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地书写、成长叙事与新都市文学
伟大的作家总是难以归类的，而经典的文本总是给阐释带来新的挑战。当代文学史上历来不乏以乡土文化与民间历史为核心的大地书写，也从不缺少以灾难贫穷和奋斗挣扎为主题的苦难叙事，二者都产生过一批令人瞩目的史诗性作品。赵本夫长篇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以百余年来黄河故道荒漠中的鱼王庄的变迁为背景，以老扁、梅云游、螃蟹等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代代鱼王庄人屡经磨难，顽强不屈，始终坚守种树信念以改变生存环境和延续后代，终将荒漠变为绿洲。小说以生命尊严的建构刷新了大地书写的浩瀚境界，以自由精神的重塑开辟出苦难叙事的崭新路径，并在二者相结合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跃升，可视为当代文学该题域之内的扛鼎之作。
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描写了上世纪70年代初短短几年间一位名叫王厚平的少年在家乡江南大队的生活片段。匠心独运的追忆式叙述、带有鲜明的“小说革命”锋芒的文体创新，使貌似简单的小说故事容纳了极为厚重的生活容量和让人挖掘不尽的审美意蕴。作家于“我外公”的革命史、“我奶奶”的家族史、王厚平的精神成长史、勇子一辈的奋斗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及“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等多个纵深层面的交织中，实现了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重建。小说发表后迅速引发震撼与热议，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阐释渠道和学术观点。我初读《民谣》时突然想起多年前第一次接触到萧红《生死场》的感受，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原来故乡可以这样叙述，原来叙述者与历史的联系才是审美世界藉以建构的原创领域！
“我”追忆中的王厚平与叙述者王厚平之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区别，甚至“最初他身上有我的影子，后来他在成长中影响了我”，两个王厚平之间是模糊的，到底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影响了前者，连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了。细思之，与其说二者之间是两个界限不清的“我”，倒不如说是因为两个“我”之间其实存在着无数个“我”，无数个变动不居的流动性的“我”。正因如此，小说的叙述声音同时回荡着无限多的声部，小说第三章如是说：“我一直回忆我在这个村庄的出场方式。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在不断的回忆中，我摸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许多人糊涂一辈子，一个人今天的样子其实与昨天有些关系。”其中的话语与潜话语的多元对话，构成了《民谣》的基本叙事方式。当时的“我”、现在的“我”，成长中某一阶段的“我”的声音都会突然介入叙事。失去了与历史的血肉联系，个体不复存在；而失去了与历史的内在互动性，完整的“我”亦不复存在。“我”的叙事声音在破碎与完整之间所构成的审美张力，就这样将个体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打碎并重建起来，其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继续探询的空间。
二、地方史与行业史，乡镇叙事与民间史诗
乐心的《十八拍》就是一部集江南古镇、地域文化、百年风云与生活史诗于一身的大气之作。这部长篇小说聚焦于江南小镇郭、陆、孙、万四大家族的百年风云，如封面推荐语所言，追寻“人间烟火众多生命的悲欢交集”，“在河流般流淌的十八拍里，照见一个时代的背影”。小说虚构的叫东湖镇的地方，系以地处吴越文化交汇处的宜兴周铁为蓝本，地理文化环境特色鲜明，有山有水，兼有农业渔业，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小说对于婚丧嫁娶、日常起居等风俗民情的描写极为鲜活、丰富、细致而传神，颇具地域生活史与百科全书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小说对于贯穿全书的主人公传能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力避抽象化和符号化，潜心挖掘他们性格的丰满与变化，挖掘他们心理世界的复杂性，从中我们颇能感受到作家对于风情史、生活史的建构绝不拘囿于形式层面，而是对于以“人”为核心的精、气、神的深层把握。串连起整个故事叙事的道教经典音乐《十八拍》正从旋律上暗合了小说的深刻主题意蕴。其中的主调与副调象征了家国命运与个体人生的交织，或悠扬或急迫的节奏则仿佛悲欢离合的人生变奏，小说中一句“沧海横流，活出人样”更是点明了主旋律的宗旨，幽深隽永的审美意趣令人回味无穷。
杨树军的《滴滴香》用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形式，以板浦古镇为背景，以闻名于世的汪恕有滴醋的第三、第四代传人的经历为原型，叙写了一个家族行业或者说一个特殊企业的传奇史。小说一方面通过描写汪家醋业历久不衰的神奇和秘密，形象地揭示出“恕心能及物，有道自生财”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则通过准确细腻的细节刻画精彩地诠释了当下时代所需要的“工匠精神”。在千年古镇板浦的历史文化与当代民族精神的结合中，小说叙事呈现出气势宏阔的审美意蕴。
江苏南通是改革开放以来享誉全国的“建筑之乡”，南通作家蒯本佑以一部《一代工匠》将这一题材进行了艺术化的书写，在奋斗史与行业史独辟蹊径的描写中，弘扬了时代需求的“工匠精神”和开拓胆识。小说以开阔的视野和恢宏的气势展开叙述，从明代蒯祥建故宫写起，到苏通工匠兄弟远赴大庆、西藏和新疆等地拓展事业,再到改革开放以来频繁的援建项目、外向型业务、跻身国际建筑市场等。以主人公蒯本龙为代表的建筑工匠既经历了风雨和成长，也创造了行业奇迹和成功神话，尤为重要的是，小说着力挖掘的重心不在于他们的致富之路如何辉煌，而是体现其中的原创奋进意志和那种自我实现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的理想主义精神。
徐云峰曾经出版过以溧阳梅岭和梅岭玉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玉雕师》，融世代相传的家族秘密与玉石的美丽传奇于一体，体现出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与民族精神。2020年他继续开掘这一擅长的题材领域，出版了《梅岭玉的传说》。这部传奇性十足的长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名叫风的少年英雄形象。他来自远古部落，出生于狼窝，后来在对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带领自己的部落克服千难万险，征服了鬼族，并找到了可以通灵的梅岭玉石。风成为了玉的拥有者，也成为天下众王至尊。小说情节曲折，以优美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体现出重述神话的叙事开拓性。
江瀚的《那年榴花红似火》写的是一群满怀理想和激情的北京知青到苏北沭阳插队落户的故事，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个青年在新环境中的成长故事，可谓是“新知青文学”的收获。
得力于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特殊的行业体验，王顺法的两部长篇小说《苏南的雪》与《琉璃红琉璃黄》均以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末以来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背景，表现出个性鲜明的乡镇叙事、企业改革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审美特征。《苏南的雪》成功塑造了王子清这位陶瓷行业的农民企业家形象，上个世纪末，在新的经济改革政策的吸引下，他与同道们大胆投身陶瓷产业，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探索这一古老行业现代化转型的出路。他的《琉璃红琉璃黄》则聚焦于宜兴乡镇企业起步阶段的琉璃瓦工业化生产及其发展，描绘了以夏朝颜为代表的农民企业家既善抓先机勇于开拓，又不惧失败敢闯新路的成长史与创业史。两部长篇小说都生动传神地再现了陶都大地上演绎的动人故事，深刻地触及了“苏南模式”这一创业神话的内在精气神，具有不可取代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性。
霍云的《落纸云烟》与洪峰的《选择》在叙述对象上有着不约而同的选择。《落纸云烟》的故事重心亦上世纪80年代为背景，与后者不同的是，它无意于全景展开80年代叙事，而是以一群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们为核心，将他们的青春脉动与迷惘困惑，他们走入社会后在改革开放和时代变迁中的拼搏与成功、摸爬滚打与人生阵痛等描写地细腻逼真，令人感动。
与上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年龄相仿，孔锐长篇新作《老马》也着重塑造了一位60年代出生的人物形象。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将自称“儒商”的马琪40余年生命历程进行了细腻鲜活的描绘。故事叙述从老马下乡写起。他因为迷恋上班花周燕，吟咏着“走过千山万水风风雨雨，我也要寻觅你美丽的踪迹”的情诗，追随她下乡锻炼。后来，他又经历了那代人常常会遇到的一系列转折。从高考落榜，参军入伍，到军队立功，就读军校，再到转业返乡，就职机关，再到结婚生女，下派蹲点。再后来妻子重病，他辞职下海，为追债远赴异国他乡，为还债赴日本打工。终因巧遇松田，成就了他新的事业。小说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双重叙述视角，经由牙医“我”与老马的自我叙述，这些曲曲折折、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没有流于流水帐般的情节铺排，而是充满了充分的生命意识与理性反思精神，将人与苦难、与社会、与世界以及与自我的关系进行了多层面的挖掘，尤其是老马身上所体现出的爱、责任与道义担当，使这位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焕发出独特的伦理气质和思想魅力。
陈进的《大湖长歌》也是一部在乡镇叙事与基干部形象塑造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长篇精品。作家本人与小说的主人公肖然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任过助理、秘书、科长、副乡长、副书记、镇长等职务，一步步走过来，个中甘苦体验不言而喻。而故事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也使小说带上了一定程度的“自叙传”色彩。与《逐梦绿野》“乡村振兴、脱贫致富”的主题背景有所不同，《大湖长歌》聚焦于乡镇对农村土地的转型和变革的“产业调整”问题，围绕着这一转型，主人公于重重困难之中走出一条令人感情的放歌追梦之路。肖然身上所体现出的柔中带刚的工作作风、韧性低调的个性特征、不懈追求梦想的坚强意志等等，都成为小说打动人心的内在品质和审美力量。
同样是以改革开放40年为背景，车军的长篇小说《城市麻雀》力求为苏北农民工进城立传，主人公皮财福是改革开放后农民工进城潮的第一代，一家人从捡垃圾、摆路边摊、修自行车、卖水果等开始，到后来做布匹生意，经营饭店，再到经营塑料工艺制品厂。三代人用勤奋的双手，一步步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更为重要的是，在作家笔下，他们身为农民工，并没有像有的文学作品那样对底层人物有着类型化想象的缺陷。颇家老小也远离自恋和敏感，但不乏基本的自尊与精神追求。城市麻雀虽小，但能够翱翔于时代的天空。颇家在融于城市生活以后，依然保持良好的家风家规，不忘反哺家乡。小说从一个侧面独到地写出了40年来的清江浦城市市民生活史，既别开生面，也引人深思。
同样是以改革开放40年为背景的底层书写，孔令玉的《女儿吟》则将审美的重心置于世纪之交转型期的苏北农村底层女性，独到地描绘了她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更写出了她们的主体性。这几年国内长篇小说创作中，有几部能够出色地写出底层女性的挣扎成长并走出困顿实现精神的自由，我印象最深的有赵德发长篇小说《山海经》的主人公吴小蒿、王大进长篇小说《眺望》的主人公汤小兰等。《女儿吟》的主人公完全可跻身这一典型形象系列。偏僻的环境、生活的贫寒、爱情的打击、多重的压力、命运的不公，这些都没有中止江小晟追求未来的步伐，更没有击垮她的思想意志，没有夺取她的精神操守，她百折不挠的生活勇气、生命热情与克己隐忍的精神品格，便她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奋进之路，并在文学写作中找到自己的自由与责任。小说带有较大程度的自叙传意味，作家在江小晟身上灌注了充分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寄托，这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具有特别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战争题材与抗战小说的新收获
与写苏北抗战题材的《特别党产》遥相呼应，顾坚长篇小说《火苗》的抗战故事则在江南水乡展开。其实，《火苗》的叙述重心也不在正面的战争烽火，侧重描写的也是另一种“特别党产”，即党如何壮大起来的秘密之所在。故事围绕新四军营长张正负伤在乡下养伤期间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发展组织、如何争取中间派人士展开，表现了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像一朵火苗引发燎原之势的“播种”精神。另一方面，小说还特别细致地描写了张正如何从一个地主家庭走出并成长为共产党员的曲折过程，同时也生动地反映出蜈蚣荡和麒麟镇百姓从最初的惶恐隐忍，到坚定团结、痛击邪恶的转变过程。何为火苗？火苗何来？正如小说中岳群与张正的对话：“这半年多来，你利用在蜈蚣荡养伤的机会，像一粒火苗一样燃起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烈火，功劳很大啊！”火种与大地、英雄与民众、苦难与解放、战争与真理，正是这些历史元素的综合交织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另外，刘永春的《雨娘》、鲍宜龙的《江南烽火》等也都是颇有特色的抗战题材长篇创作。
作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的长篇小说，陈十的《黎明之前：宁强剿匪往事》以解放初期发生在陕西省宁强县的剿匪肃特行动为历史背景，艺术地再现了70年前秦巴山地的峥嵘岁月。小说融传奇性、可读性、地方性于一体，既细腻逼真地描绘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风俗人情和历史变迁，也出色地塑造了一批气质鲜明、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主要人物段远鹏早在解放前就在当地组织游击战，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后来段远鹏成长为解放军主力师的师长，又亲自挂帅来宁强指挥剿匪作战。宁强一带地处偏僻，地形复杂，再加数百匪众狡猾残暴，穷凶极恶，使得这一场剿匪行动殊死搏斗、惊心动魄的程度不亚于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正是在扣人心弦的情节冲突中，红军战士、解放军指战员、地下党等典型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而李树敏、刘青云等反派形象也没有被漫画式地加以类型化和简单化，也写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和复杂的心理，显示出小说创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