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岩女士历时6年创作、审改两年的人物传记《孤帆觅渡》，生动而系统地呈现了梁衡先生起伏跌宕的觅渡人生。《孤帆觅渡》如同透视机，展现了梁衡先生诸多名作与他本人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让他的形象在笔者心中更全面、更鲜亮，也立体起来。
梁衡的情感：“痴”于读、“痴”于写
也“痴”于“研”
观察人的角度，有情上的、理上的、美上的，拙文选取了“情”的视角。情，有情感、感情之分。情感，是一种心理反应，外化为喜怒哀乐种种。感情，心理距离的远近，亲情、友情、爱情，是其主要体现。
梁衡先生在情感、感情上都含之浓浓，《孤帆觅渡》对其也呈之显显。此书对他工作上的较真曾用了“痴劲”二字述之。所谓“痴”，就是在酷爱的基础上全心投入也全身投入，而“酷爱”本身就属于“情”的重要构成。梁衡缘于“痴”，干什么成什么，且成得独一无二、很有色调。
男为梁衡，女为董岩
一、读的“痴”
方式上分为广读、多读、精读、深读。且不说与新闻、文学临近的经史子集广有涉猎，就是与自己业务相隔十万八千的自然科学也读之不少，几大本的剪报全是数、理、化，连科学史、科学专著、科学家传记，也埋头细览，为他科普文学创作能够轻舟快过，夯实了根基。阅读范围，不可不谓广矣！至于他的精读如何精、深读如何深，我们拿事实说话。董岩《孤帆觅渡》75页白纸黑字：“梁衡不但背诗，还研究诗、写诗。一本不薄的《读诗札记》从1971年一直写到1977年，录有24篇杂记。”这一段勾勒出他对同一阅读物，由泛读到深读再到精读的轨迹，是融读、品、写于一体的。
二、写的“痴”
第二，长期坚持，也应视为写之“痴”的。《觅渡》写作花了6年，《大无大有周恩来》则用了20年。面对无可奈何的多次中断，若是没有写而至“痴”，早就搁置一旁甚至忘之脑后半途而废了。告诉各位，他为写《觅渡》而从北京三下常州，为写《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怀》五上庐山。没有写而至“痴”，谁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第三，情的相应赋予与对悟性的引发，也是写的“痴”之构成。相比于“第一”“第二”，分量要沉了许多，故细述如下：
（1）情的相应赋予。喜、怒、哀、乐、好、恶、惜、厌等等情感对于不同门类、不同体裁、不同写作对象，给其所该有或所相应的赋予。新闻的客观性尤其消息对“情”的融入有较大或极大限制，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可以放宽，而文学作品就万万不可或缺且要达到一定浓度的。梁衡自己就认定“散文的第一要义是‘真’，要有真情实感。”他说的“文学是人学”也“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性格和人格。”因有这般明晰的认知，他的情之对于所要写的确是该淡就淡、该浓就浓直到高密度融入。写《大无大有周恩来》时是否一边运笔一边抹泪不得而知，反正笔者那时只拜读了几段就泪水滴了下来。常识告知，作品能动人者，情也！此文能让作为受众的读者情感起伏，源于作者对主人公的爱、亲、敬、尊诸种“情”的高密度融入，从而产生了强的辐射。
（3）情的相应赋予与对悟性的引发，体现在梁衡的新闻写作与散文创作中。
信步新闻大门，不能不先说他的成名作：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它之所以一炮就那么响，得益于作者对新闻价值“悟”得很到，缘于“情”的融入也浓。面对岳安林以“科学技术加上科学管理”的创新型思维在养猪路上走出的辉煌，就“悟”到了他作为“春寒料峭中的一枝迎春花”所含的新闻价值。作品中，梁衡对岳安林敢冒风险、又不贪功的喜爱、敬慕之“情”也不淡的。梁衡1978年9月正式调到《光明日报》驻山西省记者站，这篇通讯是他做该报“小记者”仅仅两年就拿出的，一下子获得了连老记者也眼热的“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前身）。梁衡众多新闻之作让人心动，源于写作之“痴”以及“情”的浓郁融入。他总结了一套独到的采写方法：“采访与采药”“有钱难买回头看”“三点一线采访法”“顺藤摸瓜，讲清所以”“读写无定时，见缝就插针”等等。谈到梁衡笔下的新闻，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先生很有感触：“山西发来的稿件往往占据头条或要闻位置，特别是几篇批评报道。”他对新闻的职业性的爱之“痴”，促成新闻精品推出的接二连三，奠定了他在我国新闻界的显要地位。
对于他的新闻作品，不少报刊已有详评详论，拙文不赘。需补充的是，梁衡不但在报道上成果灿灿，且是能开创报道新路。他在太原的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那阵子，正值拨乱反正时期，小记者的梁衡就敏锐地看到：“文革”时期的“新闻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个性，成了政治的奴隶和工具，是畸形的新闻。”此时他的《听农民朱学勤谈信息》上了头条，这篇是对利用信息做芝麻酱致富事迹的报道，与他的诸多报道一起，突破了“畸形新闻”的藩篱而向着新闻的本位回归，这在当时环境下就是报道新路的开创。他的新闻报道，总是角度新奇又含创新思维。
梁衡职业在新闻，文学却是“此生最爱”，他乃新闻人、文学人的融合体。他写散文，虽是业余，色彩不逊新闻。有人评价梁衡散文“新、奇，深、美，充满了理性的魅力。”这当然对，但其着眼点仅仅囿于写作技巧层面。笔者感觉最该赞的是“情”之浓浓，此外还有文化底蕴深深。《乱世中的美神》《把栏杆拍遍》等历史题材不必说了，写景的好多篇也融进了浓浓的文化意涵，跟“一去二三里”“清泉石上流”那样的纯山水作品大异其趣。《晋祠》在景色中夹进了其来历的追述与被古人津津乐道的“剪桐封弟”典故；《母亲石》涉及到藏系佛教宗喀巴大师；《恒山悬空寺》《青山不老》《夏感》几篇也同样厚重。梁衡散文追求的是“篇无新意不出手。”他的散文全都新风徐吹，给受众送来的是一番别致。
董岩在她一篇专文中将梁衡此类散文的创作原则归结为“严肃的政治态度，诚实的文学规律和有个性的新见解”三个方面，又在《孤帆觅渡》中对梁衡散文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的《恒山悬空寺》起为山水散文，1996年的《觅渡》起为政治散文；2010年《冬季到云南去看海》开始人文古树的创作历程。她对梁衡创作原则的归结，对其散文创作阶段的划分，清晰又到位。
梁衡作品质量如何？对其肯定性、赞美性评价确是不少，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课本与教材对其作品的入选。笔者认定，作品能有这番厚遇的，无疑是第一流作家。缘于课本、教材门槛高、规格严，入选率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而梁衡的作品入选70余篇次，破了纪录；况且，课本、教材几乎是全民目光聚集之地，须能经得起亿万人的聚焦。梁衡就经得起，《晋祠》一文稳居竟达36年之久！不但经得起，而且还有亮丽：梁衡自1980年首篇散文发出至今几十年了，投稿竟无一次退回，百发百中率被视为文坛传奇，且作品一旦面世，就如巨石投海，浪花儿飞天了。何也？缘于新，内容新、角度也新；缘于思，思之透、思之深；还缘于情，情感浓、感情也浓。
三、梁衡“痴”于读、“痴”于写，衍生了“痴”于“研”
笔者之所以在“研”前冠以“衍生”，因为它是梁衡读的知识获取、写的经验积累中创下的新路径。笔者意在说明：梁衡没有像不少作家那样从“读”达“写”就止了步，而是发现新的空间确需探索，就坚定地走了过去，这就叫探索精神。敏于发现和善于深思是理论研究两个最基本素质，梁衡恰恰具有，因而在研究领域超越了他的预期，取得了料想不到的辉煌。
首先，在新闻基础理论上拿出诸多新颖观点。一者，给新闻予以新的定义，并于1997年做了补充完善：“是为受众所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播。”新定义添加了两个概念:受众，信息，又将“报道”改为“传播”，传统概念的“三要素”增到“五要素”。笔者感到新闻概念上这一新的定义，“质的规定性”比“陆定义”更加明晰，堪称“梁氏新闻定义”，乃新闻理论上分量最沉的新观点之一。最闪亮处，是用传播学理论予以武装。在传播学这一崭新学科刚刚引进而尚未完成“中国化”的背景下就用起来，目光很前卫的。二者，提出了报纸的“四个属性”，并于2008年将先后顺序最终敲定为信息属性、政治属性、商品属性、文化属性。在顺序调整中，认识进一步深化。梁衡对此解释说：“这是第一次区别于以往的‘喉舌’‘工具’论而尝试全面解释传媒本质。”他将“四个属性”在“全面解释”时由报纸扩展到了整个新闻媒体。三者，是对新闻与政治关系这一极复杂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这些，均在新闻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重大问题上进行了探索，新闻史上应着一笔。
其次，对新闻业务“很多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属于新闻与传播学应用理论上的探讨。《记者扎记》《评委笔记》《署长笔记》《总编手记》构成的“新闻四部曲”，在谈采编业务时除对新闻原理的思考涉及基础理论外，均属应用理论。他所提出的“报纸的主体是新闻，本质是信息。”“消息要七分儿肉，三分骨”，还有《传媒新论》以及《说经典》的“经典的三条标准”等，很具体、很清晰、很深刻。《孤帆觅渡》作者的专业性目光很强，专门引用了传播学研究领域重量级专家郭庆光的评价：“在当代新闻史上，他是一个醒目、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对媒体的理解、对新闻学术、对新闻学的理解，都与众不同，他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得很好的学者。”郭教授对梁衡本人与他的理论研究之评价，客观而权威。
梁衡的“痴”于“研”的动态过程是：“往往先对时弊加以批判，再从原理出发，厘清概念，然后构建方法论。”并有一整套独特的秘籍：“一是跟住时代大潮而不追风，善于找到热点和薄弱环节。二是逆向思维，反其道而行之，敢于质疑，向权威说不。三是且研且习，善于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四是勤于积累，跨界交叉，相互滋养。”其中，梁衡原本用于读书、写作与研究的“且研且习”，最终进化为理论之“研”与实践之“习”的有机结合。他受聘中国人民大学期间，出差带研究生，“言传身教，走一路讲一路，学生受益良多。”将“且研且习”还扩展到研究生教育。
梁衡的理论研究，观点新颖，见解超前，至今依然光亮。个别提法还有继续商讨、继续完善的空间，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认知苛求往昔。在那时的氛围里能有那样的认知，确是不易也很可贵。下一步最好能有更多学者携手探讨，集思广益，促成其形成崭新、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
以“真善美”丰盈起来的感情，同样也“痴”
梁衡意念里：“只一个‘情’字便又分出爱情、友情、亲情、乡情、师生情等等。”除了紧接着所涉及的“七情六欲”乃为情感外，其他均为感情。上述感情可合并为亲情、爱情、友情三类。这三类共同凝结的感情，体现着人性的本质，是心善与不善、人品高与不高的衡量标尺。
梁衡对于亲情、爱情、友情同样也“痴”，并让它在承载“爱”与“善”中丰盈起来。董岩的《孤帆觅渡》给了充分呈现。梁衡亲情之浓最显眼的体现乃为母爱，每次与母亲分别时总是难割难舍，母亲去世十多年后一旦忆起来就“不禁泪流满面。”说到爱情，在书中着墨不多但能看得出也很密的，妻子来京探亲，两人并肩同游在回补着年轻时的浪漫。现实生活中，亲情有血缘关系支撑，爱情有家庭关系维系，而友情靠的是待人以善、待人以诚。梁衡好友如此之多且是布遍天下，体现出梁衡友情之善之诚来。
亲情、爱情是人类幸福之源、快乐之源，述之不尽享之不完。但本文要委曲一下亲情、爱情，多多的偏饭、多多的笔墨让给友情。这是因为，友情是亲情、爱情在内的“三情”之根本，延伸到血缘之间方显亲情，延伸到恋人、夫妻之间乃为爱情。友情还有众多延伸：微观层面为人际情，职业情、乡土情等等；宏观层面则为民众情、民族情、国家情、国际情。亲情、爱情局限于狭小范围，而友情长臂伸向了广袤的社会。缘于梁衡的多重社会身份，交友在他的人生之道上分量更沉也更有价值：
其次，闯世界也离不开友情。此题虽序列为“其次”，重要性并不次的。若想闯世界，“堂吉诃德”式的单枪匹马肯定碰壁无疑，需与众友援手互伸。苏轼无论文道还是官道确有欧阳修、韩琦、张先等人的相助，他在“乌台诗案”中蒙受大冤，搭救人之多出人想象，仅受牵连而遭罚者达二十余人，活下来的苏轼后来才有机会成了不凡的苏轼。梁衡的交友当然是善心、爱心的使然，也是人生之路的社会性需求。《孤帆觅渡》多在友情上用笔，固然体现了作者董岩一种职业性视角、专业性视角，又有她的深层次熟虑。友情的获取，梁衡不免要有付出，但也收获了更多让他感受颇深的“内心富足”。除了精神层面的“内心富足”，梁衡能到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位上，后又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绝不是他一人之力能完成的，必有众多援手的伸出；他那么多精品能广为传播，也有好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给他提供了众多优质平台。
友情与亲情、爱情一样，均是一对一地彼此施予。梁衡与同事的友情互相施予大都彼此对等，但对部下与那些“死忠梁粉”以及广大读者在内的万千受众，则结成“真善美”的提供（含其他帮助）与接受的链子。不囿于小圈子、小家庭，更多地施予了众人和社会。一向主张散文要写“大情”的梁衡，用他的勤奋人生、智慧人生在神州大地上为硕大的“情”字挥着笔，让“大情”扩展到更广层面，体现为民众情、民族情、国家情。笔者还有未说完的话，请参阅同刊下期此文的姊妹篇《“梁衡现象”的传播价值、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