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说，费先生这份对学术本身追求的热情，一直激励着我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如果没有这一份激励，真不知自己会迷失到哪一个空间中。因为有这样的机缘，几年过来，自己还能在万事都并不一定那么顺畅的境遇下坚持去读一些书，补一些课，落下一些文字，尽可能多地用自己的笔去记录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心灵交互辉映中偶然闪现的感受和观念。这本原初类似命题作文式的作品，现在似乎就可以看成是延续费先生“补课”精神修来的果报。
阅读吉登斯教授
我有个习惯，自从招学生之后，自己到哪儿教学，都愿意拉几个人搞个读书会。记得在农大教书时，曾经办了个读书会，要求学生们定期聚会，差不多每周一次，读一本指定的书，由一个人主讲，大家集体讨论。这个读书会的名字还是借用了费先生当年给我的博士论文题写的标题中的“公正”两字，由此称为“公正读书小组”，甚至还为这个读书小组印刷了每期很少数目的用来进行内部交流的通讯，觉得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在阅读中就发觉，很多人都引述他在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CentralProblemsinSocialTheory：Action，StructureandContradictioninSocialAnalysis.)这本文集。2005年秋天来农大参加我所主持的“乡土中国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的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资深教授奥特纳(SherryOrtner)在其论文中就频频地引用此文集③，这就更加引起我细致阅读此书的兴趣。实际上，这本文集1979年出版后便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那时也正是吉登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虽然才40岁出头，但已经名声鹊起，在世界社会理论界的地位也已无法撼动的了。
结识吉登斯
研究吉登斯
甚至这样一种结构化的基本理论还可以应用到对于现代世界发展的考察中去。因此，吉登斯会有意地去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谱系。在这个过程中，他考察了现代战争与军事力量如何伴随着国家监视能力的增长而不断地得到加强的过程。另外，吉登斯还注意到了“亲密关系”的转型，⑩人们把这种亲密关系尽其所能地建立在一种信任之上，但是殊不知，这信任出现裂痕之时，便可能是风险来临之时。风险社会因此不仅是针对于公共的事件，还涉及到了人们最为私密的私生活，诸如生育上的对于种种生殖新技术的自愿选择。
这种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实际是建立在一种现代知识发现的不确定性上的。今天的我们，也许并没有科学家那样的乐观，即认为大凡我们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越多，我们对于自然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实际上，在面对多种视角的不确定性知识的生产之时，我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做法却又是不断去掌握某种专门的知识来使自己能够脱离开既有的以及其他的经验，使其自身的经验得到一种隔离或者封存，远离自然的存在。当然，这也使得今天的自我认同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种孤芳自赏下的弥漫于社会之中的“自恋文化”。
今天的人，或者吉登斯所谓的晚期现代性时代中的人，就像一位悬在空中而手中托着一根竹竿来尽其可能地使自己保持平衡的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稍一走不好，就会在悬在空中的钢丝上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如果再走得不好，就可能有从这悬在半空中的钢丝绳上面跌落到谷底的危险。这种摇摆也隐喻性地体现出一种当下人的存在状态：一方面是无地自容的漂泊感，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再融入的归属感；一方面是以浪漫之爱为基础的亲密关系的建立，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丧失了个人之间信任的疏离感；一方面是到处都充斥着专家系统的抽象社会的压迫感，而另外一方面，每个人都似乎必须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作出最后抉择的不知所措感；还有，我们那种逆来顺受地接受既定的社会秩序的无奈感以及一种为了生活政治以及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而开展不懈的社会抵制运动的抗争和维权意识之间的那种不断摇摆……总之，如此查找下去，我们也许还可以翻检出很多的这方面的“社会事实”，以此来形成一种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那种悬在空中的摇摆的对立。
我们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点恰恰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能够真正启示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像照亮黑夜的一盏明灯，我们可以借着这盏明灯去查看一下在中国发生的种种社会变革究竟在哪些地方体现出来了这种摇摆性或风险性，而又是在哪些方面隐含着一种他所谓的“控制的辩证法”。这也许就是我们需要遵循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去补西方社会学理论这一课的根本缘由。
现在，我们可能已经不会再缺少什么社会研究的题目了，也不缺乏大量的研究资料的蒐集，各种调查机构以及大量学术机构里的研究人员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展开的实地调查构成了中国所谓“大数据”的基础，但是我们确实缺少既切近本土社会思考而又放眼世界的那样一盏明灯，以此来照亮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种种不曾被人觉知的藏金之所。因此，在我看来，理论从来就不是像漂亮的花瓶一样摆在房间里供人欣赏和玩味的，它必须有一种影响力，特别是一种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它也必须对我们的生活有所触动，至少要使其向更为适合人的善良特点的那个方向上去进行转化，而且，我一直这样主张，特别是在我自己曾经讲授过的“社会学理论”的课上，这样的努力也许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有耐心地去一本本地阅读社会学理论大家的传世著作，当然也需要让大家的这些理论为我们沉闷的生活开启出一扇更加通透的窗户。这也许是我乐于花功夫写这本依据一个西方学人的社会思想而展开的书的初衷和归宿。也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共鸣。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逐渐抛弃功能论社会学的解释之后，我们注意到了社会也并非一定是一个功能运转良好的有机体，它的内部因为种种的变数而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所有社会的转型与变革都必然是因应着此种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而发生的，因此而产生某种结构上的新逆转。社会由此看去必然是一种成长之中的自我不断结构化的存在。与此同时，基于文化价值转变的文化转型也必然会发生，并随着承载文化内涵的传媒、传输以及互动交流技术的新发展而有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快速转变。(11)
直面当下社会世界
而所有这些，在吉登斯奋笔疾书的时代里可能都并未完全地出现，但他所预言的“一个失控的世界”似乎正在向每一个并不知未来深浅的人走来，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因为一句话、一件事乃至一个举动而深陷网络的围攻之中。这个虚拟的世界所制造出来的负面刺激确实在对少数人产生一种缺少同情心的无端伤害。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一次发现了社会理论自身的价值所在，它应该对人类社会是一种实际的预测和修复，而非迂腐地作一种归纳整理以及冷冰冰的数字或所谓现在时髦的“大数据”的堆砌与罗列的工作。这个世界的变化之快，使我们着实感受到了在吉登斯写下他的《现代性的后果》、《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以及《亲密关系的转型》等恢弘著作之后，我们便已经生活在了一个所谓后吉登斯的时代里。他的一些说法开始逐渐得到应验，但如何去应对新的社会境遇以及差异性的文化场景，他自己似乎也并没有过多地加以说明，当然这种说明也自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那可能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需要由我们自己来加以应对和解决。需要我们直面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现象，避免走向极端的不理智的冲突和零和游戏，以一种同理心去感受他人的存在，为自己也为他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找寻到一种合理的且不那样令人焦灼的行动方向以及生活的意义。
以上所有这些便可以算是活在当下互联网世界中的研究者对于社会理论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期许，这种期许不是凭空可以实现的，需要我们真正在把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置于世界之中来看待时才可能有一种发现与体验上的汇集和融通。我们需要知识，更需要理解，没有理解的知识，只可能是缺少心灵沟通的知识，它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到极端冷酷、残忍、理性以及放纵自我的地步，但实际上知识在我们人的生活世界之中是不应该有那样一种凌驾于人的生命和尊严之上的地位的。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研究社会理论，明白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的意义所在。
2016年3月9日上午写于京西南书房
注释：
①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2.
②AnthonyGiddens.CentralProblemsinSocialTheory:Action,StructureandContradictioninSocialAnalysis.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9.
③SherryB.Ortner.“TheoryinAnthropologysincetheSixties”,SocietyforComparativeStudyofSocietyandHistory.1984,pp.126-166.
④吉登斯，萨顿.社会学(第七版)(上下册)[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01-1103.
⑤赵旭东对心理学上的两种阐释模式(行为模式与认知模式)的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学位论文，1992.
⑥DanielKahneman&AmosTversky.Judg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⑦赵旭东，连续的插曲与插曲的连续——吉登斯对一般功能论关于社会变迁看法的批判[J].江海学刊，2012，(4)：54-62.
⑧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40-454.
⑨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35.
⑩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11-124.
(12)泰勒对此曾有这样带有总结性的表述：“市民社会在很大意义上并非一种外在于政治权力的领域，而毋宁是深深地穿透于这种权力的一种力量，使权力处于分立、分散的状态。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确实是‘两栖的’。”在同一页，泰勒接下来说道：“我认为，较之于前两种模式，我无力掩饰我对第三种模式的偏好。我希望第一种模式现在已被放弃，却又担心第二种模式会因第一种模式的废弃而独当其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市民社会的概念将被置于次要地位，其力量将被消解，它所具有的对抗官僚权力的作用也将被消除。并且，我们政治传统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即政治自由的理想，也将会衰竭。”引自：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C]//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1.
(13)美国的女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在书中提出了现代人神经症的五种人格特征，分别为：对于他人的赞赏或对于他人情爱的过分依赖；内在的一种不安全感；对于自己观念和行为的过分肯定；对于他人的过分反对、攻击、贬低和侵犯；对于性行为的强迫性需要以及对于性行为的抑制性作用的种种怪癖的同时存在。参阅：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冯川译，陈维正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