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刑讯始发于西周，几经变革，到清末变法被废止，存在了几千年，成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其存在既有主观合理性，也有历史客观性，但它的消极作用却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司法制度，包括当今的司法观念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也是人类社会早期法制文明比较发达的重要国度。从炎黄时代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扩大，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大地上，就开始绽露出古代文明的曙光。而刑讯制度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在两千年的古代文明中也熠熠生辉。
刑讯始发于西周，几经变革，到清末变法被废止，存在了几千年，成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其存在既有主观合理性，也有历史客观性，但它的消极作用却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司法制度，包括当今的司法观念。
“刑讯者，讯问狱囚以刑求之之谓。”1也就是说，刑讯是借用刑讯的方法来审问人犯，从而查明案件真相的一种司法手段，但这种方法也有不确之处，因为在中国古代刑讯的对象不仅限于“狱囚”，同时也可适用于“告人”，依《唐律》，被告受训而被拷，拷限满而不首者，则反拷“告人”，即准被告人拷杖数，反拷“告人”。
发轫于西周的刑讯制度，到汉代已经比较普遍。然而直到梁以后，刑讯才正式为法律所规定，开始了刑讯制度变化的历史。“北魏鞠囚限于杖五十，历北齐、北周至隋，各有其刑讯制之制。”2然而在此期间，各朝的刑讯制度也有所不同，大体总的趋势是日益严酷。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下，司法制度带有明显的军事化、军法化倾向，并且盛行重枷、测罚、测立等一些刑讯逼供酷法。北魏孝文帝时，有些司法官员不惜动用枷刑逼供，甚至将石头缒在犯人脖颈上，勒入其皮肉。南朝梁武帝时，创立逼供之“测罚”，对拒不招供者，先断食三天，再由其家人送粥进食，如此循环使用，直至招供为止。而陈武帝时，又发明了野蛮的“测立”，对受审者鞭打二十、笞捶三十，强迫其带上枷械刑具，站立于一个顶部尖圆，仅容两足的一尺高的土垛上，以折磨逼供，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刑讯制度越来越残酷，也反映出了司法制度的腐败黑暗。
到了唐代，中国封建法制的各种制度臻于完备。在《唐律》中首先规定了适用刑讯的前提“先备五听，又验诸证言，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3从中即可看出司法官在刑讯前首先要立案，并由所在长官共同审讯。而关于刑讯的实施，也有明文规定，在《唐律疏议》中有“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4而关于刑讯的禁止，主要规定了禁止刑讯的特殊对象，如70岁以上的老人和15岁以下的孩子，身体残疾的人可以减刑或禁止刑讯。
唐代虽然对刑讯制度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但在古代，中国的断狱主要依靠口供，一些官吏贪污、受贿现象十分严重，出现了以苦刑讯囚之事。据史料记载，高宗时官吏以刑罚的残酷为己能，以至于将人犯打死也不追究责任。武则天登基后，任用了一大批酷吏，来俊臣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们不问案情轻重，动不动就对犯人施以灌耳、囚于地牢之刑。更为残酷者，他们竟将人犯盛于瓮中，在周围架火烤炙。两宋时，刑讯制度略有不同。宋太祖时，对刑讯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到南宋时，刑讯制度更加趋于严酷。元代规定，除非对强盗，不得施以酷刑，而对情节较为严重的罪犯，如果需要加以刑讯，必须立案。到明代，严格规定法官拷问人犯的责任。嘉靖年间，规定对于杀人、盗窃、抢夺等严重犯罪而故意不招的，可以用严刑拷讯。康熙时禁止大镣、短夹棍、大枷的使用。清末，西风东渐，外迫于西方列强之势，内困于积贫积弱之弊，清政府与1908年拟定了《大清现行刑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明令废止了刑讯的使用。
历时几千载，历朝十数代，发诸于西周而终于清末的刑讯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虽时有时废，但还是存续了几千年，并成为中华法条的一大特征。那么，刑讯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