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提纲内容来看，是考虑得全面而周到的。我只是以历史工作者的要求，提出几点初浅看法，提供参考。
（一）农业科学技术史如何划分阶段的问题
我希望这本书的编写，既要照顾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更要按照农业科技史发展的特点来划分阶段。既要反映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表现农业科技发展的特殊规律，使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各个时期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特点，也可以看到当时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
目前这个提纲第三编以春秋战国作为一个阶段，是可以商讨的。当前我国古代史的分期，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但是把春秋、战国之际作为一个重大转变时期，意见还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或者说是从领主制转变为地主制。而农业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包括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是促使这个转变的重要因素。现在把春秋和战国划分为一个阶段，很难看出它和这个转变的关系。这部分的标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和精耕细作技术”，事实上春秋中期以前是谈不上精耕细作的。这部分一开头就讲“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事实上春秋时代并没有做到这点。而且春秋时代这方面的资料缺乏，合在战国时代一起写，十分困难，不相协调。
（二）如何适当说明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当时生产力发展以及农业政策的关系问题
过去对于各个时期农业政策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关系研究得很不够，这次提纲注意到这点，是很好的。我认为在这方面加以适当说明和阐释，很有必要。譬如说某些朝代初期地主政权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究竟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是需要适当说明的。过去对于农业科学技术对各个时代生产力发展甚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很不够。往往单纯地只谈技术，不敢强调它的作用。当然要把它的作用说得很具体有困难，但是也还可以用些具体的资料来加以说明。例如某个时期国家所控制的户籍及户口的增长，也具体反映了当时社会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结果，这和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也该有些关系。
（三）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和各个地区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突出重点问题
我国历史上各个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个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不同特点。有时这个地区比较先进，有时那个地区比较先进，有时某个地区某种农业作物有特殊的发展。如何突出地描写某个时期某些地区的先进技术，描写栽培某种作物的突出成就，突出重点，我认为是必要的。譬如说宋元以后江南地区水稻和棉花的生产技术，应该作为这个时期的重点之一。同时，某些地区农业经济的衰落和某些地区农业经济的上升，对农业科学发展的影响，也该适当说明。譬如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一带，如农业生产如何逐渐上升，隋唐以后南方生产何以超过北方，农业生产技术如何有较大发展，都应该适当加以说明。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在本书内突出某些重点，特别是突出比较重要的农作物生产技术的发展。如果只照顾全面，而忽视突出重点，就不容易使读者深入理解，同时也不容易使这部著作发生显著的影响。
（四）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问题
以上四点意见，只是个人一时想到的，不一定可取，请大家指正。
会议3月5日开始讨论，3月9日下午结束。当晚，胡道静返回上海。由于事情繁忙和旅途劳累，胡道静未能亲自登门向杨宽说明会议情况，因此，于3月11日写信告知杨宽会议情况。信函如下：
宽正吾兄：
农史会议高度评价您所作对提纲意见，打印了出来分发给参加讨论同志。三月五日讨论时，采纳了您对划分阶段所提具体意见，把春秋战国划分了开来；对中央集权的封建制时期做了适当的区划。其它意见亦多所采纳。会议组带谢意给您。
参观了郑州郊区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河村遗址），有炭化的谷物，据植物所的测定是粟。又在省博物馆库房中参观了新从商城战国近墓坑发现的轿遗物（高1.8—2.0米），主墓尚未掘出，据推测是孙叔敖墓，小地名叫侯郭堆。
九日下午会议结束。四时乘西安飞机于晚八时半回到上海。因非常繁忙和困倦，到今天还不能前来看望兄嫂，汇报情况，先草草奉报大概。另封寄尊处意见打印本2份，华南农学院农史研究室主任梁家勉教授所拟提纲（并未采用，但吸收了他的某些建议），又土址学专家王云老（今年82岁，亦参加了会议）论稿一份。
录音机尚无消息，昨问过金元同志，还需等待。敬颂
双福，并向
伯老人家请安
弟道静上
1979.3.11
此信写于中午，信发出后，胡道静想起仍有三件事未能告知。又于当天午夜写一明信片，言：
宽正兄：
今午发呈一函，仍有三事忘报：（一）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南京）遭“四人帮”拆散机构，下放人员，已全部被摧毁。现在农科院报准农业部重建，将改为所，名称亦将改为农业技术史研究所，所址仍将建于南京。（二）郑州会议一致发起筹设学会（农业技术史学会）。学会成立后，将邀请全国各方面有志农业史学者参加。（三）考古会议（全国性）获闻将于七月间在西安举行。顺颂
双安！
弟道静
1979.3.11午夜
总而言之，杨宽虽不能亲自与会，但出于学者的担当，提出了四点参考意见，并请胡道静带给大会。胡道静接连两封书信告知杨宽会议情况，可知其对杨宽托付的郑重。由此亦可见，一部集体性著作出版的背后，除了实际参与工作者之外，肯定会有很多像杨宽、胡道静这样默默无闻的学者，他们对于《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关心及其意见值得我们铭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杨宽与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20BZS0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