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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26陕西
卡尔·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1907年开始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合作，发展及推广精神分析学说长达6年之久，之后与弗洛伊德理念不和，分道扬镳，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出“情结“的概念，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曾任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会长、国际心理治疗协会主席等，创立了荣格心理学学院。1961年6月6日逝于瑞士。他的理论和思想至今仍对心理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我虽然不是汉学家，但因为个人曾接触过《易经》这部伟大的经典，所以愿意写下这篇序言来做作见证。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我的老朋友理查德·卫礼贤（RichardWilhelm）①致敬，因为我深切体会到他翻译的《易经》在西方是无与伦比的，在文化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假如《易经》的内涵很容易掌握，这篇序言就没有必要写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因为重重迷雾正笼罩着它。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看成咒语集，认为它太过晦涩难懂，要不然就是认为它没有丝毫价值。理雅格（Legge）②的译本，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可见的英文译本，但这译本并不能使《易经》更为西方人的心灵所理解。相对之下，尉礼贤竭尽心力的结果，却开启了了解《易经》的象征形式之大道。卫礼贤曾受教于圣人之徒劳乃宣③，学过《易经》哲学及其占卜方法，所以从事这项工作，其资格绰绰有余。而且，他还有多年实际占卜的经验，这需要很特殊的技巧。因为卫礼贤能掌握住《易经》活泼的生机和丰富的内涵，所以这本译本见解深邃，远超出了学院式的关于中国哲学知识的藩篱。
一、占卜是怎么一回事
卫礼贤对于《易经》复杂问题的说明，以及实际运用它时所具有的洞见，都使我深受其益。我对占卜感兴趣已超过30年了，对我而言，占卜作为探究潜意识的方法似乎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我在1920年代初期遇到卫礼贤时，对《易经》已经相当熟悉。卫礼贤除了肯定我所了解的事情以外，还教导我其他更多的事情。
我不懂中文，而且也从未去过中国，但我可以向我的读者保证，要找到进入这本中国经典的正确法门并不容易，它和我们思维的模式相比，实在距离得太远了。假如我们想彻底了解这本书，首先是必须去除我们西方人的偏见。比如说：“像中国人这样天赋异禀而又聪慧的民族，居然没有发展出我们所谓的科学，这真是奇怪。”事实上，我们所谓的科学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上的，这种观点目前正处在巨变之中。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无法完成的任务，正由当代的物理学家来完成，他们已经使因果律发生根本性的动摇。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规律，只是统计学上的真理而已，因此必然会有例外的情况发生。我们还没有充分体认到：我们在实验室里，需要极严格的限制下，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自然发展，我们可以见到截然不同的现象。每一事件的历程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几率的影响，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况下，能完全符合律律的事情反倒是例外。
正如我在《易经》里看到的，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完全被事件的几率层面吸引住了。我们认为巧合的事情，却似乎成了这种特别的心灵的主要关怀对象，而我们所推崇的因果律，却几乎完全受到漠视。我们必须承认，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人类费尽心机所要做的，就是摧毁和限制几率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在和几率的对比中，通过理论思维得到的因果率顿时显得软弱无力，卑贱如尘土。例如，水晶可以说成是种六面形的角柱体，只要我们看到的是理想上的水晶，这种论述当然非常正确。但在自然世界中，虽然所有的水晶确实都是六角形，却不可能看到两个完全相同的水晶。可是，中国圣人所看到的却似乎是经验的而非理论的水晶。对他们来说，由复杂的自然律所构成的事实，比对它做出因果性的解释更重要。因为只有在构成事件的因素彼此分离后，才可能以因果关系来处理。
《易经》对待自然的态度，似乎很不以我们看重的因果程序为然。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实际观察时的情境，是几率的撞击，而非因果因素汇集起来所产生的明确结果。他们的兴趣似乎集中在观察时几率因素所形成的缘会上，而不是巧合时所假设的种种理由上。当西方人正小心翼翼地过滤、衡量、选择、分类、隔离时，中国人情境的图象却包容一切，直至最精致、最细微、超感觉的微细部分。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凑在一起，共同形成观察时的情境。
因此，当人投掷三枚硬币，或者拨算49根蓍草时，这些几率的微细部分都进入了观察的情境的图象中，成为情境的一部分——这“部分”对我们并不重要，但对中国人来说却具有无比的意义。在某一情境内发生的事情，无可避免地会含有只属于此一情境的性质。这样的论述在我们看来，可以说陈腐不堪。但这里谈的不是抽象的论证，而是实际的状况。有些行家只要根据酒的色泽、味道、形态上面，就可以告诉你它的产地与制造年份。有些古董家只要轻瞄一眼，就可非常准确地说出古董或家具的制造地点与制造者。有些星占家甚至于在全不知道你的生辰的情况下，却可跟你讲你出生时，日月的位置，以及从地平面升起的黄道带是什么样子。我们总该承认：情境总是含有事件的某些迹象和线索。
二、巧合的意义——同时性
卦爻与成卦时的情境相契合这种假设，蕴含了我所谓的同时性这个看上去非常奇怪的概念，这概念所主张的观点正与因果性所主张的观点相反，后者只是统计学上的真理，并不是绝对的，这是一种作用性的臆说，假设事件如何从那样演化到这样。然而同时性原理却认为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并不只是几率的作用而已，它蕴含更多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客观的事件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主观的心理状态间，有一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中国古人思考宇宙的态度，在某些方面可以和现代的物理学家相媲美，他不能否认他的世界模型确确实实是就像《易经》里实在需要包含主观的、也就是心灵的条件在整体的情境当中。正如因果性描述了事件的前后联系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同时性则处理了事件的契合。因果性的观点告诉我们一个纵向发展的戏剧性故事：D是如何呈现的？它是从前面的C衍生而来，而C又是从前面的B而来，如此之类。相比之下，同时性的观点则尝试描述出平等因素之间有意义的契合，例如：A、B、C、D是如何在同一情境及同一地点中一齐呈现的。首先，A、B、C、D它们都是同一情境中的组成因素，而这情境显示了一幅合理而可以理解的图象。
《易经》六十四卦是一种象征性的工具，而它们体现了六十四种不同而各有代表性的情境，这种诠释方法可以与因果的解释相媲美。因果的联系可以由统计来确定，可经用实验来控制，但情境却是独一无二，不能重复的，所以在正常状况下，同时性原理是无法实验的。《易经》认为要使同时性原理有效的惟一要件，是在于观察者要确信卦爻辞确实可以呈现他心灵的状态，因此，当他投掷硬币或者分开蓍草时，必须确信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个现成的情境当中。而且，发生在这一情境中的任何事情都属于这一情境，属于其中不可分割的因素。当然，要了解这一明显真理的确切含义，只有得出卦爻以后，乃至证实了对卦爻的诠释以后才有可能。因为这一方面要求观察者对主观与客观情境具有足够的知识，另一方面要根据后续事件的性质而定。这种程序显然不是我们习惯于实验证明或确实证据的批判性心灵所熟悉的，但对于想从和中国古人相似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人来说，《易经》也许颇有诱人之处。
三、请教《易经》
我以上的论述，中国人并没想过；不但没想过，而且恰好相反。因为根据传统的解释，只有经过神灵以隐秘方式的作用之后，蓍草才能对占题给出有意义的答案。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构成《易经》活生生的灵魂。因为《易经》是种充满灵性的存在，所以人们可以向《易经》请问，而且可预期获得合理的答复。谈到这里，我脑中忽然灵光一闪，突然想到：如果外行的读者能见识到《易经》占卜是怎样运作，也许也们会颇感兴趣。为此缘故，我一丝不苟，完全依照中国人的观念作了个实验：在某一意义下我将此书人格化了，我要求它判断它目前的处境如何——也就是我将它引荐给英语世界的读者，结果会怎样？
虽然在道家哲学的前提内，这样的处理方法非常恰当，在我们看来却显得过于怪诞。但是，即使精神错乱导致的各种幻觉或者原始迷信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诡谲，都不曾使我惊骇，我总是尽量不存偏见，保持好奇，这不就是所说的“喜爱新知”吗？那么，我为何不冒险与此充满灵性的古代典籍对谈一下呢？这样做，应当不至于有任何伤害，反而还可让读者见识到源远流长、贯穿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心理学方法。不管对儒家或者道家学者来说，《易经》都代表一种精神的权威，也是一种哲学奥义的崇高体现。我利用掷钱币的方法占卜，结果所得的答案，是第五十卦——鼎
假如要与我提的问题的方式相应，对卦爻辞必须这样看待：《易经》是位懂得告谕的人士，它将自己视作一座鼎，视作含有熟食在内的一种礼器，其中的食物是要要献给神灵歆用的。卫礼贤谈到这点时说道：
鼎是精致文明时代才有的器物，它示意有才能的士人砥励自己，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和奉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在宗教上已达到颠峰。鼎提供牲礼，因此，尊崇他们即尊崇上帝。应当通过尊崇他们，来谦卑的接受上帝的旨意。
回到我们的假设上来，我们必须认定：在这里《易经》是在给自己作见证。
当卦中任何一爻值六或九之时，表示它们是变爻，因此特别值得注意，在诠释上也比较重要。在我筮得的这个卦上，神灵着重于九二、九三两爻的九（即变爻），爻辞说：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白话）九二：鼎里面有实物（食物），仇人却嫉恨我，但他们不能伤害我，是吉利的。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白话）九三：鼎耳倾倒已更改，其行事受到阻碍，肥美的雉鸡尚未被享受，恰好落雨亏损其火之厉，故无悔而终吉
《易经》确实在抱怨它的良质美德和重要功能被人忽视，闲置在地上，可是它预期自己终将会再受肯定，所以感到欣慰。
四、《易经》答语之意义
对我向《易经》提出的问题，这两段爻辞给出了明确的解答，它既不需要用到精微细密的诠释，也不必用到任何精构的巧思也不需要旁门左道的知识。任何稍有点常识的人都可以领会它的含义，这答案指出一个对自己相当自信的人，其价值却不能普遍的被人们承认，甚至于连普遍为人所知都谈不上。《易经》看待自己的方式相当有趣，它视自己为一礼器，牲礼藉着它奉献给神灵，使诸神歆享礼食。我们也可以说：它认定自己为一礼器，用以供应精神粮食给无意识的因素或力量（神灵），这些因素或力量往往向外投射为诸神——换言之，其目的也就是要正视这些力量应有的分量，以便引导它们，使它们进入个体的生命当中，发挥作用。无疑地，这就是宗教一解（religio）最初的涵义——小心凝视，注意超自然的存在（numinous）。
《易经》的方法确实考虑了隐藏在事物以及观察者心灵的独特性，同时对潜藏在个人无意识当中的因素，也一并考虑了进去。我请教《易经》，就像请教一位将被引荐给朋友认识的先生一样，事先会问：这样做，这位先生是否觉得高兴？《易经》在答复我的问题时，谈到它自己在宗教上的意义，也谈到它目前仍然未不为人所了解，时常招致误解，而且还谈到它希望日后重放光彩——由最后这点显然可以看出，《易经》已瞥见我尚未写完的序言，更重要地，它也瞥见了英文译本。这样的反应很合理，就像我们可以从相同处境的人士预期到的情况一样。
但是，这种反应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只是将三枚小铜板轻掷在空中，然后它们掉下，滚动，最后静止不动，有的正面在上，有的反面在上。这种技巧初看似乎全无意义，但具有意义的反应却由此兴起，真是奇妙，而这正是《易经》最杰出的成就。我所举的例子并不是偶然遇到的，答案有意义属于常例。西方的汉学家和一些颇有成就是中国学者很痛心疾首地告诉我：《易经》只是一本过时的咒语集。从谈话中，这些人士有时也承认他们曾向算命的相士——通常是道教的道士——请求占卜。这样做当然“毫无意义”，但非常怪异的是：所得的答案竟然和问卦者心理上的盲点极度的吻合。
且再回到鼎卦上来。鼎卦全体都发挥了那两个重要的变爻所的主题，这一点毫不奇怪。卦的初爻说道：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白话）鼎脚颠倒、翻转，此时将坏滥之物倒出，如有人娶妾为得子这是无咎的
第二、三爻前已述及，第四说：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白话）鼎足折断，倾覆了公爵的美味，污及其臣，是凶的。
鼎在这里已开始使用，但情况显然很糟，因为占卜被误用了，或者遭到了误解。神灵的食物洒了一地，其人的颜面尽失。理雅格如此翻译：“臣民将因羞愧而脸红”。误用鼎这类的礼器真是大不敬，《易经》在此显然坚持自己作为礼器应有的尊严，它抗议被亵渎使用。
第五爻论道：
鼎黄耳金铉，利贞。
（白话）鼎有黄铜做的鼎耳，金器做的铉，是利于正的。
《易经》似乎重新正确地（黄色）为人理解，也就是透过新的概念，它可被掌握住，这概念甚有价值（金色）。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有了新的英文译本以后，《易经》比起以往，更容易让西方世界接受。
第六爻说道：
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白话）鼎有玉制鼎铉，大吉大利。
玉以温润柔美著称，假如鼎的两个环是用玉制成的，整个容器看来必定是精美富丽，珍贵非凡。《易经》此时不仅是踌躇满志，而且还是极度的乐观。我们只能静待事情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也得对《易经》赞成新译本此种结果，感到称心快意。
在上述这个例证当中，我已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占卜运作的情况。当然，运作的程序多少会随着提问题的方式的不同，而与之变化。比如说，假如一个人处在混乱的情境里，他也许会在占卜时现身为说话者的角色。或者，假如问题牵涉到他人，那个人也许会成为说话者。然而，说话者的认定并不全部依赖所提问题的态度而定，因为我们和我们伙伴的关系并不永远由伙伴决定。通常我们的关系几乎全仰赖我们自己的态度——虽然我们常忽略这一事实。因此，假如个人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关系网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终将会感到惊讶：怎么会和预期的恰好相反？他自己就像经文偶尔指引的一样，过分夸大了它的角色。有时我们将某一情境看得太严重，过分夸大了它的重要性，如果这时候我们请教《易经》，答案会指向潜藏在问题里面一些被忽略的东西，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
对于刚接触《易经》的人来说，这样的例子也许会使他觉得，占卜是一种虚妄的事情，据说孔子的占卜答案，有一次是不理想的，他得到了第廿二卦——贲，极具美感的一个卦。这使人联想到苏格拉底的神祇对他的劝导：“你应该多接触音乐。”苏格拉底因此开始吹奏长笛。在执着理性及对生命采取学究式态度方面，孔子与苏格拉底难分高下，但他们两人同样不能达到此卦第二爻所劝说的“贲其须”的境界。不幸的是，理性与繁琐的学究通常都缺乏风雅与吸引力，所以从根本上看，占卜的说法可能并不错。
还是再回到卦上来吧，虽然《易经》对它的新译本似乎相当满意，而且还甚为乐观，但这不能保证它预期的效果确实可在大众身上看出。因为在我们的卦里有两爻是阳九，我们可由此知道《易经》对自己的预期为何。依据古老的说法，以六（老阴）或九（老阳）称呼的爻，其内在的张力很强，强到可能倒向对立的一面去，也就是阳可转变成阴，阴可以转变成阳。经由这种变化，鼎卦就变成了第三十五卦——晋
晋卦的主旨描述一个人往上爬升时，遭遇到的命运形形色色，卦爻辞说明在此状况下，他究竟该如何自处。《易经》的处境也和这里描述的人物相同。它虽然像太阳般高高升起，而且表明了个人的信念，但它还是受到打击，无法为人相信，它虽然继续竭力迈进，但甚感悲伤，可是，“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隐晦的爻辞。在梦中或童话故事里，祖母或女性祖先常用来代表无意识，因为在男人的无意识中，常含有女性心灵的成分在内。如《易经》可能无法为意识接受，但是至少无意识可在半途迎接和容纳它，因为《易经》与无意识的关系远比意识的理性态度要来得密切。既然梦寐中的无意识常以女性的形态出现，这段爻辞很可能就可以作如此的理解，女性（也许是译者）带着母性的关怀，关怀此书。因此，对《易经》来说，这自然是“介福”。它预期可普遍让人理解，但也担忧会被人误用——“晋如鼫鼠”。要留心那告诫，“失得勿恤”，不要把失放在心上，不要忧虑，也不要勉强说服任何人。
《易经》冷静面对自己在美国书籍市场的命运，它的态度就和任何理性的人面对自己备受争议的著作之命运时，所表现出来的没有两样。这样的期望非常合理，而且合乎常识，要找出比这更恰当的答案，反而不容易。
五、我的解释之立场
这些占例都发生在我写下以上的论述前，当我得到这一结论时，我希望了解《易经》对于最新的情况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既然已加进了这个场合，情况自然也随着我所写的而有了变化，而我当然也希望能了解到与我的行为有关的事情。由于我一向认定学者对科学应负责任，所以我不习惯宣扬我所不能证实，或至少理性上不能接受的东西。因此，我必须承认在写这篇序言时，我并不感到太过快乐。要引荐古代的“咒语集”给具有批判能力的现代人，使他们多少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实在很难不令人踯躅不前，但我还是做了，因为我相信依照中国古人的想法，除了眼睛可看见的外，应当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然而，尴尬的是：我必须诉诸于读者的善意与想像力，而不能给他们周备的证明以及科学而严密的解释。非常不幸地，有些用来反对这具有悠久传统的占卜技术之论证，很可能会被提出来，这点我非常了解。而我甚至不能确定：搭载我们横渡陌生海域的船只是否有漏水的地方？古老的经文没有讹误吗？卫礼贤的翻译是否正确？我们的解释会不会存在自我欺骗？
六、坎与井
六三，来之坎坎，险阻枕，入于坎陷，勿用。
（白话）有来往都入坎的象征，前有险难后又枕于险难，危殆若此，且止且观，苟不如斯，必陷深坎，慎勿如是行。
假如在以前，我将会无条件地接受劝告：“勿用”，即对于《易经》不发一言，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意见。但在目前，这样的忠告也许可以当作《易经》工作方式的一个范例看待。事实上，我目前进退维谷。谈占卜的事情，除了上述所说的以外，再也不能多说什么。但是想往后退，将我个人的见解完全舍弃，也做不到。我正处在这样的状况当中。然而，事情很明显，假如有人开始考虑到《易经》，将会发现它的问题确实是“来之坎坎”。因此无可避免地，当人处在无边无际的危险以及未经批判的思辨中时，必须要“且止且观”，否则人真是会在黑暗中迷路。难道在理智上还有比飘泊在未经证实的幻象，有比这更令人不安的处境吗？这就是《易经》如梦似幻的氛围。在其中，人除了依赖自己容易犯错的主观判断外，其余一无可恃。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爻非常中肯地将我撰写上述文字时的心情表达出来。坎卦卦辞一开始即令人欣慰的文字也是同样的中肯——“有孚，维心亨。”——因为它指出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外在的危险，而是主观的状况，也就是说：人能否真诚。
这个卦将处在这种处境里的主动行为，比作流水的行为模式，它不畏惧任何危险，从悬崖纵跃而下，填满行程中的坑坑谷谷（坎也代表水）。这是“君子”的行为以及“从事教化事业”的方式。
坎卦确实不是很让人舒畅的一个卦。它描述行动者似乎身处重重危机，随时会落入各种陷阱里面。我发现深受无意识（水）左右、精神病随时会发作的病人，坎卦通常最易出现。假如有人较为迷信，很可能他会认为这个卦本身就含有某些这类的意义。但是就像在解释梦境时，学者必须极端严格地顺从梦显现的真实状况，在向卦象请教时，人也应当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方式，因为这限制了答案的诠释。当我初次请教占卜时，我正考虑撰写中的《易经》序言之意义，因此我将《易经》推到前面，使它成为行动的主体。但在我的第二个问题里面，我才是行动的主体，因此在这个案例当中，如果仍将《易经》当作主体，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解释也会变得不可理解，但假如我是主体，那种解释对我就有意义，因为它表达了我心中无可否认的不安与危机感。假如有人斗胆立足在这样不确定的立场上，他受到无意识影响，但又不知道它的底细，在此情况下，不安和危机感当然是很容易产生的。
我简化工作的情况在第四爻可以见到，这论道：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白话）一碗饭，一樽酒用两个缶器装着，从户牖送进取出，终必无咎。
按照惯例，一个官吏在被任命前，总要敬献某些见面礼以及推荐书信，但此处一切都简单到了极点。礼物微不足道，没有人推荐他，所以他只好自我介绍。但假如存有危急时互相扶助的真诚心意，这就没有什么好羞愧的。
第五爻继续谈论受困的题旨，假如有人研究水的性质，可以发现它仅流满到洼坑的水平面，然后会继续再流下去不至于滞留在原先的那地方：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白话）深渊不过满，祗满至水面。
这个卦的第三爻是阴六（老阴），这阴爻产生了张力，遂变为阳爻，由此另生一新卦，它显示了新的可能性或倾向。我们现在得到的是第四十八卦——井
水的洼洞不再意味着危险，相反地，它指向了有利的状况，有一口井：
君子以劳民劝相。
百姓彼此互相帮助的意象似乎是要将井重新修治和整理，因为它已坍塌，充满泥渣，甚至连野兽都不能饮用。虽有游鱼活在里面，人们也可捕捉得到它，但是井却不能用来饮水，换言之，也就是它不能符合人们的需要。这段描述使人忆起那只颠倒在地，不为人用的鼎，它势必会被安装上新的把柄。而且，就像那鼎一样，“井已清理，但仍然无人从中饮水”：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危险的水坑或深渊皆指《易经》，井也是如此，但井有正面的意义：井含有生命之水，它应当重修后再度使用，但世人对此毫无概念，因为水桶已破裂，再也找不到可以汲取此水的器具了。鼎需要新的把柄与携环才能把捉得住，同样地，井也需要重新规划，它含有“清冷之泉，人可饮用”。
井冽，寒泉食。
在这个启示里面，《易经》很明显地又是言说的主体，它将自己视同活水之泉。以前的卦爻描绘出乎意料之外，陷入深渊之中。但他必须奋力跳脱出来，以便发现古老的废井。这口废井虽埋没在泥沼中，却可重修后再度使用。
我利用钱币占卜所显现的几率方式，提出两个问题，第二问题是在我写完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之分析后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直接指向《易经》：我想写篇序言，它的意见怎样？第二个问题则与我的行为，或者该说：我的情境有关，当时我是行动的主体，我刚刚分析完第一个卦。《易经》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将自己比作鼎，一只需要重新整修的礼器，这礼器却不能得到人们完全的信任。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则指出我已陷入困境，这困境显象为深邃而危险的水坑，人很可能轻易地就会陷身进去。然而，小坑可以是个古井，它仅需要再加整修，即可重新使用。
这四个卦在主题上（器物、坑洞、井）大体一致；在思想的内容上，它们似乎也甚有意义。假如有人提出这样的答案，身为精神病医师的我一定会说他的心智很健全，至少在他所提的事情上没有问题。在这四个答案里面，我一点也发现不到任何的谵语、痴语、或精神分裂的蛛丝马迹。《易经》历史悠远，源出中国，我不能因为它的语言古老、繁复、且多华丽之辞，就认定它是不正常的。恰好相反，我应该向这位虚拟的智者道谢，因为他洞穿了我内心隐藏的疑惑不安。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任何聪明灵活的人士都可将事情倒过来看，他们会认为我将个人主观的心境投射到这些卦的象征形式里面。这样的批评是依照西方理性的观点下的，它虽然极具破坏性，但对《易经》的功能却丝毫无损。而且正好相反，中国的圣人只会含笑告诉我们：“《易经》使你尚未明朗化的思虑投射到它奥妙的象征形式当中，这不是很有意义吗？否则，你虽然写下序言，却不了解它可能产生极大的误解。”
七、让读者判断
中国人并不关心对于占卜应当抱持怎么样的态度，只有我们因为受到因果观念的牵绊，才会满腹迷惑，再三关心。东方古老的智慧强调智者要了解他自己的思想，但一点也不看重他了解自己思想的方式怎样。我们越少考虑《易经》的理论，越可以睡得安稳。
我认为建立在上面这些范例的基础上，公平的读者现在至少可以对《易经》的功能作个初步的判断。对于一篇简单的导论，不宜苛求太多。假如经由这样的展示，我能成功地阐明《易经》心理学的现象，我的目的就达成了。至于这本独特的典籍引起的问题、疑惑、批评、那是无奇不有，我无法一一答复。《易经》本身不提供证明与结果，它也不吹嘘自己，当然要接近它也绝非易事，也不提供力量，但对雅好自我知识以及智慧的人士来说，也许是本很好的典籍。《易经》的精神对某些人，可能明亮如白昼，对另外一个人，则晞微如晨光；对于第三者而言，也许就黝暗如黑夜。不喜欢它，最好就不要去用它；对它如有排斥的心理，则大可不必要从中寻求真理。为了能明辨它的意义的人的福祉，且让《易经》走进英语世界里来吧！
①卫礼贤：（1873——1930）德国人，原名为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1873年05月10日，他出生于斯图加特——当时符腾堡王国的首府。他的父亲是来自图林根的一位手工业者，母亲则是斯图加特人，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德国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他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在他57年的生活道路中，有20多个年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以一名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转而将兴趣和精力投向办教育、办医院，从而踏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门径。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也是民国著名教育家、中欧教育文化交流先驱厉麟似的挚友。
②理雅各（JamesLegge，1815年－1897年）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当他离开中国时，已是著作等身。理雅格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获得者。
③劳乃宣：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又山东省武定府阳信）。中国近代音韵学家。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劳乃宣坚持“本旧律之义，用新律之体”的修律方针，主张凡属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都纳入新刑律之中。他的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表现，目的在于抵制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维持封建君主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