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读大学,是我想都不敢去想的事。因为我的社会关系不好：外祖父是历史反革命，舅舅是右派，舅妈是地主出身。我本人家庭成分虽然是贫农，但父亲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母亲也被扣上了“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我竟然成了“黑五类子女”。
1967年，我13岁。元宵节那晚，全家人正在吃团圆饭。突然间，造反派二三十人冲到了我家门口，父亲赶紧把房门关上。门外“打倒牛鬼蛇神某某某”的口号声震天响，我与妹妹泪水和着饭菜一口口地往肚子里咽。造反派走后，出门一看，发现鲜红的春联，被覆盖上了白对联。
8月，又目睹了父亲挨批斗的场景：能容纳500多人的村大会堂里，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牛鬼蛇神吕某某押上台来！”的口号声中，关押多日的父亲，被五花大绑，以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押到台前。父亲上身穿着淡蓝色衬衫，脖子上用铁丝吊着一块黑牌子，上面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吕某某！”父亲脸上豆大的“命汗”直流，不久就全身湿透，摇摇欲坠。台下还有30多位“四类分子”一字排开，面向革命群众在陪斗。
批斗结束，我父亲被绑着关回“大队间”，继续拷打。拷打的刑具很简单，蒙上眼睛，在五花大绑的脊梁处打一个结，在不足8平方米的房间内，两个打手各站一边，揪着绳结，狠命地来回撞墙。半夜之后，换成用碗口粗的树干往心窝桶。我父亲发现不对劲了，声嘶力竭地喊救命！我堂叔破门而入，总算终止了悲剧发生。
翌日清晨，父亲回家，脱下上衣，脖子上、背脊上、胸口上、手臂上，道道伤痕，惨不忍睹。隔壁伯母流着泪为我父亲清洗伤口，涂抹药水，宽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话，我永远记得。
我怎么也想不通，父亲怎么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呢！听父亲说，爷爷36岁去世，那年我父亲才8岁，大姑妈13岁，小姑妈6岁，父亲刚读了半年书，就不得已辍学。祖母是小脚女人，要抚养一男二女，谈何容易！无奈之下，大姑妈做了童养媳。我奶奶则经曾祖父同意，带着年仅8岁的儿子和6岁的小女儿，“典妻”到海拔600米以上的一个小山村。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的悲惨命运，就这样落到我奶奶的头上！
我父亲10岁那年，到县城“寿春堂”中药铺做学徒，一干就是10多年，直到解放前夕，才回到村里。土改时，我家成份是贫农。
1964年“四清”运动，我父亲主持清理大队财务，清算出了诸多问题，让当事人怀恨在心。“文革”开始后，这拨子人全都成了造反派，这或许就是他们要把我父亲往死里整的原因。
1968年，我小学毕业。其实从五年级开始就停课了。红小兵闹革命，老师则分裂成两派，校长樊设恒成了“走资派”，天天被批斗。暑期的某一天，我进入学校，空无一人，教师办公室房门洞开，桌上、地上全是破旧报纸、学生作业本等，不知历经几次洗劫。我拉开一个个抽屉，也想检点“破烂”，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份方川小学应届毕业生上初中的推荐表，我名下签署的是：“该学生家长是三反对象，不予推荐。”
我喜欢读书。我8岁上小学，父亲叮嘱要好好读书。没想到小学才毕业，我就被剥夺了上学机会。14岁那年，母亲给我缝制了一条开片小腰裙（男人干活时系在腰间），我就扛起锄头到生产队干活了，底分2分，从早干到晚，一毛二分钱。
1968年底，家门口办了初中，我又回去读书了。中学设在隔壁村的祠堂里，连操场都没有，仅有的体育设施是两张乒乓球桌。语文老师不错，一位是缙云中学下放的，另一位是浙师院刚毕业的。英语老师由俄语老师改行，没教材，开了不到一个学期，就不开了；这老师还兼教化学。数学老师是一位高中毕业生，难度大一些的数学题，他自己也不会解。
班主任姓陈，原来是缙云中学的图书管理员，负责上《农业》课。但他是大城市来的，真的是五谷不分，讲到多种经营时，说玉米要种，包萝也要种，引得学生哄堂大笑。
那时上午第一节上课前，有个仪式，由班长领颂“万寿无疆”“身体健康”，领读“老三段”和“新三段”，最后全体同学引吭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课程都不用考试，唯一一次数学考试也是开卷的，遵循了“抄一遍也好”的指示，但全班仅两人及格，我是其中之一，因此自鸣得意了一阵子。
我喜欢读书，但学校无书可读，校图书室能借阅的小说仅《林海雪原》《红岩》《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迎春花》《苦菜花》等可怜的几部红色小说。其中《林海雪原》最受欢迎，男女同学都喜欢看“白茹的心”。《红日》是禁书，只能偷偷传阅，上数学课时我在偷看，被老师狠批了一顿。读的第一部古代小说是《聊斋志异》，半懂不懂。到1970年底，稀里糊涂就算初中毕业了。
1971年缙云中学春季高中招生，我们班只有一位同学成为幸运儿。秋季再招生，同村有两位去了。那个年代读高中要由大队“贫管会”推荐，我清楚这名额不可能落到我头上。
1971年春天，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去开化与婺源交界的大山深处，做瓦窑的砍柴工。瓦窑搭建在半山腰，四周是层层叠叠的梯田。2011年我做畲族田野调查，重游此地，时值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一眼望去非常漂亮。但在当年，我是为了谋生来到这山乡僻野，完全没有这种审美感觉。
砍柴是窑场中最为辛苦的工种，每天砍四担，约六百来斤，给1.8元钱。这是重体力活，所以胃口特别好，每餐半斤米饭还觉得没把肚子填饱，下饭菜是从家里带去的梅干菜。
端午节那天，伙计们结伴上山采粽叶。这是浙皖赣红军打游击的地方，山很高，海拔1400多米，当地人称“鸡头山”，据说当年方志敏就在山上打游击。下山后经过一家水碓，当时油车正在榨菜籽油，无人看管，年长的伙计说；“喝碗油吧，肚里有了油水，饭就省。”大伙儿相继舀满黄橙橙、热气腾腾的菜籽油，仰着脖子，一气喝下，足足有半斤，那情状有些梁山好汉的感觉。只有我，喝了一半就喝不下去了，于是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太无能了。
1981年摄于杭州龙井。
7月的某一天，父亲发来电报：“开高招，速返！”原来是缙云中学开始秋季招生了。我次日便匆匆返程。这次明面上也有笔试一关，由公社组织，我参加了。考后不久，父亲扛着一只火腿去公社打探消息，公社“贫管会”主任是我村里的女婿，他查了成绩，说：“太差了，总分200分，你儿子考的还不到100分，我也帮不上忙啊。”人家火腿也不好收了，父亲只得灰溜溜地扛回家。
当晚，父亲火冒三丈，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读书读个粪缸板啊！”父亲一直以为我是读书的料，小学里成绩很好，奖状贴满墙壁，没曾想把初中读成这个样子，让他颜面尽失。父亲这一顿破口大骂，把我骂醒了，感觉自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成熟了。暗中发誓：若有机会再进学堂，一定好好读书！
8月初，我又背起行囊，到大洋建水库（即如今缙云县的大洋水库）。大洋山是缙云境内海拔最高的山峰，瓯江源头之一，溪流落差极大，缙云人硬是靠肩扛车拉，在峡谷中建造了7座电站，从此成了全世界小水电梯级开发的典范，如今那水库镶嵌于万山丛中，成了闻名遐迩的“青山明珠”。在水库的大坝上有我的血汗凝固其中，我差些把一条腿断送于此，让我永远不会忘怀。
那天我们负责在大坝“卸车”。卸车是技术活，民工用手拉车把泥土络绎不绝拉到堤坝上，便由我们接管，车身在前，车把在后，三人一组，中间一位双手紧攥车把，两侧民工助力，瞄准方向往前冲出十来米，双手奋力往上一扬，便泥、车分离。号称“唐司令”的同村民工逞能，意欲表演单人卸车绝活，因独力难支，泥车变向，直朝我猛冲过来，说时迟，那时快，等我发现，已来不及躲闪，泥车的钢轧头撞上了我的左膝盖，当场卧倒，血流不止，民工用担架把我送往医院拍片治疗，好在是轻微骨伤，疗休一周，就返工了。
9月23日，缙云县遭遇有史以来最大洪灾，时称“缙云9.23洪水”。22日晚，大洋山区下起了滂沱大雨，库区山洪暴发，工地上的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坝下工棚民工紧急撤离。我们新美营全员动员，护坝通宵达旦，然而功亏一篑。23日上午10点光景，汹涌的洪水把行将竣工的大坝冲出一道豁口，眼看着豁口越卷越大，浑浊的山洪呼啸而下，坝下我们住的工棚载浮载沉，被席卷而去。我呆呆地看着这场景，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之后便是夜以继日的重建。探照灯把整个工地照得如同白昼，民工们白加黑连轴转。那时我已成了一名合格的民工，在盘山小道上用双轮车运石块，哪怕是最崎岖陡峭的山路，也能用肩膀顶着车把稳稳下山。民工来自全县各地，采用部队建制，我们新美公社就叫新美连。连一级配备宣传员，隔壁村比我年长的徐学献担当此职，是轻松的干活，令我很是羡慕。出勤记工分，我底分4分，政府另给一毛五分钱补贴。周末食堂改善伙食，通常是馒头加红烧肉。那馒头很大，用“老面娘”发酵，半斤面粉一个，椭圆形状，很香。这算是做了两个月水库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
1981年摄于嘉兴南湖烟雨楼。
1972年春，公社办了民办高中，我去读了。但仅一个学期就停办了，读书梦再次破灭。不过我恶补了两年的初中学业，还加入了共青团。这年冬天，我跟母亲到丽水城郊的九里村“抽索面”，学会了做面条的整套工艺。
这时传来了好消息，全县高中为明春招生，搞密封试卷考试，录取主要看成绩。母亲说：“回家看书吧，这次听说是拿来考的，你去考吧，考不上，就认命！”
准备了一个星期，我考了全公社第一名，语文获得缙云中学的最高分。
1973年2月，我终于读上了高中。因为机会来之不易，我读书很用功。入学初，数学摸底测试我得了70分，之后的期中、期末考试连同单元测验，连续得了5次100分，连语文也得过一次100分，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总成绩居全年级之首。
语文老师杭大中文系毕业，他上语文课，提问题有个习惯，先让差生作答，答不出则让中档学生答，还不行，第三位必定是我。
作文每周一次，语文老师批改得很仔细，精彩之处，总会予以点评。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我连续两天面壁，没写成一个字。第三天晚自修，干脆草稿也不打，直接写在了作文本上。过后老师说，他准备把我这篇作文编入《缙云中学学生作文选》，向我了解写作过程，我如实做了汇报。老师说：“不能说没打草稿，其实你已经打了两天的腹稿啦！”
缙云中学有一个藏书比较丰富的图书馆，那时由我初中班主任陈老师主管。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是通过陈老师偷偷借阅的。
正当我憧憬美好的未来，开始做起大学梦时，风云突变，东北那旮旯冒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学校教学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工宣队”再次进驻学校。队长叫章金柱，是个转业军人，从县机械厂派来，兼任校党支部副书记。先是批林批孔，既而又搞评法批儒，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班主任已撒手不管，我是班团支部书记，无奈之下，和班长一同履行起了班主任的职责。其他班级都出了“大批判专栏”，唯独我们班纹丝未动。章师傅专门来我们班蹲点，要求赶快行动起来写大字报。于是我们班的大批判专栏也问世了。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这时我已届20虚岁。
高中毕业留影（右一）。
这一年里，我的底分到了9分，是队里的插秧能手。偶尔哪所学校需要代课老师，也会去代上几节课。
1976年8月初，参加新美公社初中民办教师招考，我考了第一名，但没被录用，理由是回乡锻炼未足两年。
9月上旬，高中同学杨碧明邀我一起去公路段敲铺路石。按件计酬，每天抡着小铁锤，顶着似火的骄阳，在330国道边上不停地敲啊敲啊，这一锤锤都敲得我自己心痛，自觉这不应该是我干的活，但毕竟比在生产队干活赚钱呵。
330国道，往北通往杭州、上海乃至北京，往南到温州出海口，我茫然望着蜿蜒曲折的山区公路，不知道我的人生之路到底在何方？
杨同学告诉我，冬季另有活干，给公路上的绿化树涂抹石灰浆，每天8毛钱，我也答应了。
9月中旬，我照常去国道边敲石头，中午时分，一辆大客抛锚，一位温州的时髦女郎，下车后观看我劳作多时，临上车扔给我一句话：“苦力的干活啊！”
听到这话，我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当即把小铁锤使劲儿甩向好溪，跟妹妹说：“回家！”
事有凑巧，还是命运安排？翌日清晨，工宣队章队长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要我回缙云中学代课，我成了母校缙云中学的代课老师！
之后不久，又转成了民办教师。教三门高中课程：语文、英语、农业生物，什么细胞质、细胞膜、细胞壁、有性杂交、无性杂交都要讲。毕竟有了一份相对安定的工作，所以心情不错。
给学生上课，首先得自己弄懂，哪怕是现炒现卖。在缙云中学任教这两年，夯实了我的学业基础。这期间，我看了不少小说，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是巴尔扎克的《剥削者》，之后又读了他的《高老头》。还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大约在10月份的某个周末，我约城里的同学去我家玩。两人骑着自行车，途经公社所在地兆岸村，只见过村公路上人群熙攘，有人戴着高帽在游街示众。近前一看，游街示众的竟是我母亲！
母亲被一条粗麻绳反手捆绑着，胸前挂着纸牌，上书“打倒投机倒把分子陈某某”，名字上打了三个红色的“×”。
同学问：“这女人是谁啊，你认识吗？”
我面无表情地回答：“不认识，咱走吧。”
眼看着母亲被游街示众而无力援手，我当时心如刀绞，飞速离开。到家后，向同学说，很不巧，母亲外出了，我们得自己做饭。我下厨烧了一碗鸡蛋面条招待同学，然后仓惶回校。
我母亲目不识丁，那时为养家糊口，收购一些黄花菜翻山越岭偷偷运往丽水出售，赚取些微薄的辛苦费以维持生计。在现在是很平常的小商贩活动，但当时就是“投机倒把”行为，被捉住是要挨游街批斗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其后工宣队撤离，学校班子解散，揭批查“四人帮”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些人作为“文革”中的“三种人”被隔离审查。教学秩序仍然很乱，甚至可以说比以前更乱，1977年高考，缙云中学应届毕业生剃了光头。
第二学期，我专上两个班级的高中语文，兼高一（6）班班主任。原班主任告诉我谁谁谁是调皮捣蛋鬼，接任伊始，我专找他们来开了一个会，那“孩子王”却大咧咧地说：“吕老师，你别怕，老师就要有老师的派头，我们会支持你的。”
第一堂课是讲毛主席七律《登庐山》，板书时，“孩子王”叫了起来：“唉？粉笔字写得不错嘛！”只见他坐在最后一排，两腿交叉着搁在课桌上，就这么吊儿郎当！
没过几天，英语老师告状，说这“孩子王”恶作剧，上课时绕着教室吹笛子，拿他没辙。
于是我找他谈话，问：想不想当班干部。他说想！任体育委员怎么样？他很干脆，说“行啊！”这以后他再也不捣蛋了，还警告他的小兄弟们不准闹事。后来这“孩子王”与我同时考取了大学，他上了丽水师专中文系，现在是某中学资深的高级语文教师。
1977年10月下旬，报载恢复高考。我很振奋，有那种“解放区的天是艳阳天”的感觉。考大学已不再是梦，再三权衡之后，我决定考理科，为的是远离政治。
高考分初试和复试。初试顺利。复试在水南中学。心情很紧张，脑袋像炸开似的，稀里糊涂地走进考场找到了座位。做了几道题后，脑子才恢复了正常，思路极为清晰。晚上回家，跟母亲聊起考场上心态的变化，母亲开心地说：“那是菩萨显灵了。娘为你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去佛殿烧高香呢！”当时我心头一热，差点流下了眼泪。
大考之后工作照常，因为牵挂着能否上线，日子过得特别的慢。那天路过缙云山城最繁华的十字街口，只见一大群人围在宣传栏看什么，便也凑了过去，一看，是大红喜报，高考上线名单的大红喜报！上头疏疏朗朗写了20多个人的名字。我的心砰砰直跳，睁大眼睛快速搜寻，哇，上线啦！“吕立汉”三字赫然在目！
我有糟糕的社会关系，父亲与大队主要干部关系很差，我自己是在造反派掌权时被召回缙云中学任民办教师的，粉碎“四人帮”后，新班子一直视我为“异己分子”，其中最跟我过不去的校领导居然成了县招生办的副主任，他能手下留情吗？
1978年1月，别人都陆续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则音信全无。当时的心情落到了冰点，寝食不思。
忽然传来消息，高校要扩大招生。我怀着一线希望，赶到了丽水，到初中同学的住处打探信息。
这位同学已经是丽水师范的教师，临时抽调到地区招生办。我问他：“扩大招生，我有没希望？大学没得读，中专也行啊!”
同学说：“你啊你，中专若能上，大学就能上。坦白告诉你吧，政审不过关！你的成绩其实不错的，在全县属中上水平，上了杭大线。我们把你的政审材料退回县里，希望他们重新考虑。谁知县里重报时变本加厉，给你本人定了4条：一、想突击入党；二、写过攻击革命教师的大字报；三、伙同父母亲搞投机倒把；四、有一定的教学水平，但骄傲自满。别说是4条，光是第一条，你就死定了。老同学，还是从长计议吧，——或许今后政策会变。”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我终于明白了不能录取的原因所在。可明白了又有何用？
我在想，若下次再考，要是招生办还是这些人掌权，即便比这次考得更好，也是白搭。于是我给远在新疆阿克苏的舅舅去信，说明情况，询问能否把户口迁往新疆，再行高考。舅舅被打成右派后在新疆谋生，他回信说：“你别肚子疼埋怨西瓜皮！这次理科考了中上水平，下次你改考文科，考它个上中水平给我瞧瞧，届时还不录取，你也是人才啦！”
1978年2月，国家已经确定第二次高考在7月。但是否继续参考，我迟迟未下决心。3月的某天夜晚，我拜访了小学恩师樊设恒老师。樊老师在粉碎“四人帮”后调至县教育局，家就在缙云中学大门外，我经常去他家诉说我心中的苦闷。这次我还没落座，樊老师劈头就问：“开始复习了吗？”
“没呢，不想考了。”我心绪平静地回答。
樊老师提高了嗓门，用命令的口气说：“立汉，你马上开始复习！”
他顿了一顿，又说：“教育局刚定下来，让我当招生办副主任。其他的事情你别操心，只管把成绩给我考好！”
天大的喜讯！樊老师这番话，让我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乌云密布的天空豁然开朗，一缕阳光破云而出，我看到了希望。
我决定改考文科。基于几点考虑：一是眼睛“色弱”，对报理工科专业限制太多；二是我自己教着高中毕业班语文，不用专门复习；三是数学底子还行，可借此拉开总分，因为文科考生大都数学不行。只是历史、地理两门课属于空白，要在四个月内掌握，实在是重大挑战。
此外，舅舅那封回信深深刺痛了我，我暗地里跟他较劲儿：就考给你看看！为此，我赌气没给舅舅写信。——直到入学后，才告知他。舅舅自然高兴，回信鼓励我要成为一个像鲁迅一样的文学家。只是天晓得，我天生就不是这块料！这是后话。
之后的100多天复习，紧张程度，可想而知。社会上的考生可以脱产参加复习班，我则不行，白天得上课，直到夜自修结束，九点半学生宿舍熄灯就寝之后，才能自由支配。每晚看书解题到深夜两点。由于睡眠严重不足，体力极度透支，营养又跟不上，到8月份体检时，已是骨瘦如柴，我身高170公分，体重却只有103斤。
7月的大考终于到了。毕竟经历过77年的高考，我临场很镇定，也很自信。第一场考的是政治。考毕与教政治的老师一交流，他说就这么个答法，没错！于是信心大增，后面几场越考越顺。
县城的十字街口又出现了大红喜报，我仍然榜上有名。我急冲冲跑到县招生办查分，心想，千万别考得太差，我的学生若都比我考得好，那我的脸往哪搁！一看，我的名字列第二位，总分375.5分！在我上面的那一位，是“老三届”的。接下来又看了一长串名字，就是没出现我的学生，这个时候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了，岂有此理，我的学生怎么就这样不成器呢！人啊人，就是那么爱脸面！
那年，我教过的学生，文科有二位考取了丽水师专，理工科则有7位考取了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丽水师专等。
填报志愿，我一路填师范院校：北京师大、华东师大、杭州大学（毕业生以中学教师居多）、丽水师专；只填报两个专业——中文和历史。——没填浙师院，我想杭大不录取，浙师院照样不会录取。那又该是政审出问题了。
8月底的一天，学校某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祝贺你考出好成绩！政审鉴定材料打了个初稿，你看看，可以发表你的看法。”
我认真地看了，第一句话就是：能参加揭批查“四人帮”运动。1977年政审所列的几个“污点”，“伙同父母亲搞投机倒把”改成了“希望与父母亲的小农经济思想划清界限”，去掉了“想突击入党”这致命的一条。我琢磨，能参加揭批查，不是不参加揭批查，政审应该是能通过了，就表态说：“谢谢！我没意见。”
事后得知，那年县招生办为了我的政审，争论十分激烈，最终以“该考生本人表现尚可”而勉强过关。据说当年县招办作总结时，把我作为落实政策的典型案例写进了总结材料，并见诸县《招生简报》。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依然心有余悸，就赶紧办理户粮关系迁移手续。直到手续办完、迁移证明拿到手，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那时的感觉真好，走路时腰杆终于能挺直了。
10月17日，我从家里拎了一坛米酒，从食堂买了几份红烧肉、油豆腐，再到街上买了花生、饼干、糖果，邀请了所有在我备考过程中帮助过我的老师在办公室小酌几杯，也权且当作我的“谢师宴”了。
临行前夕，我去原工宣队队长章师傅家中告别，他赠我一支金星钢笔，并送了一本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笔记本，扉页书“好好学习！”又再三叮咛：“我清楚你的家庭情况，能读上大学，太不容易了。一定要为父母亲争口气！”
10月19日，我终于坐上开往省城的班车，圆我的大学梦去了。
1979年春，与同学摄于瑶琳仙境（左二）。
2018年4月初稿，2022年7月补充修改
【回音壁】
黄仕忠：立汉兄的故事，如丽水的山路，蜿蜒曲折；又如缙云火烧，肉香溢出菜香，耐人寻味。
陈建新：没想到立汉兄也是“可教育好子女”啊，这是落到社会最底层了，沉沦是多数人的选择，你能奋起，终于从鸡窝里飞出来，不容易！
我这两天在写一篇总体审视本年级的小文，发现一个特征，就是本年级“可教育好子女”的数量超过77级，立汉兄又是一个佐证。
黄仕忠：这是对的。七七年政审，把关很严，但很多仍按“文革”时的政治标准。所以有很多人考出好了成绩，却因为政审不过关，读不了上线的大学，最后因为师专扩招等，才上的。七八年报名与政审方面有了很大改变，很多七七年不允许报考的，政审不过关的，都进到七八级了。
七七年在讨论恢复高考招生时，是有争议的。于是考试与推荐并行，作为对照，还留了一部分推荐名额。但那时“推荐”已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当然是政治标准第一，按这个标准，很多考生就不能参考，考了，到政审一关，基层单位的政审意见，就卡住了许多人。
任晓岗：立汉兄为了能读书，真可谓历尽千辛万苦，一路的崎岖坎坷！真是心酸。这个过程，告诉今天的年轻人，他们能理解吗？
黄仕忠：立汉写了，他们就有可能看到了；先知道，再理解，也很好啊。[呲牙]。
杜文庆：立汉兄的求学之路，确如缙云的山路十八弯，转转弯弯，弯弯转转，令当代大学生无法理解。然而，这确实是客观事实，只是发生在昨天。好在历史已经翻篇，但愿这类悲剧不再重现。
张玲燕：@吕立汉那些年各种填表都是我最难堪的时候，我们家亲戚中，只有填到我小姨夫，才会出现唯一漂亮的成分：贫农。真没有想到拥有贫农成分的你，也成了“黑五类”。可见那些批斗你父亲的人，包括“文革”中好多批斗与被批斗，其实与政治与路线并没有什么大关系，只是那场运动给了群众斗群众，坏人打好人的机会。无法想象，亲眼目睹父亲被批斗，亲耳听到父亲挨打的惨叫声，内心是多么的痛苦。
童国樑：好在时代在前进，黑暗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曹布拉：立汉兄的考学经历弯弯曲曲，跌宕起伏，终于柳暗花明。而立汉就在这条崎岖的路上艰难跋涉，奋力前行，终于如唐三藏西天取经般修成正果。父母亲先后被批斗游街，为人子者眼睁睁看着而无法援手解厄的惨状，是永远不能也不该忘记的！
董春晓：立汉兄的高考之路真是曲折，一方面是所谓家庭成分问题，让他从小学时就开始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另一方面，则是农村生活的贫困，逼迫他不得不四处打工，干过各种各样的艰苦体力活，但他想要读书的欲望从来也没有因此泯灭。这样的不屈不挠，真是让人钦佩。[强][强][强]
另外，写母亲为了养家糊口去外面贩卖一点黄花菜而被人批斗，但自己却眼睁睁看着无法解救，让人泪目。[玫瑰][玫瑰][玫瑰]。
钱志熙：我祖父虽有文化，教过私塾当过小学老师，方园几十里也算个先生，还做过县议员。但忠厚老实之至，把曾祖父分到他名下的田地都卖光了，最后连房子都卖掉了，真正的无立锥之地。所以我父亲这一辈，因为穷怕了，是特别的勤劳刻苦的。
我父亲在农活之余做贩柴生意。这完全是赚点辛苦钱，又脏又累，我父亲自己也常说：跟讨饭差不多！但就是这种生意，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也经常要挨大队干部的训斥。“文革”中有一年，管得最厉害，把村里做贩柴生意人的船桨都集中大队部。由大队批准，才能领回来用一次。“资本主义的尾巴”，真的割得什么都不剩。立汉兄尊堂做点小生意被那样批斗，在我们那里好像还不多见。但我很能体会立汉兄那种体会，在当时看到母亲被批斗，甚至不可能有替她辩护的立场！
“文革”初，有一次大队干部把我们一些小学生组织起来在村里破四旧，到各家神堂搬香炉、神牌，将它们砸掉。其实我也感觉得出来，干部只是应付性质的，但表面上大义凛然的。我记得完成任务后回到家中，看到父母悄悄地准备着节日祭祖的供品，愁心重重地相对而坐。那时我心里的感觉极其复杂！——我在外面破四旧，我父母却正在准备祭品。我该怎么办呢！带我们破四旧的村干部，和我的父母，究竟谁是对的？我觉得自己这样隐瞒不报！十分的羞愧！
我当时有点不高兴。我想，你对我是不怎么好，你一天到晚到外面开会，害我一个人半夜里都不敢起来上厕所，你不让我叫你妈妈，只能叫你吴老师。你总是把我和班里出身最好成绩最差的男生排同桌，我都被他打哭过好几回了。但这都是我跟你的私事，凭什么我要公开去揭发你？——惴惴不安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非常庆幸，我妈妈没有被批斗，被批斗的是另外一个女老师，台下挂满了她的反动日记，其实她主要有三青团员的历史。这个事情给我童年打上严重的心理阴影，我由此知道父母那些年小心翼翼活得很不容易。
想当年真是个群魔乱舞的时代！只有伤天害理才能如鱼得水，只有六亲不认方可苟且求全。这样的事前已有古人，但愿后不见来者。
她现在膝盖上有一块突出来的骨刺，几次手术切割，还是继续长，就是那年打残的，因为这样不能站讲台了，后来只好改行。早就不能上台阶了，好在现在住的是电梯房。
樊诗序：@张玲燕寥寥几笔，太传神了，如在眼前。有感而发。母亲那奋不顾身的护犊之情，让人感动。[流泪][流泪][流泪]。
钱志熙：@张玲燕真的是小心翼翼、很不容易！现在想想，我那几位出身份不好的小学老师，那时应该也是这样，当时感觉不到。
我高中班主任、语文老师自己的成份就是地主，据说以前在乐清街面上有不少店铺。我感觉到他为人就特别小心，我们班男女同学各半，他就在教室把男女同学分两边坐。我想他是怕男女生混坐惹事。[呲牙]。
郑广宣：当年农村青年以及插队下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地、入水的各种农活，都是一样辛苦，无非是回乡青年相对比较习惯，因为这就是祖祖辈辈的日常，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苦和累也一直是日常。立汉兄与我不同的，是他在那个不正常年代，被那些不正常人搞的经历。确实是那个时代比较悲惨的一拨人中的一个。我们那里似乎是叫作“阶级异己分子”，差不多是被打入另册的。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但一样感同身受。
好在社会终于回复正常，我们能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张玲燕：我在农村就听说过，当年老蒋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大队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子女全部关押在大队，说一旦老蒋反攻，首先就把这些人杀了。大会堂讲台下面就是经常关人的“地下间”，那里我看过，人进去腰都直不起来。
钱志熙：真的是这样的。[呲牙]。
朱承君：老吕的家史和经历，独特而曲折，足以能写成一部中篇小说了。他虽历经磨难，最终不但两考全中，而且第二次还位居当地榜眼，更难得的是他的七个学生也同时考上大学，可见老吕的学习和教育能力之强。如果我那时与老吕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我或许是他考上大学的第八个学生，论年龄、经历与能力，老吕无疑是我的老师一辈。
吴朝骞：读了吕立汉的回忆，觉得缘分不浅。我俩都是两次参加高考，两次过线；也是先理科后文科，最终录取杭大中文系。但相比之下，立汉兄道路更加曲折，读书更加不易，生活更加艰辛。父亲母亲曾被批斗，在那个年代会有阴影，事实上也影响了77年的高考，第二次高考也会信心不足，不知道希望的小船会在哪里搁浅。好在大形势变好，好人会有好报，终于得到应该得到的机会。
立汉兄与我的第二个缘分是刘基。作为历史名人，刘基是温州、丽水争抢的香饽饽。立汉兄深耕刘基研究，早在2001年就在丽水学院创办刘基研究所，自此，刘基文化研究成为丽水学院的特色，取得不少成果。立汉兄多次来温相见，谈起刘基种种如数家珍，眉色飞舞。记得有一次立汉兄说自己在研究中发现了“刘伯温”菜谱，询问能否找到愿意开发的老板。我对立汉兄的研究深度惊叹不已。
去年7月，为纪念刘基诞辰710周年，多家单位在青田举办“2021中国丽水刘基文化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的专家和刘基后裔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显示了立汉兄刘基学研究的深度和人脉。同学中黄仕忠、任平、董平等重磅助阵，我也去了。
第三个缘分是同饮瓯江水。丽水、温州一衣带水，两地感情特深。我在温州市政协工作的时候，和丽水政协关系也特别亲。
张玲燕：打击“投机倒把”最凶的时候，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凶的时候。跟投机倒把差不多的一个名词，叫“长途贩运”，可能出现得稍微晚一点，是对“投机倒把”的缓冲。投机倒把是要打击的，长途贩运是要保护的，这个时候风向开始转了。
童国樑：“投机倒把”原来作为一个罪名，后来修改刑法取消了此罪。从而有了“无商不活、无农不稳”之说。
张玲燕：@童国樑你这个很有依据。但是刑法没有修改之前，实际工作中已经取消了投机倒把这一说，改为长途贩运了。
童国樑：刑法修改前，对投机倒把罪的处刑弱化，至于长途贩运、坐地倒卖，都是投机倒把的罪状。正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取消了此罪名。
张玲燕：@童国樑哦，受教了。[抱拳]。
今天再读立汉兄的高考前传，发现内容又增加了不少，这些令人心酸的少年故事，再一次让我唏嘘不已……
原以为丽水山区穷乡僻壤，“文革”灾难不会像平原都市一样惨重，但岂知缙云贫农家庭也蒙受不白之冤！父母被批斗游街，“黑五类”子女如过街老鼠，可见山村基层极“左”风气之烈，百姓受苦之深。
立汉兄写了在缙云大洋山参加水库（水电站）建设的往事，也是惊心动魄，气壮山河。1989年我曾担任《浙江四十年》大型纪录片的总导演，亲身上过大洋山拍摄水电站。（史料记载，大洋水库的建设，是写入联合国水电开发典籍中的。）高山峻岭，山路崎岖，我们的工作车在下山路上陷入沟渠，无法自拔。摄制组几人在山上等待救援。满天星斗，寒风凛冽，风声鹤唳，鬼哭狼嚎，那情景至今难忘。如果早知道立汉兄是当年的建设者之一，或许还能壮点胆！
和我一样，立汉兄高考前担任高中语文教师，对自己能不能考上和受教的学生能不能上榜，有同样的担心，说明我们都很要面子，对人对己都有一颗善良心！
方一新：把这些经历和遭遇记录下来，传给后人，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吕立汉：做大洋水库也很憋屈。当时与我同去的同龄人有四五位，一周后全都遣返，仅留下我一人。我们连的副连长就是想置我父亲于死地的打人凶手。我心里在想，难不成他留下我是别有用心？因此而处处提防着他。
赵建中：看了立汉的《我的两次高考》简直是心如刀绞，义愤填膺。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吃苦耐劳，老实本分，但是在当年蒙受的苦难却是如此之多，如此不可思议，没有经历过的人真难以想象。立汉父亲的遭遇尤其让人痛心。他遭人毒打或许就是由于他的刚正不阿、办事公道所致。当年以革命的名义作恶的人不在少数。希望这样的年代永远过去。
在我的印象中，立汉是一个特别雍容大度、通透达观的人，他的脸上常常写满了欢乐，以至于我觉得他可以上台说相声，而且水平不在马华之下。我想这一定是他已经百炼成钢。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有两句话我一直记得：一句是“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还有一句是“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立汉者，立着的汉子也。这样的人物，上海人称为“模子”，我要向他致敬的。
立汉文中写到的自己让“孩子王”做体育委员，与高中教我语文的朱老师如出一辙，不由得让我会心一笑。这样的老师往往自信、睿智、有趣，教得出好学生。
沈澜：立汉兄遭遇的不公、经历的艰辛，还真是难以想象，这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那年代没有最荒唐，只有更荒唐。以史为镜，以人为镜，其实应该让孩子了解一些，他们终究是会懂的。
金健人：没想到立汉兄尽管贫农成分，爸妈还遭此不幸。同窗同室四年，同道同行四十年，未见透露点滴。那真是个疯狂的年代，但愿不会重来。我们这片土地，非理性的种子植根太深，铲除不易，气候稍有变化，就会抽芽长叶。吾辈亲历，尚存辨识能力，但现已垂垂老矣。平日里与晚辈交谈，其天真无知程度让人惊讶，但愿他们，不会重复我们的不幸。
樊诗序：立汉同学在遭受磨难之后仍能负重前行，说明他性格坚毅，认定未来会有光明。有多少人在磨难之下，一撅不振甚至萎靡消亡了。我小学一同学，品学兼优，同学三年，考试几乎很少丢分，天文地理，无所不通，被公认为天才。但是由于其父是地主，而且还犯事入狱。他就处处都受打压。由于他母亲没有与劳改地主划清界限，他初中都没得读。只能到建筑社里当临时工。其父为了不连累儿子，劳改期满选择留场不回家。但是运动来了，不知咋地不准留场了，必须回原籍。同样为了不连累儿子，父亲选择农村老家落户。知道父亲回乡下老家。儿子不听劝阻执意要去看望。结果遇上批斗，被革命群众拉去陪斗。因不肯下跪，被打得站不起来。……
另一例。以前的邻居，官至地委中层，被打倒。妻子率家中三个儿子与其划清界限。但是依然难逃专政铁拳。结果一个自杀，一个精神错乱，一个不知所终。
类似的遭遇，不同的结局。有多少人能站起来，又有几个人能笑迎暮年？老吕能有今天，非常人啊！
陈建新:这类悲剧真多，可惜多不见于史。不知人们是否有人记录，告知后人！
这些当时被称为文艺黑线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杭州的图书馆是根本不可能再出借给读者的。难道丽水或者缙云真的是文学上的世外桃源？（辑者批：这里的质议，始于“室”与“馆”混淆；室，可能日常无人看管，只是有人管理而已；馆，便自然而然地想到有一整套的管理模式与章程。）
方一新：是的，这些书当年都是“大毒草”，不能公开借阅的。最多只能作为反面教材，批判地阅读的。
任晓岗：我是打着手电捂在被窝里“批判”的。[偷笑]。
方一新：@任晓岗这个“批判方式”好。[憨笑]。
钱志熙：《苦菜花》《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三书，我读高中（74至76）都看过，是否图书馆借的我忘了，反正同学中、亲戚流传的。我现在在杭州工作的一个同学，《苦菜花》可以说是看得烂熟，好多情节都会讲。《野火春风斗古城》，当时觉得太好看，金环、银环姐妹形象熠熠生辉。《林海雪原》也不错。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启蒙读物，尽管现在再去读，可能不太能看得下去。
吕立汉：《林海雪原》不是禁书。
陈建新：十七年时期出的书，除了《艳阳天》和和后来出版的《金光大道》之外，都是禁书。不要以为有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海雪原》就能免了受批判的可能。1966年之后，这批小说，包括《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小城春秋》等等，都被批判和封禁，图书馆藏书要么被烧毁，要么被收起来。不可能公开出借。所以，“文革”后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说法，就是文学作品只能阅读浩然的小说。
吕立汉：我在课堂上偷看《红日》还被老师狠批一顿呢！到读高中时《三国演义》也是偷偷地看。而《林海雪原》至少在我就读的小学校里不在“毒草”其列。同学们在校园内还会将某某女同学比作“白茹”而调侃取乐呢。信不信由你噢。[调皮]
曹布拉：@陈建新@吕立汉天高皇帝远。城市与农村,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即使在“文革”中，左的浓度和烈度还是有很大差异的。1972年，我的一位知青朋友就从公社革委会主任家借来《悲惨世界》，主任还夸他有“求知欲”。中国之大，做不到整齐划一的。
任平：是的，一部分下乡知青中暗流传不少“毒草”书，我就借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梁实秋文集》《高尔斯华绥小说三部曲》等，看完就归还。有的是私家藏书，抄家“漏网”，有的是图书馆无人管理后偷出来的。
张玲燕：肯定漏出来的，但图书馆不会公开借。都是漏出来的。
任平：当然是“监守自盗”。[偷笑]。
曹布拉：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到“文革”时已十多年了，照道理说，中国的每一个农民都已经被组织起来，不可能脱离公社大队生产队而成个体户。但在我插队的地方，有一个老贺，就完全独立于任何组织之外，一个人在大草甸深处开荒种地，盖房养鸡犬。一年出来几次，拿自种的粮食和采集的山货土产，交换些灯油肥皂等日用品。这个老贺很有名，很多人知道有这么个人，同时又很神秘，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公社干部全部知道老贺，但谁也没有起念把他组织起来归属于某个大队，任他自生自灭。
老贺把他的房子盖在一个亮子（小池塘）边，于是那个地方就被老百姓命名为“老贺亮子”。我们去过，风景很好。
说明中国之大，任何事都有例外。在“文革”高潮过去后，边远地区的农村学校图书馆（室）外借一些曾被批判的书，有什么奇怪呢？“八个戏一本书”只是个比喻。多与少，宽与严，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是有很大差异的。
钱志熙：从初中到高中，许多旧小说和所谓十七年文艺毒草，民间一直在传借。只是拿到手的，常是没封面的，没头没尾的残本也不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某人从某人处讨还一本书，发现书被看坏了不少，大声骂那人道：“妈的，像你这样的人哪里会读书，说你‘掇’（乐清话音，把东西撕掉叫掇，与读书的读音相近）书还差不多！”我读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从我舅舅那里拿来的。最初看的《红楼梦》，也只有一薄册，民国时印刷。《三国演义》《精忠说岳》，则是自家的，那时全的。《今古奇观》，只剩半本。所以什么《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故事熟得不能再熟。没读白居易《长恨歌》前，背的是王娇鸾的《长恨歌》：长恨歌，为谁作？提起渠来心便恶……可见“禁”是禁不住的。
书荒的年代，读书最有味了！不管什么，抓到就读，饥饿的感觉。现在也可以说是坐拥书城了，面对书棚，经常忍不住要这样想：这些书，小时候要是有这样几本就好了，不胜遗憾！
曹布拉：我在70年代中期读了上百本名著，就是从某单位图书室借的——虽非公开，但这在“文革”初是不可想象的。
钱志熙：是的，乡村文化是很宽的，真的没有禁与不禁之说，农民中有文化的爱读小说，只不过都是旧版，新的版本没有。所以叫“黄色小说”。记得一事，“文革”末放开，新印《红楼梦》，公社不知道有几套？发买书票。这其实是开禁的信号……祈祷今后永远不再有禁书的时代。
吕立汉：@曹布拉我们村里有一位老人家长长的辫子，历经那么多政治运动，都没被剪，到了60年代末才去世，当时的造反派也没逼迫他剪辫子。一直到他去世那一天还保持着。
陈建新：整个社会的规律，是越离中心远越厉害。过去这样，现在也这样，就是层层加码，目的是显示自己更革命。
任晓岗：不同意。偏远底层更多的是基于利益的互残争斗，“借革命名头”太绕弯子，真正文化上的事，倒反而不那么重要。
吕立汉：@任晓岗农村“文革”派别的产生，往往是因个人恩怨而站队。还有一点很明显，“四清”运动被清算者，基本上都站队造反派。
黄仕忠：这类问题，包括以上同学所说，我们似乎有些过多简单地推给“文革”或者时代了。其实与人性、农村的势力以及中国传统观念有关。——我们的传统，一方面是斩草要除根，打蛇不死反被咬，这是要彻底“除根”，以防死灰复燃；另一面则是孤儿报仇，世世代代都要记得，或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如最利的矛与最坚的盾，没完没了；就像翘翘板，一头压下，一头抬起，便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郑广宣：“文革”把人性的恶最充分地挖掘并展现出来了。
黄仕忠：是的。主要不是某个“个体”如何可恶，而是在这种状态下，会把人的“恶”充分激发出来。这才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樊诗序：不同时段的松紧度，大不一样。到70年代甚至可以看到灰色封面的《张国焘回忆录》、塔斯社记者的《延安回忆录》等等。还有上海翻译口五七干校编译组译的苏联小说《白轮船》《你到底要什么》《海浪上的花圈》《落角》等等。
任平：@樊诗序《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柯切托夫的著作，在某级干部以上都有。是作批修参考的。还有《州委书记》，这些前苏联的小说，还真好看。对我们认识社会和学习写作影响不小。苏联的官僚机构关系和人际关系，描述十分生动。
樊诗序：@任平还有《人世间》。这批译作的翻译水准较“文革”前有很大提高。
陈建新：这些书我当时都读到，但只能个人间传阅，没一家图书馆能公开借给你看。我所在的小学和初中图书馆全部封禁，1967年我还伙同同学偷偷进入小学图书馆窃书。
黄仕忠：建新同学的较真，其实只是一个词，“借”。大多数人，对从图书架、图书室或图书馆流出的，都叫“借”。——无论是正常借阅、翻窗进去或是任平说的“监守自盗”，都混称为“借”。
张玲燕：一个“借”字，就把读者的心提到了图书馆、借书证、公开借这样的标准的流程上去了，那么几乎可以这样说，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公开能借到这些书看的。
吕立汉：你真难以想象，我们那时的初中哪有什么图书馆，说他是图书室都已经拔高了好几层了。就那么一个书橱，里面还空荡荡呢！中学建在破祠堂里，连个篮球场都没有！
黄仕忠：先要质疑，你为什么硬要把几柜破书就说成图书馆？既然是图书馆就一定有一套手续章程。[偷笑]。
张玲燕：就是么，也没有那么正规的“借书”手续，跟管理员打个招呼就行了[偷笑]
吕立汉：我用的明明是“图书室”吧。[调皮]。
黄仕忠：问题是建新转换成了“图书馆”，并马上想到杭州城里的规范。
吕立汉：读初中，化学、物理没有任何实验课，因为没有实验设备啊！到了缙云中学读书，才让我大开眼界，原来物理、化学老师是这么上课的。比如讲真空中的自由落体，老师就把实验设备带到教室里来予以演示。这在农村中学是根本做不到的。
张玲燕：我在城里读半日制初中，也没有任何的实验课。甚至都没有400米跑道那样的正规操场。[流泪]。
黄仕忠：我在74-76读白米湾五七中学，从来不知道有图书室这事。
吕立汉：所以我说称其为图书室都已经拔高了好几层了。
黄仕忠：其实，这中学应是有一些书可借的。因为我从同学那里转借过一本书。同学又相互传看，结果丢了。他向我说起时，抱怨地说：不知哪个家伙拿去了，害得我赔了钱。——说明这中学还是有一些图书的，但肯定没有“馆”，可能只是一个房间里放着。也不常出借。像我这样的走读生就不知道。
樊诗序：就是么，当时一个单位的图书室或馆差别极大。有的有专人管理，有的由工会干事兼管，有的甚至无人管理。我们厂的图书室书不少，由厂幼儿园一位女老师兼管。我与那老师关系很好，她经常开柜让我自取，丰俭由人。[偷笑]她也监守自盗。幸好我俩口味不同，各取所需。她拿的都是《新来的小石柱》《石庄儿童团》《大皮靴叔叔》。我拿的有《中国小说史略》《别林斯基全集》（2）《英国小说史纲》……[呲牙][呲牙][呲牙]。
黄仕忠：@樊诗序这所中学“文革”结束后，去掉“五七”二字，后来是我们区文科复习班所在。1982年初夏我考上研究生，徐先生说下学期给79级上《史》《汉》课，转给我一套《史记》；而《汉书》，我是暑假里从中学借的。77级，从绍兴师专中文系毕业的吴同学，分来教书，自告奋勇管图书室，我就通过他借了。说明到这时，中学也没有专人负责借还，是老师兼的。这就是乡村中学的一般状态吧
张玲燕：我读初中的时候包括到高中那几年，这类书籍就一直在手中流转，几天一本几天一本，很有节奏的，我怀疑是哪家图书馆流出来的，因为出书的人有个人的好恶，这几年一直就是十七年文学和古代章回小说。从这个渠道几乎没有见到外国文学。下乡后大量看到的是外国文学，几个渠道流转的都是外国文学，还有一些五四时期的作品。
方青稚：这是一部拍案惊奇，编剧也不敢这么写，然而这是历史事实。发生在立汉一个人身上，亏得他的名字叫立汉。他说自己这些事情还都没有告知爱人跟孩子，我觉得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忘记仇恨，但是应该懂得苦难。
任晓岗：一段段惨痛历史的细节拼图成形，告诉后代，历史曾经是这样的底色。
方一新的弟弟一文，个人觉得似乎比哥哥犀利一点，两兄弟都挺骄傲的！
你的求学路，两次高考，结合时代背景，家庭遭际，个人求索，我和女儿看法一致，是奋斗史，也是教科书！
应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79级，鄞州电视台）：半夜醒来看手机，此文一口气读完，人更兴奋了！老大哥是诚心不让我睡觉啊！（笑脸）
性格决定命运。老大哥内心深处的力量深不可测杠杠的！
沈志权（杭大中文系80级）：拜读大作，曲折而感人。那特殊年代考上大学的人，大多可以写一本书。所幸的是最终还能赶上好时代。
巫旭敏（作者的学生，企业家）：大学系主任吕立汉先生并不是我一开始就喜欢的老师，大致因为我们青田籍同学比较顽劣，挨处分的时候，吕先生是第一个让我们“记恨”的人。
多年以后，见吕先生倒是亲切有加。吕先生也记得我们一拨调皮的学生，亦师亦友。
吕先生是国家拨乱反正后正式从农村考上大学的，是前辈，也是榜样。他苦难的奋斗史与国家命运实时关联，也警示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敢为苍生说人话。
Fengqin（作者的硕士生，重庆移通学院）在火车上，看得流泪……我感谢自己所处的时代，更敬佩和老师一样的人，在苦难里开出花来。那个年代，何止是“苦难”！
但是我们这代人也是幸运的一代，我们亲历了从农耕时代到现代化的进程，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福利，可以说中国的退休老人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群，沒有之一。
我的经历与您有许多相似，我的初中是在村里小学附办初中班读的，因为成绩好，初中毕业就被学校叫去给小学生当过一年代课老师，因为家庭成份不好，读高中几次推荐不上，直到1972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县里举行了高中招生考试，全县只招两个班，我以公社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义乌中学，第一名那个人是应届初中毕业生。高中两年毕业我就应征入伍了，78年提干了，要不然我们有可能是大学同学呢！后来在部队通过自学考试完成专科学习，转业到美院后又去浙江大学读了研究生课程。
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伟大的祖国！
周立强（莲都区农业局）立汉兄，大作拜读，感同身受，除了佩服，还有很多的感叹！
我和你的经历非常相似，只不过你是两次高考，我是两次中考。
我因母亲是地主囡，父亲是国民党员，剥夺了我上高中的权利，初中毕业后回家种田7年。1977年第一次参加中专考试也上了分数线，后因政审原因没有被录取；78年第二次中考因放宽政审条件才被录取。
我们这一批人，在那个年代都属于受压阶层，说起来还真的要感谢邓公，改变了国家和一代人的前途命运。
说起来，出生成分差的家庭，子女都会有被打压，甚至是被时代抛弃的类似经历。能够在狂风暴雨中，泰山压顶下，如一颗山笋，脱颖而出，实在是难能可贵，或者说是万分幸运。像吕兄这样还成为刘基学术研究第一人，更是凤毛麟角。
而让我更有同感的是，在这幸运之中，除了自身的努力，离不开那些充满同情心，品德高尚之士的援手和助力。这些人可能不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但他们却不趋炎附势，不嫌贫爱富，视黑五类为“人”，帮我们搬走人生路上的绊脚石，给予我们力量，激励我们勇气。就像是被人逼着走进了绝路，惊恐无助时，突然有人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生路。因为我也像吕兄一样，因成分问题，家庭成员处处受到刁难。这些人可以说是我们人生路上指点引路的贵人，也让我们心怀感恩。正是因为有这些人，让炎凉的世界变得有些人情味。
历经风雨见彩虹，知足常乐人轻松。
李维雄（丽水市老干部局）你所经历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你的出生还是有“背景”，而我是村里属于祖上一直贫雇农没有一个认字的人，连亲戚家也没有吃“国家饭”的，你上了真的大学，我只读了个师专，所以对你们这些人一直内心十分崇拜。这么好的故事慢慢读，多读几遍，想在山居摆酒，请你再讲来听听。
金莉芝（丽水学院教授）您的求学之路坎坷，也磨练了您的意志，坚毅不拔的品质。
把自己的求学生涯记下来挺好，会激励很多年轻学子。我也认真学习了，感同身受，我是1974年7月高中毕业的，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人。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通过您的现身说法，会激励多少年轻人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吕官标（作者同村老乡）前辈沧桑，学为至范，晚辈仰慕，写得太好了，把那个时代的特点描述得一模一样啊！在那个时代能够坚持下来最后上了大学，真的不容易！
很仔细很认真地看完，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兄长的经历，回忆得特别生动，看了之后有种“身临其境”激动，像看电影一样地走回童年。
[黄仕忠辑校]
作者简介：吕立汉，1955年出生。浙江缙云人。1975年毕业于缙云中学高中部。次年9月任教于缙云中学。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丽水师专。历任进修部副主任、中文系主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丽水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2016年退休。为二级教授，2009年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个人”荣誉称号，省级劳动模范。现兼任浙江省社科院丽水研究院刘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古代文史、地方文献、刘基文化、畲族文化研究。著有《刘基考论》《千古人豪——刘基传》等，任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畲族卷》副主编，主编《浙江省畲族古籍资料汇编》《丽水畲族古籍总目提要》等。现任《处州文献集成》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