年2月,更始政权建立,刘玄为帝;23年2月,围宛城(南阳),队伍发展到十余万公元;公元23年4月,占定陵、郾城、昆阳;公元23年6月,昆阳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具有转折意义,此后,起义军兵分两路:申屠建从武关攻长安,23年9月入长安;王匡攻洛阳,第二年入长安。

2、黄河流域以北的起义

黄河以北有几十支起义队伍;“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如:铜马、青犊、富平、尤来、高湖等。这些起义后来或自行瓦解,或被官军打散,或被刘秀收编。

3、赤眉军起义

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率1万人起义。逄安、徐宣、谢禄、杨音加入,达数万人。其首领称“三老”,无文书、旌旗、号令等,仅以言辞为约束,可见这支起义军比起绿林军来更为纯朴。公元20年,击败官军万余人;公元22年,击败官军王匡、廉丹部十余万人;公元24年底,西进,立刘盆子为帝。此时绿林军在长安已经变质,开始了堕落腐化的生活。“日与妇人晏饮后廷,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言。”同时大肆排挤农民军将领,杀申屠建、成丹,赶走王匡,于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后汉书·刘玄传》)。公元25年9月,赤眉军攻占长安,但此后赤眉军同样开始了不思进取,堕落腐化的生活。“诸将日会论功,争言欢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

公元26年春,因无粮食供给,赤眉军自行撤离长安,西进,入安定、北地(今甘肃境内),遭当地大豪强隗嚣袭击。公元26年9月返回长安暂居三月后,于公元26年12月,再度撤离长安东归。公元27年1月,赤眉军在东归途中被刘秀打败。

4、刘秀建立东汉政权

昆阳之战后,刘秀受封为“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率兵三千,平定黄河以北地区,在那里很快得以立足,势力不断发展。公元25年6月,刘秀于鄗称帝(河北柏乡),东汉建立,公元25年冬天,攻占并迁都洛阳。

随后,刘秀着手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公元29年,灭渔阳彭宠、南郡秦丰、粱郡刘永、齐地张步;公元30年,灭庐江李宪;公元33年,灭天水隗嚣;公元36年,灭巴蜀公孙述;公元40年,灭安定卢芳,至此,刘秀基本上统一了全国。

第三章东汉——中央集权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

第一节东汉前期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背景:由于西汉末年长期战乱,社会残破不堪:人口剧减、生产萧条

《后汉书·冯异传》:“时(27年)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粮草运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

《后汉书·郡国志注》:“世祖(刘秀)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十才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

一、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1、黄老思想

《后汉书·光武帝纪》:“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2、解放奴婢

26—38年,9次下诏解放奴婢——6次规定释放奴婢,3次规定禁杀奴婢,包括:

释免的奴婢包括:因家贫嫁妻卖子为奴;王莽时代“不应旧法”而获罪;被掠夺为奴者;杀奴婢不得减罪,奴婢杀人不得加罪;炙灼奴婢依法治罪,被炙灼者免为庶人。

3、安置流民、减轻租税

公元39年,因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严重,刘秀下令“度田”,即检查田亩,终以失败告终。《后汉书·光武帝纪》:“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于是采取以下措施来解决土地问题。

第一,假民公田:66年(明帝)—109年(安帝),颁“假民公田”或“赋民公田”的诏令达20余次。

第二,三令五申各地妥善安置和赈救灾民。

第三,轻徭薄赋。刘秀公元30年诏:“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四,王莽时代的苛捐杂税明令废止。

第五,章帝时下令凡生育,免女子三年算赋,男子一年算赋,给谷三斛。

4、减少郡县,裁减官吏

公元30年,刘秀规定:把州定为行政区,州刺史为行政官;裁减400多个县,约总数的1/4;裁减官吏:“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晋书·食货志》:“显宗(明帝)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粟斛直钱三十。草树殷富,牛羊弥望。作贡尤轻,府廪还积。”

二、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1、“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设尚书台。首领:尚书令、尚书仆射;下设尚书六曹,首领:尚书。尚书台包揽了国家行政事务,成为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构,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大大削弱了三公之权。

《后汉书·仲长统传》:“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备员而已。”

2、进一步强化监察制度

第一,继续使司隶校尉、州刺史监察各地。

第二,设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

《后汉书·宣秉传》:“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

3、退功臣,进文吏

第一,削夺功臣政治权力:封功臣360多人为列侯,以经济优待换夺政治权力。

第二,对宗室诸王严加控制:52年搜查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后汉书·朱浮传》:“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

第三,多方访求名儒作官。

4、提倡儒学,继续实行察举、征辟制度

《后汉书·儒林传序》:“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集京师。”

察举制:更加注重儒家道德品行。(德行高妙高才重名明达法令)

以上措施对于刘秀及东汉前期统治者选拔人才,进而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些措施也带来负面作用。《抱朴子》:“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5、加强中央军事力量

第一,削弱地方军队的实力:取消郡尉,由郡守带兵;取消地方“都试”;取消地方军队

第二,加强中央军队实力:在北军之下设立五营宿卫军(首领:校尉),即屯骑、越骑、步骑、长水、射声。另在地方上设立由中央直接掌控的军队:

黎阳营——今河南浚县,保卫黄河以北,洛阳都城的北面屏障

雍营——今陕西凤翔,守卫关中,洛阳都城的西面屏障

第二节东汉的经济

一、东汉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铁农具的进一步改进:短辕一牛、全铁制犁铧、曲柄锄、钩镰。

水利:陂塘为主、关东地区为主、治理黄河、水利技术提高:水碓、水排。

铁器牛耕的进一步推广,到达南方的九真、庐江一带。

人口和垦地面积大增,105年(和帝)统计:垦田732万余顷,人口5300余万。

出现了人口南移趋势:

(二)手工业:

纺织业:保留了西汉的东、西织室;三服官,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地方特产,如桐桦布;产于云南哀牢地区;其特点是“洁白而不易污染”,还出现了越布(越葛)等。

(三)商业

除西汉六大商业城市外,南方兴起了很多商业城市。在南方,西汉已有的城市有吴(苏州)、番禺(广州)、会稽等,而在东汉新兴的城市包括丹阳(安徽宣城)、豫章(南昌)、徐闻(广西)、合浦(广东)。

由于丝路的发展,河西四郡日益重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同时,由于对外经济日益发达,丝路进一步发展;而边界上的民间合市(互市)也较为活跃,同时,东汉还与朝鲜、日本、南洋诸国有了密切的民间贸易交往。

二、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

(一)豪强地主势力膨胀的原因

由于刘秀本人及亲戚、功臣都是都出身于大豪强,如刘秀本人是著名的南阳大豪强;刘秀亲戚:外祖父樊氏、姐夫邓晨、岳父阴氏也是举国闻名的大豪强,帮刘秀打天下的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同样是大豪强,因此其措施必然是保护豪强地方利益的,这使得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得以进一步发展。可以说,东汉政权是豪强地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权,其政治特点为“豪强政治”。

《后汉书·刘隆传》:“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二)豪强地主经济的表现形式——田庄经济

这种形式的基本特点是:组织结构为聚族而居,并以坞堡为中心;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单位(包括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军事上拥有私人武装,即部曲、家兵,成为军事力量成为东汉后期军阀割据混战的基础;剥削对象是徒附、宾客、宗人等,人生依附关系极强,崔寔《政论》:“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

由于上述原因,豪强地方往往在政治上任意操纵地方官吏,独霸一方,鱼肉百姓。

《后汉书·仲长统传》:“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伦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执(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

第三节东汉的民族关系

一、东汉与匈奴的关系

王莽时代,匈汉关系再度恶化,匈奴形成北方威胁;公元46年(刘秀时期),匈奴单于與死,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东汉;北匈奴(蒲奴单于)继续与东汉为敌,明帝起,开始反击匈奴,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公元73年(明帝),窦固、耿忠率兵,西攻至伊吾庐(新疆哈密)。

第二次:公元89年(和帝),窦宪、耿秉率兵,北攻至稽落山、燕然山,共推进三千里。

第三次:公元91年(和帝),耿夔、任尚率兵,北攻至金微山,推进五千里。

匈奴遭到以上毁灭性打击,被迫西迁至中亚细亚甚至欧洲,消失融入到了其他民族之中。

二、东汉与西域的关系

公元73年,窦固占伊吾庐后,派班超出使西域;公元94年,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归汉,班超封为定远侯;公元97年,班超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到达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最终到波斯湾。

三、东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

(一)乌桓:设护乌桓校尉。地点:上谷宁城(河北万全)

(二)鲜卑

匈奴离开后,鲜卑迁到匈奴故地(蒙古高原),从此成为北方之患;公元97(和帝)——公元133(顺帝),鲜卑经常入侵,桓帝时,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是最强盛的时期;公元177年(灵帝),仅上半年就侵扰边疆达30多次;公元181年,檀石槐死,内部发生王位之争,出现分裂,其患自然解除。

(三)夫余

49年(刘秀),夫余王派使者到洛阳朝贡;136年(和帝),夫余王亲临洛阳访问。

(四)朝鲜南部

三个并立的政权:马韩、弁韩、辰韩,后来兴起了百济、新罗,吞并了三韩。

(五)日本

]公元57年,倭国使者到达洛阳,刘秀授金印、冠带;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出访洛阳。

四、东汉与西南、南方各族的关系

(一)西南

云南南部的哀牢地区也和东汉有了联系。东汉此设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郡分出的六县合为永昌郡。

(二)南方(长江中上游地区)

主要有三支较大的蛮族:

武陵蛮,居湖南洞庭湖以西的山区,武陵郡所辖;廪君蛮——湖北西部和重庆东部一带,巴郡和南郡所辖;板楯蛮——重庆、四川嘉陵江流域。

以上蛮族在东汉时大多属东汉郡县所辖,与汉族有着直接的联系。

五、东汉与羌族的关系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和甘肃西南一带。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后打通了河西走廊,从此羌人渐渐归附汉族,在汉宣帝时设金城属国安置羌族,而王莽时又设立西海郡(西宁附近)安置羌族。

自汉安帝起,羌族与汉族发生三次长期而剧烈的战争:

第一次:公元107到118年(安帝时),羌人攻入关中、河南西部、益州,打败邓骘、任尚的五万部众。东汉耗资240亿才平定叛乱;

第二次:公元139到145年(顺帝时),羌人攻入关中,打败十万官军。东汉耗资80亿才平定叛乱。

第三次:公元159—169年(桓帝时),羌人攻陇西(甘肃)、关中,东汉派名将段熲、皇甫规、张奂平叛。

第四节东汉中后期的腐朽统治和黄巾军起义

一、外戚宦官专权

(一)外戚宦官专权的原因

第一,外戚势力的强大:东汉是豪强政治,而东汉外戚大都出身于举国闻名的大豪强,如明帝皇后是马援之女;章帝皇后是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皇后是邓禹的孙女;顺帝皇后是梁统的玄孙女,此外,东汉很多贵人都出自窦、邓、梁三家,这就使东汉外戚专权成为必然趋势。

第二,宦官势力的强大:宦官地位虽然低贱,但是皇帝的近臣,因此皇帝独揽大权成为宦官专权的契机。

第三,东汉中后期皇帝大都年幼,为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创造了环境。

(二)经过

外戚宦官专权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和帝到桓帝时期,经过四次反复较量,外戚梁氏掌握大权。其中以梁冀掌权为代表,历经冲、质、桓三帝共20年,标志着东汉外戚势力达到顶峰。

《后汉书》:“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第二阶段为桓、灵二帝时期,以宦官专权为主。公元159年,梁皇后死,桓帝联合宦官五人铲除外戚势力,从此宦官掌握了大权。宦官掌权长达20多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桓帝时“五侯”专权:五侯即单超、具缓、唐衡、左悺、徐璜这五个宦官,他们掌权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贵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后汉书·宦者列传序》)

灵帝时“十常侍”(以张让、赵忠为首的10人)专权。灵帝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到东汉末年,宦官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控制了军队和监狱。如宦官蹇硕就是西园八校尉首领,还控制了监狱(黄门北寺狱)。

《唐朝诗人韩翃》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二、党锢之祸

党即集团,锢即在政治上加以禁闭。党人即由官僚士大夫、太学生等组成,他们自称为即“清流”,而将宦官集团视为“浊流”,于是这些“清流”形成“请议之士”,开展了“清流”反“浊流”的舆论活动。清议内容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也就是清议之士内部互相标榜,颂扬节操,以此贬低宦官,而直接对宦官及其追随者即宦官政治严厉抨击。于是便出现了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公元166年(桓帝):宦官集团搜逮了李膺、陈寔、杜密、范滂的清流之士。

第二次:公元168年(灵帝):窦太后(桓帝妻)临朝听政,父窦武为大将军,与陈蕃共掌朝政,重新起用李膺、范滂等人作官,图谋诛杀宦官,于是又遭宦官的严厉打击。公元169年,逮捕李膺、杜密、范滂,杀害、流放、囚禁六七百人;公元172年,搜捕太学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三、黄巾军起义

(一)起义的原因

1、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政治黑暗腐败,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剥削。

2、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农民流离失所,无地自容。

3、对羌族连年用兵,消耗大量财力、物力,人民负担不堪重荷。

4、天灾不断:桓灵时水蝗灾不断,153年(桓帝),全国近1/3地区遭受蝗灾,出现了“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后汉书·桓帝纪》)的现象。

(二)起义的经过

1、黄巾军大起义的前奏

黄巾起义前七八十年间,已有不断的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遍及长江、淮河、黄河流域。起义虽均以失败告终,但民众并未屈服,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太平御览·政论》:“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2、黄巾大起义的经过

张角,钜鹿人,太平道创始人,自称“大贤良师”,手持九节杖,画符念咒治病,十多年后,信徒达几十万人,遍及青、徐、兖、豫、荆、扬、幽、冀八州,分八州几十万人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首领渠帅。原先定于甲子年(公元184年)3月5日起义,后因叛徒告密,起义提前于2月进行。他们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义展开了声势浩大,《后汉书·皇甫嵩传》:“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起义有三大主力军:

第一支由波才领导,数万人,活动在颍川地区(河南禹县),打败皇甫嵩、朱俊4万人,后被曹操打败。

第二支由张曼成领导,数万人,活动在南阳地区,杀南阳郡守褚贡,占南阳三月,后张曼成牺牲,义军被朱俊打败。

第三支由张角领导,活动在河北地区,攻下广角、下曲阳,打败卢植、董卓等部,11月被皇甫嵩打败。

黄巾军大起义失败后,尚有余部进行了长期抵抗,主要有:

公元185年,河北地区多支起义军,泛称“黑山军”,公元205年灭;公元188年,徐州黄巾军余部起义,192年发展到30余万,后被曹操收编。

公元188年,益州黄巾军马相、赵祗于绵竹起兵;公元200年,五斗米道张鲁在汉中正式独立,开始起义,公元215年,被曹操打败。

(三)黄巾大起义的特点

1、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2、黄巾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形式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在宗教旗帜的召唤下大大有利于组织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战斗力的加强和整个斗争质量的提高。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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