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即立约人，在早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西周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买卖土地、奴隶、牲畜、珍玩等贵重物品，也就是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订立买卖契约。秦汉以后，一般平民便可以自由订立契约了。唐代还有不少诸如“僧慈灯雇工契”“僧绍进贷粮契”“僧法宝贷生绢契”等，这样的契约，说明僧人在当时已是拥有一定财产权的立约人了。古代遵循家长主义，家长或长辈在某些契约中（特别是不动产）必须出现。他们对契约的认可乃契约成立的必要条件。家长在，子孙不得私自买卖田宅、奴婢、牲畜等；丈夫在，妻子不得随意处置家中财物，除非得到官府认可。明代甚至还一度限制官员子女及亲属立约，以防隐性腐败，可见其意识十分超前。
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与保人对契约成立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一般都是交际面比较广的人担任中人，负责介绍引见、说合交易、议定价金等。在借贷、租赁类契约中，中人还对债务人有督促的责任。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契约的履行。早期的中人都是临时的，在交易成功后不一定收取费用，吃顿便饭就足矣。到了清代，中人正式被称为“经纪”，口头上称“说合人”，是田产买卖中的见证人，一般要收取费用，类似于当下的中介费，按照“成三破二”，由买卖双方分摊。当然，有的是直接在买卖正价中约定一定的数额作为中人的费用。保人主要担保契约能够履行，所以一般具有极强的身份性，要求与被担保人具有某种亲缘关系，如当事人的兄弟、父子等。由亲属作保，实际上反映了古代浓厚的家族主义情结。可以说中保人是在官府盖印之外，广泛存在于民间且深受百姓认可的又一契约证明方式。
标准的立约程序要求双方在正式草拟契书前，要先达成口头协议，有的还要先立预买契约。宋代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商品，如建材、粮食及一些在北方比较罕见的荔枝、牡丹等物品的购买，需要立预买契约。预买契约接受定金，若买方毁约，则不得收回定金；若卖方毁约，则退还定金。
宋元之后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契约还需要遵循“亲邻之法”，即在不动产买卖立约之前，先要征求亲邻、典主的意见，在报价相同的情况下，他们享有优先购买权。具体顺序如下：首先是亲属，是为确保财产只在亲属之间流转，按照先亲后疏的顺序确定先买权；其次是邻人，出于连接、扩建及经营之便；最后是典主，若出卖的土地恰好在出典期内，那么典主也享有先买权。南宋曾一度不区分亲邻，享有先买权的必须既是亲属又是邻人。遍问亲邻（如果是不动产）后，才能在见证人的参加下正式立契。见证人简称见人，可证明契约成立，多由乡邻或在乡间具有一定威望的人担任。由于大量交易与寺院有关，且僧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加深，有些地区的买卖、借贷等契约（比如敦煌）大量出现寺僧作为见人。见人需亲自见证立契，并且在契尾签名或画押。
古代中国识字率很低，能独立书写一份契约的人寥寥无几，一般是由专门的书契人代劳。书契人在唐代专称倩书人或倩书。元明清之际则改称为写契人、书契人、依口书契人、代书人等。书契人会根据双方口述，将契约书写下来，立约人只需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个“十”或“七”字，或按手印等，表示认可即可。书契人属于知识阶层，他们在幼年开始识文断字时，很可能就将契约文书作为一种日常应用文书来学习。敦煌发现的契约文书便存在这类属于学习契约文书写作的练习手迹，书写契约在当时或是一项专门的技艺。唐宋的僧人因学习经书，掌握一定的读写能力，也充当书契人。
民间和官方对履约的保障
古代中国人既坚信“官有政法，民从私约”，也认同“出言必信，有约必守”。唐宋以后佛教盛行，佛教戒律“不妄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履约观。虚伪夸张，或故意掩饰真意都属于“妄语”，会在来世招到报应。因此，有的契约甚至会直接写上“若违此约，自当祸”。一些名人雅士对此特别看重，例如唐代的王义方买了一套宅子，宅子里有一棵树。他越看越喜欢，于是又找来卖主，对他说：“这么好的树，就这么白送给我了？”卖主听后十分纳闷，不知道作何回答。只见王义方掏出钱来说：“这是树的钱，你拿着吧！”卖主听了又惊又喜。（见明朝刘宗周：《人谱类记》）
民间针对不诚信履约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在立约时确定“违约罚金”。唐代买卖契约可常见到“如先悔者，罚麦三硕”的字样。“违约罚金”最终不只是属于守约方，律法有时专门规定，“违约罚金”全部要上交国库。清代的交易习惯就认为要将价金的1/2交给官府，作为对违约方的惩罚。如此高的违约罚金对立约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威慑力。
如果真的碰上不守约的顽主，债权人还有一招，那就是强行拿走债务人家产，这种方式称“掣夺财产”。《唐律疏议》规定，若债务人破产而可能导致债权人损失时，债权人有权掣夺财物。掣夺财物的范围很广，包括“家资财物”，即全部家具、衣物、用具和牛畜等大牲口。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掣夺还包括了土地、房屋等不动产。通过掣夺财产仍无法还清债务的，还有债务奴役以确保履约，即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或者其子为他干活偿债，这叫“役身折酬”。如果债务人逃跑，那么还可约定债务人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偿还，“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涉及官府的，违约人还可能被投入大牢。虽然清代律法已明禁“役身折酬”，但实际上立约人还是通过各种方式约定“自愿”以工抵债。乾隆年间，竟有人以雇工抵债达60年之久，也有因未能偿债牵连家属的“准折为奴”之事。
历代律法对不讲诚信的履约人大都规定了比较严厉的惩治措施。若借贷立有契约，借款人不按时偿还，在唐代即使仅超期十天，就要鞭笞二十；逾期二十日不还罪加一等，最高杖三十，同时继续偿债。宋代凡不按时偿还者，送官究治。负债者若逃亡不见，则由保人代为偿还，且最高杖一百。《大清律例》规定，不按时偿还债务者，五两以上违三月，鞭笞十，每多一月加一等，最多鞭笞四十；百两以上违三月，鞭笞三十，每一月加一等，最多杖六十，同时还要追还本息。
司法实践对那些生活确实困顿，难以清偿，或因债务久远，难以证明的一方，尤其是借贷人，往往法外容情，通过“义让”等方式，免除或减轻债务。对债权人的这种宽宏大量或可解释为“出于仁义的让步”。例如，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乡民马万德立下契约，向马大泽借贷银钱十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马万德偿还了本息共二十两，仍欠银一锭未还。此时，马万德拿回了旧契，与马大泽重新订立了欠银一锭的新契，约定当年秋天还清。光绪二十九年冬，马万德说年景不济，仍未归还。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马大泽因追债务不得，告到县衙。县衙裁断：马万德收押，但仍要按契约偿还欠银十两，但新契的利息就“义让”，不用再还。（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可见，“欠债还钱”并非完全坚守，这是古人情理法兼顾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