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上海，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的起因，从外部讲，是欧洲工业革命和大航路开辟的结果；从内部看，皇族内阁的组建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直接激起了众怒。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一个庞大的大清帝国闻声而倒。
然而，一场以暴力开端的革命至辛亥年底前戏剧性地转化为全国和解、五族共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东方智慧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极小牺牲换来了一个帝制时代的终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功。
孙中山17年来坚持不渝的民族民主政治理想实现了，一个现代民族民主新型国家构建起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不论此后遇到怎样挫折，中国人都义无反顾地为这些理想而顽强奋斗。
马勇
在辛亥革命发生前，中国已经在近代化的轨道上走了很久，变化不小了，发展不少了，那么为什么还会发生这场革命呢？这是一百年来许多人的共同困惑。
368年前，处于大明帝国边缘的满洲部族乘着中原大乱挥师入关，定鼎中原，建立大清王朝。整整一百年前，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一个庞大的大清帝国闻声而倒。一个王朝进入了历史，而且顺带着将两千年的帝制一并终结。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不论此后遇到怎样挫折，中国人都义无反顾地为这些理想而顽强奋斗。
这场发生在一百年前的大革命因为时在农历辛亥，所以历史上就习惯地将其称为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发生前，中国已经在近代化的轨道上走了很久，变化不小了，发展不少了，那么为什么还会发生这场革命呢？这是一百年来许多人的共同困惑。
不真实的洋务新政
近代中国的问题确实不是内部自然发生的，如果一定要追溯其起源，这实际上是欧洲工业革命和大航路开辟的结果。工业革命使欧洲产能过剩，而大航路的发现和运用使西方向东方的扩张成为可能。
15-16世纪之交的大航路发现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正是大清王朝建立前后，一个来自周边文化相对落后的部族正面临着汉文化的压力，它迫切需要汉化，因为它要统治这庞大的帝国。而中国自古以来又是以农立国，商业资本不发达，市场开发不充分，因此中国没有及时跟进，错过了工业革命顺风车。
一个庞大的中国当然不能永远自外于世界，中外之间的交流也没有因为满洲人入主中原而完全中断。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延续宋明继续发展，大量瓷器、茶叶越来越多地输往欧洲，成为欧洲人不可须臾离开的日用品；而中国由于还处在前近代的自然经济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法接纳欧洲工业品，中外之间贸易往来虽说总量不算太大，但却出现了严重不平衡。
为了消弭这些不平衡，英国于1893年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华访问，希望和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促进中国的市场开发，希望中国能够以市场的方式接纳更多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工业品。然而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虚假的繁荣使清廷统治者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
合法贸易无法解决不平衡，以东印度公司为主的不法商人加大了罪恶的鸦片贸易。此后仅仅半个世纪，鸦片不仅耗尽了中国的财富，而且鸦片使中国已无可用之兵。1840年，中英之间爆发了以鸦片为名的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南京条约》逼迫中国向西方开放五个口岸。紧闭的中国大门终于被大英帝国的炮舰轰开了一条缝隙，中国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走上世界的旅途，尽管有许多的中国人并不那么心甘情愿，他们依然怀念昔日的宁静与有序。
鸦片战争后20年，外国在中国的贸易继续扩大，中国的市场开辟依然缓慢，五口通商无法满足列强的要求，他们要求中国加大开放步伐，但清廷统治者无能为力。1860年，英法联军用武力逼着中国签了一个新条约，中国被迫同意与世界各国逐步建立近代化的国家关系。再加上此时的中国遇到空前的内乱，洪秀全的太平军几乎拖垮了清廷的财政。
其实，洋务新政只是借助于国家垄断发展起来的，效率高成效大，也就仅仅体现在军事工业上，与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关联不大。而且，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开始近代化，因而中国一开始就定下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位主义路线，30年只知道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都不在学习范围。这种畸形的近代化带给中国很大的危害，洋务新政的成就也就不那么真实，甲午年（1894年）一场小小的战争，庞大的，据说又实力雄厚的中国竟然败在东邻小国日本的手里。
革命与改良赛跑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通过这场战争，原先对清廷抱有好感的孙中山最先觉悟，认为依靠满洲人无法将中国引领到近代化的正确轨道上，中国要想步入世界民族之林，要想与东西洋各国并驾齐驱，必须驱逐鞑虏，恢复汉民族国家，仿照西方成功经验，建立一个共和民主国家。
孙中山不仅这样想，而且这样做，他在产生这个认识的当年，就发起成立兴中会，就以“推翻满清，走向共和”相号召。此后17年，不论形势怎样变化，不论革命遇到怎样的困难，孙中山都坚守理想，勇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确实无愧于近代中国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先行者的称号。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或许能力有限智慧有限，但在当年“家天下”政治理念中，天下国家就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和那几个老哥们的，他们当然会希望自己的天下国家变得越来越好，前提当然是这个天下国家还在他们手里。所以当孙中山指责清廷昏聩无能不足以带领中国继续前行时，清廷终于开启艰难变革：由维新改新政。
尽管发生义和团这样一系列突发事件干扰，但实事求是地说，清廷至1903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作的改革已经不少了，中国的政治架构正在改变，地方自治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经济体制开始建构了，民族资本在那时也获得了充分发展，以至民族资本可以在铁路这样基础建设项目上与外国资本相竞争了。
至于文化教育方面，伴随着新教育体制的建立，科举制度已成明日黄花，青年学子差不多都知道这是一条最不靠谱的路，新时代需要新知识，最好的途径就是出洋留学，这才能学点真本事。
至于司法行政的改革，中国按照《辛丑条约》的约定，重组了中央权力机构，废除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组建了外务部。
在传统中国，行政主导的权力架构包揽一切，司法执法都是行政官的本职工作。新政改革参照东西洋各国模式，重建独立的分层司法系统，司法独立于行政，不仅使行政官摆脱了司法纠缠，而且为维持社会公正构筑了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专业化极大提升了社会向心力。
其实，亚洲的觉醒可以看作是中国的觉醒，这个觉醒分作两个方面。一是分布在全世界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很快汇集至东京联合组建中国同盟会，各个“山头”几乎一致推举孙中山总理，发誓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政治制度，将中国引向现代国家；二是俄国人的政治变革给清廷以极大促动，清廷没有怎样犹豫就决定接受内外大臣建议，派遣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为中国寻找一条政治新路。
革命与改良在新的起点开始赛跑，究竟鹿死谁手这个时候真的很难说。
清廷的致命失误
现在研究新政的，一般都强调新政取得了巨大成绩，将中国推向一条正确道路，因此贬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这其实是不必的，也是不对的。我们当然不会怀疑清廷作为统治阶级，其政治改革的真诚性，只要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国家富强，朝廷当然不会反对。但是正如一切统治者都具有惰性一样，如果没有孙中山革命党武装起义倒逼机制，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帝国真的很难改革，因为统治者总希望明天的阳光和今天一样灿烂。
清廷的政治宣示赢得了国内外的欢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由此发生一些显著变化，日本政府出于各种利益考量欢迎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接受了清廷的请求，驱逐了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对于在日本的其他革命党人也处处刁难，革命逐步陷入低潮。
一大批先前激进的青年革命党人像刘师培等，毅然放弃革命，回归主流社会参与变革，从革命走向反革命；另一些革命者如章炳麟眼见得革命无望，准备出家为僧，西天取经；还有一批革命者如宋教仁，大约也觉得革命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中国假如能够走上立宪的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应该像俄国1905年革命一样，走出宪政改革第一步。宋教仁觉得此时可以和清廷合作，于是他将精心研究的《间岛问题》转交给袁世凯，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的实力，应该也是期待回归主流社会的表示。
革命，还是改良。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这10年间困惑了无数中国人，其实当统治者宣布改良，且真心诚意进行改良的时候，人们的一切怨言几乎顷刻间烟消云散。人民不会和统治者记仇，人民也最容易满足。说实话，大多数人根本分不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大家只是希望国家好，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仅此而已。
所以，当清廷踏上预备立宪的路，特别是不断深入，改官制，创设咨议局，筹设资政院，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孙中山等少数先知先觉发动的革命越来越缺少信仰者，革命陷入空前困境，从徐锡麟刺杀恩铭，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数十次武装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高潮，革命机会，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李鸿章被清政府委任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谈判。这是李鸿章（前左二）抵达英国使馆时的情景。
被激怒的新军
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站在清廷的立场上，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都有其正当性，但是在这个时候出台则激起众怒。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相继爆发反对铁路国有的抗议运动，朝廷坚持既定立场寸步不让，双方相持了4个月，终于在9月初引发四川总督府门前的流血惨案。革命党、哥老会及一切反政府的力量终于等来了新的机会，重新活跃，积极介入。
两个致命失误弄得全国不得安宁，没有充分国家化的新军一直担当着晚清十几年政治改革的先锋，他们此时面对纷扰不宁的国内政局，似乎也意识到朝廷的两个政策是政治上的失误，应该纠正，应该重回君主立宪的正确轨道。这就是1910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意义。
武昌起义后，成立湖北军政府。南北对峙，其实是给朝廷一个转圜的理由和机会。但朝廷没有善待湖北新军的心意，反而以武力手段对付自己的统治柱石，根本不愿在两个失误上稍作让步。
清廷的僵持与顽固激怒了新军，湖南、山西、江西等省新军与湖北相互配合，接二连三宣布独立宣布光复，宣布脱离朝廷，直至此时，清廷依然不醒悟，他们继续迷信武力，相信这些地方杂牌军成不了气候，他们还有中央军。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委任黄兴为陆军总长。图为1912年1月，孙中山、黄兴同陆军部成员合影。
10月29日，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师长）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等电奏朝廷，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又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朝廷实行。这些要求，其实就是对湖北新军及各地新军的直接回应，主要有立即召集国会，改定宪法，赦免一切国事犯，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是辛亥革命关键之举。第二天（30日），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用人无方，施政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敛衽，则动违舆论。发誓一切从头开始，咸与维新，实行宪政：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改组资政院，修正宪法；解散皇族内阁，公举内阁总理大臣，组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
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清廷此次让步是巨大的，一个星期之后严复就此感慨：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些让步中的任何一条，都会发挥非常不一样的效果。只是现在这样做似乎太迟了，清廷的这些让步并没有换来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和新军将士的同情和支持。此后，南北之间进行了艰难谈判，重出江湖的袁世凯在竭尽全能争取重回君主立宪政治轨道无效后，也只好接受强烈劝告和南方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及新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的政治安排，终结帝制，劝说清帝退位，筹建一个共和政府。
一场以暴力开端的革命至辛亥年底前戏剧性转化为全国和解、五族共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东方智慧在现实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实现了孙中山17年来坚持不渝的民族民主政治理想，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民主新型国家。但中国没有将满洲人赶回东三省，没有驱逐鞑虏，没有种族复仇，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革命最后以尊重历史、优待皇室、五族共和而结束。中国社会没有发生大革命所惯有的大动荡，两千年帝制终结竟然有点儿不动声色。
至于孙中山，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应该向袁世凯让权，南京临时政府应该在清帝退位后继续坚守，应该用革命手段重建统一，而不是与袁世凯妥协。
这些期待都是善良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前途为念，不居功自傲，遵守承诺，在袁世飢遵守承诺劝退清帝后，及时让权袁世凯，功成身退，既使中国避免了血流成河，也使革命党人的高风亮节昭示天下，为孙中山革命党此后的政治活动赢得了声誉。这种让步无损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丝毫光辉，但却为中国迎来了重大机遇。1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没有做到，几年后的俄国革命也没有做到，只有辛亥革命以极小牺牲换来了一个帝制时代的终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功。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包括孙中山在内无数辛亥先驱的贡献，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面对民国乱局，孙中山等领袖又觉得这可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因为旧秩序依然，乱局加深，革命理想似乎并没有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确实，就理想而言，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架构在民国初年都不曾转化为政治实践，孙中山毕生追求的五权宪法，全民政治、全能政府等，在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架构中未见踪影。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架构其实是在延续晚清10年政治变革的老路，不仅参与变革的还是那些人，而且基本思路就是立宪，只是没有君主而已。
对孙中山来说，辛亥革命失败还有一个表征，就是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前半程的合法统治中毫无地位。袁世凯之后长时期陷入合法统治之争，其实就是在争夺民国元年《临时约法》的正当性，争取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合法统治中的应有地位。这种争夺持续了十几年，直至1927年北伐成功，直至东北易帜，重建统一，中国方才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重估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价值。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导
责编：乔振祺
1911年
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奕劻任总理大臣。由于13个内阁成员中，满族内阁成员占9名，其中皇族又占5名，故谓“皇族内阁”。
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取消铁路商办和官督商办。湘、鄂、川、粤各省人民纷纷反抗。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开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查封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逮捕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并屠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制造了“成都惨案”。
10月9日武昌起义军参谋长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赶制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走印信、文告等物，起义指挥机关被破坏，革命党人30余人被捕，形势危急。起义军总指挥蒋翊武因起义计划暴露决定当夜12时在武昌起义，后因命令没有按时送达，起义发动未成。
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推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革命党人赵承武率军起义攻占汉口，成立汉口军政分府。
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拖延不受。
10月27日清政府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领海陆各军。
11月1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6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组成责任内阁。
12月1日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签订停战协议。
12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推为临时大总统。
12月18日南北议和开始，南北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举行首次会议。
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0月10日晚8时许
武昌守军工程第八营、塘角辎重队首先发难，其他各部革命力量闻声纷纷响应，血战通宵，总督瑞澂等大小官员逃跑，武昌光复。
1912年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3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军陆军参谋长，并组成六路北伐军。
1月22日孙中山宣布如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当即辞职，并推袁为总统。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宣告退位，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结束。
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0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体制。
4月1日孙中山正式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去总统职务。
1894年11月
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
1898年6月
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开始。
1898年9月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君子”被杀。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1906年9月1日
清政府发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
1907年10月
清政府命令各省筹设咨议局。
1908年8月27日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限。
1908年9月22日
清政府公布《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11月14日
光绪皇帝卒，宣统皇帝继位。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卒。
1909年5月
清政府宣布宣统皇帝为海陆军大元帅，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理。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李光伟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抵制民主宪政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残酷而客观的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议会政治的道路走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能救中国。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挂起了象征18省团结一致的18星军旗。背后的湖北军政府大楼原为湖北省咨议局。
辛亥革命前后，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都曾围绕宪政问题展开政治活动。
清政府：预备立宪破产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不是主动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无奈选择。清末十年，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社会危机加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维持统治，革命时机日益成熟。为了抵制革命，稳固统治，清政府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
近年来，有人认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清政府是要实现真正意义的宪政民主吗？
1906年9月，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提出预备立宪的宗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个宗旨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宣布预备立宪之前，清廷派官员出国考察政治，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论争。这时，载泽的一道密折引起慈禧太后的高度重视，并促使她决心预备立宪。密折指出立宪的三大利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这最能消解慈禧太后在立宪问题上的犹疑。载泽在日本考察政治期间已了解到立宪无损君主政体，“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国家大权集于君主之手，这才是“大权统于朝廷”的真实内涵。预备立宪的开展即奉此为圭臬。
清廷虽宣称“庶政公诸舆论”，实际做法却恰恰相反。革命派指出：“日言庶政公诸舆论，而实则锁闭封扃，不欲民知，甚于专制之日也。”清廷统治者对此有所承认，载沣请辞监国摄政王之位时坦言：“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预备立宪并非实现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庶政公诸舆论”走向反面。
在各方力量的推促下，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成立了责任内阁。而这些君主立宪的“要件”并不表明清政府要满足国人君主立宪的企望，进行一番根本更张。从《钦定宪法大纲》的内容看，清帝权力有强化之势且不受任何约束，所谓的臣民权利只是附带。虚君共和是君主立宪之通义，但这个宪法大纲丝毫没有“虚君”的迹象，倒是处处加强君权。时论批评它“不过完全一种专制法律”。
责任内阁更是暴露了清廷在立宪问题上毫无诚意。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占了9人且身居要职，故此内阁又被称为“皇族内阁”。它的成立违背了皇室亲贵不能出任政府要职的君主立宪精神，充分说明清廷加强皇权之用心。
《钦定宪法大纲》与“皇族内阁”无一不显示出预备立宪的方向性错误。对此，革命派的诸多抨击已不胜枚举；即便是清廷统治集团成员也认可预备立宪名实不符。清朝大臣达寿对比日本宪政后说：“臣民权利自由，实不过徒饰宪法上之外观，聊备体裁，以慰民望已耳。”资政院总裁世续等人指出预备立宪的诸多措施：“皆有名无实，在政府以为可借此以敷衍人民，在人民终不能因此而信爱政府。”革命派“初恐朝廷之不立宪，其继愤政府之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由此也可以看出，不是辛亥革命中断了预备立宪的进程，恰恰是预备立宪自身的方向错误促使辛亥革命爆发。
立宪派：君主立宪落空
资产阶级立宪派是清末重要的政治力量，差不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并起。立宪派与革命派都反对君主专制，主张立宪，但二者是有根本分歧的：前者主张通过和平改良，依靠清廷实行君主立宪；后者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进行民主立宪。
20世纪初，立宪派通过发行报纸、编译书刊鼓吹君主立宪，影响遍及海内外。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踌躇满志，积极参与各项改革活动，不断敦促清廷实行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坚持斗争促使清廷做出让步，允许国民参政议政，实现国家强盛。其中，最突出的是立宪派发动的三次国会大请愿活动。
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后，开始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1910年初，16省代表赴京递交请愿书，遭到清廷拒绝。翌年6月，各省代表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进行第二次请愿。清廷又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连续两次受挫后，立宪派并没有气馁。同年10月，资政院开会，国会请愿同志会第三次请愿，要求于1911年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迫于形势，清廷宣布于1913年召开国会。各省代表对此并不满意，继续请愿。请愿代表或被解散，或被遣回原籍，请愿以失败告终。
清廷空言立宪，唯君权是求，对如此温和的改良都不能容忍，用暴力与专制手段粉碎了立宪派的君主立宪梦想。立宪派向腐朽的清政府谋求实现君主立宪，无异于“求鱼于樵，求木于渔”，“求慈善于魔鬼”。立宪派确曾尝试用和平改良的方式“逼迫”清政府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但根本行不通。立宪派的君主立宪希望之所以落空，也正因为他们的宪政请求是在保留清政府的前提下进行的。
有名无实的预备立宪一再让立宪派失望与寒心。当他们认清预备立宪是为了加强君权，而非与民共治的真实面目后，政治立场发生转变，开始同情、支持革命，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政府，进行新的建设。1911年，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中说：“徒以现今之恶政府为之梗，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这个认识是经由客观实践所得出来的，不可谓不深刻。这一事实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依靠皇权无法实现君主立宪。
袁世凯（1859-1916）
宋教仁（1882-1913）
梁启超（1873-1929）
革命派：民主立宪失败
在立宪派纷纷吁请立宪，清廷开展预备立宪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对任何形式的改良，揭露清廷借预备立宪加强君权的本质，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
革命派主张废除君主制度，实行民主立宪，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其中“民权”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政治革命的根本。孙中山坚持推翻清政府后建立民主共和国，赋予民族革命丰富的民主内涵。1906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又提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首次阐明了制定宪法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创建了中华民国。革命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得到初步尝试，这突出体现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上。
宪法未施行以前，《临时约法》效力等同于宪法。《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一份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共和政体和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革命派追求的“民权”也有了法律依据，孙中山特别看重这一点。1921年在一次演讲中他还指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他主张加进去的。《临时约法》将“人民”列为专章，置于第一章“总纲”之后，体现了对人民自由权利的尊重。毛泽东评价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
革命派推翻君主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他们将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把革命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专制独裁的袁世凯；未深刻认识到宪法有效实施所应具备的客观社会条件。革命派颁布《临时约法》，希望实行西方议会政治，把中国建设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袁世凯掌权后，不断破坏民主共和，撕毁《临时约法》。之后，《临时约法》再也没有被真正恢复过。
在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北洋军阀面前，《临时约法》无法贯彻落实，革命派所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终成泡影。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抵制民主宪政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残酷而客观的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议会政治的道路走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能救中国。
北京政府：“宪政”外衣下的独裁
北京政府是中国近代宪法（草案）制定、修改、更替最频繁的时期。但此时宪政只是军阀专制独裁的幌子，时局一片混乱。
民国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很重视法律的修订和完善；同时也积极向民主政党转变，希望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1913年初，孙中山强调：“劈头第一事，须研究一部好宪法。中华民国必须有好宪法，始能使国家前途发展，否则将陷国家于危险之域。”
1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这是孙中山（前左六）在临时参议院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时留影。
21912年1月4日，中央临时政府举行首次内阁会议。中为孙中山，右三为陆军总长黄兴。
31905年12月，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孙中山重视宪法的观念是一贯的，1921年他还说：“我们有了良好底宪法，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底共和国家。”为了使革命党转变为民主政党，1912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等人认为只要国民党控制了议会，就可以成立政党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使中国走上宪政道路。革命派的这种期待民主政治的良好愿望引起袁世凯的极大恐慌。1913年3月，宋教仁遭遇暗杀。
1913年10月，袁世凯通过胁迫选举的非法手段当选正式总统。当袁世凯提出修改《临时约法》，扩大总统权力的要求被国会拒绝后，遂以“二次革命”为由，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彻底撕毁《临时约法》。“袁记约法”赋予大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摆脱议会的牵掣，成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阶梯。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局面。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同时，也纷纷打出“宪政”的旗号，表明自己的“合法性”。各种名目“宪法”草案的制定也随军阀派系斗争此起彼伏。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通过武力威逼总统黎元洪辞职，并以“贿选”的方式当选总统。同年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的同时，颁布了匆忙赶制的《中华民国宪法》，为贿选总统披上合法外衣。这部“贿选宪法”从1923年10月4日制定至10月8日通过三读会，仅用4天就完成了延宕十余年的“制宪任务”。宪法本身的虚伪性可见一斑。正如毛泽东所言：“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
北京政府虽以“中华民国”为名号，但在列强及其扶植的军阀之统治下，民主宪政终究是一句空话。孙中山等革命派几经挫折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中国民主宪政的根本障碍：“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元年以来尝有约法矣，然专制余孽、军阀官僚僭窃擅权，无恶不作，此辈一日不去，宪法即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宪法之成立，唯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这是经过惨痛的历史教训所得出的深刻认识。
李光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责编：温志宏
本刊记者刘梦羽
“山雨欲来风满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的新式学堂不再是莘莘学子埋首读书的清雅之地，而是革命力量集结的重要舞台。
1905年两广学务处在广州旧贡院开办的两广速成师范馆。1906年建新校舍，改名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历史的细节总是充满盘根错节、耐人寻味的联系。
“新政”的内容很广，有“废科举、兴学堂、遣留学、练新军、改官制、办实业”等。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封疆大臣联名奏请立停科举。8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06年，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一片棒喝声中终结了。
“废科举”的另一面是“兴新学”。
“新学”是相对于以科举八股为制度内容的“旧学”而言，它的内容融合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和以格致、算法、天文、地理等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精华。20世纪初，新式教育体系并不完备，在规模上还不能匹敌旧式教育机构，但新式教育“学以致用”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新式学堂开启民智的作用已经显现出来。
兴学：辛亥革命的前奏
1837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同时也是教育家的张之洞出生在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没有显赫家世背景的他，于同治年间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先后掌管过浙江、湖北、四川等地的教育，做过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封疆大吏，晚年升大学士，入军机处分管学部。
每到一地，张之洞都把教育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办过很多书院，其中以广雅书院和两湖书院最为著名。
张之洞（1837-1909）
黄兴（1874-1916）
弘一法师（李叔同）（1880-1942）
沈心工（1870-1947）
20世纪，“兴新学”迎来了又一次全国性高潮。这次高潮源于新学制的设立。
农历癸卯年底（1904年1月），古稀之年的张之洞在张百熙等人制定的“壬寅学制”基础上，结合多年办学经验，以日本学堂管理规章为范本拟订了“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七级。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历史上，张之洞既是主导教育改革的政治家，也是兴办学堂的教育家，还是精通教育理论的思想家。
在1898年发表的著名的《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它引起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不仅在全国广为推广，还以英、法两种文字翻译出版。
据统计，从1904年到1914年，全国学堂的数量由4222所增加到32438所，学堂学生人数则由1905年前的约26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约300万人。
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勃兴，辛亥革命储备人才的战役悄悄打响。因此，孙中山先生评价张之洞——以南皮（张之洞）造就楚才，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从军：革命家出学堂记
1900年，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洗礼，满腔忧愤的梁启超写下了饱含激情的《少年中国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投身革命、富国强兵，成为那个时代热血青年最大的人生理想。
1898年，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才刚满24岁。这一年，他进入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书院引入了天文、地理等课程，要学数理化也要习兵法，这让年少气盛的黄兴欣喜万分，而书院涌动的革命思潮更激荡着他的心灵。
1902年初夏，品学兼优的黄兴提前一年毕业，被张之洞亲自选派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的那些日子，热爱武装的黄兴日日练习骑马、射击，从行动上为革命做准备。
转眼一年过去，又到了夏天。对革命热切盼望的黄兴从日本归国，欲借学堂教师的职业做掩护来干一番大事业。恰巧此时长沙明德学堂（湖南省最早的近代新式教育学校）的创始人、校长胡元倓正到处寻觅新式教员，两人一拍即合。黄兴有了第一份职业，即担任明德学堂的历史、体操教员。
1904年10月24日是黄兴30岁的生日。他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一份“追捕令”——他联络会党攻取长沙的计划泄露，湖南官方开始全城搜捕。幸亏有了开明官绅的掩护，黄兴于月底逃到了日本。第二年，黄兴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完成了历史性的会面，促成了辛亥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同盟会”的成立。
1886年，20岁的孙中山第一次到广州，进入南华医学堂学医，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新式学校。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中不少都是从新式学堂走出来的，吴禄贞曾在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宋教仁曾在湖北文普通中学堂学习，唐才常肄业于两湖书院，蔡锷曾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他们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批人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既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又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还增加了西方17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成分。
带着寻求救国真理的理想，从新式学堂走出的不少学生又踏上了留学日本的旅程。
1900年至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累计万余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90%以上的参加者都是留日学生。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的中坚力量。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中山外，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精卫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开智：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这是每一个在旧学塾读书的人都要背诵的《千字文》。过了“识千字”的大关，就要开始温习四书五经了，学习方式基本就是背诵。这种枯燥乏味的传统教育，对于幼童和少年来说，显然没法和那些内容丰富有趣的新式教育相比。
现在习以为常的音乐课，直到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中国。当时，在音乐课上传唱度最高的都是中国人用国外（特别是日本）的曲调重新填词的歌曲。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学堂乐歌。
1902年，音乐家沈心工留学日本。次年，他用日本童谣《手戏》的曲调改编创作了著名的《体操—兵操》歌（又名《男儿第一志气高》），这是中国第一首学堂乐歌。1903年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第一次唱响。
清末著名大学堂（部分）
在学堂乐歌的历史上，诞生了一些优美的传世之作。
1880年，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一个富裕盐商的家庭，25岁时赴日攻读美术和音乐。后来他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送别》一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意境优美的歌曲刻画了普通人在经年累月的动荡之后内心的疲惫和苍凉之感，成为李叔同留给世间经久不衰的绝唱。
一百年前的风云际会塑造了众多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巨擘。像冯友兰、周有光、沈从文、胡适、冰心、丁玲、曹禺、郭沫若等都曾接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总的来看，辛亥革命前后，新学堂培养了许多职业革命家、军官和士兵，也培养了不少投身新兴文化艺术事业的人，他们办报、办学堂、办出版社，成为记者、教师、作家和艺术家。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拉开了20世纪思想启蒙的大幕，也将新的文明的火种播撒在中华大地上。
注:本刊记者根据资料编辑整理责编：刘梦羽
李刚
纵观孙中山之一生，有成有败，有得有失。国家需要行动，他便行动于最前方；民族需要思想，他便思考在最远处。在新旧中国的分水岭上，改变这一切的最高勋章非他莫属。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经常与同学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一起，在杨鹤龄的杨耀记商号聚谈革命，时人戏称为“四大寇”。照片中人物左起依次为杨鹤龄、孙中山、尢列、陈少白。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他是跨越党派的政治偶像，他所手创之国民党，尊其为“国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以及继承者称其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他是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图腾，在颠覆君主专制的100年前，在反侵略战争最为惨烈的抗战岁月，在他的呼吁和旗帜下，华侨曾担当“革命之母”，捐钱捐命襄助救亡。他是当时台上政客都必须给与足够重视的政治人物，在民国初建的南京政府，他是被各省代表选举出来的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他是不可忽视甚至让人害怕的政治对手。
他的名字是孙中山。一百年来谁著史？人民需要最基本的共识，才能汇流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大江大河。为什么这个基本的共识点是孙中山？
《上李傅相书》：对旧制度最后回眸
1894年秋天，孙中山丢下利润优厚的诊所业务，闭门写就“建言书”，然后请到郑观应、王韬等名士修改，最终形成以“宫太傅爵中堂钧座”为开头的《上李傅相书》，内有：“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等语。
1912年8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北上，先后到达天津、北京，沿途受到各界组织和群众的欢迎，影响颇大。
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个是晚清体制内垂老重臣。孙中山为何一度对其寄予希望？他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它发生在一个政府是否要继续被承认的测试性历史阶段。在1894年秋天，去往天津的孙中山其实并没能见到李鸿章。当时官民严重割裂的体制导致上下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28岁的孙中山报国无门。1894年冬天，他再次出洋来到檀香山。孙中山从13岁就从广州老家去到那里，投奔他的哥哥孙眉。这一次，他决定创设革命组织兴中会。1901年，清政府惨遭庚子国变，承认以下事实：“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1901年1月29日《变法上谕》），但彼时孙中山已在革命道路行动5年有余。
革命能救多数人
1895年春天，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当时的兴中会里有“四大寇”，是孙中山、陈少白（1869—1934）、尢列（1866—1936）、杨鹤龄（1868—1934）四人的绰号。他们“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
孙中山的母亲曾经有言：“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也在救人，同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孙中山兄长孙眉这样说：“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孙眉为支持弟弟搞革命，从富甲一方的“茂宜王”到最终倾家荡产。
孙中山的革命理念给当时看不到现实希望的中国人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宏美蓝图。1896年秋天的“伦敦蒙难”事件一举使他成为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他在此后十多年间一直起着“革命孵化器”的巨大作用。
1900年的惠州起义失败后，中山的革命遭到严重打击，但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了，它意味着从前那些常常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的革命行为，如今拥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中，湖南、湖北籍有38人，超过一半，这就是此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的落实点发生在湖北的背景之一。革命党采用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党纲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同盟会誓约中还明确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同年，孙中山派人归国，在各地设立同盟会分会。
当年，在日本至少有八千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在那里既感到了因民族积弱而带来的挫折感，又为眼前的新世界振奋不已，还有很多学生在欧美国家留学。孙中山在留学生中进行广泛的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发展工作。他奔走疾呼：“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在给外务部的密电中说：“孙文来自英国，屡次在东京开会，登台演说，借以鼓动学生。而学生赴听讲者日千余人，很是可怕。”
真革命家必为真改良家
辛亥年，新年过后一周，孙中山抵达温哥华，在这里，他筹得七万余港元，居全球各地华侨为广州起义捐款之冠。随后同盟会发动的广州“三二九”起义遭到失败，不少革命者信心遭挫，孙中山则作出这样判断：“现在各省民心切希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吾党无论由何省入手，一旦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两个月之后，一场决定胜负的革命在湖北武汉发生。
孙中山到达上海前夕，国人闻之欣喜，中外各报盛传先生携有巨款回国。后来记者争相采访孙中山，他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他的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民主共和思想，是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敢公开抗拒的。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取代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之后，袁必须明确表态：“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任何人，一旦挟私心以权天下，或一时糊涂，判断失误，必将走进历史坟场。
在1912年底，孙中山正式提出了“节制资本”，至此，“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铁路国有”、“教育普及”成为民生主义的“四大纲”，比同盟会时期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推崇，是其后半部分革命生涯的主流观念。1924年8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说了这样的话：“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是他又认为：“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孙中山曾在《中国革命史》中分析自己的思想形成之脉络：“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可见，他的社会主义就是融合东西的一个“创获”。
革命之后，孙中山还清醒地认识到“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利益调和成为社会进化的动力，需要有恰当的社会背景，孙中山后半生所经历的时代，军阀鏖战，没能为其提供践行“经济调和”的社会基础。他对这一点是非常清醒的，于是，在他的规划步骤中，将宪政程序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军政是为破坏阶段，主要任务是扫除障碍，清除军阀；训政为过渡时期，任务是推行地方自治，并普及民权观念；宪政为建国完成时期，在中央实行民主宪政，在地方实行直接民权。在他的设计中，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相互排斥、彼此孤立的，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之基础。
毫无疑问，国共合作为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开启了新的一页。共产党力量的加入，给晚年的孙中山的政治筹划带来了众多政治精英。同时，遭到列强封锁的苏联也送来“同情”和支持。这个时候，北方军阀的滥战已经让整个国家厌倦，有的军阀自己也开始反省，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向孙中山递出“橄榄枝”。孙中山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势力迅速崛起。1924年底，重病中的孙中山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受到数万群众欢迎，次年3月12日，病逝于铁狮子胡同行馆。
李刚畅销书《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作者
责编：董彦
丘树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兼职教授，中山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编辑何晶
“有人参与的历史才是有温度的历史。”这句话用在辛亥革命之际尤为贴切。在那个新旧交替、混沌变革的时代，不同的人物，各自的抱负，勇敢的精神，不屈的斗争，斑斓呈现；权力、阴谋、机遇、人性，剥皮见骨。那个时代，那些人，都前所未有的精彩。
梁启超：启民之智于新旧交替之时
从保皇到革命，从宣扬民主到重归立宪，后人总结梁启超总离不了“矛盾”二字。而他身处新旧思想交错的时期，存在矛盾其实并不奇怪。
192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过去十年之后，梁启超在他题为《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的演讲中说到辛亥革命的意义，“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而对于其中的“自觉”，他进一步阐述道：“自觉，觉些甚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其实对于这种“自觉”可以追溯到1898年。是年，在维新运动推动下，光绪下诏明定国是，颁发了“准许自由开设报馆”的诏令，中国统治者第一次“恩准”了新闻出版自由。但人民还未来得及享用此种自由，接踵而至的戊戌政变便让各地兴起的报刊纷纷停刊。政变后，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但却未偃旗息鼓，继续通过报章宣传自己的维新思想。逃离中国3个月后，梁启超就又创办了《清议报》，继续着“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的办报思路。
甚至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中国真正遭遇民族问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愈来愈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开始进入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这一层面，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
维新派的这些探讨，不仅是理论层面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张本，且在当时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五族共和”准备了理论基础。
迫于内忧外患，1906年，梁启超代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到了1910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在穿越新疆时，拍下了一幅“新疆咨议局”的照片，虽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毕竟是全新的事物。在当时广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
此时，民间立宪团体的纷纷诞生更是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浙江有“预备立宪公会”，湖北有“宪政筹备会”，湖南有“宪政公会”，广东有“自治会”等等。避居海外的梁启超也成为立宪派中的活跃人物。他一改几年来和革命党论辩中宣扬的开明专制和预备宪政思想，主张迅速立宪，实施君主立宪制度。
于辛亥革命本身，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也起了关键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与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清廷兑现承诺。这些舆论上的宣扬，使国人对满清覆灭有了思想准备。武昌首义事前并无周密策划，随后却以省内议员多为立宪派的各省咨议局群起宣告独立，给清廷以致命一击。也正因于此，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返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
袁世凯（1859—1916）
袁世凯：“非袁莫属”
当我们谈论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政体之时，对于促成这一成果的实现，除了革命派的力量外，袁世凯是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
直接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说起吧，此时，袁世凯被清廷重新起用。在清末民初这个大的社会转折时期，清朝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力量寄托在袁氏身上，所谓“非袁莫属”。
满腔热情的领导者们并未看到列强对新政权的肯定，相反，袁世凯却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因此，革命军希望袁能加入革命，带来根本而快速的胜利。另一方面，已经奄奄一息的清廷已将权力倾囊授予袁世凯，以图其能拯救清室。同时，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定：袁世凯如“反正”，当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
不久，袁与革命党开始在上海举行谈判，底线就是“君主立宪”，保留清廷的名义，虽然当时革命浪潮已席卷全国，但他对共和制度依然不信任，虽然他也认为民主共和派为“进步党”，但仍坚持其立宪主张，主张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但是，当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后，民主共和呼声渐成主流，孙中山内阁也汇集了当时的社会精英，“君主立宪”逐渐失势，袁世凯似乎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始松动了。
在孙中山的一再恳请下，在清皇室已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袁世凯似乎不是很积极地附和了共和。当然，他附和共和，也与列强的态度，及他的外籍幕僚的建议不无关系。袁世凯一贯很重视列强的态度，也与外籍幕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让清室退位，袁世凯接受共和，出任总统之职，统一南北，已成当时的主流意愿。清朝皇帝退位后，袁世凯顺利地接过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成了首任正式大总统。
总以观之，袁世凯先领清廷之权柄，再获革命党“临时大总统”之位的许诺，迫使宣统皇帝逊位。清朝统治，就此告终。但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以观，立宪派、革命党以及袁世凯三方的合力，终使中国的封建统治就此结束，当是历史的进步。
宋教仁：革命仅是手段
宋教仁一生短暂，但留给后人颇多。如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共和；制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法律；民主宪政思想以及地方自治思想等等，其中最宝贵的则是他的民主宪政思想，而此民主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则是他的责任内阁思想。
要理解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运作，内阁制是重点，宋教仁很关键。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却因病未能及时赶到武汉领导革命，致使领导权落到旧官僚黎元洪和汤化龙手中。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赶到被袁世凯重重包围的武汉，准备与新政权共存亡。
在此期间，他主持了鄂军都督府的所有公文的制定颁布，同时完成了《鄂州约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文件”的撰写，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其中虽明确规定“都督有总揽政务、统率水陆军队、任命文武官职等大权”，但在执行这些权力时，“需经过政务委员的副署”——这就是典型的“内阁制”限权。
从宋教仁为中部同盟会制定并执行的制度看，他们采取的是同样的“内阁制”方式。所以，宋教仁坚持内阁制，是其对民主政治实际运作的基础理念。
彼时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领导革命，共和制度当是必然，与袁世凯谈判清帝逊位，这是无可让渡的底线。共和制度之下的政府组织安排，分歧则是，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则坚持内阁制。
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坚持内阁制的急先锋。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宋教仁便与孙中山有过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论。
宋教仁力主内阁制。所谓内阁制，宋教仁自己的解释是：“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而孙中山则称，“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
关于怎样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宋教仁认为就是要建立政党内阁，“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宋教仁就坚持政府组织形式采用责任内阁制，后来又一再强调，“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
当时舆论认为，“中国以数千年来专制之政治，阴驱潜率，蒂固根深，已种毒于人心而莫由拔，今一旦覆专制，立共和，毅然决然采用内阁制，盖所以防专制之复生也，立法命意，至为深远。”
也有人认为是宋教仁自己想当总理，故他再三坚持南京临时政府实行内阁制。但实际上，他之所以坚持内阁制，更多地是为了防范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牢牢的将权力抓在革命党人手中，他曾对胡汉民（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说过：“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就范。”这个“野心者”指的就是袁世凯。
实行总统制，对于孙中山或袁世凯来说，其意义并不相同，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乐见其成。
只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制度安排最终被确定为“责任内阁制”，甚至还添加了更为严厉的条款：“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同时，还并列对总统的权限条款：“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制时须副署之。”
因而，民国初年宋教仁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是另外一个主角。
汤化龙：立宪党人的合作
汤化龙在武昌首义的第二天早晨，就出现了。张朋园在其所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里描述：“武昌起义的第二天，革命党邀约咨议局人士共商大局，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正式与革命党发生了关系。汤氏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这样，双方起始合作，革命党负责军事，立宪派主持庶政，形势趋向稳定。”汤化龙由一名清政府旧官员，先后任湖北军政府民政总长、政事部长、编制部长等要职。
汤化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他生于湖北浠水县一个世代商贾人家，幼时习八股文，成绩优秀，曾考取清朝举人、进士，后留学日本，入政法大学学习法律。1909年回国后，适逢清朝政府实行宪政，令各省成立咨议局，汤化龙遂被推举为湖北省咨议局副议长、议长，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同盟会与立宪派在武昌首义后，形成的新格局不是竞争而是合作。所谓即是革命党放了第一枪，立宪党人紧跟上。
若取政治的角度观察，武昌革命，新军先发，咨议局附从；新军所恃的是实力，咨议局凭借的是政治社会声望。这种合作，才是湖北能够稳定，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政治保障”。
汤化龙（1874-1918）
张鸣教授在其《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说到：“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作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
“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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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起因是什么？它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它又有哪些局限？如何认识辛亥，不仅是我们理解自身历史的一个基点，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希望他们的观点对于今天我们理解辛亥有所启发。
1912年1月，革命军在中国农村招募新军。
费正清（1907—1991）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著有《美国与中国》（TheUnitedStatesandChina），《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GreatChineseRevolution1800-1985）、《观察中国》（ChinaWatch）及《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等。主编了《剑桥中国史》（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等。
辛亥革命是仓促发动的
1911年的革命，清王朝是灭亡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博士，这时正在国外，在美国募捐。同盟会发动了10次暴动，1911年4月在第二号领袖黄兴领导下在广州发动时，多次出现的小魔障又发生了——保密不慎，最后变卦，联络不周——最后弄到起义者张三不认识李四，彼此开火，大家都被驱散为止。
1911年10月10日起义的事，是仓促发动的。原来新军军官的密谋被泄露了，于是不到3000士兵只得起来救护自己。满清的总督和督军都吓跑了，一个本省的旅长被迫出头统帅临时政权。在6个星期中，所存华南、华中各省以及东北的几个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真像野火一样，不过只限于省的一级。几乎每个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省的督军，同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事实上就是一省的温和改革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保持他们的士绅统治。用这样的办法，他们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他们在各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根本谈不到群众参加；任何地方有农民闹事，立刻就被镇压下去。
同盟会领袖们不得不赶上事件的前进。第二号人物黄兴坐镇武汉，对付北京派来的清军。这时袁世凯已被召回，按照他自己的条件，出任总理并任气息奄奄的王朝总司令。他同起义各省在南京建立起来的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同盟会领袖进行谈判。两方面由唐绍仪代表袁世凯，伍廷芳则以外交部长资格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刚好赶回南京，于1912年元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他立即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国，他就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几乎所有爱国者一致同意的是：中国必须有一个代表各省的议会；国家必须统一起来，以防止外国干涉（按指日本）。同时袁世凯被认为军事组织者又兼改革家，是当时唯一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可以领导政府的人。袁就这样做了。
儿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南京被选为总统，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通过这一系列特殊的妥协，中国避免了一场持久的内战，一次下层阶级的起义和一场外国的干涉。一个主要问题摆在前头：谁和什么东西，将取天子和全国政府的位置而代之？
到这个时候，很多革命一代的年轻人都已广泛熟悉了（至少在纸面上）西方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像日本的改革者，他们能引据西方思想的经典，把他们自己的遗产看成过时的东西，加以摈弃。然而中国的问题和实践，还是硬邦邦的事实，并没有变得那么快。结果是，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还要经过讨论、试验，但是很少能够立足扎根。
1911年，汉口革命军。
周锡瑞1942年生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196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71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他是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著有《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国地方精神与主导形式》、《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等。曾先后获得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
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城市为中心
往前看，辛亥革命是中国20世纪一系列革命的开端。往后看，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统治。
我认为革命的起源必须在中国国内追寻，而不应该在海外的革命者中去寻找。在中国内部，新政虽然为精英创作了政治动员的机会，但也加重了那些每况愈下的贫困阶层的负担……由此而来的是社会上对于新政的普遍不满，包括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但我认为这种下层社会的不满和动荡所带来的威胁，正是使得文、武精英团结并参加辛亥革命新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精英参政是为了保证清王朝倒台之后社会秩序的平稳。
我认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以城市为中心。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导致的王朝更替，以及后来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不同，辛亥革命发生在城市。我将城市地位的上升与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以及城居地主的增加联系起来，清末通商口岸和现代化工业的兴起是导致城乡之间社会和文化差距逐渐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非由于它没有实现革命党所期望的民主共和理想。理想和实践的分裂，社会准则和革命成效的互补连续，肯定是挫折失败和灰心情绪的原因。但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弱点，导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在清王朝统治下，种种制度曾经起了维护社会统一和安定的作用。西方化废除了这种种制度，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受到削弱。作为上流阶层进身基础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时，中国抛弃了遍及全国的设施，但那个设施至少保留了一种神话，这就是：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取得智力成就的基础上，用公开的办法招募选拔出来的。对比起来，取代旧时科举制度的高学费的城市学堂和外国式的培养训练，明显地有利于城市和富人。满清覆亡之后，父母亡故，子嗣必须立刻回乡服丧丁忧的礼仪制度，日益被人们忘却，这样，政府官吏失去了一个和其原籍社会接触联系的重要机会。
1911年11月，上海起义成功后，南京路上挂满了五色旗。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心路历程》、《万古江河》等。
1911和1949两次革命是辩证式的历史发展
我们必须要先考虑到为什么在20世纪初期中国有这么一场大革命的背景，终结了几千年的帝制，也同样终结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回顾中国几千年发展，儒家文化从汉代发展到相当完整的地步，清代的考证之学，又将义理的探讨搁在一边，儒学终究失去了活力。
另一方面，清人入关，以武力征服了中国，中国的统治结构，有主奴之分，莫此为甚。清代国力，到嘉道以后不断地走下坡路，经不起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失败。无论从文化的活力和皇朝的实力，中国都已经走到疲惫衰退的情况，已经躲不开最后的崩溃。清朝像一棵大树，完全被蛀空了，辛亥革命的风吹草动就将这棵大树吹倒了。
清末的变法，一直走不顺畅，起头是不愿变，后来是打了折扣的变，最后只是想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变，从头到尾，没有人讨论过中国种种特殊的情况，该如何地变。从满清本身的统治阶层和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化精英，我们都看不见有能够真正规划变法，贯彻君主立宪的领导者。以至于最后，武昌城内的新军，仓促起义，竟终结了几千年的皇权。
孙中山最初想动员的会党力量，其实是华南沿海以农村为基地，延伸了海外华侨社区的民间组织。十次革命，都只是在沿海小地方，做一些小规模的尝试。如果一直这么做，这些微弱的力量撼动不了满清的皇朝。武昌起义的新军，是黄兴领导的华兴会渗透，而武汉又是长江中游枢纽之地，才能一举成功。长江流域的会党，是以城市和交通路线上的“底”、“边”群众作为基础的团体，华兴会的群众性格和华南和海外的洪门相比，是属于城市而不是农村的。
辛亥革命之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基本上只在缓慢地走向现代。要等到1930年以后，一些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新兴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为中国的主导阶层，中国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以后新政权的建设。在那段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不断地辩论中国该走的方向和发展的模式，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理论，都是大家讨论的课题。这一段时候才是直接接续辛亥革命的后续动作。
从有了新兴的城市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以城市文化为基础，也以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制度，推动现代经济，逐渐组合为以个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在南京中央政府，是依仗城市知识分子和城市经济为基础的政权。这一个政府，最严重的缺陷，是以西方的模式，完全忽略农村的特色和需求。因此，那十年的工作，农村是抛在后面，统治者疏离了农村，农村的建设极为有限，城乡的距离几乎一面倒地疏远。
从长远历史来看，1911年和1949年两次革命，是一种辩证式的历史发展。
张亚中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孙中山思想的核心目标是“国富民强”、“天下为公”。但近几十年来，台湾方面却开始抛弃孙中山了。一手创建国民党的孙中山，在台湾成为了一个不现代、过于八股的历史人物。虽然百元钞票（新台币）上还有他的肖像，但是他的思想，在台湾已经全面退却了。李登辉主政的12年期间，几乎全面从孙中山思想上退却。思想教育方面，“三民主义”被打入冷宫。在民生主义上，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财阀成为左右台湾政治的主流，孙中山的宪政原则被破坏殆尽。
赵军日本千叶大学教授
辛亥革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意义重大。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其次，辛亥革命给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惯等诸多方面带来根本性变化；最后，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将革命运动的思想传播到其他亚洲国家，对菲律宾、越南及印度等国家的独立运动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藤井升三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
孙中山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与处理对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系因孙中山对日本有亲近感以及亚洲国家的共同命运感，但后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得孙中山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并走上了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的道路。
（本文根据《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费正清，世界知识出版社）、《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及公开资料整理。金松对本文亦有贡献。）责编：何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