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浩与宋立林君，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相同之处，比如，两人担任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西方传统文化的教学，更有意思的是，志浩开设选修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立林开设《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大师传奇》，职是之故，志浩在河北科技大学，立林在曲阜师范大学，不曾见面，但，颇为投契。
11月21日下午，宋立林君应河北儒学会的邀请，莅临德明古镇，疏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当天晚上的席明纳，探讨王元化与钱钟书先生之间的一桩公案。临近结束，辛金祥学友建议，下一次不妨聊一聊陈寅恪和钱穆先生。
1988年，刘梦溪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来到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文化研究室主任，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中，一位当年的右派——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王蒙有意加强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的力量。中国艺术研究院倒是人才济济，戏曲、音乐、舞蹈、建筑、话剧等领域的研究，有不少领军人物，但是，文化热当中，这里几乎失语，至少，声音非常微弱。毛主席赞扬的一位“小人物”，长期以来的红色狙击手——李希凡，从《人民日报》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日常工作。
民国虽然只有三十八年的“国祚”，但，也有自己的学统，这就是以胡适为灵魂，以傅斯年为领军人物的——“新汉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统”，自然是以毛润之为灵魂，以郭若沫为领军人物的——“新宋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这就是发动批判胡适运动的历史因由。李希凡和蓝翎，两位红色狙击手，可谓应运而生。某种程度上，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李希凡和蓝翎的出现，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毛润之看到之后，欣喜若狂，称赞两位小人物，从此，两位小人物，变成了一个历史的符号。尤其是李希凡，一度有“小姚文元”之誉，令人刮目相看。如果，李希凡沿着姚文元的足迹前进，那么，可以想见，最后的结局是秦城监狱。刘梦溪先生说，李希凡是一位福将，指的是李希凡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总起来看，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虽然，仅仅获得了正局级的待遇，的确，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平安是福。
刘梦溪一生，得益于李希凡之处甚多，包括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务院科教组召集人马进行《红楼梦》的注释工作，没有李希凡的大力举荐，刘梦溪还要留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写材料。山西的党政领导，觉得人才难得，十分重视刘梦溪，不放刘梦溪，那么，以后，刘梦溪也许跟着政策研究室的吴象，前往安徽，成为万里手下的马前卒，最后，调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为“农口”领导，也未可知。
李希凡的举荐，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刘梦溪的人生航向。刘梦溪1968年分配到太原钢厂时，《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也在太原钢厂，刘梦溪受到魏巍的照顾，一位作协的老人——唐达成，此时，也在太原钢厂。刘梦溪由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借调到国务院科教组《红楼梦》注释组，大概有两个方面的益处——第一，是金子总会发光，文化大革命，那么混乱的时局，大体上没有辜负刘梦溪的才华，可以读书写作，乱世之中，也有一张平静的书桌。此种好事，可遇而不可求；第二，刘梦溪在《红楼梦》注释组，不仅可以跟着恩师冯其庸先生问学，更为关键的是，还可以转益多师，沈雁冰，叶圣陶，吴世昌，吴恩裕，赵朴初、李一氓、周汝昌，谦逊有礼、虚心好学的刘梦溪，从文化老辈身上，吸取了不少精神营养，何止读了一个“博士”呢！“先是山西文化圈的老辈的温暖呵护，随后是京城红学老辈和硕学的相知相遇，对当时尚处于为学准备期和积蓄期的青年人来说，可谓幸何如之，然而又是不知其然而然也。”（《七十述学》，第50页）
刘梦溪特别提及山西文化圈老辈身上流淌的那种特有的人情味。志浩曾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先生问学，高王凌先生曾经考取山西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受到父母老战友的照拂，高王凌对于父执那种人情味，印象深刻。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只讲党性不讲人性的各级当权派，受到革命群众整肃之后，一些干部人性开始复苏，也许，这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终结的人性基础吧！
刘梦溪先生最早刻在脑海之中，应该是1990年的秋天，我与一位知己前往佟麟阁胡同的三味书屋，一本大十六开的《中国文化》刊物，厚重，古朴，流淌着浓浓的书卷气息，记得，封底是一张照片，叶圣陶先生在与冰心交谈，叶圣陶先生那两道长寿眉，似乎在向读者诉说着历史和传统。
最后要说的李希凡，不是由于重要，压轴，而是由于厌弃。新中国着手建立“学统”之际，两位“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登上历史舞台，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蓝翎似有所悟，回头是岸，李希凡一直没有觉悟，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这叫人如何是好！不过，这位李希凡，当时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新生事物——《中国文化》须要李希凡支持之处甚多。现在依然这么看，这个名单，要是没有李希凡，真是探讨文化的一个“最佳阵容”；名单上有李希凡，只能属于“次佳阵容”。中国做事情，不是想做什么，而是能做什么。刘梦溪的志业，确实，离不开李希凡。
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文化》创刊座谈会上说，这个刊物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以为，这个刊物是地下冒出来的，这里主要是指主编——刘梦溪。志浩描绘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如果说也有一点家传味道的话，得益于父亲订阅的《北京晚报》，这份报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淌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我从这份报纸上，知道了太多的文化名人，以至于吸引着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描绘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如果说也有一点师承的味道，那么，不能不感念萧延中先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遗憾的是，也许是自己粗枝大叶，也许是另外的原因，反正中国人民大学四年的读书生涯，几乎没有见到刘梦溪的名字。第一次见到《中国文化》，给我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不仅觉得《中国文化》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更感觉名不见经传的“主编”——刘梦溪，从地底下冒出来。
各位读者不妨看一下《西方文明导论》课程的教学大纲——《西方文明导论》与《中国文明导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通识课。《西方文明导论》秉持高王凌先生的“正面观察、贯通古今”。课程的主旨在于梳理西方文明的节奏，把握西方文明的脉搏。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信奉“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这是需要进行反省的。本课程的目标就是祛除“欧洲中心主义”，以平常心理解西方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费孝通先生晚年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出十六字方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钱钟书先生也曾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愿与各位学友共勉，力求做到——仇视一个国家不能丧失理性的清明，热爱一个国家不能逾越理性的堤坝。
这与十四五年前，甘当“传道士”，总觉得月亮是外国的圆，可以说大异其趣，简直判若两人。此时，再把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作为《西方文明导论》的教材，恐怕，不大合适了。我已经寻觅到一本合用的本子——阮炜先生《文明的表现》，作为《西方文明导论》的教材；与此同时，也找到了一本合用的本子——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作为《中国文明导论》的教材。这是没有走出失衡心态时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梁漱溟先生与马一浮、熊十力，堪称现代新儒学的“三圣”，“三圣”皆为特立独行之辈，不过，依我看，梁漱溟先生更加奇崛，再加上，我与梁先生有一面之缘，因此，更加亲近。回顾所来径，不仅在《中国文明导论》课程上梳理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而且，还在全校选修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课堂上致敬梁漱溟先生，以至于，一个头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前后九次，围绕着梁漱溟先生一人展开。梁漱溟先生的精神特质——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物来顺应，廓然大公。
2020年11月30日，恰值有学问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百岁诞辰。因此，2020年秋季学期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和席明纳，围绕着清园先生展开。清园一生，前后有五位难以忘怀的老师——任铭善、汪鸾翔、郭绍虞、韦卓民、熊十力。殊胜因缘，现代新儒学三圣之一的——熊十力，接纳了上海滩落难的胡风分子——王元化。熊夫子秉持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根底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给了清园无穷的力量。
刘梦溪先生作为一代文化托命之人，也要找到道统所系之人，那就是现代新儒学“三圣”之一的马一浮。刘梦溪的生命之中，遇到马一浮，也是一种缘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近五年的“倒悬”，刘梦溪感到冥冥之中如有神助，这就是阅读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旧文四篇》、《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成为须臾不可离的精神伴侣；刘梦溪“倒悬”状态的第一推动力，恰恰来自推崇钱钟书为文化昆仑的“党内一支笔”，世间之事，竟然如此奇妙。读书可以疗伤，钱钟书的图书，正好是治疗刘梦溪伤病的灵丹妙药。
原本，刘梦溪聘请钱钟书为《中国文化》的学术顾问，钱钟书打了一套太极拳，就将刘梦溪的愿望化解于无形，什么政策是区别对待，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破例，云云，云云。钱钟书不想让人打自己的旗号，但是，钱钟书本人贯彻的并不彻底，甚至可以说是奉行典型的“双标”，钱先生要是再淡泊一点，坚决不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岂不更好！事实却是，钱钟书这个副院长，既不开会，也不办公，未免也太特殊了吧！一直当到八十三岁，才想起来婉辞。学界以为钱钟书先生看见记者要在自家照相，顺手把被子一撩，蛋糕捂在被窝之中的行径，说成是淡泊，这与刘梦溪先生所说的“逃名”大异其趣，迥然不同。钱钟书的做派，与自己的老师吴宓先生不一样，与同样属于百年学术地图第三代学人的季羡林先生，也不一样。季羡林先生待人接物，令人心生暖意。刘梦溪先生阅读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仔仔细细，达三遍以上，这可以说是钱钟书先生的福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学界竟然有如此素心之人，可谓殊胜因缘，但，刘梦溪想见钱钟书先生一面，此乃人之常情，揆情度理，都不过分。结果，刘梦溪抛过来的橄榄枝，钱钟书接过来之后，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破例。
这也是精读钱钟书著述，也有书信往还，加以信奉“情本体”的刘梦溪，并没有写出成本大套研读钱钟书的心得体悟的一个因由吧！刘梦溪先生十分厚道，只是说自己沉浸在王国维和陈寅恪著述的研读之中。这个解释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问题的关键，刘梦溪先生并没有点出，因为，刘梦溪先生对于老辈向来有着同情之了解和温情之敬意，不愿意说老辈的不是。刘梦溪用钱钟书的著述疗伤，这在刘梦溪看来，此乃钱钟书的大恩大德！刘梦溪通过钱钟书这个“文化昆仑”，发现了民国学术的“青藏高原”，刘梦溪发奋把“青藏高原”转化为一种学术资源，这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收入四十四家，三十五卷，两千多万字。四十四家分别是——严复、康有为、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陈垣、陈寅恪、顾颉刚、钱穆、胡适、傅斯年、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李济、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廖平、蒙文通、黄侃、刘师培、杨树达、余嘉锡、钱基博、赵元任、太虚、杨文会、欧阳渐、吕澂、萧公权、洪业、杨联陞。
刘梦溪在一九九〇年三月七日草拟的《编例》中写道：中国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已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西学东渐和中外思想文化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得以交流，现代学术思想遂开始孽乳和萌生。现代学术这一概念，主要以自觉地追求学术独立和确认学者的思想自由为特征，而在研究方法上又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现代学者群中，有一大批杰出的硕学巨子，为人特立独行，论学兼通中西，著文妙解神会，真正是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者和现代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他们撰写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在知识建构上固然博大精深，同时闪现着时代的理性之光，其开辟意义，其精神价值，都分明可作为现代学术经典而当之无愧。事实上，今天的青年学人要使自己学有宗基，取径有门，传承有绪，中国现代学者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著作，不只无法绕行，而且将成为获得灵感的重要源泉。（《七十述学》，第103至104页）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简洁明了的编例，正是刘梦溪五年“闭关”结出的丰厚成果。五年期间，刘梦溪通过钱钟书，登堂入室，深入中国现代学术宝库之中，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梳理了清末民初学术史的脉络，把握了现代学术的间架结构，难能可贵的是，刘梦溪对老辈学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同情之了解与温情之敬意。苦尽甘来，一九九七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得以面世。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最后，收入四十四家的著述，刘梦溪先生作为“选家”，大不容易。听到著述之难，不禁产生一种神圣而庄严的感觉，著书立说，确实不易；但是，某种程度上，“选事”之难，还要难于著述百倍，一流的“选家”，不仅具有开阔的胸怀，还要具有卓荦的识见。志浩不敢说刘梦溪先生做到了上述两个方面，但，庶几近之。
刘梦溪先生鼓足勇气，立志编撰“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时，是否掂量过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的名单，不得而知。中央研究院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不妨视为中国现代学术上半程的一个小结，名单如下：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不难发现，二十八位院士之中，吴敬恒和张元济两位老辈，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的第一代学人，余下的二十六位院士属于第二代。第二代学人既然是发凡起例的一代，果然，不负众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开拓了学术新境界。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之中，十五位先生的著述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分别是：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杨树达、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赵元任、李济、郭沫若、董作宾、萧公权。一半以上的院士“入围”。
其实，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人文学，固然，不少老辈不仅打通古今，而且还汇通了中西，出类拔萃者，还打通了文理，实现了“三通”——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比如赵元任先生，梁思成先生。刘梦溪先生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一定会扬长避短，不可能在自己不善于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从事力不从心的工作。按理说，盘点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应该是“多兵种”合成作战。周谷城先生主持的“民国丛书”，“拿来主义”，接近于原生态，影印出版。萧克将军主持的《中华文化通志》，集中了“优势兵力”——汤一介主编《宗教与民俗典》，李学勤主编《历代文化沿革典》，庞朴主编《学术典》，刘梦溪主编《艺文典》，宁可主编《地域文化典》、陈美东主编《科学技术典》，王尧主编《民族文化典》，刘泽华主编《制度文化典》，孙长江主编《教化与礼仪典》，姜义华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典》，萧克将军“排兵布阵”，真是了得，各典主编皆为一时之选。
刘梦溪先生读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老辈的著作，常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于是发愤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刘梦溪先生不可能具有周谷城和萧克将军那样的资源，因此，“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更多地流淌刘梦溪的体温，每一位“选家”都会有“偏爱”，梦公也不例外。
这时，我主持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计划已经开始。选目和编例的初稿曾送请部分师友承教。张舜徽先生、程千帆先生、汤一介先生、汪荣祖先生等都有以教我。张舜徽先生大力推荐“中国现代学术丛书”收入罗振玉和张元济的著述。刘梦溪采纳了收入罗振玉的建议，刘梦溪先生“王、陈”并治，梳理王国维与陈寅恪学思历程，其实，还存在一个罗王之学——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学术，收入王国维，不收入罗振玉，自然说不过去。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学术一大闪光点，正在于甲骨学，若论甲骨学，就有一个“甲骨四堂”——罗雪堂、王观堂、郭鼎堂、董彦堂。甲骨学的“四堂”，只收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不收罗振玉，也说不过去呀！刘梦溪采纳张舜徽先生的建议，收入了罗振玉的著述，非同小可。
但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没有收入张元济先生的著述，无疑，留下了遗憾。不听老辈言，吃亏在眼前。余嘉锡的著述收入了，却不收张元济先生的。程千帆先生是黄侃先生的门生，黄侃集的选编，得益于程千帆先生之助。程千帆先生认为，义不容辞。
二
刘梦溪先生的大名刻画在我的脑海之中，源于那本典雅朴素的《中国文化》。但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竟然让我对刘梦溪产生了不小的意见。首先，这套卷帙浩繁的“大部头”，竟然不拆零，这是出版方的问题，不该迁怒于主编刘梦溪，这个道理还是懂的。因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面向的大学文科院系的师生，试想：当时的工资不到三百元，大部头，不拆零，谁还愿意买呀？没想到，《七十述学》，朱维铮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刘梦溪把朱维铮的合理化建议，转给河北教育出版社，后来，这套书才拆零卖。由此可见，出版方考量的并不是销售，也许，主要的心思在获奖。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获得了一九九八年度国家图书奖，这样，河北教育出版社还可以获得多个书号。
一九九〇年，有关部门可以掌握的资金尚不充盈，刘梦溪又是一位纯粹的书生，四十四家，三十五卷，两千万字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没有获得资金支持，可以想见，遇不到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刘梦溪主持的如此巨大的学术工程，就有可能夭折。有心人，天不负，刘梦溪得到上苍眷顾，遇到具有学术热忱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王亚民。天底下，读书人无不喜欢了解出版社，比如，中国人文学术的出版图景之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出版三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值得注意的出版社有四川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历史进入九十年代，河北教育出版社和辽宁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以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可以说是著名的“双子星座”。范用、沈昌文、钟叔河、刘硕良、王亚民、俞晓群，皆为令人难忘的出版家。刘梦溪遇到了王亚民，资金难题，迎刃而解，这样，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得以破土而出。
当时，我对刘梦溪先生有意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细水长流，永续出版，最后，出版五百家文集，也才能反映民国学术的基本面，四十四家，实在挂一漏万。我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周谷城先生主持一个巨型文化工程——民国丛书。民国丛书自身也不是没有问题，民国图书的影印本，版本不是那么那么清晰，这给阅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
第二，如果只买一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还不会发现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多买几本，就会发现每本前面都印有刘梦溪先生六万字的长篇序言，不能说刘梦溪先生的序言，字字珠玑，但，确实出彩。作为一项严肃而神圣的学术工程，没有一篇大气磅礴的序言，确实说不过去。但，每本书都有这么一篇长篇序言，我觉得，不如把序言的篇幅进行一定的扩充，加上学界的讨论和反馈，专门出版一书，岂不更好！三联书店后来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某种程度上，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只不过，事后弥补。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这篇长篇序言，足以载入中国学术史册。中国现代学人自序，首先想到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自序，顾颉刚先生在这篇自序中，叙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十分平实，启人心扉；冯友兰先生为自己的全集所写的《三松堂》自序，一本书的篇幅，条理分明，颇富文采。梁启超先生给自己的老铁——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写序，笔不停挥，倚马千言，最后，所得篇幅跟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不相上下，只好，单独成书了，这就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因由。
我一度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两位重量级的学人，值得写入当代中国学术地图，那就是李泽厚和叶秀山。李泽厚这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让有关部门不大放心，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颁授学部委员，自然，没有李泽厚先生的份。李泽厚的同事，中西哲学兼治学的叶秀山先生，第一批学部委员之中，唯一一位党外人士，也是唯一一位没有担任过所长的学部委员。原来，不知道叶秀山先生对“横渠四句”竟然存在这么大的意见，叶秀山致信刘梦溪，十分坦诚，和盘托出。叶秀山与李泽厚同样重视贺麟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应该收入贺麟先生的著作。叶秀山能接受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接受不了“横渠四句”，很明显，没有做到汇通中西，而是，站在了西方哲学一边。
刘梦溪对于叶秀山，“敬”的成分多一些，对于李泽厚，“爱”的成分多一些。当年，《中国文化》创刊座谈会，李泽厚发现座谈会上有“走向未来”的主编金观涛，于是，说了一句十分有趣的话：无论金观涛走向未来，还是刘梦溪走向过去，我都赞成。大事变之后，走向未来那拨人，风流云散，金观涛和夫人刘青峰，滞留香港中文大学，编辑一本《二十一世纪》，据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刘梦溪《中国文化》取得的成功，绝不亚于那本《二十一世纪》。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学术恳谈会，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学术一次十分重要的活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参加恳谈会的学人，除了李慎之、戴逸、汤一介、李泽厚、庞朴、余敦康、王俊义七位先生之外，还有第五代学人——雷颐、任大援、何怀宏、梁治平。其中，雷颐在中国社会科院近代史所，任大援、何怀宏和梁治平均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所内学人。刘梦溪的师友，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有机锋，有抬杠。“做学问的人抬学问杠，特别有趣。”刘梦溪先生最可贵的特点，十分雍容，不专主一家，这是在走通儒的路子，而不是专家的路子。专家的路子，一般心胸不够开阔，欠缺大格局和大气象。
依我看，这次学术恳谈会，就是一次十分有趣的深度“席明纳”。“席明纳”，英文词汇是Seminar，沙龙，报告的意思，费孝通先生将这个词汇翻译成中文——席明纳。志浩曾经梳理过费孝通先生的学思历程，因此，对“席明纳”印象深刻！中文语境中，也颇有意味——席地而坐，对话辩论，择善而从！虽然，刘梦溪先生第一次听说志浩使用“席明纳”的说法，但，一直主张对话的刘梦溪先生，对此有着高度的认同，我说了“席地而坐”之后，刘梦溪先生回复——明而纳之。诚哉斯言！费孝通先生此词的翻译，信达雅，似乎，都具备了！刘梦溪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双周所聚，不妨称为非主题席明纳，《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恳谈会则是一次中国大陆学界不多见的深度席明纳。
三
其实，二〇一二年出版的第一本小书——《那些有伤的读书人》，就已经初露端倪，收入是书的三篇文稿——《体悟顾准》、《王元化：有学问的思想家》、《谢韬：老战士，永不死！》，不知为何，写的格外畅快。现今看来，也许出自中共党史系的缘故，无形之中，对于中共党内的学人，更多了一份同情之了解与温情之敬意。陈望道、嵇文甫、杨献珍、华岗、孙叔平、蔡仪；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尚钺、何干之、邓拓、黎澍、赵俪生、胡绳；陈翰笙、黄松龄、王亚南、郭大力、薛暮桥、王学文、孙冶方、顾准、于光远；董必武、谢觉哉、陈瑾昆、何思敬，李达、许德珩、张闻天、李剑华；
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李一氓、冯雪峰、戴平万、胡风、林淡秋、王元化；吴玉章、邓初民、钱亦石、杨贤江、江隆基、匡亚明、郭影秋。这个名单，再开五十一位，也没有问题。只要想一想，中国共产党的“南陈北李”皆出自北京大学，就想明白这个道理了。
“革命叙事”盛行之时，党内大学者的“学术”附着于革命事业；“学术叙事”盛行之时，学界把视野放在“纯粹学者”之内，一些人不具有开阔的心胸，又有些嫌弃中共党内学人不够纯粹。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结果是，中共党内的学人，无形之中，从大家的视线之中消失了。中国现代学术史，须要“全元素”，不幸的是，总有一部分“元素”受到遮蔽。
好在，最初描绘学术地图，本人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曾经对顾准、王元化、谢韬三位党内老辈学人的心路历程有过一定程度的思索。也许，这是志浩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贡献”（一笑）。
顾准、王元化、谢韬属于“新文化之子”，顾准正好出生于一九一五年，王元化出生于一九二〇年，谢韬出生于一九二一年，李慎之出生于一九二三年。李慎之与谢韬两人之间，颇有趣味，第一，两人皆为教会大学毕业，谢韬毕业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李慎之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经济系；第二，李慎之曾经在谢韬的老家——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教“公民课”；第三，两人皆为报人，与《新华日报》有缘，延安新华社同事；第四，两人皆为“运动员”，谢韬一九五五年成为胡风骨干分子，李慎之因为“大民主”思想而成为钦点右派；第五，改正之后，两人“海阔天空我自飞”，思想上放飞自我，李慎之成为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谢韬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第六，两人皆为党内有学问的思想家。
李慎之作为五四之子，不像王元化那样反思五四，因而，流淌着更多的意图伦理。庞朴把“王元化现象”说给李慎之听，王元化已经由《新启蒙》蜕变到《学术集林》了，那么，“慎公”肯定会颔首。“慎公”有才，曾经纵论国际风云，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确实有大格局和大气象。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但是，王元化提出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如果，我的理解还不错的话，思想也要学问去填充。
遗憾的是，李慎之不屑于在“琐碎饾饤”上流连，只是发挥义理的长处，一味的恃才使气。朱维铮在这一点上，与李慎之有相似之处。试想，一向雍容的刘梦溪都觉得与李慎之、朱维铮相处，尚有一定的难度，何况其他学人乎！不过，朱维铮作为周予同先生的门生，熟知中国经学史的脉络，又有乾嘉学术的底子，任才使气，舌战群儒，一般人不服也不行。李慎之先生则不然。这是李慎之与朱维铮不一样的地方。党内大学者，杜润生，于光远和李锐，活了大寿数，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秘诀，面对晚辈，心态平和，也就是说，愿意多看点晚辈的好。这里，也不好说李慎之先生见不得晚辈的好。只能说李慎之先生挑剔，不仔细研读，就开始挑刺，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说来说去，毕竟，李慎之先生属于不以学术自限之人物。《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恳谈会，就可以看得出来，李慎之先生的“偏见”，可以说触目皆是。
什么是学术？一是人文，但医学算不算学术？中国在西洋学术进来后，学出多门，学与术已分不清。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截断中流，给一个常识性的解释。李四光的著作是不是学术？有些小矛盾，如罗马教皇传授的七大术，不但是学，而且是更像学的学。西方人强调从重点讲。（李泽厚：中国是从整体讲。）解决的办法，要给一个大概的断论。这个问题（指什么是学术）梁启超写清代三百年学术史的时候还不尖锐。
出席学术恳谈会的学人，中国文化研究所所内人员有任大援、何怀宏、梁治平，中国文化研究所之外的学人，李慎之、戴逸、汤一介、庞朴、余敦康、李泽厚、王俊义和雷颐八位，现在看来，发言顺序，依照“齿序”，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李慎之在所有出席恳谈会的嘉宾之中，年纪最大，因此，成为首发阵容。遗憾的是，李慎之的“头炮”并不精准。不打无准备之仗。显然，李慎之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恳谈会上的发言，显得准备“不足”。这里的“不足”，也许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李慎之先生并没有仔细梳理刘梦溪先生的思路；另一方面，正如志浩所作的分析，李慎之先生属于“问题”中人，并不是“学问”中人，因而，面对刘梦溪所描绘的人文学术的历史，显得十分生疏。这里不为尊者讳，指出李慎之先生的不足，其实，只是为了说明，“慎公”的贡献在别处。但是，“慎公”出席学术恳谈会，也是出于刘梦溪先生的邀请，刘梦溪先生所看中的正是李慎之先生的大格局。转益多师，多闻阙疑，此乃刘梦溪先生的特别可贵之处。
刘梦溪先生在《我的一次学术历险》一文中，交代了与李慎之先生结实的因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纪念冯友兰的研讨会上，大事件刚刚过去，人们欲谈无话。李先生不同，依旧放言高论。我喜欢听他讲经过文化过滤的政坛掌故。1993年3月，我们一起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理念与实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来时搭乘同一架飞机，候机室里谈学论治更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从此就经常见到李先生了。刘梦溪先生以后操办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活动，有时候，也请李慎之先生出席。
李慎之与朱维铮有着颇多相似之处，甚至，连长相都有些像。两位的长处很一致——格局颇大，视野开阔，两位的短处也特别一致，目无余子，顾盼自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两位对于辩论的对象，欠缺一份同情之了解。但，两位也有明显的不同，朱维铮先生学有根底，打炮稳准狠；李慎之先生，凭借大格局，发言著文，每每出现极大的偏差。
刘梦溪先生凭借高度的学术敏感，当即发现李慎之先生的观点混乱，但，慎公决意发炮，谁也拦不住。老夫聊发少年狂，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已！关于“现代”与“近代”，关于“学术独立”，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甚至关于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实在有着太多的分歧。刘梦溪先生通过阅读王国维、陈寅恪和马一浮，走入中国文化的内心，进而对文化大师产生了一种“虔敬”的态度。李慎之先生倒好，花了一个礼拜，翻阅马一浮的著述，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冬烘先生一个，朱维铮倒是承认老辈马一浮有学问，但是，对于马一浮先生创办复性书院，以为马一浮要做帝王师。一言以蔽之，李慎之和朱维铮，不是看低马一浮的学术，就是看低马一浮的人格。
大批判开路，要的是气势，有时候，连说理都是多余的了。李希凡和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思想，运动的需要，只能采取“俯视”的态度，不可能“仰视”，这一点，庞朴，汤一介和李泽厚，可以说是一贯的做法，因此，居高临下，变成一种常态。居高临下，这是大批判时期的文化心理积淀，大批判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统建立的“必由之路”。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种由于大批判的需要从而采取“俯视”态度，可以说，中国学术史的一大革命，可以无法无天，天地任我行。如果，因为学术批判，有助于建立一种学术研究的大格局和大气象，那么，这种批判就是有益的。其实，这种学术批判，更加本色当行的就是第四代学人了，第四代学人，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倚重的“红色狙击手”。
殊胜因缘，刘梦溪的学界师友，更多的正是第四代学人，刘梦溪的两位贵人——李希凡和冯其庸，包括出席《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恳谈会学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颐，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任大援、何怀宏、梁治平，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五代学人，戴逸、汤一介、庞朴、余敦康、李泽厚、王俊义先生，整体上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的第四代学人，刘梦溪先生这样一九四〇年前后出生的学人，以往大而化之，现在看来，还是有必要标出，不妨称之为“第四代半学人”。法律文化史大家俞荣根先生庆祝老友倪正茂八十诞辰时，认可了“第四代半学人”的提法，这让志浩倍感欣慰。不过，我给刘梦溪先生介绍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代际划分：罗振玉、王国维先生为第一代学人；陈寅恪钱穆先生为第二代学人；钱钟书季羡林先生为第三代学人；李泽厚余英时先生为第四代学人；葛兆光梁治平为第五代学人！我称刘梦溪先生为“第四代半”学人。
第四代学人长期浸淫学术大批判，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睥睨一切，是否具有大格局和大气象，另当别论，但，那种“俯视”所获得的超越感，其实，还是相当强烈的。因为，庞朴一上来就说，刘梦溪对于清末民初的老辈学人，“你是仰着看的”，就是因为，庞朴这一代学人，习惯于“俯视”，说好听了“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说不好听，从来对老辈学人，就没有流露过同情之了解与温情之敬意。第四代学人，奉行的是斗争哲学，斗斗斗，战斗到底！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庞朴这番话，引发了余敦康先生的激烈之语。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你汤一介、庞朴，都是俯视。你有什么资格来俯视？（《七十述学》，第307页）汤一介具有家学渊源，日常生活，谦恭有礼，但，余敦康先生意气自雄，这里把汤一介与庞朴和李泽厚捆绑在一起进行指摘。其实，余敦康的心思，只是赞扬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流淌的一种十分罕见的新颖的学术品格。号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实，顾盼自雄，否定一切，长期以来的“俯视姿态”，已经让余敦康先生心生厌弃，只不过，余敦康先生未免太激动了，还因此惹恼了汤一介。其实，汤一介先生大可不必，非要拂袖而去。余敦康发挥“仰视”的这番话针对的是庞朴的“俯视”，庞朴并没有产生那么强烈的反应，汤一介先生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恳谈会岂不更加完满！
庞朴颇具有问题意识，头脑精密，因为总是具有“要站在前人肩膀上看”的优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发则以，每发必中。《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恳谈会，也能看得出来，庞朴言简意赅，条理清晰，见解分明，后来，庞朴得到一个“称号”——庞公，不仅仅是由于年高德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庞公总是能够开风气。这与庞公一以贯之的“俯视”，不会没有任何关联。这里面包括文化热，庞公与朱维铮，劳绩最大；庞公可以说是京城学术圈中，最早使用电脑的学人；还包括庞公不遗余力地主张“一分为三”。当然，庞公的一分为三，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知行合一，那是最好不过了。
余敦康先生锋芒所指，把中国文化书院的“双子星座”都给数落了，以至于汤一介都要拂袖而去，但是，庞朴却不以为意。庞公作为一代辩证法大家，著有《白马非马——中国明辨思潮》和《儒家辩证法研究》，可以说，高谈雄辩惊四筵，打遍天下无敌手。刘梦溪说庞公——“他用心，但不使气”。此点与朱维铮先生异趣。诚哉斯言！
朱维铮先生在辩论之时，简直是一个颇为顽皮的孩子，乐此不疲，百无禁忌，总想揭穿各式各样“皇帝的新衣”。朱维铮先生可是学界有名的乌鸦嘴。学问大，还使气。刘梦溪在主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时，请朱维铮编康有为的集子，照规矩是三五千字，但，朱维铮有了灵感，一下子写了两万字。刘梦溪说不合规矩，至少删去一万五千字。其实，这事搁到谁身上，也难受。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朱维铮更是如此，小孩子脾气发作，不伺候了，您行，您上。刘梦溪准备跟朱维铮绝交，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最后，还是朱维铮退步，两人的友谊得以维持。孩子气，既是朱维铮的惹人讨厌之处，其实，细细想来，朱维铮也有一丝惹人可爱之处。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七点到八点四十，我与孟雨浩学友在中文系进行了一场深度席明纳。记得说过一番话：高王凌先生认为古今一体，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先秦井田制理想的彻底实现。这样的话，干嘛非要把司马迁视为汉代人物呢！司马迁生在汉代不假，但是，司马氏作为史官世家，蕴藏着层累的历史文化，因此，不应该将司马迁视为汉代人物，把他放到先秦更合适，司马迁堪称先秦思想结下的硕果。
历史要打通了看才有意思，吾人尝试着运用辩证法思维分析一下庞朴先生。庞朴先生一生，也经历了一个正反合。早年，小学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中年，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庞朴就在研究儒学，只不过可能站得更高，俯瞰一切，《罪恶累累的孔府》一书，虽是庞朴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也要搞明白很多事情，庞公眼中，所谓“俯视”，其实，就是批判；晚年，庞朴进行一分为三、忧乐圆融和出土简帛的研究，确立中国文化本位。早年的懵懂，中年的批判，晚年的悟道，庞朴先生一生正好经历了一个正反合。庞朴、汤一介、朱维铮、冯天瑜，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停止写作，这对于文革结束之后，迅速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大家，起到了“助跑”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至少，积累了材料，训练了文笔。一些学人一提到文化大革命，就说自己受到迫害，这是一种“政治正确”，而不是历史真实。所有人都说自己受迫害，那么，害人者岂不是只有“四人帮”等一小撮！
庞公喜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么，就会出现“俯视”；对于文化巨人流淌温情之敬意，容易出现刘梦溪的“仰视”，李慎之说是“窥视”，不如说“平视”，这样同样一个民国时期的学术，就有“俯视”、“平视”和“仰视”三种视角，如果用于中国古代文明，那么，就会对应“疑古”、“释古”和“信古”。一分为三，可以解释很多东西，民国史学界，既有胡适、傅斯年领导的“新汉学”，还有郭沫若和范文澜为主的“新宋学”，除此之外，还有神解精识的钱穆学派。
庞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以上所述的“仰视”与“俯视”，此处不表。第三个方面，庞公是这样论述的：第三个问题，在现代许多人，他们的早年、中年、晚年的变化，开头激进，后面保守乃至反动，为什么？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说过“王元化现象”，王元化，早期，主张“新启蒙运动”，现在成什么了？这是个现象，这个现象背后有什么问题？我希望有博士写一写，这是个历史现象，是时代的带有规律的东西。社会的原因？生理的原因？要正面来攻这个问题。（《七十述学》，第307页）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学术恳谈于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正月初十）在刘梦溪先生寓所召开。庞公在恳谈会上，有感而发，要刘梦溪注意现代学人早年、中年和晚年的变化，把一位学人当做一个动态的系统，这一点庞公是高明的。依据庞公在恳谈会上的口气，庞公在一九九六年甚至更早，就已经提出——“王元化现象”。
四
一九八九年，志浩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就注意到了上海文化地标——王元化先生。那时，王元化还在坚定地护卫五四。王元化经常说自己是五四之子，想想也对，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发生，王元化一九二〇年出生，不是五四之子，也不可能。
历史进入九十年代，王元化经历过一次通彻肺腑的反思，王元化发现了杜亚泉，开始变得不以五四的是非为是非，王元化还发现，五四存在着四大弊端——庸俗进化论，功利主义，激进主义和意图伦理。这在还坚守五四价值的人眼中，可以说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件。历史是一个圆圈。王元化从“新启蒙运动”出发，最后，还在反思启蒙运动之母——五四，这在王元化看来是升华，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堕落。庞公的口气，看起来不认为王元化是升华。
我觉得《学术集林》与《中国文化》特别像。我觉得梦公与清园先生一样，追求有学问的思想，有思想的学问；同样富有道义感；同样有一个精神认祖——认同王国维、陈寅恪两位老辈。
历史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历史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交响音诗。写到这里，不由得对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难以归类的两位学人，产生一种同情之了解与温情之敬意。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二代一般在一八九〇年前后出生，比如陈寅恪先生；第三代学人一般在一九一〇年前后出生，比如钱钟书先生；第四代学人一般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出生，比如李泽厚、余英时先生；第五代学人一般在一九五〇年前后出生，比如葛兆光先生。第二代到第五代之间，大体上，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这样的划分，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把一九二〇年出生的王元化，一九四一年出生的刘梦溪，遮蔽了。王元化要说属于第三代，不大合适，属于第四代，也不大合适；刘梦溪也是这个问题，说是属于第四代，要比李泽厚小十一岁，说是属于第五代，又比葛兆光大九岁。这样以来，虽然描绘的学术地图，整体上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具体到王元化，刘梦溪这样的学人，就会出现尴尬。为了弥补以往学术地图之不足，只好捻出“第四代半学人”，以便更加妥帖地梳理刘梦溪这样一九四〇年前后出生的学人。
百年学术地图是一个整体，“第三代半学人”，比如王元化、张世英、汪子嵩夹在第三代与第四代学人之间；“第四代半学人”，比如陆谷孙、刘梦溪、刘再复夹在第四代与第五代学人之间。最初，觉得王元化这样的“第三代半学人”和刘梦溪这样的“第四代半学人”，受制于时代的天花板，一生学术的作业面，十分局促，不利于学术的生长。
其实，细心想来，每一代学人都是“中间物”和“过度者”，薪火相传，守先待后，这既是每一代学人的宿命，也是每一代学人的使命。
王元化和刘梦溪，青年时代，属于文艺青年。王元化小时候生长在清华园，可谓书香门第，但，王元化听从时代的召唤，成为一位坚强的共产党人。没有听从父母的教诲，先是由理工转向了经济，当经济不足以慰藉心灵，王元化以鲁迅为师转向了文艺理论，试想，王元化要是没有成为胡风分子，极有可能一直奋斗在文艺理论战线。正是成为胡风分子，王元化经历至暗时刻，离开了既有的轨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只有这样的时刻，王元化读书疗伤，无功利的阅读，无用之用，才让王元化发现了一个学问的新天地。历史来看，胡风事件，既造成王元化人生的困厄，同时，又让王元化迎来凤凰涅槃。
刘梦溪虽然生长在乡间，虽然一九四九年之后上学，但是，接受的依然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的教育，高中阶段得到明师指点，沉浸到欧洲十四至十九世纪文学的海洋里了。但丁、雪莱、拜伦、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塞万提斯、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司汤达、罗曼·罗兰的小说，一本接一本的读，真的到了废寝忘食、如醉如痴的地步。特别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翻译的有点发黄的小四卷本，震撼了我的情感和心灵。情感那样充沛，文辞那样优美，故事那样婉曲，实为我国旧小说所不备。（《七十述学》，第14页）
刘梦溪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有一个特别可贵的特质，那就是十分重视“尚同”，这与中国古代先贤的教导，其实，是一致的。先贤知道“将无同”很难达到，但，可以退而求其次——和而不同。
罗曼·罗兰先生本人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清园心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在我看来，《约翰·克利斯朵夫》涤荡清园的心胸，净化着清园的灵魂，这点，胡风事件当中，清园誓死不向恶势力投诚的那种孤傲劲头，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九四五年，罗曼·罗兰逝世，王元化真挚地写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在四年前。那时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我一早就起来躲在阴暗的小楼里读着这本英雄的传记，窗外可以看见低沉的灰色云块，天气是寒冷的，但是我忘记了手脚已经冻得麻木，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朗的、温暖的世界，我跟随克利斯朵夫去经历壮阔的战斗，同他一起去翻越崎岖的、艰苦的人生的山脉，我把他当做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取了善良的火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一样的神明。
我相信，克利斯朵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别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沦下去的一定还有很多。凡读了这本书的人就永远不能把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从心里抹去。当你在真诚和虚伪之间动摇的时候，当你对人生、对艺术的信仰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当你四面碰壁、心灰意懒，预备向世俗的谎言妥协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克利斯朵夫，他的影子在你的心里也就显得更光辉、更清楚、更生动……
一位日本学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读者的克利斯朵夫观，某种程度上，正是由王元化先生所确立的。
刘梦溪一九六一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因为，刘梦溪把中国人民大学当做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当做第二志愿，天随人愿，或者说，天不遂人愿，反正，刘梦溪来到当时位于铁狮子一号胡同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与内心的期望有着不小的落差。刘梦溪大概对这所来自延安宝塔山下，成立于战火纷飞年代的大学，欠缺一种认同感吧！
刘梦溪的大学生涯，遇到了逻辑学家王方名先生，外国文学家赵灃先生，古代汉语冯纾老师。工具书使用法任课教师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吴小如先生。当然，最相得的是冯其庸先生。刘梦溪“没有感到特别喜欢这所大学”，内心深处，还是钦慕北京大学的风度和气质。刘梦溪大概从高中分科以来，就是一位“超级学霸”，更是一位“读书种子”，以至于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报到，竟然带来了五六箱子书，系里专门为刘梦溪配备一个书架。冯其庸先生的影响之下，一九六四年，刘梦溪便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探春新论》。金子总会发光，刘梦溪这块金子很早就开始发光。刘梦溪经过系主任何洛先生特许，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学研究班，前来授课先生，皆为学界大家，宗白华、朱光潜、蔡仪、余冠英、季羡林、萧涤非、周振甫。李泽厚也就比刘梦溪大十一岁，但，通过美学大辩论，声名鹊起，卓然成家。
一九七九年，刘梦溪和唐因、徐非光、郑伯农前往颐和园，与驻扎在“清华轩”的林默涵、陈荒煤、冯牧会齐，参与第四次文代会主题报告的起草工作。一九八三年，王元化和王若水、顾骧组成写作组，帮助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报告。王元化作为具有很深素养的文艺理论家，一直为周扬所器重。周扬在胡风事件中，曾经起到很恶劣的作用，这与长期以来的宗派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时过境迁，一般会把感情的天平向胡风倾斜，这也符合人之常情，同情弱者。历史不能假设，但，不妨进行一下沙盘推演，要是胡风派掌握了意识形态的大权，那么，一旦整起异端，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元化先生对此，有着异常清醒的反思。
机缘巧合，一九五九年给王元化扣上胡风分子帽子，一九七九年又给王元化摘掉胡风分子帽子，周扬作为党内意识形态的大员，属于历史的“第一推动力”。周扬爱重王元化的才华，觉得人才难得，曾经授意上海有关方面，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王元化下决心与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切割，那么，就可以既往不咎。无奈，王元化内心深处，既有基督教的精神，同时，约翰·克利斯朵夫支撑着王元化绝不向世俗的谎言投降。
一九七九年，为了给自己儿子伸张正义，九十三的王元化的母亲，给周扬写信，要求给儿子平反，这封信的分量很重，周扬看到之后，感慨不已，推动有关部门给王元化平反，这就为一九八三年，王元化前往北京，与王若水和顾骧一起为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主题报告，打下了一个铺垫。
周扬具有很深的理论素养，加以长期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慧眼独具，也就是说，能够入了周扬的“法眼”，绝非等闲之辈。一九七九年，刘梦溪和刘再复加入周扬主导的第四次文代会写作组，属于人中麟凤，刘再复，后来不就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嘛！王元化担任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依照这种节奏，与刘再复同样一九四一年出生的刘梦溪，也会进入擢升的快车道。无奈，运交华盖，时也命也！
读书可以疗伤，清华学人的著述，令人着迷，刘梦溪从钱钟书开始读，进一步是陈寅恪，再往后是王国维。三位清华学人，正好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三代学人——王国维属于第一代学人，陈寅恪属于第二代学人，钱钟书属于第三代学人。刘梦溪存在着一个“清华朋友圈”——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钱钟书、季羡林、于光远、何兆武、龚育之、孙小礼、李学勤、葛兆光，这个朋友圈，依我看，还包括清华园子弟——王元化。
“闭关期间”，刘梦溪阅读钱钟书，获得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快慰。后来，从钱钟书回溯，发现了陈寅恪和王国维。钱钟书——陈寅恪——王国维，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刘梦溪，如何对钱钟书——陈寅恪——王国维，进行有效的整合，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吴宓先生，很自然，吴宓进入刘梦溪的心中。刘梦溪的研究，主客体交互作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高度的契合。这样的研究，存在着莫大的益处，那就是不隔。
夏中义先生堪称“清园”的知音，通过梳理王元化的学思历程，夏中义先生得出一个结论：王元化晚年存在一个精神认祖。也就是说，童年在清华园成长，青年投身新文艺，度过二十五年的“倒悬”，王元化迎来第三次反思，经过漫长的发酵，王元化重新走近王国维和陈寅恪两位老辈，并且高度认同他们著述的精神价值，此之谓正反合。刘梦溪要是跟王元化先生在一起，《王国维全集》的编纂和出版，正是共同的话题之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历大事件之后，趋新猎奇的浮躁心理，似乎隐遁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比较接近于朴学的工作，所谓的思想淡出，学问凸显，也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刘梦溪由于遭受五年“倒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钱钟书和陈寅恪的著述慰藉自己的心灵。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一九八八年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就开始着手筹划《中国文化》，文化热开始消歇之时，正是真正可以深入研讨文化之始。
此时，上海文化地标——王元化先生，正在忙于《新启蒙》，庞朴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恳谈会上，指出的“王元化现象”，庞朴看来，王元化由《新启蒙》到《学术集林》，其间的跨越也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让人反应不过来，是不是存在着两个王元化，这里存而不论。不过，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这可是王元化一贯的追求。王元化是五四之子，早年投身新文艺时，就曾经写过《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此篇乃王元化在文艺理论领域的处女作。可以说影响着王元化一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既有时代际遇，也有内心关切。“启蒙”这一词汇在王元化内心有着很重的分量。一九三八写《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一九八八年，主持《新启蒙》，五十年间，“新启蒙”一以贯之，萦怀于心。
历史大事件之后，王元化曾经致信王瑶倾诉自己的苦闷，一九九三年底，王元化找到了一个新的立足点，这便是《学术集林》。我曾经跟刘梦溪先生论及，《学术集林》与《中国文化》很像。这一点，刘梦溪先生在《挽元化》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学术集林》与《中国文化》宗旨略同，一南一北，交相呼应。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王元化编《学术集林》与刘梦溪编《中国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都愿意事必躬亲，都写编后记，都是在冷清之中坚守。谈论编刊甘苦，又是王元化与刘梦溪之间的共同话题之一。不止于此，刘梦溪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受到冯纾老师的影响，喜爱《文心雕龙》，王元化最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在《文心雕龙》研究当中取得的创获。
这也是志浩在刘梦溪先生学行小记一文中，花费很大篇幅叙述刘梦溪与王元化的学术因缘，原因正在此。两人相通相同之处，甚多。下面是《挽元化》全文。
虽然仅半个月前我因出席浙江省儒学会开幕式，中国美术学院舒传曦教授和夫人唐玲女士约往杭州老龙井品茶，我们还谈起元化先生的病情，知道已难以回天。但接此噩耗，痛惜之余仍不胜惊诧。我无法接受元化会真的离去的事实。他是当今中国无论老辈还是小辈都难得一见的不停顿的思想者。他提倡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对如今的学界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要和他见面，他就会讲出正在思考的新的思想。他是有才华的文学家，有思想的学者，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他是太喜爱文学了，太钟情学问了。学问和书籍使他在逆风千里中获得心灵的哪怕是片刻的安宁。境遇不好了，学问却提升了。《文心雕龙》和黑格尔成了他的不离不弃的伴侣。他认识了精通中西学问的韦卓民，认识了新儒家的领军人物熊十力。古典文学学者郭绍虞给他写了嵇康的《赠兄秀才入军诗》：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携我好仇，载我锤车，南陵高阜，北属清渠。
仰落惊鸿，俯引川鱼，磐于游田，其乐只且。
后来这首诗一直挂在元化的书房里。
当然，他的精神支撑力还来自他的美丽温柔世家出身的妻子张可女士。元化被隔离的时候，张可带着儿子前来探望而不得一见，儿子爬上高墙摇晃着试图看到他的父亲。当“文革”张可也受到冲击，竟至于昏迷七天不能苏醒，我们的元化只能婴儿般的放声大哭而已。
元化的心碎了。
90年代中期，他开始办《学术集林》，旨趣与《中国文化》略同。每期编后都是他亲手所写。他像养护一个孩子一样照料自己的刊物。我深知编后难写，难在每期都不得不去添足。以至后来《中国文化》有几期索性“无后”。1996年元月他写给我的一信，颇及《集林》事，是对我贺岁函的回复。我和元化90年代的通信有多封，几年前他征集，居然一时未能找到，后来搬新居，收拾囊箧，才显露容颜。下面我把此信抄录出来，与友朋共揽，并以之见元化的学人性情。
梦溪同志：
元旦来信收到，谢谢您的关怀。向您和祖芬同志拜个晚年，祝安康愉快。我于元月三日去温哥华参加文化中国会议，九日始返。回来见到您的信，一时时差倒不过来，未能及时作复，甚歉。《集林》卷二说是已出，但我尚未见到。拿到后当寄奉乞正。这本文丛尚需兄大力支持，并望赐稿。《中国文化》我是很喜欢的刊物，我觉得我们宗旨相同，见解一致。我此次在加，向海外学人也是这么说的，杜维明还在大会上把这层意思公开宣讲。我的性急随年龄日增，故写好，马上交报纸（新民是短文，文汇周报发长文），希望早日见报，故在文丛上也未发自己稿子。但兄既约稿，当试试看，如写出一定寄奉审定。王国维集事，已向市委写了书面报告，争取拨款五十万。口头上已同意，但是否可落实，尚待观察，估计至早也在春节后可略有眉目。我忙这些事毫无个人打算，但吃力往往不讨好，有时也难免灰心丧气，想何必讨苦吃。老伴也如此相劝。但继而转念，苟一息尚存，总该做点什么，所以又干下去了。但困难真多，现在办事真难，精力不济，奈何？我的论学集已出，不日寄奉。祝好。
王元化
1995.1
信纸用的是“戏剧艺术编辑部”的公笺，故元化又附语：“信纸已用罄，找到多年前已不用的信纸，只好请原谅了。”谁能想到以元化的地位影响，办起事来仍是难上加难。他说的“困难真多，现在办事真难，精力不济，奈何？”可发一叹。但灰心与无奈不能改变他的文化理想，“苟一息尚存，总该做点什么，所以又干下去了”。
我与元化心相通，往来并不密。我与其他学界友人也是如此。往往什么研讨会上碰到了，才有论学论治一叙契阔的机会。1992年9月11日我在上海召开《中国文化》座谈会，谭其骧、顾廷龙、蔡尚思、苏渊雷、冯契、贾植芳、黄裳等沪上诸老悉皆出席，元化自然在座。不久，即9月底，我们一起赴哈佛参加“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朝夕相处，作了较多交谈。1994年11月杭州又有“文化中国”研讨会，我们都出席了。当时我正沉醉于“学术独立”的议题，所以发言时强调各司其业，学者不一定耗时费力去管学术以外的事情，不妨“天下兴亡，匹夫无责”。元化听后大惊，立即插话说：“梦溪呵！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匹夫无责’，你还办《中国文化》干吗？”朱维铮说：“知识分子讲的话，当政者不听，与制订政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梦溪的意见，‘天下兴亡’，我们‘无责’。”由此可以看出元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这和他信里说的“一息尚存，总该做点什么”的自我期许，是完全一致的。
2006年12月18日，“史华慈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结束的当天下午，我到庆余别墅看望了元化。几年不见了，除了腰椎欠佳，似乎一切尚好。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郑培凯两位老友也在，大家谈得很热烈。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我和元化的最后一面。
元化走了，学术界、思想界失去了一位有性情有意气的长者，少了一位不肯停顿思考力的博雅大儒。其实不是一个，而是一大块。眼前看不到有谁能够填补他留下的空缺。
写了一副挽联，不能尽意，敬请朋友们指正。
挽元化先生——
大衍治世青年也有胡心从此雕龙黑格尔
回归清园晚岁犹言启蒙尔来不忘杜亚泉
刘梦溪2008年5月10日深夜于京东寓所
附注一“瀚海阑干百丈冰”见于唐代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上下联句为：“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黪淡万里凝。”
附注二唐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九十八岁老人贾昌之言曰：“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笔者引此典隐喻元化受胡风一案之牵连。（刘梦溪：《书生留得一分狂》，作家出版社，2010年5月1版1印，第246至252页）
《挽元化》一文，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第二处错讹之处，出自这句话——当“文革”张可也受到冲击，竟至于昏迷七天不能苏醒，我们的元化只能婴儿般的放声大哭而已。
刘梦溪与王元化一样，信守一切诚念终当相遇，修辞立其诚。“我与元化心相通，往来并不密。”诚哉斯言！张可“文革”当中受到冲击，这是事情，“竟至于昏迷七天不能苏醒，我们的元化只能婴儿般的放声大哭而已”，昏迷七天七夜，元化只能婴儿般的放声大哭，也是实情，不过，此事没有发生在“文革”当中，而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九七九年，王元化尚未平反，中央在拨乱反正，一九五五年开始，承受了太多太重担子的张可，实在受不了了，苦已尽甜将来之际，倒下了。
五
刘梦溪并不是特别喜欢中国人民大学，可能很快就有些后悔，当年报考中文系，为什么把中国人民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作为第二志愿？这种情绪在上了何洛系主任特批的文学研究班课程之后，更是有增无已。因为，刘梦溪接触到了更多的北大人——朱光潜、宗白华、季羡林，年轻的美学家李泽厚，也出自北大。刘梦溪《中文工具书使用方法》课程，也由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担任。所有这些，无疑，更增添了刘梦溪对于北大的向往之情。
五年倒悬结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刘梦溪要在文化热将要趋冷之际，办一本追本溯源的刊物——《中国文化》。刘梦溪更加明白，不倚重北大师友，《中国文化》是办不好的。谈文化，还要依靠北大。张岱年、季羡林、金克木、汤一介、乐黛云，自然而然地进入刘梦溪的内心世界。
一九九八年端午节，刘梦溪召开《世界汉学》创刊座谈会，张岱年、钟敬文和季羡林三位先生都参加了，用餐期间，钟敬文先生问刘梦溪是北大的吧？刘梦溪还没有开口，季先生说：“他不是北大，但比北大还北大”。可见他对我为学为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的确如此，我虽然毕业于人大，但我的可尊敬的师友许多都在北大。可尊敬的师友，其中就有汤一介和乐黛云这一对“学术夫妻店”的身影。
北京大学有两位文化老人，一位是治东方学的季羡林先生，一位是中文系的林庚先生。两位先生都活了大寿数，季羡林先生活了九十八岁，林庚先生活了九十六岁。两位老人深谙养生之道，不过方式迥然不同，季羡林先生喜动，林庚先生喜静，可谓一动一静。季先生的喜动，除了散步，就是学术活动，林庚先生杜门不出，到底哪种方式最好？这里，恐怕没有标准答案，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季先生在忙碌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刘梦溪组织的各种座谈会，希望得到老辈的加持，这时候，季羡林先生也跟林庚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么，刘梦溪岂不是抓瞎！其实，刘梦溪把《中国文化》当做自己的事业，全力以赴，张岱年、钟敬文、季羡林几位老辈出席，无疑是对刘梦溪的支持。
同时，各位文化老人，一般情况下，各忙各的，住在京城，难得一见，万人如海一身藏。某种程度上，文化活动，也提供了一个文化老人见面的机会。这是一些文化老人乐此不疲出席学术活动的一个理由。季羡林先生，那就更有意思啦！最初，也不是没有纠结，如此这般，岂不是成为社会活动家啦！后来，季羡林先生喜欢上了开会。因为，不仅可以见一见老朋友，获得一些新的信息，更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把开会的功能最大化，开会的间隙，见缝插针，季羡林先生构思过不少怀念师友的散文。这正是开会的妙用！人之相交，贵在交心，刘梦溪与季羡林先生越走越近。刘梦溪在京城学界老辈中，“承教最多，感情格外亲厚”是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先生出现在刘梦溪梦中，刘梦溪走入季羡林先生心中。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分两次在《中华读书报》刊登，季先生命助手一字不漏地念给自己听。刘梦溪学术上有了新的进境，季羡林先生欣喜不已。
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喧嚣与骚动之中，两家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理念的“书院”，破土而出，可以说，几乎是八十年代最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了。两家书院，第一家，正是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的创院院长是汤用彤先生的公子——汤一介；还有一家，虽然没有书院之名，却具有书院之实，这就是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室（1993年正式成为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是经历近五年倒悬的刘梦溪。
中国文化书院属于民间机构，中国文化研究所属于官方机构。颇有意思的是，中国文化书院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像一对亲兄弟，性格相近，脾气相投，情投意合，惺惺相惜。谁说不是呢！中国文化书院和中国文化研究所两位掌门——汤一介和刘梦溪，就像一对失散多年终又团聚的亲兄弟。
刘梦溪先生在倒悬期间，通过阅读陈寅恪、钱钟书先生的著述，完成了由“文”到“学”的蜕变。机缘巧合，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位先生属于文化世家。不知不觉间，“文化世家”不仅进入刘梦溪的视野，而且还沉淀在心中。一部《七十述学》，看得出来，刘梦溪先生对于“文化世家”有着“偏爱”。比如，中国文化研究所，至少有两位“文化世家”，《中国文化》编辑部主任胡振宇是甲骨文大家胡厚宣先生的公子，徐书城是徐邦达先生的公子。
陈寅恪先生讲究“极其优美之家风”，不管时代如何更迭，世家子身上或多或少流淌着这种“极其优美之家风”，至少，还有一些流风遗韵。刘梦溪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位风趣幽默的逻辑学家——王方名先生给刘梦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刘梦溪写《七十述学》时，很自然就把王方名先生的公子——王小波说上一句。《刘志丹》这部手法很稚嫩的小说，竟然成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种新的发明”，拨乱反正，也要给《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进行平反，刘梦溪写的审读报告，最后，李建彤得以落实政策。这时，刘梦溪也不忘记带上一笔，《你别无选择》的作者刘索拉就是李建彤的女儿。
刘梦溪的好朋友——汤一介，就是一位“世家子”。汤一介的尊人，正是雍容的文化大家——汤用彤先生。汤用彤与陈寅恪，还有吴宓，号称“哈佛三杰”，有着很深的情谊。刘梦溪研读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不会不注意吴宓和汤用彤两位先生。吴宓是钱钟书的老师，这一点，眼高于顶，顾盼自雄的钱钟书先生也不会否认吧！王国维和陈寅恪，还有吴宓，属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事。汤用彤虽然清华毕业，回国之后，并没有回到水木清华，而是，先到东南大学，南开大学，最后，落户北京大学。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就会发现，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属于广义上的“学衡派”。这一派的主旨，不妨用“极高明而道中庸，阐旧邦以辅新命”来概括。鲁迅作为新文化阵营中的一员，一直对“学衡派”没有好感，写出《估“学衡”》，一点都不奇怪。可惜的是，鲁迅这杆秤，不一定“估”的那么准，时过境迁，新文化派风流云散，学衡派的价值凸显出来了。新文化固然值得发扬，旧文化也有自身的价值呀！
汤用彤先生，可以说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一位具有枢轴作用的学人。汤用彤先生在顺天府中学堂读书时，梁漱溟、张申府皆为同学；1917年与吴宓一起前往美国游学，哈佛大学与陈寅恪一起学习拉丁文、梵文和巴利文，此之谓哈佛三杰；1930年任教于北京大学，闲暇时光，经常与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一起前往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喝茶品茗。现代新儒学“三圣”中的熊十力和梁漱溟，乃汤用彤先生之友人。以往，没有注意到汤用彤先生的枢轴作用，这是不应该的。
刘梦溪先生对于老辈汤用彤的公子——汤一介，天生存在好感。温良恭俭让，“极其优美之家风”，汤一介还是存在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刘梦溪参加了国务院科教组主持的《红楼梦》注释工作；汤一介进入了梁效写作组，北大进入写作组的不是汤一介一人，冯友兰和周一良出山担任梁效的顾问。刘梦溪不仅随红学大家——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冯其庸先生从游，转益多师，更重要的是，闪转腾挪，毕竟离开了政治的漩涡，这为一九七八之后，刘梦溪站在风口浪尖，为新时期而鼓与呼，提供了一种保护；汤一介进入梁效，深知此乃是非之地，孙长江建议汤一介在梁效写作组管后勤，但，四人帮倒台后，随之而来的清查之中，汤一介百口莫辩，身心俱疲，已经做好投湖自尽的准备，结果，还是那位孙长江，及时发现了苗头，救了老友一命。试想，一旦跳湖，还能说得清吗！制式结论，肯定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孙长江，也是刘梦溪的挚友，两人一起写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有些人，早晚会相逢，这里指的是，汤一介和刘梦溪。
谢泳说，不能低估毛润之改造中国传统的能力。诚哉斯言！文化裂变和扭曲之时，“世家子”承受了太多不当承受的压力。三十年间，某种程度上，“世家”就是一种“原罪”。这种“原罪”，无论如何冲洗，都有痕迹。一切尘埃落定，历史已经来到了春暖花开的新时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学界发现，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文化面临着梳理、反省和重建的三重任务。也就是说，现代化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同时，传统与现代能否适应，也是一个大问题。北京大学素有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的拓荒者之中，就有汤一介的尊人——汤用彤先生。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仁，面对庞朴和朱维铮推动的文化热，也不甘落后，也要有所作为。
一九八四年，汤一介还在夏威夷进行学术访问，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同仁，就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建议成立一所中国文化书院，这是北大哲学系老中青三代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魏常海、李中华、王守常共同的心愿。胡耀邦总书记同意了这一建议。北京大学文科副校长有着深厚的五四情结，不能有编制，不能有房子，所有活动必须报备，意思很明显，五四新文化志当中的“反动派”——决不能在北京大学卷土重来。汤一介秉承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出掌中国文化书院，前后有十六年。
汤一介先生对于中国文化书院有着很深的期许，希望中国文化书院能够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样，中国文化书院之下，设立了很多分院。分院有着很大的自主权，不向总院上交提留，总院要想办事，只好向分院化缘。汤一介先生曾经注意过一位企业家，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一度看好这位企业家，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石家庄那位企业家，现今因为非法集资罪，判刑入狱。
2019年，中国文化书院出版了八秩以上的“导师文集”四十种，分别是——梁漱溟、冯友兰、邓广铭、张岱年、季羡林、何兹全、侯仁之、金克木、周一良、任继愈、启功、杨宪益、饶宗颐、王元化、虞愚、牙含章、庞朴、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吴良镛、陈可冀、杨辛、严家炎、王尧、宁可、萧萐父、牟小东、龚育之、孙小礼、张晋藩、沈昌文、梁从诫、钱逊、刘泽华、张立文、金春峰、许杭生、苏叔阳、严绍璗。
中国文化书院为了寻求更多的生长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成立七个分院——绿色文化分院，跨文化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院，杭州分院，影视传播研究院，岭南分院，大众文化传播分院，还准备成立上海分院，王元化先生同意担任上海分院名誉院长。实际上，中国文化书院，慢慢成为类似于中央文史馆，崇文敬老的机构。逢五排十，中国文化书院做出安排，给老辈祝寿。中国文化书院火红的年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书院，难兄难弟。别看中国文化研究所，属于官办，但是，《中国文化》的出版发行，还要自己觅食。安子介和金庸两位先生作为儒商，都曾表示支持刘梦溪，资助办刊物。遗憾的是，金庸先生太忙，自己说过的话，最后，也忘记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书院，既然是难兄难弟，那么，相互之间的配合，那就再自然不过。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与《中国文化》的学术顾问，重合度很高。
2014年十卷本《汤一介文集》面世，刘梦溪怀着喜悦的心情，出席老友著作出版座谈会。刘梦溪谈到汤一介学问的成功，得益于先天和后天两个条件：先天的条件，“即他的家学传统”，后天条件，“即他的了不起的夫人乐黛云教授对他的扶持与协助”。
他为学为人是统一的。他是君子，是仁者。前些年我们有一个“金秋有约”的聚会，我和内子发起，季羡林先生在世的时候，每次都参加。汤、乐两先生是必到的嘉宾。还有李泽厚、龚育之、王蒙、严家炎、邵燕祥等。于光远也参加过。一次抽签，汤先生抽到的是“仁者寿”，再恰切不过。不久前看望汤先生，他说如今回到了《论语》，最喜欢孔子讲的“仁者安仁”。汤先生是我们认识的当代学人中最具儒者气象的学者。（雷原赵建永主编：《汤一介学记》，新华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
写到此处，记忆苏醒。2003年前往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主要忙于讲座和开会，某种程度上，似乎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写下十万字的“燕园札记”。“燕园札记”记载：2003年10月24日、25日有一个《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国际学术讨论会，其实是中国哈佛——燕京学者北京年会。开幕式在图书馆北配楼。杜维明、任继愈、汤一介三位先生做主题发言。任继愈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封建社会忠孝规范的历史贡献》，汤一介的题目是《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之学》。
刘梦溪先生颂扬“汤先生是我们认识的当代学人中最具儒者气象的学者”，我坐在会议室的后排，远远望去，汤一介先生，一派慈蔼长者风范。其实，我与汤一介先生曾经隔空打过“笔墨官司”。北京大学百年诞辰，记得报刊上发文，说汤一介先生是大师，当时，还没有学会恕道，汤一介先生是大师这一说法，引起了我的不快。我觉得民国老辈，比如汤一介先生的尊人——汤用彤先生那才是真正的大师。汤一介先生，比起老辈，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后来发现，汤一介先生对此，有着高度的自觉，内心深处，对于媒体给自己扣上“大师”的头衔，不以为然。
看到刘梦溪先生赞扬“汤先生是我们认识的当代学人中最具儒者气象的学者”，感慨不已。同时，也体会到了刘梦溪在汤一介这位兄长那里，所获得的温暖，又是何等宝贵！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汤一介夫人乐黛云，刘梦溪夫人——陈祖芬，两姊妹长得特别像。中国文化圈之中的两对“夫妻店”——汤一介、乐黛云，刘梦溪、陈祖芬，自带光芒，总是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七
刘梦溪和陈祖芬发起的“金秋有约”，还有一对“学术夫妻店”，这就是龚育之和孙小礼。龚育之和孙小礼皆属于世家，孙小礼的姨夫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陈翰笙先生，龚育之的尊人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龚饮冰同志，龚育之本人出生于1929年12月26日，伟大领袖的生日也是12月26日，龚育之一生与中共党史的研究，可谓前世因缘。龚育之与孙小礼属于“自然辩证法”之家。
话说1998年，费孝通先生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上退休之后，前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读书》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促膝谈心，听到编辑说一直把费孝通先生视为知识分子，费孝通欣慰不已。费孝通先生作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一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就决定了得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场面上的话说多了，就存在着一个“知识人”向“政治人”的位移。不是一些学人就在分析是否有两个费孝通——场面上的费孝通和说真话的费孝通，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费孝通？这种情形，不妨称之为“费孝通现象”。
费孝通先生毕竟属于知识分子成堆的民主党派，所以，“费孝通现象”大概只可以解释民主党派，许德衡，周谷城，楚图南，雷洁琼，钱伟长，皆具有“费孝通现象”的典型症候。平心而论，费孝通毕竟属于“党外人士”，只要遵守国家的大政方针，那么，费孝通在社会上的言论，还是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试想，费孝通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平衡，怕就很难保持平衡了。
庞朴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恳谈会上，提出存在一个“王元化现象”，指的是王元化的早年，中年和晚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哪怕是在晚年，王元化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持《新启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主持《学术集林》。五六年的工夫，王元化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不能不让庞朴感到眼花缭乱——《新启蒙》和《学术集林》，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王元化？
走笔至此，笔者不避谫陋，提出一个“龚育之现象”。话说1948年前后，湖南明德中学校长，把两位同学羸弱的胳膊高高举起——告诫各位学友，可不能光学习好，还要体育好，这两位同学，一位是龚育之，一位是李泽厚。龚育之1948年考取清华大学化学系，两年之后，李泽厚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时代洪流，不可阻挡，李泽厚和龚育之的学生时代，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两位皆成为红色青年。
龚育之过早去世，倒是与读中学时身体不好，关系不大，因为，另外一位身体不好的校友——李泽厚，2020年成为一位真正的“九〇后”，这一年与李泽厚一起过九十岁生日的学人，还有余英时、吴敬琏、袁隆平、资中筠、厉以宁、屠呦呦，袁隆平和屠呦呦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金童玉女”，享誉全球。余英时和资中筠属于文史学者，吴敬琏和厉以宁属于经济学家，吴敬琏号称“吴市场”厉以宁号称“厉股份”，厉以宁的学问功底深厚，十分扎实，吴敬琏则流淌着顾准的风骨，士林榜样。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句话用来说明知己难觅；其实，中国的单位制度，人生得一好领导，要比知己重要的多，直接的多。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三十年间，政治运动几乎从不间断，加以身处中国政治漩涡之发动机——中宣部，虽然龚育之出身政治之家，父亲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一位政治上的“青椒”，没法像推导化学分子式一样，梳理政治风向和风力，中宣部艺术处副处长丁玲，反右运动之中，不就折戬沉沙！龚育之的第三位上级，好像是上苍赐福，帮助龚育之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菩萨”。
龚育之虽然没有像上级于光远赶上了投奔“圣地”延安，经受那么多革命考验，但是，回顾所来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路，并不平坦，龚育之在政治运动之间，来回颠簸，载沉载浮，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正是龚育之的“第五个边缘”，也构成了“龚育之现象”之内涵。况且，龚育之从事的学科——中共党史和自然辩证法，皆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样看来，我与龚育之之间，也存在很深的缘分。
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笔者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党史系一位“学长”也曾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但，并不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学人。大学四年，也颇看了不少胡乔木和胡绳的文字，两位理论素养很深，虽然前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角色定位在革命家和理论家，或者是政论家。学术工作则是从事革命工作的副产品，从属于，服从于革命工作的大局。胡乔木和胡绳，如果说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有过一点点的“动摇”，那也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准备去见马克思时，眼见着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内心深处流淌着一点苍凉之感。我称之为“学术情结”发作。胡乔木“学术情结”发作，大力举荐钱钟书和季羡林，两位搞冷僻学问的学人，知名度那么高，揆情度理，第一推动力，不是来自主管文化学术的意识形态官员，这一切，几乎不可能发生。
“龚育之现象”有着多方面的意涵，如果仅仅像亦师亦友的于光远一样，“跨两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么，为什么不称之为“于光远现象”，而称之为“龚育之现象”呢？“于光远现象”岂不是更加典型！
于光远慧眼独具，善于选才，手下两个“小兵”——龚育之和郑必坚，一九七八年以后，从事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皆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两人都当过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不同的是，郑必坚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龚育之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深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独门绝技”——“复印报刊资料”所吸引，徜徉于人文与社会学科之间，没有通儒之雄心，但有做学术界游击队员之抱负。很晚以后，才知道“复印报刊资料”之缘起，正是龚育之的第三个上级——于光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最有钱的学人，并没有把全部稿费用于缴纳党费，而是留下一部分，用于公共事业。比如中宣部的幼儿园与游泳池，于光远就是捐资人之一。于光远还把稿费拿出来用于资助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复印报刊资料”，可谓功德无量。
《七十述学》里面，刘梦溪先生叙述了与龚育之、孙小礼伉俪的交往，可以说倍感亲切。刘梦溪跟中国文化研究所内学人马惠娣说自己与龚育之，渊源有自。《中国文化》创刊之际龚育之就是学术顾问，龚育之从事党的文献编选和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学术志趣主要集中在两个高度政治化的学科——中共党史和自然辩证法。刘梦溪在《中国文化》创刊词中严正指出——文化比政治更久远。
龚育之作为党内难得的大才，其实，已经成为继胡乔木之后的另一位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党内一支笔”。龚育之一方面为了党的事业，辛苦劳作，笔耕不辍，《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中国共产党的经典文献，同时，参与党的十一大到十六大文件的起草工作，可以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中央领导人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但，熟悉中共党内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历次中央文件，措辞须严谨，逻辑要清晰。杜润生先生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跟自己身边的小年轻说，一个字不严谨，都有可能杀头。中央政治文件的起草，往往以身体的耗损为代价。因此，党内一支笔，包括胡乔木和龚育之，没有活大寿数，怕不是偶然的。
龚育之具有于光远的风格，一九五〇年，于光远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找到几位小年轻座谈，其中，包括何祚庥和龚育之。何祚庥，一九五一年分配到中宣部，龚育之一九五二年分配到中宣部。于光远后来成为科学处副处长，酝酿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学科——自然辩证法。一九五六年，向科学进军，于光远主持编制了十二年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规划，最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成立自然辩证法组。于光远兼任组长，龚育之兼任秘书，后来，一度担任副组长。可以说，于光远和龚育之成为中国发展自然辩证法学科最合适的“符号”，许良英，赵中立都在这个小组，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界的中流砥柱。
龚育之看到何祚庥后来回到了专业研究，不是没有动心。但，于光远给了龚育之很大的空间，再加上龚育之本分，安下心来，在自然辩证法学科，开疆拓土，创办《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撰写《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协助于光远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学部指导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界的“活化石”。尽管自然辩证法学科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毕竟还是有着自己的学科属性。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界，是否存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于光远为中心，龚育之和孙小礼伉俪作为两个基本点。
不可否认，龚育之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确实耗损了龚育之的元气，影响了龚育之的健康。但是，龚育之在中宣部的工作经历，并不全是极左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第三位上级——于光远，耳濡目染之下，具有一种格局和气象，龚育之具有了这种格局和气象，得以在自然辩证法和中共党史两个学科，取得非凡的成就。也就是说，刘梦溪礼聘龚育之为《中国文化》的学术顾问，汤一介礼聘龚育之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不仅仅是出于私谊，而是，汤一介和刘梦溪心中，龚育之是一位学人，只不过，这位学人，还编纂了党的文献，起草了中央文件。
“龚育之现象”，值得人们深思，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纠结，大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有能够有人像龚育之如此感同身受。也许，正是因为，龚育之身处这种纠结之中，才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那些远离政治，准备为自己建造象牙塔之人，如果没有龚育之这种格局和气象，也许离政治越远，取得的学术成就，可能更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冥冥之中，龚育之感到将要到达生命的尽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口述自己的老上级——于光远。《我的第三个上级——于光远素描》，成为龚育之的“天鹅绝唱”。
看到此处，不禁泪目。刘梦溪先生说，育之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不写于光远，还会写谁呢！殊胜因缘，亦师亦友，两个人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鲁迅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太炎先生已经逝世，此时，距离鲁迅逝世，也就十来天。龚育之口述于光远，此时，于光远健在，尚未口述完毕，龚育之离开了人世。呜呼！
说到这里，不妨补充两句。龚育之先生，没有见过，但是，龚育之夫人——孙小礼，不仅见过，还体会过孙小礼身上流淌的那种风度。
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四年，笔者在北京大学访学一年。机缘巧合，前后参加了两次分别由北大和清华举办的自然辩证法学术会议，查阅访学日志——《燕园札记》，北大的会议于二〇〇三十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召开。北京大学科学—社会中心在中心所在地承泽园举办“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的分会“科学方法论”研讨会，附一个化学及化学史会。自然辩证法因为强调“跨学科”的沟通，让我这个学界的游击队员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不仅全程参与了两天的会议，而且在互动和交流环节，屡次有“惊艳”的表现。记得说到这个世界并不全是可以由科学来解释的，科学之外还有宗教，有信仰，有神话，有传说。如果说存在两种文化的话，那么，科学主义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面相，这个世界还有另一个面相——人文主义。指望着让科学解释一切，这是一种奢望，科学有自己的限度，不能越界，包办一切。
也曾在燕园的小路上，遇到过孙小礼老师，但是，只是礼貌性地问候了一下，没有向孙先生表达我的敬意。当时，并不知道孙小礼老师的爱人是于光远先生的高徒——龚育之。
我和京城的一些师友，有不定期的雅集，或在新年，或值中秋。新年的叫“新年嘉会”中秋的叫“金秋有约”。内子陈祖芬和我一起邀请，地点一般选在比较清雅的酒店。应邀参加者，有季先生，汤一介、乐黛云夫妇，李泽厚夫妇，王蒙夫妇，龚育之、孙小礼夫妇，严家炎、卢晓蓉夫妇，孙长江夫妇，邵燕祥夫妇，还有三联书店的两位老总沈昌文和董秀玉。有时台湾来的龚鹏程教授也应邀而至。于光远夫妇有一次也来了。大家放浪形骸，谈古论今，抽签抓奖，乐莫大焉。
季先生一次抓到了一号签，上面写的是“看到你知道什么是美丽。”大家说，这个签只有季先生当得。签都是内子所写，事先封好，绝无“弊案”。可不知为什么，每次都抓得比较准，换人换签，还真的不合适呢。一次雅集，以《红楼》诸钗的诗为签语。王蒙抽到的是史湘云的《咏白海棠》诗：“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他右派也当过，文化部长也当过，可不是“也宜墙角也宜盆”吗？（《七十述学》，第141至142页）
二〇〇三年“金秋有约”，季先生入住解放军总医院，不能参加。但是，季先生心里惦记着“金秋有约”，还要刘梦溪给自己“汇报”，谁出席了“金秋有约”，各位抽的签语是什么，刘梦溪感到温煦。一点不错，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二〇〇四的“金秋有约”，老夫聊发少年狂，八十九岁的于光远先生来了，龚育之与夫人孙小礼也要陪着老上级参加嘉会。龚育之抽的签语是——孤高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二〇〇四年“金秋有约”的签语，看起来出自《红楼梦》。刘梦溪是《红楼梦》研究的专家，夫人陈祖芬对于这部名著，也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切感。《问菊》全诗如下：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新年嘉会”和“金秋有约”，当得起学术雅集。当时，前来参加雅集的各位学人以为龚育之抽到的签语，也算吉签，怕是出于对老友的安慰。
龚育之作为党内之大才，应制之文，操刀之笔，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宫花之寂寞，“墙外”之人不屑于解，“墙内”能解之人，怕又只能，尽在不言中。“龚育之现象”之无解，正在于此。龚育之的老上级——于光远，不管是不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有着自己的圈子，老派共产党人的圈子，杜润生、李锐、于光远，老哥几个，说一说知己的话，还是有着很高的自由度。编纂文献，起草文件，这种职业生涯，无疑，人的个性会受到消磨。龚育之也想活得舒展一些，又谈何容易！如果，龚育之不从事中共党史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随波逐流，与世俯仰，那么，行政职务能否升上去，倒在其次，关键是，龚育之能活一个大寿数。
龚育之没有老上级于光远，以及与老上级资历差不多的两位老辈——杜润生和李锐，人老心红，直到晚岁，依然流淌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海阔天空我自飞”（冯友兰先生语），三位老人都曾经面临大事变之后的清查，但是，革命生涯锻造的超强抗击打能力，保持着宠辱不惊的心态，以天下为己任。老上级于光远（1915-2013年）九十八岁，李锐（1917-2019）一百〇二岁，杜润生（1913-2015）一百〇二岁。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龚育之一九二九年出生，二〇〇七年就去世了，正是学术研究的盛年，就去世了。龚育之要是从寿数上对标老上级，那么，至少还要多活二十岁。龚育之没有老上级于光远的革命资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编纂党的文献，看到了太多惊心动魄的史料，“一篇读罢头飞雪”。龚育之毕竟不是田家英，敢于谏言，也没有老上级于光远跟老哥几位敞开心扉的豁达。其实，既怨不得龚育之天生胆小，也怨不得政治生态，问题只有一个，能否找到化解之道。找到了，也就化解了，找不到，那么，哪怕是老友刘梦溪组织再多的“雅集”，也难以慰藉龚育之那颗不得安放的心。
当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读书时，得遇恩师萧延中先生，曾给萧先生写过一句话——痛苦的反思销蚀着一个有血性的灵魂，但却是难以倾诉的。现在看来，这句话送给龚育之也颇为合宜。
八
二〇一四年、二〇一五年，承蒙日知社主持陈少文君不弃，我在YY音频进行百年中国法政人的系列讲座，侧重第五代学人，邓正来、贺卫方、许章润、魏敦友，还有一位“第四代半学人”——俞荣根先生。俞荣根一九四三年出生，一九六二年考取北京大学。每一代学人的成长，都不容易，不过，“第四代半学人”的成长，尤其不容易。
查阅讲座录音史料，二〇一五二月十二日，志浩在YY音频讲座中梳理俞荣根先生学思历程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第四代学人的概念——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如何安排俞荣根先生这样的人，说是第四代吧，年岁比第四代小一轮；说是第五代吧，年岁又比第五代大一轮，俞荣根处在第四代和第五代之间，早年描绘学术地图时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往往把俞荣根这个年龄段的学人“四舍五入”归入第五代。现今也不能说错了，但，多少有些不妥，也许称之为“第四代半”更为合宜。
也许是天意，两周之后，二〇一五二月二十六日，梳理梁治平，俞荣根与梁治平皆为著名的法文化大家，俞荣根先生“年长”，属于“第四代半学人”，因此先讲俞荣根先生；梁治平先生“年少”，属于“第五代学人”，因此后讲梁治平先生。这是当时的考量。
梳理梁治平先生，就不能不提及梁治平先生所在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也不能不提及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
19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既有风流云散的广场政治又有破土而出的学术刊物，从十字街头到象牙塔。1989年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流淌书卷气息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刘梦溪先生是《中国文化》创办人。刘梦溪先生有情怀有胸怀，1993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创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一个有情怀的研究所，注重学术的精度和纯度，主张跨学科沟通，以建立理想的学园作为努力方向。
1993年梁治平去意已决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前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梁治平志趣不在教书，立志做一个读书人，这一点与贺卫方迥然不同，1993年梁治平前往中国文化研究所由教书先生转型成为学术编辑，1995年贺卫方离开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编辑部前往北京大学法学院由学术编辑转型成为教书先生。两人的换岗很有意思，得其所哉。梁治平不愿意屈从法学论文写作的陈规陋习，写东西如此随性的梁治平在职称上肯定吃亏，特别是遇到特别能写论文的同事。不错，任何规矩都是人定的！当时规矩还不算太严但学术自由越来越小的趋势还是存在的。梁治平投奔了刘梦溪先生入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中国文化》从此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
刘梦溪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是一个具有民间品格、民间性格的学术单位。法律学人梁治平和文史学者刘梦溪相见甚欢非常投契，1993年梁治平告别中国人民大学前往中国文化研究所，先是帮着刘梦溪先生编辑《中国文化》，后来担任副所长。刘梦溪先生崇尚无为而治，梁治平获得了宝贵的自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梁治平主持的法文化研究中心曾起到很大的作用。梁治平与贺卫方主持宪政译丛，联合王铭铭探讨法律人类学，筹划高等院校法文化讲座。江平先生、吴敬琏先生领衔梁治平担纲的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做了不少切实的研究。
刘梦溪把文化人类学的方李莉，法文化的梁治平，政治文化的刘军宁，文学人类学的摩罗弄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据说后来又把书画名家范曾聘过去。中国文化研究所这个单位的文化品格、文化品位，令人瞩目。
这个系列讲座，经过整理，出版之后，束之高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曲阜师范大学的宋立林君来到石家庄，品茗聚谈，其间，聊起刘梦溪先生。沉寂在记忆深处的对刘梦溪先生的评断，突然苏醒。不是白纸黑字，我都不敢相信，近六年之前，志浩曾经走近过刘梦溪先生。十分感念宋立林君，不仅激活了沉淀在内心深处的记忆，而且，还让我更加接近刘梦溪先生。宋立林君坐上高铁之后，宋立林君的两位门生送我回书菜楼的路上，我就酝酿在《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和自己主持的双周席明纳，跟学友聊一聊刘梦溪先生。
十二月四日，跟一位门生说起，最近在阅读刘梦溪先生的《七十述学》，这位门生回复：谢老师，刚才上网搜了一下，刘梦溪先生的名字有点生疏。其实，迄今为止，我的著述，大部分经过这位门生精心校订，这位门生也最熟悉我所描绘的学术地图。纵然如此，还会觉得刘梦溪先生的名字十分生疏，反求诸己，从我这方面找原因，以前没有跟门生谈起过刘梦溪先生。
我十分赞同刘梦溪先生所说的“情本体”，包括刘梦溪与王国维和陈寅恪、马一浮高度的契合。余敦康先生盛赞《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采取仰视的姿态，就在于流淌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之中对老辈学人的同情之了解和温情之敬意。《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最早只梳理四位先生——费孝通，季羡林，金克木和王元化，并没有经过理性的考量，而是听从内心的召唤。毕业论文写的是鲁迅，还写过陈独秀先生祭，怎么开课之时不梳理陈独秀和鲁迅呢！
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阅读刘梦溪先生的《七十述学》，如行山阴道上，云生满谷，月照长空。潭涧注泻，翠羽欲流。浮云出岫，绝壁天悬。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学人标榜“学在民间”，恍然间以为，只有离开了体制的束缚，才可以进行好的研究，“学在民间”可不是用来标榜的。比如邓正来，打破牙齿和血吞，最后，成就了一个流淌邓正来体温的学术江湖。一些人说，邓正来不是接受“招安”进入体制之内了吗！其实，无论曾经在体制之外的邓正来，还是一直在体制之内的刘梦溪，初心皆是为了塑造了一个品质纯粹的学术共同体。刘梦溪与邓正来两位先生在锻造学术共同体方面取得成功，并不是偶然的，究其原由，两位既保持了非常独立的人格，也妥善处理了自己与体制之间的关系。正如邓正来先生于二〇〇七年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之中所指出的：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飘渺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你们和这个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你们和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学习，如果你们想做学问，但凡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今后你们的学问是走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看到此处，欣慰不已！刘梦溪先生的夫子自道与我近六年前的评价，若何符节。中国文化研究所充满温煦和畅的氛围，这里面的因由，大概几个方面：
说实在的，当代中国文化学术之不如人意，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短期行为。不是研究所的主持人不想干事，而是，不能细水长流的干事，只能进行突击。一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金和项目的主事者，没有学术自信，一直以为中国学人只能研究短平快项目，另一方面，研究所所长任期往往不长，甚至三两年后就要退下来。如此短暂的任期，其实，不适合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积累和沉淀，这时候，面临两种抉择，要么慵懒，要么蛮干。短期行为是人文学术的死敌。这里真要十分感念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历任主事者，给刘梦溪先生充分的信任，成就了一个文化研究的可喜营地。
中国文化研究所流淌着温煦和畅的氛围，也就不必奇怪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是一个家庭，雍雍穆穆；中国文化研究所是一所书院，谈学论道；无外乎刘梦溪先生人格和追求的一种投射。
第二，中国文化研究所既然流淌着刘梦溪先生的体温，刘梦溪先生讲究因缘际会，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学问第一，人品第一”的进人方针，比如，摩罗和范曾两位进入中国文化研究所，依我看，都是感情的洪流冲毁了理性的堤坝。摩罗先生人品应该不错，但，摩罗先生的学问，恐怕在当今人文学界，难以说称得上第一流。至于范曾先生，坊间的议论，刘梦溪先生不会没有耳闻，但，依然不为所动，把范曾先生引入中国文化研究所。也许，刘梦溪先生内心深处的“文化世家”情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刘梦溪先生研究陈寅恪先生，服膺“极优美之家风”的说法，胡振宇是胡厚宣先生的公子，徐书城是徐邦达先生的公子。刘梦溪先生还十分重视朋友的引荐，比如，马惠娣作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特聘人员，就是龚育之推荐来所的，对此，刘梦溪先生从不讳言。
第三，中国文化研究所，最令人感佩之处，正在于急公好义。刘梦溪先生引进摩罗之时，摩罗在北京印刷学院，正遭受困厄。此时，刘梦溪先生看中的正是摩罗进行文化批评的果敢和勇毅。摩罗本名万松生，看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于是，改名摩罗。葛兆光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的高材生，困居扬州师范学院，心有不甘，总想另谋高就。这时候，刘梦溪先生伸来了橄榄枝，于是，葛兆光帮助刘梦溪先生编辑前几期的《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出了力，流了汗。一九九二年葛兆光调到了清华大学中文系。
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巨轮，因此，经济学家遍地都是，只是品端学正的比较罕见；按理说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一体两翼，比翼齐飞，中国可贵的是，先迈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条腿，政治体制改革这条腿到底如何，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在此不论。但，中国政治学人，少得可怜。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刘军宁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人。二〇〇九年，程巢父先生的一篇博客，写到了刘军宁的际遇。因为他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的纯粹学者，所以他的结论就不可能阿附于任何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曲身之学；职是之故，他得出的结论就一向为当局所不喜。若干年前，他被社科院政治学所“除名”。他傲然地离开了那里。当年，我曾在朋友间发起募捐。有朋友说，他从国外讲学回来，有点小积蓄，还有一部私车，温饱暂无问题。因之，我的动议遂未付诸实施。三年前，我听刘梦溪先生说，他把刘军宁先生接纳到他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了。我对刘梦溪先生的这种道义之举备致钦敬。前年又听梦溪先生说解决了军宁先生的职称问题，待遇稍有改善。
至于一九九三年入所的梁治平先生，一九九五年入所的何怀宏先生，其实，原来在各自的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受着同样的困厄——职称。两位第五代学人中的佼佼者，中国文化研究所入职之后，职称问题迅速解决，学术信心大大提高，何怀宏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可以说大部出版于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三年期间。比如《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底线伦理》。
梁治平解决了职称问题，觉得还是此处好，有着充分的学术自由，于是，留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以至于今。何怀宏先生，另觅一家道场，前往燕园耕耘。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我跟刘梦溪先生说：当年，葛兆光，何怀宏两位要是能留在文化所，可以说，不朽之盛业。也许，刘梦溪先生不这么看，反正，说起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历史，刘梦溪先生就会提起葛兆光和何怀宏两位的大名。
第四，刘梦溪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治所方针，这里的“兼容并包”，指的是类似香港和台湾的“科际整合”，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边装，中国文化研究所，十分雍容。刘梦溪先生本人研究学术史和思想史，范曾和徐书城研究书画，任大援研究国际汉学，梁治平研究法学，刘军宁研究政治学，张红萍研究女性学，马惠娣研究休闲学，喻静研究佛学，摩罗研究文学人类学，万紫千红，百花齐放。这在中国，难以找到第二家。刘梦溪先生尊崇第一流学人，但，不迷信专家，喜欢通儒。中国文化研究所，多学科背景的学人，坐在一起，饶有趣味。试想，如果没有通儒的志趣，一位专家待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视野狭窄，心胸狭隘，听着刘梦溪和范曾两位先生的讲论，如坐针毡，如芒刺背，该是多么不幸！
第五，中国文化研究所，当得起“文化”二字，喜欢以文会友。《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恳谈会，其实，就是一次“雅集”，但，学术抬杠的火药味很浓，尤其是余敦康先生的发言，指名道姓，指斥汤一介和庞朴两位，一直在进行俯视，而不是仰视。其实，合乎事实。但，引发汤一介的不快，以至于差一点拂袖而去。《中国文化》创刊周年座谈会，还有上海座谈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集思广益，议论风生。
王元化先生主张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刘梦溪先生没有直接说出来，但，用行动表达出来了——那就是应该做流淌性情的学问。学问应该滋养性情，而不是消磨。这有点“生活禅”的意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正式开写《一代文化托命之人——刘梦溪先生学行小记》，因为，当时涌起一个念头，一九四一年出生的梦公，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孜孜矻矻，实乃复兴中华文化之巨子，但，学界也没有在二〇一九年为先生举办八十寿庆，固然与梦公之一贯的低调有关，但，一项重视人情世故的中国学界不应该对刘梦溪先生如此薄情。
第四代半学人，夹在第四代与第五代之间。我没有再问立林君，刘先生更像上一辈学人，指的是第四代学人，还是其他。不过，刘梦溪先生好像不像第四代学人，他的心与第一代学人和第二代学人相通，这也是梦公研治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大因缘。
十二月十六日，再一次向宋立林君表达感念之情：立林兄来石家庄，赋有重要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唤醒志浩内心深处对梦公同情之理解与温情之敬意！弟在写一文稿，题目为:一代文化托命之人——刘梦溪先生学行小记，已得五万言，依然觉得意犹未尽！
十二月十八日夜，《一代文化托命之人》达到六万言，已经超过梁启超先生为挚友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序言，与刘梦溪先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总序相当。其实，还想写一写刘梦溪与华人学者的交谊，比如说柳存仁、余英时。临近年关，诸事丛集，失去了写作的心境。正好藏拙，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