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结合，建立渤海国，据有松花江以南至日本海的广大地域，形成渤海族，普遍使用铁犁牛耕，农牧渔业均相当发达，成为东北农业史上重要时期。东北东部地区较大规模开发，始自渤海国。宋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族相继崛起，进入中原，而中原农耕文化也加速向东北地区伸展时期。该时期东北地区民族三系并存局面，已让位于东胡、肃慎两系相继代兴的局面。
中国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农业发展史。上古时代这一地区各民族的农业各有不同发展道路，形成不同类型。一方面，这些民族之间彼此斗争、相互渗透，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同中原汉族间也彼此斗争、相互渗透，关系错综复杂，经过长时期的分化、融合和重组，逐步形成现在的满、蒙、朝鲜、赫哲、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与汉族交错杂居的状况；农牧业生产也在这个过程中曲折地发展。这些民族和汉族一起开发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使之逐步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区之一。同时，历史上从这一地区孕育的一些强大民族曾先后入主中原，对整个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大族系及其不同农业经济类型形成时期。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呈现不同经济面貌。一种是以定居农业为主的类型。距今7000年左右的沈阳新乐文化，距今5000～6000年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和辽东半岛的小珠山文化，可作代表。另一种是以渔猎为主的类型。黑龙江下游的密山新开流遗址，嫩江流域的齐齐哈尔昂昂溪遗址，可作代表。但农耕遗址中往往保留较多的渔猎经济成分，而渔猎遗址中又往往含有农耕经济的因素。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遍包含了或多或少的用于渔猎的细石器，如石镞，小型刮削器和切割器等，是该地区渔猎经济成分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反映。而这些细石器往往与可用于农耕的大型磨制或打制石器，如石斧、石锄、石耜、石磨盘并存，说明该地区农耕经济成分早就出现。
东北地区农业在东北民族与中原民族轮番进退，东北各族系大规模迁移、分化、融合与重组中前进的时期。
秦汉和隋唐，中原王朝的势力在东北地区有较大推进，尤以秦汉时的推进意义最大。它可追溯到战国中期，当时的燕国北击东胡，东攻朝鲜侯国，夺取辽河东西地区，设置右北平、辽东、辽西三郡，秦汉仍之。汉武帝时又击灭卫氏朝鲜，置玄菟等四郡。通过屯戍等活动，大批汉人进入东北，铁器、牛耕及中原其他先进农业技术亦随之传入，开创了东北农业新局面。目前东北地区已发现不少汉代铁农具，主要集中在辽东辽西中央王朝设置的郡县内，但也已推广至夫余、高句丽等东北民族地区。
该时期东北三大族系农牧业都有长足进步，但它们的地位前后却有很大变化。
东胡被匈奴灭亡后，其余部乌桓鲜卑相继兴起，拥有发达的游牧业，同时保留了少量种植业。东汉末，乌桓灭于曹操，被强迫内迁，成为曹魏骑兵主力。鲜卑檀石槐统一诸部，尽占匈奴故地，活动中心向西向南转移，在中原先后建立了北魏等政权。在这过程中游牧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向农耕经济的过渡，并逐渐融合于汉族。其中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对辽东地区农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南北朝隋唐时期，有属于东胡族系而又吸收了肃慎系成分的室韦诸部，活动在嫩江流域和呼伦贝尔湖区一带。他们以狩猎经济为主，使用角弓长箭。已有种植业，但较原始，剡木为犁，不知用牛。种植黍、麦、穄，但气候寒冷，收成很低。畜牧业占一定地位，饲养马、牛、猪，但没有羊。猪多且大；猪和鱼是最重要食品之一。夏天固定放牧，以利耕作，南部室韦人冬天逐水草而居。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室韦人长期滞留于原始社会阶段。
契丹、女真、蒙古族相继崛起，进入中原，而中原农耕文化也加速向东北地区伸展时期。
蒙古族源出蒙兀室韦，属东胡系。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一带，过着农牧猎相结合的生活，8世纪中迁至斡难河、秃忽剌河、怯绿连河一带，因适应草原地区的自然条件，并受了游牧的突厥人的影响，学会牧羊，形成游牧经济。辽代蒙古族诸部分布在今土拉河、克鲁伦河、鄂嫩河等流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12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势力迅速发展，进取中原后，灭金，统一东北。在这过程中，东北各族农业受到严重破坏，城乡衰残，许多农田沦为牧场。元统一全国后，逐渐重视农业生产，在全国大兴屯田，东北地区也不例外，尤其是在东部蒙古族地区开荒种地，积草囤粮，发展水利，使当地农牧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元政府又在东北建设通往大都（北京）的交通网，沿线设置称作“站赤”的驿站和狗站，客观上对各民族间的联系和白山黑水之间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