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OT的独特能力在于捕捉海洋表面的微妙变化，这些细节远远超过了传统高度计所能提供的信息。
内波是一种海洋中的重要现象，通常在密度分层的海域中出现。它们是由水密度变化引起的，当海水在不同密度层之间运动时，会产生内波。下面以印尼海为例，该海域内部存在非常强烈的潮混合和内波混合现象，SWOT卫星的高空间分辨率观测使我们能够直接测量内波的高度和特征，这对于物理海洋学来说是一项重大突破。
尽管AI在实用主义角度上有着诸多优点，但其在创造全新知识、理解复杂概念和进行创新性研究方面的能力仍然有限。AI目前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帮助人类加工、分析信息和数据，而真正的创新和洞察仍然需要人类的直觉、经验和深刻理解。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海洋强国”构想，强调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并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并指出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主权维护、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因此，海洋调查事业的主要任务是支撑海洋经济的发展、促进科技先进、保障生态健康、强化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和管控。这一定位不仅要求我们加强海洋科技实力，实现自主自强，还要求我们通过原创性科技攻关，提高国家能源自给率，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海洋调查事业不再仅仅局限于资源的勘探和数据的采集，而是成为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支撑，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等多个层面。随着中国海洋大国地位的确立，海洋调查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海洋事业的发展状况和海洋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安危。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海洋调查工作需紧密围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力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努力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海洋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生态健康、管控有力、合作广泛的海洋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在明确了海洋调查事业的构成和工作定位之后，可以准确把握其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可以说，从建国以来到“十二五”时期，海洋调查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海洋资源的日益增长需求与海洋调查及资源利用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自“十二五”规划以来，随着我国卫星遥感技术、海量多源异构海洋数据处理能力的显著增强，以及海洋科技和现代化海洋调查基准体系的建立，国家安全形势的演变，海洋调查事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对更及时、更高效、更可靠的海洋调查信息的日益增长需求与海洋大数据挖掘、高时空分辨率的三维立体海洋观测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尽管我们的科技赋能明显增强，数据爆发式增长，但发展仍然不平衡，特别是在深度数据挖掘和精细化立体观测方面。
理解新时代下海洋调查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为了有效解决这些矛盾，推动事业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这要求我们“对症下药”，明确识别并解决矛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针对主要和次要矛盾，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和方法。
（一）理清海洋调查事业的主要矛盾各个方面
针对海洋调查事业的组成及其功能定位和实际发展，海洋调查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海洋资源的调查和信息供给能力不足，海洋科技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海洋信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程度不高，以及海洋调查行业监管相对薄弱。例如，对海洋资源的调查和信息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海洋调查方法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海洋信息资源的开放使用程度较低，网络化海洋信息应用水平不高。在海洋科技领域，我国在某些关键技术上仍依赖进口，如深海探测装备和高精度海洋监测仪器，国产设备在技术水平和可靠性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此外，我国海洋信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较弱，海洋调查行业监管体系尚需完善，特别是在新体制下的管理需求和“放管服”改革的推进中。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推动海洋调查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解决该领域的主要矛盾。这意味着持续专注于海洋调查事业的核心问题，同时也不忽视其中的次要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保障海洋调查安全的同时，推进海洋调查领域的发展。这要求我们坚持“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原则，通过科技创新和安全保障实现更好的发展。
加强国际合作并共同参与国际重大海洋计划对于提升我们国家在全球海洋领域的话语权至关重要，这不仅体现了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且为全球人类的福祉做出了贡献。海洋作为全人类共享的资源，其公海调查和研究需要全球合作，尤其是在生态和地缘政治都极为敏感的南极和北极区域。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向联合国提出了将2021年至2030年定为国际海洋科学可持续发展十年的提议，十年的核心之一是扩展和加强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确保在所有海洋盆地建立持续和可靠的观测系统，为各类用户提供易于获取、及时和可操作的数据和信息。我们国家应该积极参与这一历史性的全球努力，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设计和实施海洋科学十年计划。参与这样的国际倡议不仅将提升我们在全球海洋事务中的地位，还将帮助我们在全球海洋科学和政策制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保障海洋调查信息安全方面，首先需要构建基于信用监管的新型海洋调查行业监管体系。这包括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核心，推动海洋调查行业信用管理政策的改革。围绕海洋调查活动、涉密海洋调查成果的提供与使用、海洋调查市场行为等方面，开展全链条的信用监管，确保从事前、事中到事后的全过程监管。其次，推进海洋调查信息领域法规政策标准的“立改废”，夯实安全管理的法制基础。根据《自然资源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和“放管服”改革要求，细化和优化海洋调查信息领域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责和监管任务分工，指导地方，特别是市县级政府，完善海洋调查行业监管职责，加强监管力量。此外，为保障海洋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应建立一个全面、高效的海洋调查数据共享平台至关重要。这个平台应支持各类海洋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使科研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能轻松获取所需信息。数据共享将促进科学研究的协同，加快海洋科学的进步。
我们还需要加快推进海洋信息保密处理技术的创新，并积极调整海洋信息公开使用的管理政策。例如，1996年颁布的《海洋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这些政策调整将帮助更好地保护关键海洋信息，同时确保其合理利用。同时，通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我们将升级改造海洋信息安全防控技术体系。这包括完善数据管控、溯源追踪、重要数据监控等平台的建设，强化对海洋信息服务及其安全风险的跟踪防控，从而不断提升海洋信息安全监管能力。这些措施将确保海洋信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促进海洋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进一步支持海洋调查事业的发展。
提升公众海洋意识是海洋调查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教育、宣传、参与体验、多元合作以及文化艺术的运用，可以有效提高公众对海洋资源重要性和海洋环境保护紧迫性的认识。具体方法包括在学校和社区开展海洋科学教育，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强化海洋保护信息的传播，鼓励公众参与海滩清理、公民科学项目等实际活动。与此同时，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科研机构需要协作，推动海洋保护的倡议和政策，加强公众对可持续海洋行为的认知。此外，利用电影、音乐、艺术作品等文化形式激发公众情感共鸣，促进全社会共同维护海洋健康的良好氛围。这些综合措施将为海洋调查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社会支持和动力。
例如，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布的《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是解决市场秩序问题的一个良好示例。通过征集违规违纪线索，这一举措对市场中的违规违法行为产生了震慑作用。在海洋调查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层层分包过程中的微腐败现象。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海洋调查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威胁到海洋调查项目的质量和效率。
梭罗记录了湖泊不同位置的温度变化对冰层厚度的影响，特别是在湖岸附近。在夏季，湖岸附近的水温通常比深水处要高，这意味着春季时，随着气温升高，湖岸附近的冰层可能首先开始融化。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描写了对湖泊精确的水深测量，这项工作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而且成为他个人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梭罗在瓦尔登湖的水深测量工作体现了他的科学思维和方法论。他的测量方法简单却精确，使用钓鱼线和重石作为测量工具，这种方法虽然原始，但在当时是有效的科学实践。通过测量，梭罗确定了湖的最大深度为102英尺，加上水面上涨的五英尺，总深度达到了107英尺。这一发现颠覆了当地人对湖泊深度的传统看法，他们曾误以为瓦尔登湖是无底的。
我用一根钩鳕鱼的钓丝测量了它，这很容易，只需在它的一头系一块重一磅半的石头，它就能很准确地告诉我这石头在什么时候离开了湖底，因为在它下面再有湖水以前，要把它提起来得费很大力气。
在整个过程中，他在瓦尔登湖冬季结冰的湖面上钻了超过一百个深达十六英寸的探测孔。这个艰苦的过程，不仅考验了他的体力，也是对他意志力和专注力的极大挑战。他由此测量了湖的深度，还绘制了湖底地图，并在多个点记录了深度。他发现湖底总体上是规则的，特别是在湖中心，这部分底部平坦且变化不大。他的测量结果表明，湖的最深处恰好位于湖的中心，这一点在湖的最长和最宽处的交点上得到了证实。在测量和绘制湖泊岸线时，梭罗使用了角度交叉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准确性。梭罗没有沿着湖泊漫长且不规则的周边进行测量，而是利用湖面冰冻的事实，使用从其开阔表面取得的罗盘方位来定位岸线上的选定位置。
在最深的部分，有数英亩地是平坦的，几乎不下于任何阳光下、和风中那些被耕植了的田野。
梭罗在1859年和1860年对康科德河进行了深入研究，这项研究几乎成为他的全职工作。他详细记录了河流的环境参数，包括水位变化、桥梁高宽、河床特性、水流情况、洪泛区湿度、水温、浊度以及河谷生态系统的植物。这些记录不仅是他个人和哲学写作的一部分，也成为他参与当地环境政治争议的重要工具。
梭罗曾面临着理想与实际工作之间的紧张关系，他需要在谋生的必要性和他对自然保护的深刻理解之间找到平衡。尽管梭罗曾经为了金钱进行测量工作，同时也在写作有关自然世界的内容，但他在生命的末期不再觉得有必要将这两个过程分离。相反，他发现自己的测量师和自然主义者身份可以共存，并共同服务于他生活的目的。
《没有原则的生活》是梭罗在充分意识到他即将去世的情况下撰写，强调了人们对测量的看法与梭罗个人测量理念之间的重要差异。梭罗毫不畏缩地将测量描述为“我自己的业务”，并坦率且最终地确认，“我是一名测量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