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的法律适用及疑难问题（附案例）
（一）《刑法》（2020修正）
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二）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19）
六、为从事非法放贷活动，实施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套取金融机构资金高利转贷、骗取贷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纠集、指使、雇佣他人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强行索要债务，尚不单独构成犯罪，但实施非法放贷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应当按照非法经营罪的规定酌情从重处罚。
以上规定的情形，刑法、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10）
第二十七条[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案（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三）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
（四）其他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第八十七条本规定中的“多次”，是指三次以上。
第八十八条本规定中的“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是指接近上述数额标准且已达到该数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第九十一条本规定中的“以上”，包括本数。
（四）公安部经侦局关于骗取贷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立案追诉标准问题的批复（2009）
二、关于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认定问题
三、关于骗取贷款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问题
骗取贷款是否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当是其社会危害性与《立案追诉标准（二）》中已列明的各具体情节大体相当的情节，可根据此原则，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依法办理。例如，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反映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因此这种情形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行贿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的行为，如果行贿行为不单独构成犯罪，可以认定为骗取贷款等行为的“其他严重情节”；如果行贿行为是独立成罪的，则不应再作为其他行为的情节来认定。通过持续“借新还旧”以及民间借贷方式偿还贷款的行为，不能简单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二、骗取贷款罪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专家研讨会
问题一：骗取贷款罪中“其他金融机构”的解释
“其他金融机构”是否包含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设立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是否适用骗取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
观点一：否定说。金融机构是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设立的金融机构，地方政府批准设立部分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不属于该解释中的金融机构。
观点二：肯定说。金融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属于该解释中的金融机构。
阮齐林：“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包含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设立的金融机构。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可以适用骗取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理由如下：
一方面，在骗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的案件中，适用骗取贷款罪相比适用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更为合理。因为骗取贷款罪入罪的门槛远远高于诈骗罪，要求造成重大损失才构成犯罪，适用骗取贷款罪有利于借款人。实际上有的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与司法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以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的名义通过公安机关催收贷款。如果适用骗取贷款罪，构成要件门槛高、处罚轻，对借款人实际上有利。
另一方面，有利于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催收贷款行为。小额贷款公司遭遇骗贷，可以通过司法机关追究骗取贷款者刑事责任，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给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维权的途径，或许可以减少小额贷款公司的暴力催收的情况，也可以减少小额贷款公司不规范催收的情况，如贷款未到期就开始催收。此外，小额贷款公司违法放贷、高利贷等违法违规的贷款，也得不到刑法的保护。不必担心小额贷款公司恶意利用骗取贷款罪的适用，换言之，欢迎小额贷款公司对于骗取其贷款的行为诉诸刑法追究骗贷者的责任。公权不干预，私力救济会乘虚而入。而小额贷款公司的乱象在于滥用私力催收债务。
劳东燕：不赞成扩张解释。没有理由对一切金融活动与组织都作特殊保护，不应将例外普遍化。建议采取是否由银保监会许可批准为标准，如果只要地方性政府许可就可，会导致执法标准在全国不统一，因各地审批的标准不尽一致。
车浩：不宜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金融机构。因为骗贷，也就是以虚假理由和材料骗取借款，是所有民间借贷的案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通常只是按照民事纠纷去处理，但是只有针对银行业的骗贷，才受到刑事立法的特殊保护。因此，这个保护的特殊性不能泛滥化，否则开了口子就稳固不住标准，最后一般的民间借贷都要被刑法保护进来了。
……
问题三：骗取贷款罪中“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解释
（一）欺骗手段
观点一：可参照贷款诈骗罪，从身份证明、资信证明、担保以及贷款用途证明等四个方面规定欺骗手段的表现形式，该欺骗手段需对银行发放贷款产生实质影响。实践中可根据金融机构不同的贷款种类，重点审查其贷款合同、贷款规则的要求，判断欺骗手段是否具有实质性。
观点二：不需要判断欺骗手段是否足以对银行发放贷款产生实质影响。
阮齐林：关于“欺骗手段”的认定，应当根据行为人贷款时向金融机构提交的具有重要性的资料是否虚假进行判断，可以根据身份证明、资信证明、担保以及贷款用途证明等四个方面，规定欺骗手段的表现形式。该欺骗手段能够对金融机构发放贷款、造成贷款不能归还结果具有实质影响。
关于该欺骗手段对放贷产生“实质影响”的认定，应当考虑两点：
一方面，根据诈骗的原理，行为人提交的身份证明、资信证明、担保以及贷款用途证明等贷款材料之一或全部虚假，导致金融机构贷款决策人陷入错误，做出了放贷的决定。如果金融机构贷款决策人知道真相就不会决定贷款，足以认为欺骗行为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决定具有实质性影响。
另一方面，鉴于骗取贷款罪以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为要件，因此该贷款材料的虚假，对于“造成重大损失”有重要的影响。借款人提交的虚假贷款材料如果是贷款到期不能归还、造成重大损失的关键性因素，应当认为对放贷产生了实质影响。
关于骗取贷款罪“造成重大损失”的认定，第一，“造成重大损失”的数额，根据现行立案标准：目前金额为造成金融机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20万元以上。第二，贷款到期不能偿还，且没有有效担保，不能证明有其他财产可供偿还。不必要求金融机构等穷尽一切法律手段追偿个人房产等财产不能清偿之后，才认为造成重大损失。（1）资金安全有保障的情形，如有足额、真实、有效的担保，可以通过担保追偿的，不能认为造成损失结果。（2）实际损失不确定的情形，如贷款未到期、有偿还可能的，不能认为造成损失结果。第三，以新还旧、以贷还贷，以最后的实际损失额为准。
关于骗取贷款罪“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首先，“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当以具备普通犯构成要件为前提，尤其是以“造成重大损失”结果为前提。其次，按照以往的司法解释习惯，以具备数额加重“造成特别重大损失”80%以上为前提。既然基本犯以造成重大损失为要件，说明新的立法对于骗取贷款罪重视实际损失结果的精神，因此，即使是情节加重，也应当把损失数额作为重要的因素。数额加重犯之“特别重大损失”，可以遵从司法习惯，按照基本犯“重大损失”的五倍掌握。
王新：关于“欺骗手段”的理解，在列举出长期司法实践的成熟行为形态的基础上，要防止司法机关将调查取证的重心仅仅放在被告人是否提供虚假的申请贷款材料，而忽视对银行放出贷款的其他原因之调查。这不仅会导致在认定骗取贷款罪成立的刑法因果关系时出现问题，也隐含着要求申请人在提交贷款申请的手续和材料时必须“圣洁化”，这明显地违反我国贷款活动的基本现状和规律，这是因为设立骗取贷款罪的本意是为了保护银行贷款资金的安全，而不是要惩罚一切不合规范的贷款行为。有鉴于此，这就需要我们在考察加害方申请贷款的欺骗手段之后，还要进一步分析欺骗手段的“因”与发放贷款的“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倘若在加害人实施贷款欺骗手段与被害方发放银行贷款之间，缺少被害方“陷入错误认识”的连接点，则表明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规范构造，不应认定本罪的成立。此外，行为人在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过程中，即使采用了欺骗手段，但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此是有认识的而放贷，由此也可切断“骗”与“取”之间的联系“桥梁”，不能认定成立骗取贷款罪。
劳东燕：对骗取行为应作必要限定，即只有行为人就会实质性地提升信贷资金风险，并由此影响金融机构做出贷款决策的事实进行虚构或隐瞒，才符合该罪的实行行为。“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应当要求欺诈行为与取得贷款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缺乏因果关系充其量只能构成未遂，而未遂通常不处罚。需要按诈骗罪客观构成的结构来进行理解。
车浩：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欺骗手段与取得贷款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必要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在刑法总论上表现为帮助犯与正犯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性的必要性，存在分歧。在刑法分论上，较多地表现为“以暴力手段……”，暴力与后续结果之间是否要求客观因果性，也有争议。总的来说，我赞成观点一。特别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将重大损失作为本罪的唯一的结果要件的情况下，必须明确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否则，在造成重大损失上面没有因果力，而仅仅因为材料的虚假性严重或者贷款数额大，就定罪的话，那就是退回到修法之前的认定思路上面去了，就把本罪又从修法之后的结果犯，变回了修法之前的行为犯也能成立的状态。
案例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3）甬北刑初字第377号
2010年11月12日，被告人汤某通过虚开26份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共计2927503元）和伪造浙江吉利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回款付款通知书（回执）、质押确认函等证明文件的手段，以虚假应收款抵押的方式，向中信银行江北支行骗取贷款人民币2342002.4元。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工作人员袁某（另案处理）等人未按规定进行严格的核对及审查，仅凭汤丽韫提供的虚假票证即向万创公司发放了贷款人民币2342002.4元。法院认为，被告人汤某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
案例二：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2020）鲁0828刑初135号
被告人董某安排公司工作人员伪造公司对华电煤业集团运销公司的16166万元应收账款，对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8765.11万元的应收账款，对兖煤公司的应收账款作质押担保，在中国建设银行嘉祥支行、古槐路支行办理贷款业务。先后贷款17490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董龙亮以欺骗手段骗取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
（二）银行是否需要陷入错误认识
观点一：骗取贷款罪应当按照诈骗犯罪的构成认定，在工作人员知情或参与情况下，因被害人未被骗，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行为人不成立骗取贷款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可以成立违法发放贷款罪。
观点二：工作人员共谋或知情骗取贷款，侵害了金融机构的利益，金融机构仍然被骗，借款人成立骗取贷款罪。
阮齐林：既然是“骗取”贷款，不言而喻需要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合理的提法是：“如何认定或掌握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借款人实施了骗贷行为，只有当金融机构审批发放该笔贷款的负责人（决策人）知情才能认定为金融机构没有陷入认识错误。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知情或参与情况下，这些工作人员虽然知情没有被欺骗，但是金融机构发放该笔贷款的负责人（决策人）不知情、被欺骗的，仍然认定为金融机构陷入认识错误、受到了欺骗。理由如下：
第二，鉴于骗取贷款罪以造成金融机构的损失为要件，这个要件已经大大限缩了骗取贷款罪的适用范围。因此，应当限缩金融机构没有陷入错误的范围。在借款人实施了欺骗行为且造成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的情况下，仅仅因为金融机构方面有关工作人员知情或者串通造假，就认为借款人的行为不成立骗取贷款罪，不承担刑事责任，等同于放纵骗取贷款行为。这种情况下仅仅追究金融机构有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刑事责任，显失公平。借款人实施了欺骗行为、骗取了贷款使用、使金融机构蒙受重大损失，反倒无罪，对于骗贷案各方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追究显失平衡。
第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共谋或知情骗取贷款，侵害了金融机构的利益，金融机构仍然被骗，借款人成立骗取贷款罪。只有当该笔贷款的决策人为了金融机构的利益，明知借款人贷款材料虚假即有欺骗，仍然同意放贷给借款人，相当于金融机构的单位行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借款人成立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
车浩：赞成观点一。银行工作人员没有受骗时，(行为人)应当按照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处理（主要作用），是否承认，这只是一个证据取证的问题，在任何场合都存在。银行知情的时候，不能成为骗取贷款罪。否则“骗”的明确文字表述，就失去意义了。不过有个问题，违法发放贷款罪，成罪条件是“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入罪门槛更容易（骗取贷款罪已经修改为结果唯一性的“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内外勾结，在未造成损失时，只要数额巨大，也能构成共同犯罪。而且，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最高刑为15年，而骗贷罪是7年。这样会不会对骗贷人处罚更重？我认为重也是合理的，因为双方内外勾结，违法取得贷款的危害性，客观上确实要重于单方的骗取贷款行为。
案例三：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9刑申13号
骗取贷款罪所保护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及金融机构的财产权，而并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个人财产权。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基于行为人提交的虚假贷款材料向行为人发放贷款，即应认定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与犯罪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换言之，行为人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共同骗取贷款的行为亦是本罪的客观表现。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是否明知贷款材料为虚假，不影响因果关系成立的认定。申诉人所提此项申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四：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5刑终139号
本案中，平安银行为了单位业绩考核经讨论后决定给予长丰公司问题授信，将银行承兑汇票敞口转为流动资金贷款，平安银行对长丰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起主导作用，平安银行发放贷款是基于其本身给予长丰公司的问题授信，与长丰公司提供资料之间无因果关系……且书证失信被执行人查询证实银储公司被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网上公布，系可公开查询的资料，平安银行并未对银储公司的状况陷入错误认识……综上，平安银行对长丰公司的贷款目的、担保人的状况应是知情的，并未陷入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长丰公司相应获取贷款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吴斌作为主管人员亦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问题四：骗取贷款罪中“损失”的计算
（一）列入损失的范围，是否包含利息、保证金、手续费等
观点一：“损失”是指公安机关立案时，行为人尚未向金融机构归还的贷款本金，不包括利息、保证金及金融机构收取的违约费用。行为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前支付的保证金和利息，应当从损失数额中扣除。
观点二：“损失”包含利息。
阮齐林：“损失”的范围应当包括行为人尚未向金融机构归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应当包括利息的理由是：（1）金融机构贷款资金是有成本的；（2）有利于敦促借款人积极归还贷款。利息计入损失范围，逾期不归还贷款可能给借款人带来不利的后果，即损失结果会随利息而增长，可能对其刑事责任产生重大影响。原来没有达到“重大损失”的，可能因为利息计入而达到重大损失数额标准；原本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可能因为利息的计入而达到情节特别严重。保证金及金融机构收取的违约费用，应当从损失数额中扣除。
劳东燕：损失应当包括利息，因为银行本身就是以信贷为主业。
车浩：赞成观点一。观点二似乎对银行过分保护了。设置这个罪，就已经是对银行的专门保护了，在损失上面不能再搞特殊保护。刑法中其他罪名涉及到损失认定时，都是计算本金本身。事实上，一般的单位和个人，也同样可以主张自己的本金如果不是被骗，也是放在银行里面有利息收入的。所以，从平等保护的角度来看，计算本金就可以了。
观点一：贷款逾期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经过合理催收后仍不能归还本金的，视为已经造成损失。借款人向金融机构提供担保的，银行需事先向担保人主张担保责任，有证据证明本人或第三人拒绝履行担保责任或者无力承担担保责任的可以直接计算损失。
观点二：不宜将事先向担保人主张担保责任作为认定金融机构损失的前提条件。
阮齐林：骗取贷款案重大损失结果难以最终确定，往往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损失的计算时点难以确定。骗取贷款罪损失的计算时点，准确地说应当是公安机关“立案时”认为已经发生“造成重大损失”结果情形。
王新：鉴于担保合同一般是贷款发放的必经程序，在确定骗取贷款罪成立的“损失”时，就不能脱离担保合同的关键作用。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向提供担保的行为人主张承担担保责任的，一般不应认定金融机构遭受实际损失。
劳东燕：损失的判断不能简单以是否逾期作为标准，而要审查行为人的经营情况、资金情况、未能按时归还的原则、归还意愿等因素做综合的实质性判断。
车浩：赞成观点一。在有担保的情况下，不能跳过主张担保的环节直接认定经济损失。对此，之前“两高”都有过类似的意见。应当保持前后政策方向的一致性。
根据2009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针对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立案追诉标准的意见》，不宜一概以金融机构出具“形成不良贷款”的结论来认定“造成重大损失”。例如达到“次级”的贷款，虽然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经营收入已无法保证足额偿还本息，但若有他人为之提供担保的，银行仍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实现债权。因此，“不良贷款”不等于“经济损失”，亦不能将“形成不良贷款数额”等同于“重大经济损失数额”。
问题五：罪名竞合的处理
（一）同时构成高利转贷罪和骗取贷款罪的处罚原则
阮齐林：套取贷款高利转贷他人，其实是一种骗取贷款的行为。二者只是入罪的结果要件存在差异。高利转贷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为要件，骗取贷款罪以造成重大损失为要件。高利转贷同时具备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和造成重大损失条件的，可以认为是想象竞合犯，不应当数罪并罚。鉴于高利转贷行为可以包容在骗取贷款行为范围内，在增加规定骗取贷款罪之后，高利转贷罪几乎相当于骗取贷款罪一种类型，成为“盲肠”条款，应当尽量限缩适用高利转贷罪，尽量适用骗取贷款罪定罪处罚。
劳东燕：高利转贷罪中的目的要素，只要具有相应目的即可，不需要证明在贷款之前就存在高利转贷目的。因目的在前发生还是过程中产生，两类行为在危害性上没有实质差别。处罚原则问题：可能形成两种关系。其一，骗取贷款时即有转贷目的，构成想象竞合。其二，骗取贷款时没有转贷目的，事后产生转贷目的而实施相应行为，构成吸收关系；后一行为类似于处理赃物的行为，除非后续处理赃物的行为统一要与前行为进行数罪并罚，不然根据传统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后行为为前面的主行为所吸收，从一重罪处罚。
（二）骗取贷款罪与违法发放贷款罪之间的关系，对于银行工作人员明知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骗取贷款，仍发放贷款的，如何处理
观点一：分别定罪处罚，对借款人与银行工作人员分别以骗取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处罚。
观点二：按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体身份所涉犯罪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
观点三：只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处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借款人不构成犯罪。
阮齐林：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贷款申请人恶意串通取得贷款的，应当分别定罪处罚，即对借款人以骗取贷款罪定罪处罚；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处罚。理由是：
1.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借款人串通的场合，借款人骗取贷款、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法发放贷款是“对合行为”。对于对合行为或者对向行为，刑法对双向行为都规定为犯罪的，各自适用刑法条文分别定罪处罚，如行贿与受贿。属于事实上的共犯或同案犯，但是不适用共犯的规定，直接适用刑法分则的规定分别定罪处罚。
刑法总则中共同犯罪的规定，就定罪而言，主要是扩张或者修正对正犯的帮助、教唆行为的处罚范围。因此只有当某种行为不属于刑法分则刑罚法规（正条）规定任何一种犯罪行为时，才可以适用总则共犯（教唆犯、帮助犯）的规定，扩大处罚某正犯的帮助、教唆行为。如果某行为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已有罪状法定刑规定，数人共同实施的，以共同正犯论处。如果某行为在刑法分则条文中没有罪状法定刑规定，但是帮助、教唆了正犯，因为无正条适用，此时才不得不依据总则共犯（帮助、教唆）的规定扩大处罚范围，以被帮助、教唆的正犯之共犯定罪处罚。因此总则对（正犯）帮助、教唆行为的处罚，是以对该行为没有正条可资适用为前提的。如果有正条可资适用，则排斥总则共犯扩张的适用。因此，借款人的骗取贷款行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法发放贷款行为因为刑法对各自都规定有罪状法定刑，即使是同案犯，也应当分别定罪处罚，即对于借款人的骗取贷款行为，以骗取贷款罪定罪处罚；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违法发放贷款行为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处罚。排斥总则共犯（帮助、教唆）规定的适用。
2.违法发放贷款罪与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法定刑均不相同，即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同，无论按照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还是按照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处理，都存在定罪量刑标准不一的情况。既然对借款人的骗取贷款行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法发放贷款行为，在刑法中各自规定有定罪量刑标准，那么分别定罪处罚更为准确、合理。另，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法定刑明显比骗取贷款罪的重，这是基于违法发放贷款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职责而配置了较重的法定刑。将其适用于没有这种身份的借款人没有正当根据。
对借款人的骗取贷款行为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违法发放贷款行为都要定罪处罚。即使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知情，也不能只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处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而不处罚骗取贷款的借款人。
劳东燕：（1）限定于金融机构个别工作人员违反内部规章与惯例操作，否则贷款方难以构成骗取贷款罪。（2）原则上贷款方按骗取贷款罪处理，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按违法发放贷款罪处理。（3）两罪的关系类似于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对合犯，有特殊的政策性考虑，不应当按想象竞合从一重罪的原理来处罚。立法设定不同的法定刑，表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违规放贷要受更为严厉的处罚，与贿赂犯罪中公职人员的情况类似。（4）不能构成骗取贷款罪中骗取行为的民事欺诈，不能反过来认为只要其有明知就可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违反当然解释的原理，如果行为不能构成较轻的骗取贷款罪，自然不可能反而构成更重的犯罪。
车浩：赞成观点三。对于银行工作人员明知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骗取贷款，仍发放贷款的，应当按照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处理。通常情况下，知情的银行内部工作人员一定是起到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主要作用，否则无论贷款人再怎么造假，也不可能得到贷款。
案例五：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上刑初字第182、183号
法院认为，被告人于某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被告人周某、钱某作为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且系共同犯罪。
案例六：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白刑再初字第1号
2008年4月，被告人翟某顶用刘某、祝某某等15人的身份信息在大安市安广信用社贷款66万元，期限一年。被告人黄某利用职务之便，伪造信贷员李某某的签字编造虚假借款理由，违规发放了该笔贷款，将“空库还贷”的100万元贷款平帐。后被告人翟某顶用王某、孙某某等10人的身份信息在安广信用社贷款40万元，期限一年。被告人黄某利用职务之便，伪造信贷员隋某某的签字并违规发放了该笔贷款。被告人翟某骗取的106万元贷款至今未还。
法院认为，被告人翟某以欺骗手段，顶用他人身份信息以农户联保方式取得贷款10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被告人黄某利用职务之便违反国家规定伪造信贷员签字并审核发放贷款106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三）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为贷款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等资信证明，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骗取贷款、贷款诈骗的共同犯罪的，择一重处罚。
阮齐林：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为贷款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等资信证明，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定罪处罚。因为刑法对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行为规定有罪状和法定刑，可资适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帮助了借款人骗取贷款的，也符合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共犯的条件，但是也应当分别定罪处罚。如果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人的行为符合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正犯的条件，应当以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的共同正犯定罪处罚。
（四）欺骗担保人提供担保，同时构成合同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的处罚原则
观点一：欺骗担保人向银行提供担保，取得贷款后由担保人代为偿还，因没有侵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权益，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应当按合同诈骗罪处理。
观点二：欺骗担保人向银行提供担保，取得贷款后由担保人代为偿还，其诈骗的对象仍然是贷款，而非担保财物，行为人成立骗取贷款罪或贷款诈骗罪。
观点三：以骗取担保形式骗取贷款的，骗取担保与骗取贷款的行为属于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关系，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如果行为人在骗取担保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成立合同诈骗罪或者诈骗罪，后续骗取贷款的行为又成立骗取贷款罪，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观点四：应当从最终损失的主体来认定究竟是成立合同诈骗罪还是骗取贷款罪。
阮齐林：欺骗担保人向金融机构提供担保，取得贷款后由担保人代为偿还。首先可见的是：担保人蒙受财产损失而金融机构没有重大损失。如果借款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担保人蒙受的财产损失应当成立合同诈骗罪或者诈骗罪。此外，是否成立贷款诈骗罪或骗取贷款罪应当视欺骗担保人的具体情形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1.如果在个人资信或公司财物状况、还款能力、贷款理由、用途上对担保人实施了欺骗。对“担保人”和对“金融机构的骗取贷款”之欺骗似属于“同一欺骗事实”。在借款人以骗贷的同一欺骗事实也对担保人构成欺骗时，如果担保真实且由担保人代为偿还贷款。对金融机构而言，担保真实，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也没有发生，借款人的行为没有齐备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不成立骗取贷款罪。
2.如果借款人盗用他人名义担保，“担保人”对于为借款人的贷款担保不知情，或者对担保的贷款金额、条件不知情。“担保人”可以拒绝履行担保责任。这样，可以认为借款人提供了虚假担保骗取了贷款，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构成骗取贷款罪。如果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构成贷款诈骗罪。
总之，对于骗取担保进而骗取贷款的案件，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个案“骗取担保”的具体情形定性。脱离个案“骗取担保”的具体事实抽象地说是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或牵连犯，或者说构成数罪抑或是仅构成一罪，不能适合欺骗担保人担保案件的复杂多样性。这里需要个案的示范、指引。
3.欺骗担保人提供担保骗取贷款，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具备了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成立骗取贷款罪应该没有问题。担保人代为偿还部分贷款的，如果偿还的部分没有计入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仅作为给担保人造成的损失，是否定罪、如何定罪？要视借款人对担保人欺骗的具体情形以及是否足以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定。这里需要提供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仅就“欺骗担保人提供担保”抽象表述，很难作出确切的结论。
4.欺骗担保人向金融机构提供担保，取得贷款后由担保人代为偿还，其诈骗的对象是贷款还是担保财物？这与骗取贷款罪“造成重大损失”有关。如果担保人代为偿还就不算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话，借款人不具备骗取贷款罪的损失结果要件，不成立骗取贷款罪。即使认为骗取的对象是贷款，也不能彻底解决案件的定罪处罚问题。因此，首先需要解决担保人代为偿还的是否计入“损失”金额。如果应当计入损失金额，那么有骗贷行为和损失结果，构成骗取贷款罪；如果不计入，仅属于担保人的损失。单就担保人蒙受损失而言，如前所述需要根据欺骗担保人的具体案情而定，难以一概而论。
车浩：赞成观点一。如果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是计划让担保人向银行偿还贷款，自己不会偿还且也不会向担保人再赔付，并且，最终确实是由担保人向银行偿还。那么，在这个事件中，银行的贷款没有遭受损失，担保也是真实可实现的，就不再定骗取贷款罪。行为人对担保人构成合同诈骗罪，没有合同的，就按照诈骗罪论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