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场之存在，是以休闲娱乐之茶馆为基础的。乡里赌场之盛、组织者之明目张胆，实则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让赌博寄生的社会生态：
茶馆及六合彩之覆盖面之大，使得乡里人对赌博的接受度极高。尽管人们对赌场及茶馆之本质比较清楚，但在茶馆不劳而获的体验，与在赌场押注、在地下六合彩押“特码”企求一夜暴富的心态，并无本质区别。
茶馆培养了一种畸形的消费习惯。为了吸引顾客，各个茶馆绞尽脑汁扩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而今，一些大型的茶馆，其服务标准是：为打牌者及其家属免费提供午餐(午餐按照当地待客的最高标准定制)、茶水、接送小孩服务等；一些茶馆为了吸引顾客，甚至进门即发5元红包。
久而久之，茶馆成了很多乡里人的第二家庭。比如，很多人快到午餐时分，就拖儿带女找个茶馆消费去了。这种营销模式，和赌场如出一辙。那些“八点场”，对所有到来的赌徒，无论其是否参赌，都报销车费、进门即发20元(或一包烟)，并设有好吃好喝招待。乡民们甚是享受茶馆及赌场制定的服务标准，以至于每个人都默认了“顾客就是上帝”的宗旨，吃好、穿好、玩好，是他们的潜在意识。
“癌症”
而在大批人寄生于赌博场的过程中，它也将社会中最赤裸裸的两极分化呈现于人们面前。以至于，乡民们竟然不自知地有了一种对权势的畏惧感。
一种赌徒心态也在乡村社会蔓延开来。农民幻想一夜暴富，早已习惯于及时行乐，不劳而获也是普遍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人们对因赌而生的丑恶现象，丧失了基本的价值评判能力。哪怕是高利贷逼死人事件，乡里人也仅仅是唏嘘一番，甚至于，无聊者还拿这种事当做谈资，调侃茶馆关门歇业是全乡为其志哀。
至于赌博闹出的家庭纠纷，则数不甚数。比如，2016年发生了一件传遍全乡的丑闻。一位在家带小孩上学的奶奶，因天天在茶馆赌博，入不敷出，不仅私吞了在外打工的儿媳妇寄回来的人情钱，还不断编排各种理由索要儿子儿媳妇的血汗钱；不少留守家中的中年妇女，打牌之豪气远超男子。有一个女子，曾在茶馆连续奋战五天五夜，期间连脸都没洗一回。
赌博也在慢慢腐蚀当地政治社会生态。就在笔者下笔的前几天，一个逼死多条人命的“大混混”，竟然得意洋洋地到各个茶馆“宣传”中央最新精神：“像我这样的(组织’八点场’)，是要被抓起来的；(我已经不干了)你们竟然还在明目张胆地开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