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倡导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1922年后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主张。虽然田仲济先生早在1979年就提到“文学研究会”已经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但当时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近年来，有学者揭示了长期被遮蔽的1927年武汉政权时期出现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文化”［2］(P418)言论，另有学者再次把革命文学的源头明确追溯到“文学研究会”，认为“文学研究会才是初期革命文学的最先倡导者。”［3］这些不同观点的出现，其意义不在确认谁是革命文学的首倡者，它的重要价值在于突破了以往革命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革命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其实，如果把“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适度区别开来，那么，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种关于革命文学的想象，即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创造社“元老”们分别倡导的革命文学。
一、文学研究会倡导的“革命文学”
1921年前后，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李之常等人在《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上展开过一次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的讨论，讨论者曾积极倡导“革命文学”。一般文学史著作往往从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出发，对这次讨论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只看作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一种过渡，零星地谈到其中的某些观点，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先进性”或“局限性”的注脚。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更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文学现象，它展示了文学研究会作家对“革命文学”的独特想象。其特点主要有:
(一)既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也强调其独立价值
(二)既要求表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也宣扬“爱”与“美”
1作为一种文类模式的革命文学
讨论一个问题，首先必须确定讨论的范围与边界。同样，讨论阿英的文学政治观，首先要解决的是阿英在何种框架内提出他的理论，这就需要回到阿英的批评实践。一般认为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矛盾已主要地体现为无产阶级与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所以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讨论，在它甫一出生，即主要地体现为对“革命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检讨，这种讨论从1923年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达到高峰。基于这个前提，1928年，阿英发表《批评的建设》，借批评三种错误倾向具体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传统的批评:没有统一的、系统的批评原理;没有科学的方法;批评家的态度不诚恳、不谦虚。因此，阿英主张“文学和政治分不开的”［4］18，要求批评家用科学的方法“估定作品的价值，为读者指示解释作品的思想和技巧，以及改正作品的思想和技巧的错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1．1革命文学的全新规范
1．2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差异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几乎每一个重要概念都有漫长的意义生成史。普遍的情形是:一个原初的概念、一种原发性的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经过文学史写作的选择、彰显、遮蔽、改造之后，离其本意已越来越远。因此，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考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科学辨析，是推进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
一、革命文学:左翼式阐释框架下的不断改写
二、左翼文学:泛化的危机
一、革命文学:左翼式阐释
二、左翼文学:泛化的危机与革命文学概念的不断改写一样，左翼文学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在蒋光慈看来，文学创作建立在主体集心理、生理、实践等于一体的生活体验基础上，而这种主体性正是形成作家风格和作品艺术特性的基础。东京游学为蒋光慈深入思考本质论、创作论等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直接促进了蒋光慈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对文学能动反映论、审美特性、人民性、典型论、美学与历史学批评原则等重要问题的正确把握，标志着蒋光慈已经初步成长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者，从而为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80年代以来，我们毫不犹豫地将纯文学观念作为“现代”、“正确”的文学观念加以拥戴，不耐烦政治的纠缠，发誓要一刀切断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要挥手将政治的影响彻底打发掉。一句话，我们要让“文学回到自身”。与此同时，我们逐渐地建构了一个纯文学的知识制度。然而，实际上文学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纯文学的概念，它必须，并且也只有在一个知识的网络之中才能被表述出来。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分析和建构的过程，它是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之中被表述出来的。纯文学的观念只有在科学、道德、艺术分治的现代知识图景之中才能建立和凸显出来。实际上，在这些区分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现代知识的建制。在纯文学的背后，包含了复杂的现代知识分化的过程。
文学的重新定义并不是孤立地发生的，而是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整体变革的反映，是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一个部分。正如文学革命的发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一样，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也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28年文学的重新定义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资产阶级文化合理性的批判。文学的重新定义是随着“文化批判”而发生的，文学的重新定义同时也是文化的重新定义。1928年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和30年代不同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我们才能够产生对于文学的正确认识，而不是执于某一“正确”的文学观念而遮断和否定其它的文学理解和认识。
当今文坛，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诸多论点、诸多思路，不一而足。有西方世界的理论术语、理论文本的解读，有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理论的思辨，有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发展态势的考察，也有对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的实证分析。这其中，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应该说，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价值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一、现代性的社会学视域与《讲话》的价值观照
二、革命文学历史演进中的矛盾困惑与《讲话》的基本精神
摘要：以1927年大革命为分界，将革命文学作家蒋光慈的小说划分为前后两个创作时期，可以看出与前期相比，后期创作的艺术风格呈现出较大的转变。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小说作品，归纳出风格转变的表现。其次，通过研究不同文艺理论对蒋光慈创作的影响，探寻其风格转变的原因。最后，阐述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影响。
关键词：蒋光慈;小说创作;艺术风格;转变
一、转变的表现
二、藏原惟人的影响
20世纪中国对苏联文学批评的接受,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因为苏联文学批评里具有不同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异质性”。[1]但是,任何一种事物的影响都是双重的,苏联文学批评的传入,既有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积极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苏联文学批评中的某些因素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本化,然而,中国对苏联文学批评的接受,也恶化和助长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工具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