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汉代考古出土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类型的陶仓（囷），圆形粮储建筑称囷，方形名仓。江西汉代仓（囷）明器在以往研究中已有论述，故本文不再赘述。此外，还有平底无足囷，在以往研究中未曾被论述，本文拟作一粗略介绍。
平底无足囷，囷门为纵向长方形，器表普遍饰以小方格纹。根据底部及仓盖可分为两型。
A型带地台陶囷。仅在高安地区发现。弧形伞盖，盖面有多道竖向凹槽以示瓦垄，顶中央置一翘尾立鸟，弧腹囷身，腹中部有一周凸楞，囷身下有一正方形地台，地台四角均被削去。通高28.5，口径14，高23，底径15.3厘米（图一：1）。
B型无地台陶囷。此类陶囷数量较多，器表饰小方格纹。根据顶盖和腹部可分为三式。
BⅠ式伞状顶盖弧腹，囷身较高瘦，顶盖明显小于腹部。1件，出土于萍乡地区。上、下腹内收较多，腹中部略鼓，顶盖中央立一鸟。通高28.5，口径14，高23，底径15.3厘米（图一：2）。
BⅡ式圆顶斜弧腹，囷身略矮瘦，顶盖与上腹尺寸基本相等。萍乡、高安、宜春、赣州均有发现。标本以赣州南康地区出土的陶囷为例（图一：3）。下腹内收较多，整体似球形。通高26.9，底径17.6，口径8.1，盖径7.8，盖高6.9厘米。
BⅢ式弧顶筒状腹。萍乡、宜春均有发现。标本以萍乡地区出土的陶囷为例（图一：4）。顶盖略大，囷檐外延较广，腹部呈圆筒状，整体较敦实。通高21.1，盖高4.4，盖径23.5；仓口径20.3，仓高17.6，仓底径10.9厘米。
上述陶囷只是江西汉代陶仓（囷）一角，却道出了汉代江西仓储设备多样的现实。笔者曾对江西汉代陶仓（囷）做过较为详细的统计，已发现的陶仓（囷）明器有80余件，数量可谓普遍且壮观。不难看出，陶仓（囷）普遍用于随葬反映了江西汉代农业已呈现出丰足的状态，家庭中粮食的产量已有结余。此外，据笔者考察，江西西汉陶仓（囷）数量和类型明显逊色于东汉，陶囷较陶仓普遍。此外，整个汉代陶仓（囷）集中出土于赣中北和赣西，这与江西汉墓的分布相一致。从陶仓（囷）时代上看，西汉早期开始随葬，西汉后期仍未出现大面积普及，迨至东汉雨后春笋式萌发并暴增（图二）。
二、江西汉代农业的实力
三、江西汉代农业发展的原因
自身战略地位的凸显。在秦汉以前，江西农业发展进步缓慢，人口基础不足。《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其中自然包括了江西。到了战国晚期，情况发生了改变。新干发现的战国粮仓遗址表明这一时期江西已经具备了粮食生产和储存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不过当时江西境内各种势力的混杂于此，复杂外部环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铁器农具的大范围推广及农业的快速发展，无法实现粮食的“藏富于民”。随后，在秦始皇开拓南疆过程中，江西作为重要的通道。在秦征服百越后，新修的4条道路，其中有1条是自江西南部逾大庾，进入广东南雄。汉武帝时期，豫章郡再次成为征伐南越、闽越的重要通道。从西汉初年设置豫章郡即可看出其在国家南北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豫章郡自身战略地位的提升促使了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政策、技术、资金、文化交流得以倾斜，为日后成为全国重要产粮区奠定了基础。
“北人南迁”的影响。两汉之交，北方动乱，大量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南迁。东汉初年，这些南迁人口“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豫章郡应包含其内。东汉开始豫章郡人口增量中应有大量北方移民，他们带来新的农业技术、理念、工具和劳动力，这促使了豫章郡农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余粮区，这在随葬的陶（囷）仓明器上得到了极大映衬。此外，江西东汉墓中出土的大量水井明器，为仅次于陶仓（囷）的明器类型。这些陶井中许多带有辘轳和滑轮，对农业生产、生活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这也正是东汉时期江西粮食丰收、人口快速增长的最好映射。
综上所述，汉初陶仓（囷）明器的首次在本地区墓葬中出现，再到东汉时期陶仓（囷）明器数量剧增，皆是本地区开发程度由浅入深，由帝国边陲到纳入国家战略视角，由“饭稻羹鱼，火耕水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到粮食支援外调的农业大郡、强郡的集中反映。
三、结语
江西汉代陶仓（囷）明器是江西农业发展的重要物证。秦汉之前，江西成为兵家争夺的重要区域，农业发展受到社会动乱、农业技术、人口资源等众多影响，以致江西长期处于“无积聚而多贫”的状态。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汉开启了400余年的大一统局面，社会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北人南迁”带来的巨大人口、农业技术设施的提升都为汉代江西成为农业大郡、强郡注入了快速发展的血液。北方汉文化的南渐更带来了建筑明器随葬的葬俗。可以说，江西农业的发展开启于国家大一统，受惠于铁器技术，壮大于“北人南迁”，进步于文化交流。每一个节点都体现着陶仓（囷）发展的进程。今天深入研究江西汉代陶仓（囷），对今后江西农业发展、经济提升或许有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