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要素协同比单纯的产业结构政策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内生增长的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大国经济面临的独特问题和优势，但是如果不能处理好内外循环关系，也容易导致封闭的自我循环和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发展。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利用的是庞大的国内统一市场，是一种“主场全球化”的建设模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方程，其中实体经济是目标函数，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都是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有效地协同好各个变量。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产业安全与效率的平衡问题是需要优先处理的重要问题，拥有安全高效、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具体地指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内容。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巩固实体经济基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长远的、基础的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是中国大踏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法宝，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样离不开这个法宝。本文的基本主张是，在发展中的大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大国经济具备客观优势，但是完全依靠政府力量和内循环主导的经济运行，不仅难以有效地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还可能导致形成封闭低效、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正确道路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在高水平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竞争。
要素协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
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内涵的界定，应该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产业体系的论述为基础，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就是从要素协同的角度规划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路径，其内涵的基本特征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石，科技创新为引领，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为保障，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一些文献从这个视角出发，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定义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如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结构、组织、技术、金融、政策等层面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或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生产模式和技术经济范式进行颠覆性重构的现代化产业模式和组织运行系统，等等。
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可以从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界定，如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特点出发，把现代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体系，称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引擎，从产业门类来看就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飞速发展，占据国民经济的约半壁江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要建立农业基础稳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发达，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附加值不断提升的产业体系，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各产业部门在技术水平和附加值创造能力上不断提升直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一是以市场机制驱动的要素协同进程，更加突出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在内生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去一些产业发展的特征主要是追赶型扩张模式，依靠对人力、物资、环境等的消耗实现外延式的数量增长，其实质是一种消耗型经济和“汗水经济”。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要素资源成本不断上升，有必要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发展智慧经济而非简单的劳动力经济，从而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可持续性并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二是以市场机制驱动的要素协同进程，会更加强调实体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自动调节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失衡问题。在经济转型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重心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转向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这一现状会侵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使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面临建立在“沙滩上”的窘境。对这种现象的纠偏，要发挥市场机制对要素协同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要引导科技资源和创新成果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部门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并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要鼓励金融部门创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可供投资理财的优质资产，以平抑资产的价格，降低虚拟经济的“虚火”。
三是以市场机制驱动的要素协同进程，会在政策和规则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一体化配置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推动各要素链的深度融合，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充分的自由流动、鼓励公平竞争，破除商品要素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部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反对各种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通过利润率的均等化趋势，促进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均衡发展。
开放发展：大国经济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动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大国经济面临的独特挑战。小国经济由于国内缺乏培育最小最佳规模企业的市场条件，因此天然地依赖国际市场和出口，必须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其自身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成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与此不同的是，大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完全可以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培育出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国内企业，而且可以建立起国民经济运行所需的完整产业门类，并实现国内市场主导的产业链自我循环。因此，大国经济具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客观优势。但是也应看到，在大国经济中建立完全由国内市场主导的独立的产业体系，也存在一些天然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完全由国内市场主导的独立的产业体系内，国内企业难以达到充分竞争条件下的最小最佳规模，企业的成本因此可能无法达到最低最优水平，本国消费者必须完全承担由此机制决定的消费价格，而这种负担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额外的福利损失，如果在此种价格形成机制下商品价格支出占消费者收入比重较高，那么消费者将因此背负沉重的负担。
第二，在完全由国内市场主导的独立的产业体系内，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国内企业缺乏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相应产业技术在横向与纵向方面的国际溢出效应不足，企业长期自我循环于国际市场环境之外，缺乏与外界的交流。这一运行模式产生的重要负面后果之一是创新活力不足，企业技术进步遭遇严重障碍，长此以往，本国技术水平将可能难以满足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还将拉大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并导致被边缘化的局面。
第三，在完全由国内市场主导的独立的产业体系内，国内企业主要参与国内分工，而长期游离于国际产品内分工之外，这不仅无法向国际同行和上下游企业学习，也无法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并在实践中形成竞争优势。因此，国家的产业体系必须做到“大而全、小而全”，这将导致我国产业体系在失去成本优势的同时，丧失参与国际竞争带来的发展机遇。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扬弃了完全依靠国内市场循环独立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旧路子；而转向以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依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作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体战略思路。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世界惟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并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新时代10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33.5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约30%；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我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潜力最大的内需市场这两大优势，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产业体系开放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坚实基础，更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正确处理好安全与发展关系的条件和有效化解被动脱钩、技术“卡脖子”等问题的可靠资源和保障。
总体上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走过的道路，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阶段、两种模式：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前，该阶段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模式可以称为“外循环主导内循环”的发展型式。第二个阶段是从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今，此阶段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模式可以称为“内循环主导外循环”的发展型式。
第一个阶段发展模式，即“外循环主导内循环”的发展型式的基本要点如下。
一是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中，我国充当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供应商的角色，或为全球大买家提供最终消费品，产业体系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二是在这一阶段，中国主要利用性价比较高的劳动力要素这一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降低全球商品成本与价格，是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充当或扮演的主要角色。
三是不掌握产业链中主导技术的中国企业，通过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代工，不断地向上下游企业尤其是作为发包方的跨国企业学习技术诀窍和管理技能，从而实现中国产业体系的飞速发展。
五是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和各种“逆全球化”浪潮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产业地位容易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强行推动的产业链脱钩风险和技术上的“卡脖子”难题。我国产业体系中相对低端的产业容易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所出口的低端类产品也容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替代。
第二个阶段，即党中央提出新发展格局以来，我国产业体系建设模式可称为“内循环主导外循环”的发展型式。这种产业体系建设模式的基本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优势，由低成本转变为庞大的国内市场容量。随着国内市场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国企业将同时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和国内产品内分工，并且后者将逐步成为主导力量，这也将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鲜明特点。
二是中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市场中的角色，由全球供应商转变为全球大买家。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依托，中国跨国企业快速成长为全球产业链上的“大买家”，向全球供应商发出来自中国市场的订单，为全球商品要素资源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虹吸全球创新要素为建设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而服务。
三是中国产业体系的发展，由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步转向融入全球创新链。全球创新链将重新定义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度和水平。首先，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通过加强科技的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中国企业将扮演全球创新链中的成本降低者；其次，通过将自主研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以及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许可授予外国公司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公司等途径，使我国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重要节点。此外，还将借助国际合作伙伴拓展海外市场，加速融入全球产品创新网络，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
必须重点指出的是，“内循环主导外循环”的产业体系发展型式，是要依靠本国统一大市场优势推动实现高水平的自主和对外开放，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当今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趋势是美国主导的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在全球产业链领域构筑“小院高墙”，企图将我国排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外。美国对我国挑起贸易摩擦、强行推动产业链脱钩、断供等一系列打压行为，对我国利用全球力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造成一定障碍。打破“小院高墙”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回归封闭，而是应推动更高水平的自主和对外开放。一方面，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要争取分化瓦解美国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以及由其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利益联盟。更高水平的自主和对外开放，主要是指规则和制度的开放，是推动进一步降低关税、消除市场壁垒、倡导自由贸易，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些西方国家给我国对外开放设置的障碍。
市场取向的改革：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机制
促进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协同。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的目标是要让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使产业增长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其他要素如资本、劳动等投入的贡献。当前，在我国产业发展实践中两者关系协同性有待提高，主要表现是科技创新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脱节。总体上看，中国科技创新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小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大幅提升，在各种科学指标、论文数量、专利数量等的全球排名中，我国均进入世界前列。但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实体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虽然上升较快，但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环节，全球著名品牌中中国品牌的占比仍然很低。
一般而言，我们应该强调让科学家做科学的事情，让企业家做企业的事情，而两者的结合需要有桥梁或中介机制，这个机制或桥梁可以是大学里的科研成果转化办公室，也可以是市场化运作的科研“猎头”机构，或者是产学研联合体，又或者是科技成果市场。但是，总体而言我国仍然比较缺乏成熟的推动科技成果市场化的中介和桥梁，也缺乏能将高校科研院所创造的知识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市场机制。显然，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同时大力培育科技的市场组织、机制和功能，才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最重要取向之一。
促进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关系的协同。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协同的目标是要使现代金融能够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而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进行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目前这对关系在实践中缺乏协同性的主要表现是以金融部门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发展过虚，而实体经济部门发展不实，金融部门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强，与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脱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行业发展规模同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如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仅超过了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等一些金融业比较发达的发达国家。再如，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M2/GDP）大幅提升并不断创下历史新高。二是实体经济负担沉重，实体企业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GDP增量，背负着如此庞大的利息支出，实体企业基本上是在为金融行业打工，而难以依靠自身资金积累实现发展。
有鉴于此，应从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大力鼓励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部门创造新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大价值增值的产出，从而消除产能过剩，实现供求结构上的均衡。另一方面，要通过金融创新，增加优质资产供给和有效资产供应，满足社会投资理财的需要，以平抑资产价格。具体而言，要创新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实体经济部门要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增加直接融资的比例。此外，为了鼓励金融部门创新发展，还应破除金融行政垄断，增加金融企业在预算硬约束基础上的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