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套用理论，恐怕也发不出来论文。但是，并不妨碍很多经验研究，是受到宏大理论的应用，部分地应用、或者发展地应用，或者结合地应用宏大理论。
比如，美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分会的历年获奖作品，深受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的影响.
以致于一位书评人，对2016年获奖作品LaurenA.Rivera,Pedigree:HowEliteStudentsGetEliteJob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5.
——的结论的概括，十分直白和讽刺：
“布迪厄是对的！”
那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呢？
反驳吉登斯，回到列维-斯特劳斯：结构理论的方法论主义（Lizardo2010）
吉登斯之后，我们如何再发展“结构/化理论”？三篇书评
吉登斯与亚瑟儿：相爱相杀三十载
这一次，看到一份研究，评估总结了至2000年，应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各类作品，总共有53份论文/图书章节，分布在犯罪、教育、商业、城市、性别、发展等各个领域。
Phipps,AlanG.2001.‘EmpiricalApplicationsofStructurationTheory’.GeografiskaAnnaler:SeriesB,HumanGeography83(4):189–204.
这些经验研究作品，都具有明确地，将能动性和结构联接起来的取向，而非写观察所见的一个home/factory等等，或者只是宏大的政策或背景分析。
比如，在对加纳、巴西的home中的父权文化的解读，会把家庭中的资源分配、房间分配，和传统的继承文化、城市发展变迁联系起来。
(Antwi-NsiahandHuff,1994)(Robben,1989)
在方法论上，作者也指出了有两个主流的吉登斯式的方法论策略，分别是
Cohen’s(1989)systemsanalysis,andStones’(1991)strategiccontextanalysis.
前者是注意在拉长了的时空背景下，制度的固定作用如何被行动者挑战的。后者更重视从行动者的决策选择角度出发。
当然，在大部分研究中，是民族志或叙事取向，并且主要是individual层次，对于marco层次分析，以及量化分析，都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