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交媒体；公民新闻；政治制度；数字鸿沟；自拍
被访者简介
2017年9月18日，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金兼斌教授邀请，Katz教授访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并举办讲座。讲座中，金兼斌教授与Katz教授围绕“社交媒体影响社会和政治运作的方式和逻辑”这一主题展开对谈。对谈结束后，现场观众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向Katz教授提问。以下为对谈及问答环节的全部内容。
一、学术表达与概念辨析
问：首先和您探讨一下“新兴媒体”（Emergingmedia）的表述。中国学术界现在常用的表述是“新媒体”，英文为newmedia，在您的著作中您更多地使用“新兴媒体”，即emergingmedia，相比较而言，这样的表述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答：谢谢您的问题，您问我为什么选用“emerging”而不是“new”，原因有如下几个：
其一，当我受波士顿大学邀请就职，负责他们这一项目时，他们已经使用新兴媒体（emergingmedia）这样的表述了。我当时想应该会有一个比新兴媒体这个术语更加合适的表达，但想来想去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我请教了一位品牌专家，可是我们思前想后，也没有找到能替代“emerging”这个词的更好的表述。相较于“new”，“emerging”的确有一些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譬如，20世纪50年代我们所谓的新景象或者新事物，到了2000年就不可能是新的了，而是变旧了。事实上，现在人们谈论的不是新媒体，而是媒体和旧媒体。所以，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新媒体。
其二，“emerging”含有不断更新、不断变化、不断改变的意思，我非常喜欢这种内涵，所以我想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说法。
其三，这样的表述使我们可以研究媒介和其他技术，例如电信业。中国电信业在运行方面经历了很大的变革。一些学生包括我的学生，在以它作研究对象，研究社会如何变革时，可以将其囊括在新兴媒体的范畴内。另外，我今天把google眼镜带来了，它还处于试验阶段，算不上大规模的成功。它尚未运用到专门的如手术、机械等领域中，社交应用snapchat现在研发了新款，我认为它们最终都会成功。再如，过去多年来，人们不喜欢开视频会议进行视频对话，他们觉得这是令人不安的，但如果你总是这么想，就永远不会成功。当然，如果大家对这个概念有更好的表述，我非常愿意聆听。
二、公民新闻与新闻真实
最后一个维度是，对于不断增加的本土事件，人们恐怕不总是那么感兴趣。所以就公民新闻在中国的影响而言，你们会发现有更多机会让公民对本地形势进行探索，那些需要纠正的事情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对中国的情况不是那么了解，不确定这是否正在发生，但至少这样的操作技术是已经具备了。那么，现在是否已经建立监管制度对公民新闻发放许可？公民新闻的消费注意力何在？个人在进行公民新闻报道时会遇到哪些难题？这就是我对公民新闻的界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提升我们各地人民生活质量的良机就在眼前，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希望看到一些改变，尽管可能什么都没发生。我所说的是一个前景，而不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
问：以前我们很依赖官方消息源，最近几年社交媒体兴起并迅速传播，两者提供的信息有时候存在差异。例如，对于车祸等悲剧，官方消息可能说有一百人死亡，而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照片说有两百多人死亡。所以我想知道，在当下公民新闻兴盛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用户是否有办法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信息？
答：这个问题关乎“假新闻”和“真消息”，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可信的？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因为作为非当事人，你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你必须依赖别人提供信息。从媒体的角度来说，事实像是一场交易。你必须依靠另一个人获取信息，另一个人再依靠下一个。在这个程度上，无论你相信与否，他们会被认为是在持续给你提供好的信息，直到他们停止这样做。一旦政府缺乏信任，他们会被认为是在向公众撒谎，这很难掩盖。社交媒体可能会阻止政府说假话，但无论如何必须得有底线。一边，政府一直说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另一边，社交媒体说政府在说谎，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答案获取也不简单。这有点像科学研究，涉及科学的问题你需要确认，需要可靠性，需要可重复的多渠道验证，才能保证获得一幅真实的图景。
三、社交媒体与美国政治
问：我的问题是有关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我曾看过一个视频，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选举人团制度应该被淘汰，因为在过去，技术无法保障一人一票，但现在可以实现，那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一制度？您认为新媒体、社交媒体及新技术会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吗？
问：Katz教授，我从您的著作中了解学习到一些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观念和理论。我的问题与您在《社交媒体总统》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有关。我基本上完全同意您所说的，社交媒体在总统竞选中发挥了突破性作用。但我认为它在动员或组织公共协商方面实际上是无效的，即保持公众对社会公共议题的思考、批判和讨论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基于话语过程、人际沟通和信息处理的一个很好的论点。忙于社会事务和协商的人可能会认为这项工作很费时且需要密集讨论，因此人际沟通受到限制，这也是社交媒体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杨国斌教授曾经用三个词来形容中国的社交媒体版图，即轻（低成本利润，lightness）、失控（wildness）和矛盾（ambivalence）。我个人认为这些词汇很好地描述了当今中国甚至世界的情况。如果政治领袖无法像预期的那样领导和劝说公众而是极具破坏性和颠覆性，那么下一步我们的路在何方？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有没有可能根本不参与如此严肃深度的协商呢？
四、文化认知与社会形态
问：一般而言，媒体使用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为更多的人赋权，或使他们有更多机会改善生活品质和职业发展路径，但也可能使人们沉浸在娱乐之中，以至于产生不利于职业发展的负面结果。就您对美国年轻一代的观察，哪个趋势占主导？
问：随着移动传播日益成为主流，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Castells）提出的“网络社会”已呈现出另一新维度，即移动的网络社会，这是您在HandbookofMobileCommunicationStudies（《移动传播研究手册》）中提出的概念。您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尤其是与Castells曾经提出的“网络社会”概念相比，这个概念有何独特之处？
答：我从ManuelCastells的著作里受到了很多启发，读他的书让我很享受，他对我的著作也颇有贡献。一方面，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移动化了，也就是说，地点不再成为限制人们获得信息和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在出现的移动商业、移动传播，我们都觉得很好。不过，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需要追溯的问题，即自拍作为一种对话和交流方式，也就是说，图片被用作传递各种不同的声音。现在，在某些场合中，我们只是通过发送图片进行交流，以此取代用语言来评价“你这张照片很好看”的表达。我们自己先发送一张图片，而对方则也用图片来回答。这是基于我们在美国的研究，我们有整场交流都是用发送图片来进行的，这表明图片蕴含着丰富内涵和交流能力。
在美国，人们之前觉得要特别小心在Facebook上发布信息，比如你最好不要发布醉酒的照片，因为这有可能让你找不到工作。但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呈现出相反的势头。如果你在Facebook或其他社交网站上发了喝酒或者喝醉的照片，人们或许觉得没问题。而另一方面，如果你不用Facebook，人们则会有所怀疑。例如，在波士顿的法国领事馆，一位科学家谈到他想要在波士顿租房，但是房东查看Facebook后没有找到他。房东说，我不能把房子租给你，你可能是个骗子，因为我没有在Facebook上看到你过去的轨迹。这人说，那我开一个账号吧；可房东说，现在已经太迟了，我现在知道你有可能是个骗子。事实上这人是和法国领事（外交官）一起去的，但由于没有使用过社交应用，他居然租不了公寓。
五、技术属性与人机关系
问：您在著作中曾提到过“机器精神理论”（Apparatgeisttheory），或者说机器具有独立精神和感情的可能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曾有过著名的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现今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是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嵌入，是否会导致我们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范式发生变化，即在人与媒介间形成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答：我们在脑海里创造了机器具有的精神，我认为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伊拉克的美国士兵。IED（简易爆炸装置）导致了许多伤亡，为了减少人的伤亡，美军投放了很多小机器人（小狗）解除IED装备，去保卫士兵们的性命。但有一个例子是，当这些机器人出去执行任务解除IED时，敌军对他们展开疯狂扫描，一位士兵因此奋不顾身冲到战火中营救这些机器人，使他们免受敌军摧毁。也就是说，他非常在乎这些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被造出来是为了挽救士兵们的生命，而他却为了这些机器人愿意牺牲自己。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但从情感上，我们可以理解。日本有一款人工智能管家产品（随即Katz教授播放了产品视频），现在我们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也有自动回复、标准回复的一些功能，这是技术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关键在于人们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问：关于刚才我们观看的人工智能管家的视频，我想知道，这种技术长远来看是否会对使用它的人产生负面的心理影响，例如使用户的社交能力退化？
答：有一点是，即便人们知道有一些信息是错误的，他们也有可能选择去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如果视频中那个人认为这个程序是真人，那么它就会被认为和人类一样有情感，可以帮助人们料理生活。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人们对机器人的创造由来了如指掌。事实上，如果老年人拥有这些可爱的玩具陪伴，例如会移动的机器狗与他们互动，这是非常合适的，他们也会越来越依赖它们，甚至甚于自己的孩子。比起人，我们更容易将一个机器人伙伴留在身边，做一些辅助工作，例如帮我们取袜子，如果我们不喜欢正在播的电影，就帮我们关掉它。机器人的存在，还会让我们免于与外界的冲突。事实上，与外界打交道使我们有机会去审视自己，为自己设清界限，以至于不会疯掉，在社会学家看来也是如此。从周围的人那里获取反馈，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避免暴饮暴食或过度自大。这也是社交媒体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喜欢他人对我们的情感、想法和处境的反馈和回应。作为社会动物，我们喜欢与他人交流，这也是我们胜于其他动物的原因。
问：我们每天都在谈论大数据，但是当我们使用社交媒体时，我们发现数据并不总是那么友善。例如，我们很可能被社交媒体或其他平台上的数据所欺骗或影响，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我们无法处理或理解数据。请问您如何看待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在数据时代或未来，数据的主要价值是什么？
六、公众接受与数字鸿沟
问：您在SocialConsequencesofInternetUse：Access，Involvement，andInteraction（《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上网、参与和互动》）一书中提到，阻碍美国居民接触互联网技术的主要是心理和文化因素，而并非结构性和技术性因素。我对此的理解是，数字鸿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用鸿沟”取代所谓的“获取不平等”成为主要问题。考虑到新兴媒体的赋权潜力，您能否根据西方国家如美国的经验，为解决互联网渗透率相当高的国家（如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