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阅读过低俗小说和高雅书籍,虽然两者都能给你带来快乐,但是如果你要慎重地选择其中一本书送给子孙后代,估计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自己以及后代做一个高尚的人,能够享受高级的快乐。如果幸福没有高尚和庸俗之别,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平庸,劣币终将驱逐良币。事实上,人类语言中存在“高尚”与“庸俗”这组反义词,本身就告诉我们人类追求的幸福是有高下之分的。那么,如何区分高级和低级的快乐呢穆勒告诉我们,越是能够体现人的尊严的快乐就是越高级的快乐。
爱“人类”,却不爱具体的人是很多文人的通病。人类是抽象的,并无具体的对象,无须投入真心,收放自如,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但具体的人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总是那么的不可爱。爱是要付出代价、恒久忍耐的。真正的爱永远是对具体个人的爱。
有时看到别人对我的批评,尤其是无理的指责,我也非常生气。但这个时候总有声音在提醒我,批评可以戳破人自恋的幻象,给人虚荣的气球放放气,让人不至于飘到无边的高处。在坚实的地面上,人才能有真实的生活。
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正义如同圆圈一般是客观存在的概念,那么我们就能跳出前文所说的三种画圈心态。
既然正义如完美的圆一般并非人之主观设计,而是客观自在的,因此我们对正义会心存敬畏。
如果刑罚权不受法律约束,极度膨胀如利维坦,虽然某些重犯可被处极刑,满足人们刹那的快意,但从此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良善公民也有可能遭受刑罚,无端罹祸。
正是基于刑法的双重使命,1997年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既要惩罚犯罪,又要限制惩罚犯罪的权力。刑法也就开始实现了从“刀把子”到“双刃剑”的转化,虽然这种转化仍未完待续。
如果认为一些人的犯罪、贫穷、失业等都是先天决定的,他们本就是不幸的“基因奴隶”,而根本不考虑其他社会原因,那么人类的一切制度建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既然一切都是宿命所决定的,那么我们为改善人类生活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为可怕的是,如果将这种生物决定论推向极限,谁又能保证种族灭绝的悲剧不会重演呢在此,我始终铭记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名言:
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把人类带入了人间地狱。
无论坚持多么崇高的抽象理念,我们都不要在自己的坚守上附加不着边际的价值,并让他人成为我们信念的牺牲品。我们只能期待自己有勇气去践行我们的法治信念。
如若命运之手将我们推向特殊的时刻,愿我们能有我们期待中那般勇敢。
真正的自由是做正确事情的自由,随意吸毒不叫自由,可以控制自己不去沾染毒品才是自由。任意更换性伴侣,始乱终弃不是自由,可以约束自己的欲望才叫自由。百花争妍,但仍能忠于命定的那朵玫瑰,才是真正的性自由。
然而,人生最大的奴役就是无法实现“知道”与“做到”之间的跨越,当我们为内心的幽暗所捆绑,任由心中邪恶的“海德博士”彻底战胜良善的“杰基尔博士”,我们得到的绝非自由,而是彻底的奴役。
只有真理之光能够砍断这种捆绑,带我们跨越鸿沟,成为真正自由的人。
自由的目的是责任,一个越自由的人越懂得去服务大众,去成全他人的幸福。
真正的贵族不是财产上的富足,而是精神上的高贵,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
这样,即便一贫如洗,依然是贵族。
如果人的一生只是为了追求自我的利益,那么人生难免像陀螺一般,要靠着功名利禄不断鞭策,才能在虚荣和虚空中不断转动。但总有一天你的人生会停摆。
公正的法律惩罚必须取得在道德上占压倒优势的多数的支持,因为“法律不可能比它的民族更优秀,尽管它能够随着标准的提升而日趋严谨”
所以,对于没有成为榜样的同学们而言,不要灰心,也不要像我当年那样暗自神伤,羡慕嫉妒恨。你要相信,这些榜样都是可以复制的,只要你努力,明年你也是榜样。
其次,我想对获奖的同学说,榜样是必然会腐朽的。无论是“榜”,还是“样”,它都是“木”字旁,这提醒我们,榜样是会朽坏的。无论是何种“榜样”,何种“楷模”,都如草上之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败。也许是给各位泼凉水,今天在颁奖晚会上,你获得了表彰,你感到非常开心,但这种幸福感不久就会消失,也许明天早上一起床,这种幸福感就没了,有的只是空虚。
那么,如何让这种幸福感持续呢有人会说,我要加倍努力,争取获得更多的荣誉,不再满足于“榜样法大”,要成为“榜样中国”“榜样世界”,不断追求荣誉的高峰。但往往这样的人却容易摔得粉身碎骨。
让幸福感持续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接受一切成功与失败。
我的外公也是一位教师,他离开这个世界快8年了。他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纸遗嘱,没有多少财产的分配,主要是一些人生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你当自卑视己,切勿狂妄自大。
每当我看到自己内心的幽暗,我就想起外公的教导,他能让我从虚荣的空中重回大地,也让我意识到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并不是自己所配的,白白得来的祝福也应白白地传给他人。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爱,是永不止息。
司法真正忌惮的从来不是舆论,而是舆论背后那种捉摸不定的权力意志。如果说舆论会干扰判决,那也只是问题的表象,深层次的原因仍是权力对司法的干涉。如果司法能够摆脱权力的肆意干涉,舆论根本就不可能影响司法的独立裁决。新闻舆论的监督自由与司法的独立裁判本是法治社会存在的重要前提,两者本可形成良好互动,但恰恰因为司法的现状,造成了媒体、舆论干扰司法的表象。
没有感性的理性是冰冷的机器,没有理性的感性则是狂热的激情,法律人应当平衡理性与感性。我们要尊重舆论的感性表达,但同时我们也要超越舆论的偏见与盲目,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舆论有可能为某些势力所利用,西太后般对义和拳的利用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再提醒人们警惕多数人的暴政,并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悖论,如果不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民主将会被其自身所摧毁。但是,托氏很高兴地发现,在美国,对抗这种问题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法律人的规则意识与保守精神。法律要承载人类共通的道德规范,尊重每个个体的尊严,通过正当程序让正义在每个个案中得到践行。如果一种舆论为人蛊惑利用,肆意突破人类基本的道德良知,践踏个体的尊严,法律必须超越这种偏见。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一个人真正的存在是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存在——能够跨越“知道”与“做到”之间的这个巨大的鸿沟。
特蕾莎修女说:“我们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和不被关心。”
因此,自由其实是自我限制的自由,是可以节制的自由。
最后,我想以马丁·路德·金的话结束这封冗长的信件。
他说: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失望是有限的,但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希望,因为希望是无限的。
当人们抛弃了永恒,但又希望获得现在存在的意义,于是就创造了未来这个概念。但未来只是永恒的赝品,它依然指向无尽的虚空,因此也就永远无法让人真正抵抗内心的虚无与焦虑。
C.S.路易斯告诉我们:“几乎一切罪恶都扎根于未来。感恩是在回顾过去,爱着眼于现在,恐惧、贪财、色欲和野心在眺望着未来。”每一个人都被未来这个赝品压得喘不过气,他们饱受未来的折磨,对未来充满忧虑,“把信心建立在一些计划的成败上面,而这些计划的结局可能是他们有生之年无法看到的。他们终其一生在追寻一些海市蜃楼,在当下永远不诚实,永远不良善,永远不快乐,只把现在赋予自己的一切真实恩赐充作燃料,堆积在为未来而设的祭坛上”。
《功夫熊猫》中有一句台词:昨天是历史,明天还是未知,但今天是礼物,所以今天才叫“present”。
但是,人生本是希望与失望的综合体,失望是有限的,希望却是无限的。春夏秋冬,四季变迁,春有春的妩媚,夏有夏的热情,秋有秋的丰硕,冬有冬的肃穆,每人都有各自的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特点,各有各的精彩,不要与他人比较,因为季节不同。“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剧本,演好自己的剧本,不自怜、不自夸,方能不负此生。
愿你悲伤之后,收拾好心情,重新上路。
然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道德约束一旦松弛,每个人都成为自由的离子状态,社会秩序大乱,人们也就会甘心献上自己的一切自由,接受权力专断所带来的秩序与安全,自由会彻底地走向它的反面。
小说中大多数人都戴着面具在生活,虚伪是现代人的瘟疫。
在这样一个冷漠的时代,我们用面具将彼此隔离,我们每天都在表演,每人都是“影帝”。我们希望被理解、被关心、被接纳,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脱去自己的伪装,因为我们害怕被伤害。
叔本华说:人们就像刺猬一样,分离时觉得孤独,合在一起又互相扎人。
没有人愿意首先卸下自己的伪装,脱下自己的“刺猬皮”,接受被他人伤害的危险。
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肉体放纵中寻找爱与被爱,但最后疲倦失望,伤痕累累,以至于戴上更多的面具,披上“刺猬皮”。
伪善的人最喜欢空谈崇高的话题。他们活在崇高的理念之下,用这种理念逃避对具体个体的责任,为自己的虚伪披上神圣的外袍。
不要因为行动与言论有不一之处就轻言放弃。只要你不是持续的故意言行不一,就不要给自己贴上“虚伪”的标签。如果我们所有的话语都必须与言论相符,那我们一生只能沉默。只要我们的行为比我们的言语相比更有说服力,我们就跳出了虚伪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