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凯君（探探研究院特邀作者）
前言
“985相亲局”作为一个切面，折射了当代青年人在发展交往对象的过程中，“理性考虑”成分加重，“感性感觉”成分减少的趋势。本文以“985相亲局”切入，反思当代青年为何在构建和维系爱情的过程中愈趋理性和算计，使得谈一场“纯纯的恋爱”变得越来越难，进而探讨当代青年如何突破困境，更好地“谈情说爱”。
一、“谈恋爱”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难了？
1.历史溯源：浪漫爱情作为一种近代的爱情模式
爱作为一种情感，在人类历史上早有记载和讨论。爱情在历史上有很多模样，而当代人所说的“爱情”，实质是以“浪漫”为基础的一种爱情模式。
“浪漫爱情”（romanticlove）几乎成为“理想爱情”的同义词。“浪漫爱”的概念多被认为起源于中世纪的宫廷恋爱，即骑士与贵族妇女之间的爱情。更接近现代理解意义上的浪漫爱情，则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从西方兴起，并逐渐流行世界的。
无独有偶，爱情的“近亲”——婚姻，与浪漫爱情的结盟也是近代出现的“新鲜事”。在研究了从古至今、从古代东方到当代西方的婚姻变迁后，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指出，婚姻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在历史上长期扮演着为个人或家族获取经济、政治资源的手段的角色。在很多文化中，爱情长期被视为婚姻的一种副产品，而非缔结婚姻的好理由。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
由此说来，“浪漫爱情”也是历史长河中一个恰好在流行的爱情模式。只有将“浪漫爱”理解为“一种”模式，而非爱情的所有模样，才能更好地将它作为抽象的历史现象去看待和分析。
一是从全球社会转型出发，谈论爱情如何经历理性化、并丧失“令人神魂颠倒”的能力；
二是从中国社会变迁出发，讨论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影响爱情发展的生态环境，从而增加年轻人谈情说爱的障碍的。
2.社会变迁：从现代化看爱情的转型
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韦伯在分析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提出了“理性化”的解释框架。他认为前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主要区别，是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神秘事物经历着“祛魅”2，人类社会从过往由神担任最高主导，变为由科学和理性主导的世界。
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Illouz)通过对过往文本和对当代社会的分析指出，当代的爱情，同政治、经济活动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也经历了大转型。前现代以“迷魅”为特征的爱情模式，也无可避免地经历了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过程，变成了当今“祛魅”后的爱情。
“迷魅”式爱情观中，认为爱情是一种神秘的、崇高的、超现实的存在，而恋爱对象是无可取替的，崇尚恋爱中应该为对方牺牲，主要有以下特征：
爱情对象是神圣的；
爱情是无法理喻或解释的；
恋爱体验可以覆盖恋爱中人的经验现实；
爱情的主体和对象难舍难分；
爱情对象是独特的、无法比拟的；
恋爱中的人罔顾自己的利益，并把此作为爱另一个人的标准。
然而在现代爱情，尤其是在当代中国青年人谈情说爱的过程中，却流行着另一套话语：
“我很喜欢你，但你是你，我是我”；
“不行，恋爱不可能影响我工作的”；
“天涯何处无芳草，下一个更好”；
“为你放弃我自己，一点都不现实”。
人们为什么不再“为爱痴狂”，而是开始“先算而爱”，放在易洛思的解释框架里，便是“迷魅”爱情经历理性化，成为“祛魅”爱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政治理论、技术三股力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a.科学作为主要推手
易洛思认为科学是将迷魅爱情“赶下神坛”的主要推手，其“帮凶”主要是心理学、生物学及其提供的关于爱情的新解析模式。
心理学通过树立自我价值中心和互惠性的原则，推动了爱情的理性化。比如说基于“人格”的概念认为，一段成功的爱情应该是两人的心理特质拥有良好兼容度；又比如在倡导“自主性”的基础上，“为爱痴狂”“为爱受难”被认为是对自主性的威胁，甚至是心理状态不成熟的表现。
上述概念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对“好的”爱情的理解，即好的情感应该是互惠互利的、应该是有利于自我（心理）利益的、应当是不威胁自主性的。然而，这以心理健康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像一个羊圈，把爱情圈养在了“合理”“不令人受伤”的安全范围内，也让爱情失去了“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
生物学则是通过其强项，将爱情“降维”为各种化学物质，来实现对爱情的“打击”。“雄/雌激素”“肾上腺素”“多巴胺”“催产素”这些专业名词大众都并不陌生。越来越多人知道，他们面对爱人时产生的吸引和喜悦等积极的感觉，背后是多巴胺等“爱情激素”在“作祟”。它将爱情的过程还原为生物学过程，隐含着爱情给人带来的美好感受不过是大脑发生的无意识活动，由此也就剥夺了其可能的神圣性和超越性。
总体来说，科学通过其特长，对爱情起因、经过、结果进行拆解和归纳，从两个维度打击了前现代的爱情：一方面是通过“使人理解”，使其丧失神秘感和特殊感；而在另一个层面，则是通过抽象化、归纳化的解释，消解了爱情带来特殊体验的可能性。
b.政治理论的助推
政治理论，尤其是以女性主义思潮为代表的理论和实践，也在无形中为爱情的理性化推波助澜。和社会学家易洛思一样，在此，笔者要“暂时抑制和停止本人对女性主义显而易见的忠诚”，将其作为一个分析的对象，目的是更好理解其在爱情变迁中的作用（而绝非尝试解构其解放的作用和进步意义）。
“浪漫”或“迷魅”爱情作为一种爱情模式，虽在理论上影响着所有社会成员，在实际上却更深刻地影响了女性。如前所述，“浪漫”“迷魅”式的爱情强调自我牺牲和奉献，而在前现代，为爱牺牲、不求回报，更多被认为是女性的特征。如孟姜女哭长城、白蛇报恩、“等待夫君归来化为望夫石”等古代爱情悲剧的主角绝大多数是女性，许多描写或叙述爱情带来烦恼、纠结的文学作品主角也大多是女性。
这意味着，过去的“浪漫爱情”脚本能够不断被重演、被传颂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女性更多地“为情所困”的基础上的。而女性主义理论，则一直尝试揭露并改变压制女性权利的社会机制和意识形态机制。女性主义浪潮动摇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规范的同时，也加快了一种推崇平等、自愿、互惠的新的异性恋文化的出现。这种以公平性为特征的新的异性恋文化规范，也间接使得情感被重新概念化，成为了可被评估、衡量、比较的对象。
更具体地，对公平的追求为爱情和家庭关系引入了新的“等效性原则”。在这种以“对称”为特征的新脚本下，人们会有意识地对有形的家务活等进行量化和平等分配，也会对无形的情感本身进行量化和评估，从而评估自己或他人情感投入的“合理程度”。
总的来说，上述原则在确保了异性恋双方情感的对称、互惠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向“迷魅”爱情投降的可能性。
c.技术的进步
选择的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人们选择中可借助的工具以及考虑因素的范围无限扩大，改变了人们选择潜在对象的逻辑的同时，也助推着爱情的理性化。
前现代，人们在决定未来伴侣的时候同样有“理性”“计算”的成分，但受社会条件所限，当时遵循的是一种简单的“务实理性”——选择第一个可获得的、相对满意的潜在对象。这一是由于当时选择所能获取的参考信息有限，二是由于当时的评价标准相对单一（主要是基于家族经济的考量）所决定的。
在现代，人们从小就发展出相对复杂的自我和选择条件，使得可供考虑和评价的参数变得尤为多样，评价维度从以往粗线条的“门当户对”“人品好”，变为了对于爱好、志向、经历等等维度精细复杂的考察。与此同时，一系列协助选择的技术的出现，也使得这种精细化的筛选变成可能，如互联网交友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编写和阅读高度个性化的简介进行双向选择。由此，当代的选择“理性”也从前现代初级的“务实理性”，进化为了“效用最大化理性”——在众多选择中，找出最好的、最符合个人效用的对象。
由此，在科学、政治理论和选择技术三者的合谋之下，爱情——如同社会的其他部分——也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从前现代“让人神魂颠倒”的爱情，变成祛魅后的“让人理智”的爱情。
3.近代中国：随发展而来的复杂性
回顾历史，在中国儒家文化占主导的传统中，“情感”长期不受主流文化重视。进入近代，“爱情”仍然被不同时期的时代命题所借用或压抑，未在真正意义上进入大众生活。直到改革开放，“爱情”才被解绑，重回私人领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认可的情感。
然而“爱情”尚未站稳阵脚，又受到新兴消费主义和传统父权制的双重夹击：一方面，消费主义文化通过加强消费与浪漫爱情的联系——“爱ta就给ta买xxx”——从人们手中一点一滴地蚕食着什么是“好的”爱情的定义权；另一方面，长期的父权传统与崇尚自由、平等与尊重的现代爱情观暗自较劲、互不相让。
长期观察当代爱情的文学教授梁永安认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影响了青年人的成长、生存环境，也给爱情带来了更多现实的阻碍，包括：
感情的培育需要一定的稳定时空，但伴随高速经济发展，求学、求职导致的迁徙也变得愈加频繁，高度流动性让建立和维系亲密关系变得困难；
爱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替对方多想一点”，共同创造幸福，而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的一代，习惯被顺应，也更注重自我；
二、在今天，如何更好地“谈情说爱”？
“谈恋爱”在现代社会本来就不是一件崇高和神秘的事了，而中国近代数十年社会的巨大变迁又使亲密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人们面对这些抽象或现实的阻碍，难道就直接“躺平”，放弃爱情了吗？“社会”在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影响个体的同时，个体同样拥有辗转腾挪、创造自己小天地的空间。
1.放弃对模版化爱情的想象
消费主义和商家会告诉你，“爱ta，就给ta买最好的”；
浪漫主义戏剧会告诉你，怎样的告白、求婚，才是浪漫的；
无处不在的恋爱专家、恋爱手册会告诉你，何时才是“出手”的最佳时机……
有太多外在力量尝试说服人们，“好”的爱情的发生、维系甚至结束“应该是怎样的”；但如弗洛姆、巴迪欧等哲学家所倡导，爱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样，爱应该是一个关系中双方持续不断创造的过程。简而言之，除了你和伴侣，没有人有权定义你们爱情的模样。作为关系中的双方，你们完全可以通过互动、沟通、实践，确定“我们”理想中爱情的样子。
2.成为“积极的给予者”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则提供了更简单直接的药方，他认为爱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爱首先是一种“给”，而不是一种“得”。
“爱情只能产生于这样两个人中间，这两个人都从他们的生存的圈子里跳出来并互相结合，同时他们每个人又能脱离自我中心体验去体验自己……这样体验到的爱情是不断地挑战，这种爱情不是避风港，而是一种共同的努力、成长和劳动。”
他认为爱情并非是逃避孤独的避风港，也不仅仅是性的载体，它是两个独立个体，在保留自身完整性的同时，努力脱离自我中心、与他人合二为一的不断尝试。参与的双方，通过与对方共享喜怒哀乐、兴趣爱好等一切具有生命力的内容，唤起双方内心的生命感，由此获得关于世界、关于自己、关于对方的更丰富、深刻的生命体验。
结语
爱是一场共同的、创造性的大冒险。
爱是一场共同的、创造性的大冒险。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去爱。
参考文献
[1][法]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12:1.
[2][美]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2011:1.
[4][美]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8:1.
[7][法]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