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在您撰写安全风险事件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瘦肉精猪肉、苏丹红鸭蛋、染色馒头、塑化剂风波等等，这些食品安全事故无不牵动公众神经。食品安全话题已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公共议题。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媒体关于食品安全的报道铺天盖地，人们质疑政府监管力度不严，谴责商家唯利是图，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越来越高。公众要求获得知情权，采取维护食品安全行动，甚至引发社会骚动，这一问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2.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包括了家庭、参照群体、社会团体等行为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对个人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带来的外部影响力。Hornibrook，McCarthy&Fearne（2005）通过对牛肉市场的研究，对各种信息源的信息按重要性进行排序，首先是过去经历、家人和朋友推荐，其次是质量保证信号、包装、店员推荐、商品标识，最后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等，该研究认为消费者主导的信息最重要，厂商主导的信息其次，政府和媒体主导的信息最差。这可能对政府、媒体的不信任有关。
3.知觉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包括了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政府采取的监管措施等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其中，政府措施是影响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公众认为风险事件容易得到政府的控制，风险感知就会降低。BrewerandRojas（2008）对美国消费者的研究发现，公众认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措施越是有力，越是容易相信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评定的动物产品的安全性，从而越是放心食用。由此表明，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有效性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与购买行为。
三、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放大与风险沟通
四、食品安全事件风险沟通策略
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风险感知会受到个人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环境下，风险信息的传播在所难免，而风险沟通是一条转危为安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降低风险感知可以从风险沟通策略着手，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公众自身、新闻媒介、政府职能部门应该积极进行风险沟通，才能有效地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增加政府公信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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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管理方法
前言
航空公司运行最为关键的内容就是安全性能。航空公司在为人们提供运输服务的过程中，最为首要的责任就是保证旅客及货物的安全，安全性能直接影响着航空公司生存情况，同样对于我国航空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航空行业中，飞机在实际生产及后期维护无法保证百分百安全，一定会存在缺陷，飞机操作人员在实际操作中也有可能出现操作失误的情况，在由机飞行环境十分复杂，因此航空公司在实际运行中不发生安全事故是不现实的。从航空公司运行安全角度出发，航空公司在实际运行中已经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但对于规范航空公司运行行为，提升航空公司安全性能是十分重要的。
1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的安全风险管理框架
1.1航空公司不安全事件定义
航空公司不安全事件可以分为两类，分别为航空公司飞行事故与航空公司地面事故。航空公司飞行事故主要指航空公司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出现危险情况，造成人员上的伤亡，飞机零件出现故障损坏等情况。对于航空公司飞行事故细致进行划分，可以根据伤亡人数分为特重大、重大、一般事故。航空公司地面事故主要指航空公司在地面活动区域内出现航空设备及人员上的伤亡，从航空公司人员及经济效益的角度进行细致划分，可以分为特重大、重大及一般三类情况[1]。
1.2航空公司安全风险管理实施现状分析
1.3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管理方法的基本框架
1.3.1明确不安全事故中的安全风险
航空公司对于每条航线上的实际运行情况都会进行全天性的监控，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监控对于航线上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进行了解分析，发现航线上的不安全事件，进而明确航空公司不安全事故安全风险对象[2]。
1.3.2对于安全事故中的风险系数进行分析
1.3.3不安全风险事故评价
航空公司对于任何的安全事故的原因及风险都会进行评价，让全部的不安全事故都成为航空公司安全管理中的重要资源。
1.3.4不安全事故原因识别
基于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管理方法的基本框架分析得出，不安全事件原因及流程进行了解，最终将不安全事故原因进行识别[3]。（如图1）
2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的风险分析和评价模型
2.1风险分析和评价模型概述
风险分析和评价模型就是对于航空公司运行中的不安全事件进行分析及评价。对航空公司风险进行分析中能够了解到此次不安全事件的风险系数，让航空公司的不安全事故在可运行的情况下，对于严重的不安全事件立即停止航线的运行。
2.2安全风险确认
航空公司对于运行中的不安全事件的信息资源已经有效整合，对于不安全事件原因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展航线运行中的不安全事件及降低安全风险系数的方式，对于航线实际运行中的安全风险管理方法具有重要作用[4]。
2.3风险分析和评价模型
2.3.1风险可能性评价方法
2.3.2风险严重性的评估方法
航空公司的每一件不安全事件都会具有一定的影响性，对于风险严重性评估中，需要对于严重性影响力进行平均性计算，进而对航空公司不安全事件风险严重性进行评估[5]。
2.3.3安全风险状态的评价
3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的危险源识别和权重分析
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的危险源识别和权重分析就是增加航空公司安全性能，促进航空公司制定针对性的不安全事件防范措施，对于不同安全事件对航空公司的影响进行权重，最终航空公司才能够了解到不同安全事件的影响水平。危险源识别和权重分析中，不安全事件人员对于事件会从流程及源头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最终将不安全对象进行确认[6]。
4结束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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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不安全事件空管风险管理
对于任何交通运输行业来讲，安全是其永恒的主题。空管管理过程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会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可以说，空管的安全现状对整个航空系统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空管全称是空中交通管制，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控制和检测飞机的飞行过程，保证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的安全以及飞机能够按照预定好的路线飞行，并到达指定位置。
空管的管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雷达管制。雷达管制就是雷达管制员通过雷达所显示的信息，来了解本管制区域内所有航空器的位置及状况。这种管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各航空器彼此间的间隔，并且能够使管制人员在指挥过程中由被动变为主动，因而整体上提高了航空器在飞行过程中的安全，使航空器能够高效、有序的进行工作。另外一种管制方法就是程序管制。程序管制不像雷达管制那样，需要精密的雷达监控设备，程序管制只需要地空通话的设备。这种管制方法就是通过通话设备，管制员了解飞行员所在位置及各航空器之间的位置关系，由此了解空中交通状况以及变化的趋势，并向飞机放行许可，进而指挥空中交通。程序管制这种方法也可在雷达失去相应效应时候使用，以便在雷达出现故障过程中依然能够指挥空中交通。
2.我国空管风险因素及现状
2.1空管风险因素
空管风险因素多种多样，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因素：人为因素、组织管理因素、恶劣环境因素及设备因素。如图：
2.2我国空管管理现状
我国空管风险管理虽然已经初见成效，但是目前还存在许多状况。首先，我国未建立风险管理理念体系。这导致空管风向管理过程中很难实施相应的对策以及方法处理不安全事件。其次，我国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过程中导致运行机制落后，监督机制不完善。然后，风险管理责任体系缺失，问责制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全员责任体系很难到位。最后，风险管理人才匮乏，技术设备落后以及对信息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3.对我国目前空管风险管理现状的建议措施
空管管理涉及到航空器的安全飞行以及人员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状况，所以必须对空管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以保障航空器的正常运行。
3.1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在空管风险管理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培养员工对空管风险管理的整体认识，使其意识到空管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在空管风险管理工作人员的选用上，要注重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并且还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于出现问题的员工要严厉惩罚，给以教训并能够让其他人员引以为戒。同时，空管管理是一门与高新技术联系紧密的门类，空管管理人员要定期更新设备及技术知识，可以邀请国内外优秀专业人员对管理人员进行知识宣传教育，确保管制员的整体素质。
3.4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
4.结语
空管作为航空器能够安全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和作用。虽然我国空管风险管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只要正视这些问题，并采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使其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不断的为我国航空事业提供更优秀的服务。
[1]何世明.浅谈风险管理在空管指挥工作中的应用[J].华章，2011，17（24）：97—98
关键词：风险感知消费者行为应对方式食品安全事件
中图分类号：F426.8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8年9月爆发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使消费者对问题食品的风险认知急速攀升，进而引发了消费者对问题食品的市场需求骤降。然而在危机情形下，消费者行为反应并不总与他们面对的风险真实水平一致。{1}本文以乳制品安全问题为例，在讨论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应急管理措施对消费者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而探讨风险感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讨论风险感知对消费行为影响时，引入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研究。讨论内生性问题的必要性在于：考虑到风险感知是一个主观变量，可能与消费行为互为因果关系；其次，以往文献中指出一些变量可能同时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风险感知。如：Slovic{2}利用消费者的个体差异来解释公众的风险感知，而消费者的个体差异也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
二、概念性框架
Arrow{3}和Pratt{4}为分析风险知觉对消费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考虑一个消费者效用函数U（w），式中w表示财富。这里我们假定消费者认为消费某品牌乳制品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知觉到消费该品牌乳制品可能会由于含有过量激素而存在导致致癌的潜在成本，所以消费者消费的期望价值以随机变量z（方差为σ2）表示，假设E（z）=0。定义K为风险溢价，即乳制品消费与得到价值为K的货币效用无差异。也可以理解为，K代表消费者消费乳制品的货币价值。这意味下列等式成立：（1）；等式（1）两边以w为中心进行泰勒级数展开，整理后可得：（2）。等式（2）意味着乳制品消费的价值随着σ2递减。σ2表示乳制品消费的知觉风险，理论中指出知觉风险增加，乳制品消费价值下降，乳制品消费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降低。根据等式（2），结合以往的文献{1}，{3}-{4}，我们得到可检验假设：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从乳制品消费中知觉到更大风险的消费者，相对于知觉到较小风险的消费者，消费乳制品可能性更小。
三、计量模型
（一）风险感知的内生性
需考虑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计量分析中我们会遇到“感知和行为相互影响”的问题，这样风险感知和消费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2）一些变量可能影响消费者的风险感知但这些变量很难测度，造成实际模型中变量缺失问题。我们尝试引入与风险感知有关的工具变量解决此问题。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二）样本基本特征，消费者风险感知和消费行为变化的描述性统计
关键词老年病人；手术；风险评估；安全管理
doi：10.3969/j.issn.1672-9676.2015.02.063
作者单位：066004石家庄市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朱俊青：女，本科，副主任护师
通信作者：郑素芬
基金项目：河北省卫生厅课题（20120287）
1临床资料
选取2010年1~12月收治的60岁以上手术老年病人共118例为研究对象，年龄60~88岁，平均69.20岁。病种主要为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脾切除加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胆管切开术、胆管癌肝癌切除术。
2方法
2.2风险评估改变住院期间出现风险后给予评估，采取相应的预防治疗措施，且评估无量化，更多依靠护理人员的主观认知方式。采取压疮、跌倒、坠床的量化评分，评估在病人入院后6h内完成，在入院宣教增加预防烫伤的内容，并根据科室特点增加了导管脱落危险因素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评估。所有评估表常规每周评估1次，危险因素发生变化则随时再评估。
2.2.1压疮采用Braden危险因素评估表评估内容包括感觉、潮湿、活动力、移动力、营养及摩擦力6个部分，总分值范围6~23分，分值越少，发生压疮的风险越高。<18分提示有轻度压疮风险，给予病人床头挂防压疮标志牌，利用文字和语言对病人及家属进行防压疮知识宣教，并签字告知，告知书入病历存档；<14分提示中度压疮风险，告知责任组长及护士长，依据病人病情、营养状况、经济能力、意愿等选择预防压疮的措施，可使用减压贴或涂擦药物，使用气垫床，加强翻身等个体化方案，责任组长及护士长每日跟随交接班检查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效果，不断修正风险评分及方案。
2.2.3导管脱落危险因素评估表从导管类型、导管固定、意识、依从性4个方面评分，每项依据低、中、高危程度给予1，2，3，4分，如一个项目涉及多个内容则将分数累加，总评分≥8分为高危人群。挂防导管脱落警示牌，每班交接时查看导管情况并记录，重力导管使用高强度外科胶带或加压固定胶带，其他导管使用导管固定装置，加强巡视，必要时给予约束。高危人群必须报告护士长，每天督查措施落实情况。
2.3安全管理
2.3.2安全教育将安全知识教育具体化，操作性强，如：病人穿防滑拖鞋，地面湿滑时避免下地行走，不要私自使用热水袋，睡觉时拉起床档，呼叫铃放在伸手可及处等，并要求在安全告知书上签字。研究显示［5］，跌倒多发生在夜班时段，占到67%，和排泄有关的占到23.24%，在此时段，夜班增加对高危病人的巡视，责任护士增加安全教育的频次，以引起病人家属的重视，主动配合医护工作。培训学习各种导管的固定方法，了解各种胶布的特点，引进高强度外科胶带和导管固定装置的使用，妥善固定导管，防止脱管。
2.4评价标准比较2011年1~12月老年手术病人167例与2010年1~12月收治的118例老年手术病人发生的不良事件。
2.5统计学处理采用PEMS3.2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3结果（表1）
4讨论
老年病人生理机能衰退，免疫和应激能力下降，应对手术的支持能力下降，风险增加，通过评估病人的主观因素、客观资料、一般情况及特殊变化，判断病人病情变化，预测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做好安全预防工作，对潜在风险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使护理工作有预见性，同时做好心理护理和老年病人及其家属的安全教育，医护患之间共同协作，加强沟通，把各种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的保证病人的安全，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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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nursingsafetymanagementonnursingqualityandriskeventsinpatientsundergoingabdominalsurgery.Methods110patientswithabdominalsurgeryinourhospitalfromAugust2015toDecember2016wereselected，beforetheapplicationofnursingsafetymanagementonJune2016，patientswereincludedintocontrolgroup，andaftertheapplicationofnursingsafetymanagement，patientswereincludedintoobservationgroup.Thenursingquality，mentalstatusandriskeventsoftwogroupsbeforeandaftertheapplicationwerecompared.ResultsComparedwithcontrolgroup，thescoresofcommunicationskills，proficiency，responsibility，serviceattitude，emergencyresponsecapability，writingstandardizationofobservationgroupsignificantlyincreased（P
[Keywords]Abdominalsurgery；Nursingsafetymanagement；Nursingquality；Risk
腹部外科疾病是临床多发病、常见病，多需实施手术治疗，因手术具有创伤性，易出现手术并发症，存在一定的风险[1]。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其自身权益及健康安全等方面的意识明显增强，对护理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2]。因而，医患纠纷事件时有发生，医疗矛盾不断增加，而护理安全是反映护理质量水平的关键，与治疗效果有密切的联系[3]。因此，有效地保障患者安全，加强护理安全管理尤为重要。本研究选择我院行腹部外科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按实施护理安全管理前后分组，分析护理安全管理对腹部外科手术患者护理质量及风险事件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于2016年6月实施护理安全管理，选择2015年8月～2016年5月就诊于我院的110例行腹部外科手术患者为对照组，其中男67例，女43例；年龄19～72岁，平均（48.31±3.57）岁；胆囊切除术31例，胃切除术22例，十二指肠穿孔及胃穿孔修补术10例，阑尾切除术47例。另选择2016年6～12月就诊于我院的110例行腹部外科手术患者为观察组，其中男70例，女40例；年龄18～73岁，平均（48.26±3.54）岁；胆囊切除术29例，胃切除术20例，十二指肠穿孔及胃穿孔修补术12例，阑尾切除术49例。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实施腹部外科手术，均知情并自愿参与治疗，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意识清楚；排除标准：精神疾病者，依从性差者，肝肾等功能不全者，手术不能耐受者。统计学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的护理质量，包括沟通能力、熟练程度、责任心、服务态度、应急能力、书写规范性等6个维度，每个维度总分为25分，分数高低与护理质量成正比[4]；记录两组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包括护患纠纷发生率、医院性感染率、护理差错率、护理投诉率。SDS和SAS评分标准对两组患者心理状况进行评估，总分各100分，分数越高患者心理状况越差。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n）及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χ2）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护理质量的比较
对照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均明显低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风险事件发生率的比较
对照组各项风险事件发生率均明显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心理状况的比较
护理前两组SAS、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SAS、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近年来，人们对卫生保健意识越来越强，对医疗服务要求也随之增强[5-7]。加之腹部外科手术为创伤性治疗，伴有一定的风险性，术后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8]。因而，医疗纠纷事件时有发生。大量研究显示，提高护理质量不仅能将护理服务质量提高，还能保护患者，对减少医疗纠纷事件具有重要的作用[9-11]。护理安全管理能促进临床护理服务的完整性，为质量效益医疗管理模式，能较好地评估治疗效果和护理服务质量[12-14]。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品陆续送到该实验室，其中包括国家级、省级还有基层的样品。伴着跳动的火焰、器皿轻触的声音，吴平谷等实验人员描绘着复杂的曲线，以纸笔完成原始记录。
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夏季，风险监测的任务量与日俱增。监测设备夜以继日地开动，实验人员白天黑夜地加班。
这是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末，每千人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本量要达到2件，有着5000多万人口的浙江省，样本监测量一直排在全国前列，计划在2013年年底，每千人风险监测样本量要达到0.5件，但这距离国家目标，还有4倍之遥。
当下，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都在推进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国家卫计委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共设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1196个，覆盖了100%的省份、73%的地市和25%的县（区），并启动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建设试点项目。
2013年7月4日，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中央财政下拨2013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1亿元，专项用于支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建设项目。覆盖全国的监测体系，如今囊括肉、蛋、奶，应形势之需，还将网购食品等新品种逐步纳入监测名录。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自2010年推进之后，究竟有何作为？面对三聚氰胺、塑化剂、“地沟油”等层出不穷的食品有害因素，监测体系以何种方式，降低其带来的健康风险？监测体系本身又面临怎样的困境，带着这些疑惑，本刊记者近日探访了国家级、省级等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机构。
监测项目不是越多越好
吴平谷2000年大学毕业来到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赶上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萌芽阶段。
实验室简陋，最初的监测项目很简单，只有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和微生物的监测。“全省只有四五个人在参与风险监测，因为监测项目过少，一年只能获取几百个数据。”吴平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当时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一个在全国16个省份以课题形式展开的项目，由科技部和卫生部立项，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地域分布及各地实验室能力组成项目组。不少地方疾控中心并不愿意参加风险监测项目，理由是条件有限。
“其实关键是资金有限，刚开始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是无偿监测。”吴平谷说。
以课题形式进行几年后，风险监测演变为卫生部的行动计划。“风险监测的规格升级后，全国一年整体投入达到两三百万元，但是，分配到每个省也就5万至10万元左右，监测种类仍非常有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蒋定国告诉本刊记者。
截止到2009年，食品中化学物污染物监测在17个省份展开，微生物监测在22个省份进行。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真正纳入政府工作范畴，是在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以后。该法要求卫生部每年制定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也要制定相应方案。
2010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在全国31个省份正式展开。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宁的办公室，记者注意到一份“2012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其实就是2013年正在监测的对象）。监测计划包含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食源性致病菌、食源性疾病等五大项。监测指标有100多项，包括铅、汞、砷等等。
“监测的项目并非越多越好，还得考虑实际监测能力。”李宁说，每年的监测计划都会适当调整。卫生部首先征询各部委以及各省的意见，所有意见汇总到国家风险评估中心，形成最终的监测计划。
“黑名单”制定的速度赶不上违法的速度
各方纷繁复杂的意见，最终能否纳入监测计划，依据的还是优先监测原则。敏感人群的食品如婴幼儿食品以及老百姓消费量大的食品都是重点。
谈及“黑名单”的出炉过程，李宁从技术层面给出了解释。一类是依据市场上已经被媒体曝光发现的品种，这一类在黑名单的名录中占到50%以上；一类经由全国各地监管人员发现的线索去判定，国际范围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偶尔也会成为线索。
到现在为止，公布的最后一批黑名单是“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李宁说，未来可能陆续新的黑名单，非法添加剂已经成为监管重点。“我们想努力扩大黑名单，依据此名单，让监管部门加大监管的力度。但是难就难在黑名单制定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违法分子制造非法添加剂的速度。”
“毕竟地方政府不愿意制造恐慌，已经处理好，把风险去掉了，就不对外公开了，比如南方一些地区食品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其实监测体系发挥不少作用，具体不好对外说。”一位不愿具名的食品安全监测机构负责人告诉本刊。
一个逐级上报的系统
婴幼儿奶粉、熟肉制品里是否含致病菌、蛋类蔬菜类有无化学污染物……这些纳入食品安全监测范围的内容通过怎样的过程，才能确认发现并公之于众？这一过程往往是秘而不宣的，其中涉及的不仅是专业监测机构，也有各级政府的作为。
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本刊记者注意到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向全国每一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机构开放，各机构可以通过密码进入到这个数据库。数据库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县一级的机构。“县一级监测能力不行，主要负责采样，监测至少在地市一级。”蒋定国说。
在技术层面，各食品安全监测机构可以实现均等化的信息上报。但现实中，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仍是一个逐级上报的系统。
各级监测机构会按要求向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送监测数据，如发现问题，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辖区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后者向卫生部和省级政府报告。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地方政府报告的同时，也会及时向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输送监测数据。“一旦发现覆盖几个地区的系统性风险，中心就会报卫生部，进行紧急会商、沟通，去年的伊利婴幼儿配方奶粉汞含量异常，今年的贝因美奶粉事件等都在监测计划范围内。这类事件要及时发现苗头，汇报后消除风险。”蒋定国说。
598家“哨点医院”
我国对于传染性的疾病已经形成较好的上报传统，“而对于非传染性疾病，则是从2010年才开始建立报告制度。”李宁说。以搜集信息和数据为目的的全国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报告网络自2010年开始建立，最为欣喜的变化，就是强化了食源性疾病中异常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的报告制度。
异常疾病与异常健康事件报告制度是由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触发而形成的。婴幼儿肾结石的病例早在2008年2、3月份已在一些地区出现，均未引起重视，直到7月才从甘肃报到卫生部。
从2010开始，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体系在每省设立了10家“哨点医院”，2013年要求每省至少有30家。目前，全国共有598家“哨点医院”参与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但覆盖范围仍很有限。
李宁坦言，“异常病例”很难定义，有时就是凭医生的敏感性，发现一例就上报一例，如果疾控中心从不同医院或地方，收到类似病例有3例，就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食源性疾病的监测点，现正在从省市推广到县一级基层，只能依靠行政命令。”蒋定国认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报告制度，首先还是需要各级行政部门来协调，如此医院和疾控中心才会配合好。
目前的食物中毒病例的上报率依然是令人担忧的。“本来想统计每年有多少起食物中毒、多少人中毒等信息，为整体预防做信息准备。目前设定好了，结果根本实现不了。大家都不报，我们掌握不到确定的信息。”李宁表示，地方政府对于食品安全中毒事件的上报，还是颇有忌讳，怕影响政绩。
监测机构尚待扩充
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设置主动监测网络，一度监测到某批次的香瓜在某几个地区出现污染问题，及时研究判断，发出预警，阻止其销往其他几十个州府，从而避免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爆发。
在中国境内，当下的监测重点也已转向主动监测。随着物流的发展，包括食物中毒在内的食源性疾病通常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呈现分散式爆发，通过主动监测网络，可以把信息汇集在一起，通过临床症状、实验室检验加流行病调查三种手段结合，提前判断、预警一些大范围的食品安全事件。一般跨省的监测结果，由国家疾控中心来判断预警，省内的监测结果，由省疾控中心来判断预警。
因主动监测体系对专业技术性要求高，2012年启动后，每省只有10家医院有条件参与其中，多数县级医院还没有条件实现。
主动监测体系需要极大的物资、设备投入，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以九龙治水的方式，归工商总局、卫生部、农业部多家管理，一度陷入资源重复浪费的窘境。2013年3月，随着大部制改革，主要监测体系的整合有了新的可能。目前食药总局正在和卫计委讨论如何合力监测。
主动监测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监测机构的扩充成为必然。国外多由第三方机构参与，因为它们更具公正性。国内现在主要还是依靠隶属于部门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监测机构。“我国第三方机构起步晚，力量比较弱，规范性较差，主要是认证不完善。要形成一定规模，还需要一个过程，也许20年左右能发展起来。”蒋定国说。
目前国内的食品安全监测网络体系并不包括第三方机构。第三方难以参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收费较高，而风险监测目前多是在行政命令下操作，利润过低。
“曾有多家第三方机构申请参与政府监测任务，但这些机构对于某一样本中一个指标的检测费就要收取几百元，而疾控中心等事业单位检测十个指标，才收几百元。”李宁说。
东部地区的纠结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针对一个样本，花费基本就在千元左右，而风险监测中所用仪器特别是大型仪器以进口居多，购买、维护等费用之高，更是令不少西部地区疾控中心负责人咂舌。
“海南、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监测条件之差，超出想象。”蒋定国回忆，前几年去海南时，在省一级的实验室里，场地拥挤到连小型仪器都没有足够空间摆放，而涉及食品中化学污染物监测最基本的设备如液相磁谱、气相磁谱全都没有。
因为条件差到基本的监测项目几乎无法开展，2010年开始，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陆续以每年一个多亿的投入，试图改善西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硬件缺失的局面。经费下达后，最终以县为单位，依据人口来划分拨款额度。除去设备投入，中央还为西部地区的每个省份每年提供200万至300万元左右的监测经费。
在国家的这笔投入中，东部九省市并没有纳入。“针对东部九省市，国家的态度是只给政策，不给经费，毕竟东部的条件比较优越，浙江、广东等地的实验室条件比国家风险评估中心还要好。”李宁说。即使没拿国家一分钱，像浙江这样的东部省份，每年提供给国家的监测数据量都在前列，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都是超额、超量完成。
然而，东部九省对于中央不同的投入力度并非心服口服。蒋定国在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培训中，时常听到山东、福建省份的风险监测负责人抱怨经费缺乏。
即使在外界看来条件优越的浙江省，也觉得经费投入“有苦难言”。浙江省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章荣华表示，东部虽然比西部发达，但是经费预算的要求更高，如果原来没有列入项目的，要增加一个项目预算都非常困难。而且政府对于食安风险监测这项任务的内涵不是很清楚。直到现在，浙江也没有常规的食品安全监测经费做保障。
2000年以来，浙江省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费用基本依靠课题费或项目费来解决。“明明需要的是食品中污染物的监测经费，但只能通过别的项目科研经费来调节，打球。用于食品营养研究的工作经费，也会匀出一部分用于监测。”章荣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