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隐性进程;双重叙事动力;各种互动；被忽略的原因;理论拓展
"隐性进程"如何不同于其他深层意义？
历代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挖掘虚构叙事作品的深层意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又出现了各种挖掘深层意义的新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这对更好地理解叙事动力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些概念和模式无一例外地在情节发展的范畴之内运作，因此从本质上不同于我所说的“隐性进程”。
(1)“隐性进程”与“隐性情节”的本质不同
(2)“隐性进程”与“第二故事”的本质不同
(3)“隐性进程”与“隐匿情节”的本质不同
在探讨聚焦于无母女主人公的婚恋小说时，马什(KellyA.Marsh)提出了“隐匿情节”(submergedplot)，指涉女儿对已故母亲体验过的性快感的追寻。这种快感在父权制社会中无法叙述，却会暗暗影响女儿的恋爱，是其行动的一种隐蔽动因。不难看出，隐匿情节也在情节内部运作，不同于与情节并行的隐性进程。马什令人信服地说明：若能挖掘出女儿婚恋的显性情节与她追寻母亲性快感的隐匿情节之间的关联，就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前者。就无母女主人公小说而言，马什旨在“为考察其情节运作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同时也在更广的范围内，对通常的情节理解提出挑战”(Submerged6)。
(4)“隐性进程”与“隐匿叙事”的本质不同
“隐性进程”也不同于“隐匿叙事”(submergednarrative)，其有两种不同意思。在文本内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所思所见与实际情况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距。古思(DeborahGuth)将前者视为“表面叙事”，而将后者视为“隐匿叙事”——读者通过“重新组合看上去无关紧要或不甚明了的细节”，推导出迥然相异的实际情况，“明显不同于叙述者自己所表达的”(126)。其实，这种叙述者的话语与实际情况的不符就是一种不可靠叙述(Shen,“Unreliability”896-901)，涉及作者与读者在叙述者背后进行的秘密交流。这种隐匿叙事会产生张力、复杂性、反讽甚或颠覆性(Guth126-37)。
艾伦(C.J.Allen)在一个不同意义上采用了“隐匿叙事”，指涉不同作品之间隐秘存在的主题关联。在探讨霍克斯(JohnHawkes)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三部小说时，艾伦指出：“这三部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三部曲，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这样的隐匿叙事——心灵意识创造田园诗般愿景的力量逐渐被潜意识的需求和恐惧所削弱”。
无论是在文本内部还是在文本之间，“隐匿叙事”均未超出情节发展的范畴。
(5)“隐性进程”与罗尔伯杰的“短篇小说”之本质不同
罗尔伯杰(MaryRohrberger)区分了“简单叙事”与“短篇小说”(shortstory)。前者的“所有兴趣都处于表层”，“无深层意义可言”，而后者则有更深一层的含义(106)。罗尔伯杰将坡(EdgarAllanPoe)的《泄密的心》(“TheTell-TaleHeart”)视为“简单叙事”，因为“在故事中读者找不到暗含的意义”(120-21)。然而，笔者却十分欣赏这一作品，因为在情节后面，存在两种并列前行的隐性进程，构成宏观结构上的双重戏剧反讽(见下文)。有趣的是，罗尔伯杰和我本人都认为曼斯菲尔德的《苍蝇》(“TheFly”)颇有价值，但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她认为该作品是典型的“短篇故事”，因为其情节富含象征意义，而我却是因为作品中还存在一个不具象征意义的隐性进程，它与情节并列前行(见下文)。
(1)针对不同对象的两种反讽之互补
文体学的拓展和革新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构成并列前行的双重（甚至三重）表意轨道，同样的语言选择在不同轨道中会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也常常会沿着不同轨道同时表达出相互对照甚或对立的主题意义。为了解释这样的双重叙事动力，我们需要拓展和革新文体学理论和文体分析。无论涉及的是何种语言学模式，文体学理论都应将注意力引向在一些作品中存在的双重叙事进程，并建构可以对其加以解释的双重性质的分析模式。在进行文体分析时，需要考察语言选择是否同时在另外一个隐性的叙事运动中起着不同主题作用。每当发现有的语言选择指向与情节发展相左的主题方向时，需要仔细探索这些语言选择是否与他处的语言选择交互作用，从头到尾暗暗表达出相对照甚或相对立的主题意义，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如果能得到肯定的结果，我们不仅需要沿着两个不同表意轨道进行文体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不断调整主题走向)，而且需要注意考察两条轨道之间的关联。
翻译学的拓展和革新若作品含有双重（甚或三重）叙事进程，译者在情节发展中做出的相当完美的翻译选择，对隐性进程来说却有可能是毁灭性的。譬如，在翻译坡的《泄密的心》时，著名中国译者曹明伦将“Villains!Dissemblenomore!”翻译成“你们这些恶棍!别再装聋作哑!”在原文中，杀害老头的凶手从头到尾一直以各种方式佯装，但从未装聋作哑。他谴责警察在佯装，但他喊出的“恶棍！别再装了！”实际上仅能指涉他本人——他是作品中唯一佯装的恶棍，因此他对警察的谴责无意中成了自我谴责。这一自我谴责与其他文本成分联手构成从头到尾的戏剧性反讽暗流。在译者添加了“你们这些”又把“佯装”具化成“装聋作哑”之后，谴责的对象就排除了凶手本人，而仅仅限于警察，这就失去了隐性进程至关重要的支点，隐性进程也就不复存在了。但就情节发展来说，译者的这一选择却是相当理想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拓展和革新翻译标准，以便能够评判译者的选择是否对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来说都是成功的。而且还需要探索能够较好地传递双重叙事进程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