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史学化”实践，不仅需要“以古为师”，更需要对古典方法予以有效的创造性转换。作为古典考据学重要方法之一的本事批评，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具有引人瞩目的理论空间和应用前景。对古典本事批评的现代转换，要在人物原型、事件原型与情境原型及其改写过程的史料考订上做足功夫，更要对从本事向故事演变过程中发生支配作用的故事策略、叙述机制等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借此叙事学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眼光，古典本事批评就可能被激活，转换为“考”“释”并举、史料与阐释有机融合的新型研究方法，广泛地运用于现当代文学作品甚至作家分析之中。虽然这种现代的本事研究也存在对象与方法层面的客观局限，但它对现当代文学文化与叙事价值的深度分析，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传统的调整与重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探索价值。
一、古典本事批评的特点与缺陷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
可以说，作为古典考据学之代表的本事批评，或着力发掘作家创作心理，或着力还原文学背后的历史真实以加深读者理解，都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它沟通了美的创造和美的接受,作为理解作品的前提和中介,批评家把握住它,就把握了批评鉴赏的真谛”。不过，不必讳言的是，包含新旧“红学”在内的许多古典本事批评并没有达到这种层次。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就毫不客气地批评说：
一般富于考据癖的学者的错误不在从历史传记入手研究文学，而在穿凿附会与忘记文学之为艺术。他们以为作者一字一句都有来历，于是拿史实来牵强附会，曲为之说。例如《红楼梦》有多少“考证”和“索隐”？它的主人究竟是纳兰成德，是清朝某个皇帝，还是曹雪芹自己？这些问题被“红学家”闹个不休，他们忘记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受史实的支配。一个意象世界原不必实有其事。尤其可笑的是他们因考据而忘欣赏，既然把作品的史实考证出来以后，便以为能事已尽，而不进一步把作品当作艺术去欣赏。
夫传奇之作也，骚人韵士，以锦绣之心，风雷之笔，涵天地于掌中，舒造化于指下，无者造之而使有，有者化之而使无，不惟不必有其事，亦竟不必有其人。所为空中之楼阁，海外之三山，倏有倏无，令阅者惊风云之变态而已耳，安所规于或有或无，而始措笔而摛词耶！
西方批评界也明确认为“虚构性”“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即使看起来是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甚至就是自然主义人生的片段，都不过是根据某些艺术成规而虚构成的”。这即是说，“锦绣之心”或艺术真实才是评价作品优劣的标准，自然真实（本事史实）不足为据。对此，杨绛有精确论述：“小说终究是创作”，即便小说依据真人实事，但“经过作者头脑的孕育，就改变了原样”，小说的确追求真实，但“‘真实’不指事实，而是所谓‘贴合人生的真相’”。
二、本事类型及其改写
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与？
这就是说，潘金莲、王婆未必实有原型，但现实生活中类似人事实在太过常见，《水浒传》即因此赢得可“与天地相终始”的真实根基。正如经典之作《白毛女》中的喜儿源自传闻，并无确切原型，但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20世纪40年代华北乡村发现类似的事情“绝非少见，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这类今天知识分子可能不愿相信的史料，恰恰给《白毛女》提供了最为真实、有力的情境依据。此类情境本事，近于章学诚所言“古人之身处”，也可称为“间接原型”。从文学史上看，许多作品未必直接取自“真人真事”，但出于“有意作史”之需，作者仍对作品所涉及的时代有周密、深入的调查。如茅盾撰写《子夜》前对当时上海劳资关系、金融市场、农村破产等社会现实曾进行深入调查，张炜、陈忠实在撰写《古船》《白鹿原》前也曾广泛查阅历史档案、地方史志。这些情境本事是不可忽略的对象，它们甚至比直接的人物本事、事件本事更能有力检验作品“贴合人生的真相”的程度。
涉及本事改写的文学生产过程材料包括四类。（1）对本事的实录。但凡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作品，多因其本事中包含有让作者“情动于中”的人性的震动或命运的波折，作者对本事最直接的处理冲动就是实录，《雷雨》《家》《青春之歌》皆含有此种冲动，《保卫延安》直接出自作者200万字日记。（2）对部分本事的删减。尽管“情动于中”，但文学极少“是任何实事的忠实记录”，故淡化、删除部分本事即为常事。甚至，不少很具价值的本事也在被“遗忘”之列。比如，周作人回忆中一段有关闰土原型章运水的本事，在鲁迅《故乡》中就无从觅得：
过了几年之后，庆叔显得衰老忧郁，听鲁老太太说，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闰土结婚后与村中一个寡妇要好，终于闹到离婚，章家当然要花了些钱。……海边农家经过这一个风波，损失不小，难怪庆叔的大受打击了。
而这，就涉及叙事学有关叙事活动的理论区分了。在经典叙事学中，叙事活动普遍被二分为“故事”与“叙述”。其中，“故事”被理解为“叙事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经验整体，通常说来是由人物、事件、环境等要素构成”，“叙述”则被视为呈现内容的文本形式，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叙事文本。这种区分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在概念使用上却不免有违中国人的习惯，因为“故事”这一概念，习惯上更多是指已被叙述出来的成品（在叙事文类中甚至代指作品本身），而不是尚未被话语介入的“原始材料”。故出于研究之便，现当代本事研究不宜直接套用经典叙事学的既有概念，而应另有斟酌。比较起来，经验/叙述之二分法更见合用。其中，叙事将要面对的经验可理解为“素材”，而在以真人真事为据的文学作品中，“素材”又来自人物原型、事件原型或情境原型，至于叙述，其实已包含在业已成型的故事和作品之内。鉴此，西方经典叙事学中故事/叙述二分的分析框架就可以被替换为中国读者更为熟悉、习惯的本事/故事二分的分析框架。
显然，从现实中的本事到文学作品中故事的演变，虽可用“变化斟酌损益”来概括，但其所涉及的文本与语境之关联、生产过程中“多重力的关系”的介入，却非直观层面上的“变化斟酌损益”可以涵括。伊格尔顿曾形象地说：“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但还有较此更重要的：
写实派主张描写事实，但只是事实实在不够。艺术的目的，实在不仅是事实。艺术的目的是真是美。事实与真理是不同的。事实可以表现真理，却不能说事实即真理。除非小说家是用事实去解释真理的，若仅是事实，一定是没有生气的。小说家仅取其所观察的来做材料，实在是不够的。
这意味着，在从本事到故事的演变中，有比事实更为重要的要素存在。对此，论者以为，真人真事只是“现象”和“材料”，而“文学作品，要在生活现象中加以选择、加工，使作品中对生活现象的描写与生活的内在规律本身‘对准口径’，这样的作品，才是既有表面的真实，又有内在的真实的作品”。可见，“内在的真实”“内在规律”才是本事演变为故事过程中获取更高普遍性的关键因素。而这，就牵涉到时代有形无形的“公共语法”及其话语运作，其中包含丰富诱人的问题空间。古典本事批评可以通过与此话语运作的对接而完成自身的理论化。
三、本事改写之故事策略分析
那么，这种理论化将从哪里展开呢？1922年，吴宓批评新文学的观点至今读来仍颇有启发：“彼其言曰：我毫无所主张；我不作问题小说Problemnovel；我不行训诲主义Didacticism；我纯凭客观，但就我所见所闻所历之实象描摹一二，语必征实，事皆有本；我只搬运传达而已，无所爱憎于其间”，“殊不知人生至广漠也，世事至复杂也，作者势必选其一部以入书，而遗其他。即此选择去取之间，已自抱定一种人生观以为标准。而于无意之中，以此种人生观转授他人。虽曰客观，仍主观也。虽云于我无与，仍系自为权衡也。”吴宓所言，已涉及古典本事批评向新的本事研究转换之核心问题。事实上，尽管作家对于人物、事件、情境等本事史实多有实录，但录其部分“而遗其他”是必然的。至于移花接木、“添油加醋”乃至合理虚构，更是本事通向故事过程中的常例。这一切叙述中的本事改写当然是“自为权衡”的结果，而“自为权衡”就涉及具体心理/现实的动因以及改写的具体策略。后者，是新的本事研究中尤须重点处理的问题。
欲回答此问题，须确认现当代文学的特征。在1985年前，现当代文学虽经历内在巨大震荡，但始终存在主流倾向，即强烈的挑战秩序、改造现实的冲动。无论是鲁迅“铁屋子”之喻，还是革命作家对“把人变成鬼”的社会制度的批判，抑或是改革开放之初讲述“伤痕”故事，皆具有杰姆逊所说的“反应论”特征：
把现实主义当成对现实的真实描写是错误的，唯一能恢复对现实的正确认识的方法是将现实主义看成是一种行为，一次实践，是发现并且创造出现实感的一种方法。如果一位作家只是很被动地、很机械地“向自然举起一面镜子”，摹仿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那将是很枯燥无味的，同时也歪曲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征服，既是对方法的征服以期感受到现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是对现实的征服，是主动性的。
四、本事改写之叙述机制分析
但“类义”工作还可在故事策略之后进一步展开。其实，当纷杂本事史实经辨识、检测，其部分事实获准进入待述范围以后，文学创作并未告结束。甚至，更为关键的故事讲述与文化生产还有待展开。因为，源于原型、丛聚于作者头脑中的诸多“可以叙述之事”，其实可以讲述成多种故事，即此事实群落可按照不同因果关系“组装”成差异性甚至性质迥异的故事（作品）。譬如，同样的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土地改革史事可被写为正剧（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亦可被撰为悲剧（《古船》《白鹿原》），甚至拟为历史荒诞剧（《故乡天下黄花》），同样的土匪史事可撰为传奇，亦可生成“自然主义”佳作（《长夜》），还可演绎为喜剧（《林海雪原》）或正剧（《桥隆飚》）。对此，海登·怀特论述甚深：“任何特定组合的真实事件都能以许多方式加以编排，可以被当作许多不同种类的故事来讲述。由于特定组合或序列的真实事件原本并不是‘悲剧的’、‘喜剧的’或‘笑剧的’，而只能通过给事件强加特定故事种类的结构才能被建构成这些形式。”这种“编排”与“建构”，实即金圣叹所言“以文运事”，属于较故事策略更为深层的叙述机制问题。
（小说中）事实成为系列，则非各自分离的，亦非混杂无序的，乃依因果的关系排列成的。故叙一桩孤立的事实不成为小说，而叙许多各各孤立的事实（如偶然连属，无名理系属之必然，仍为各各孤立，非真的系列）亦不成为小说。
依此之见，因果机制的存在及合理与否，构成了文学的核心要素，也是本事/故事演变最为关键的环节。因此，吴宓对于“写实小说”的真/幻之论，可用作本事研究的参考：“写实小说之佳作，其中所写者绝非原来之实境，乃幻境之最真者耳。其于剪裁及渲染之法，用之至多”，“写实小说中劣下之作，则不解此。彼惟以抄袭实境为能事，而不用剪裁及渲染之法。故所得者生吞活剥，狼藉杂凑，不合因果之律，绝少美善之资。虽其字字皆有所本，节节皆系实录，亦奚取焉！”这就是说，文学即便有原型之“真”，也必须出之以叙述机制的“幻”。有了“因果之律”（叙述机制）的编排与建构，“真人真事”才最终转换成为文学。
既如此，本事/故事演变中的“幻”（叙述机制）从何而来？其实，它与故事策略背后“看不见的手”存在内在统一性，难以分割。存在于叙述机制背后的话语运作，同样出之于启蒙、革命、传奇、儒道释及后现代主义等异质性话语及其相互关系。这些话语都可能以其所信任的因果关系主导现当代文学本事史实的组合与编排。那么，在此情形下，研究者当从哪些方面入手分析本事/故事演变中的叙述机制呢？人物、环境（社会）、故事，都是不可或缺的考量对象。
显然，有关原型人物改写的历史化机制为古典本事批评的理论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问题空间。不过，支配原型人物本事/故事之演变的，并不止于启蒙/革命的历史机制。以佛道之虚空观理解世界，用存在主义之“荒诞”“偶然”冷眼观察世界，或以后现代主义“削平”世界，其对原型人物的处理必大相殊异。这些差异性人物再现机制及其可能的竞争，皆是勘察本事/故事演变的重要路径。
当然，与人物再现所面临的情况相似，启蒙/革命之外亦有其他话语可为本事研究的社会再现机制分析提供问题空间，如鸳蝴小说中的“言情”，废名、沈从文等小说的“反现代性”，李锐、张炜、陈忠实等作家的“去革命化”，21世纪以来的“日常诗学”等。当前底层写作与“新伤痕文学”也都内含与启蒙/革命大相迥异的话语，其叙述机制与本事/故事演变之关系，无疑另具一番面目。
事关故事、社会、人物的三种机制，是本事研究中叙述机制分析最可能涉及的对象。此外，有关自然的再现机制也会影响到本事/故事之演变。自然本与人事无关，但“‘事出有因’(motivation)是任何一种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基本特征”，文学呈现现实自然时仍有其特定“观视”机制。无论是五四乡土文学将自然作为“老中国”的隐喻，还是沈从文等“抒情派”目之为人性净地，抑或是新中国文学将它们纳入国家生产领域，都包含改写、虚构与赋形。整体观之，此种自然再现机制，兼之前述三种再现机制，共同构成了本事演变过程中多层错杂的叙述机制。
结论
应该说，新的本事方法在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运用虽整体而言仍处于尝试阶段，但其运用前景和理论空间皆引人瞩目。就已有研究看，新的本事研究与古典考据学中的版本研究、手稿研究一样，主要限用于作品个案，但其范围其实有较大的拓展可能。譬如，可以研究本事在同一文本不同版本之间的流变，也可研究本事在同一文本跨媒介改编中的流变以及本事在不同作者、不同时代文本中的流变。甚至，还可综合人物原型、事件原型和情境原型，将作品个案研究发展为作家个案研究，如对于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倘若“对读”沈氏小说与湘西各县市历史档案及沈所亲历的人与事，也有可能发现沈从文在选择素材时或显或隐的策略性以及隐藏其中的特殊机制。以此类推，从本事改写入手对同一流派作家展开整体性研究，亦不无可能。与此同时，其理论空间也可进一步拓展。目前讨论主要集中于文本生产逻辑分析，但“文学成为文学是一个社会过程”，涉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个人的种种条件，以及使这些东西综合形成的特有机制”，在此“社会过程”的视野下，由文本本事研究外推至作家心理研究、文学制度研究、文学批评与接受研究，乃至“文学传统”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皆可斟酌与实践。
当然，本事研究方法在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运用与拓展，还必须正视和克服一些客观存在的困难。这其中最突出者，是如何确保本事史料的可靠性。尤其“本事”一词，似在承诺研究者所发掘到的史实就是历史真相。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过去一旦消失就永远不复存在，所存在的只能是有关过去的文字记述或物质痕迹。而文字记述或物质痕迹的可靠性，是本事研究难以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另一重困难在于如何将故事策略、叙述机制以及叙述动因、叙事效果这一套已被初步证明有效的中观层面的实践叙事学方法，推进到更为微观的层面，与业已形成“共识”的叙事学概念（如隐含作者、叙述者、叙述视角等）达成更为有效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