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人们却往往易于直观地感觉到它是具体的物品；资本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运行具有局限性、毁灭性，而人们却往往更易于重视它的积极性、文明性；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其内在矛盾的演化决定其走向，而人们却往往只是把理解它的焦距对准于扩张本性。如果我们将这几个层面的正反两面结合起来认识资本，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资本所呈现出来的反映资本主义客观现实活动的内在联系、运行轨迹、发展趋势。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资本逻辑主要有表现形态、本质形态和发展形态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的辩证合成，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成历史、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
一作为资本逻辑表现形态的资本本性
资本本性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逻辑展开是资本逻辑的表现形态。这是人们在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中最易于把握的资本逻辑。所谓资本本性，就如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是它的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1]
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使得资本主义在其上升时期，“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在当代，伴随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不仅生产过程逐渐向半自动化和自动化发展，出现了弹性化、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等新趋势，而且劳动者的素质普遍得到提高，脑力劳动者、高级科研人员、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大大提升，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大大下降，同时劳动对象也不断得到开拓，劳动手段自动化程度日益提升，劳动工具趋向智能化，使得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流动全球化、社会生产信息化和经济构成虚拟化成为重要趋势，从而出现了文化的世界交融、文化的多元化等。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3]
但是，“仅仅描述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方面无法捕捉到其有序的特征，因此，仅仅针对系统内无形力场的描述无法体现出其运行状态，也无法展示其导向的历史轨迹。”[4]“资本主义的运动正源自它被掩盖的本质。”[5]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在带来积极的、文明的一面的同时，更多的是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消极的片面性”。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6]资本对利润永不知足的贪婪，推动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雇佣劳动者的生产不断地满足着资本的欲望。为追逐剩余价值，为掩盖剥削程度的加重，为避免雇佣劳动者的反抗，为缓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激化的矛盾，资本主义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
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是资本主义各种“灾难”背后的动力系统。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对此做过非常深刻的阐述，他指出：“资本主义既非人，亦非机构，既非出于意愿，亦非由于选择。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9]正是这一逻辑，追逐无限大的利润和向全球范围的扩张，对资本主义乃至全世界的破坏就像“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下来。福斯特从生态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在以资本逻辑为生存和发展机制的社会中，“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的。这类问题提出的愈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10]国外学者关于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危害性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作为资本逻辑本质形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11]讲资本逻辑，必须要讲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逻辑的本质形态。这就是说，资本本性是资本逻辑的重要内容，但不是惟一内容；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来看，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是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呈现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资本本性是不可能得到逻辑展开的。如果说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是资本主义既创造文明又带来“灾难”的“祸害”，那么，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则是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500年历史中，许多思想家都对私有制做出过抨击，也都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
法人资本所有制的产生，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处于一种自我扬弃之中，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具有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自我调整能力，也反映资本的私人属性程度不断被弱化、社会属性则相应强化的状况，意味着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进行的相应变革和调整，必然会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无论私有制的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私有制却是资本主义的“底线”，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法人资本所有制的产生会使资本主义所有制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资本的个人所有权不仅要通过股份制结构、通过交错投资的复杂的法人所有制结构得到体现，而且还要通过各种类型市场的介入，以及与社会和公众的联系才能实现。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依然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对个人发财致富的绝对保障，是资本主义限界内绝对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我扬弃无疑是在坚守资本发财致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建立在资本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基础之上的，是资本本性逻辑展开的基础。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表明，每当生产力快速发展之时，资本主义都会进行自我调整、改善，尽管这种自我调整、改善极其有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动摇资本主义统治根基，但它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种否定和扬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前提条件。因此，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但同时却在产生着资本的限制，因为“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15]“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16]
三作为资本逻辑发展形态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归根到底，又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使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是资本逻辑的发展形态，是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各种“灾难”的根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作用的特殊形式。伴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和未来发展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其特有的逻辑运动不断推进。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作了透彻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是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论》三卷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多种表现形式，主要如社会资本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生产扩大与资本的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等等。显然，这些具体生动的表现形式依据的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自由竞争、自由经营机制。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机制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新机制。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趋于弱化，相反却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机制的作用下日益向纵深发展。
随着世界体系矛盾的加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将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危机，即金融体系的动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以及信任危机、文化危机、财政危机、生态危机等各方面危机的挑战。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现状预示着，这种建立在贪婪、不公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之上的世界体系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注释：
[1]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中论述资本时引用托·约·登宁的一段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版社，2009年，第871页(注24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5-926页。
[4]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7页。
[5]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2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4页。
[9]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10]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168页。
[12]张维为：《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游戏民主”》，《求是》2010年第14期。
[13]《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8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页。
[17]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18]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8页。
[19]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367页。
[20]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66-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