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共和国同龄的叶辛今年74岁了。《孽债》《蹉跎岁月》等曾被改编为电视剧的作品热极一时，让他的名字被几代读者熟悉。
上月底，叶辛的最新作品《晚秋情事》出版，用他的话来说，“写了一个颇有意味的中年人的爱情故事”。本周，他的行程表上，有一项与年轻人对话婚恋问题的活动，只因他在新书发布会上讲述了对年轻一代“懒婚”现象的观察。
叶辛的敏锐源自生活。这是他写作的特点。
写探进人心的爱情故事
上观新闻：从最新出版的《晚秋情事》说起，在您的创作版图中，您如何定位这部作品？
我周围差不多年龄的老知青很多，大家聚在一起常跟我讲当年的故事、现在的生活。由此，我就听说了《晚秋情事》原型——我在小说中取名为“齐大盟”和“李月”的故事。当时，《恋殇》写了三分之二，疫情反复，忽高忽低，人的心情也随之上上下下。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远了，感情似乎也变得疏远了。我写《晚秋情事》这个故事，着眼点就是希望读者读了这部小说能感受到，人间还是有一份真挚的感情在。
当然，我写小说从来不是为了教育什么人，或者得出什么结论，但在这段比较特殊的时期，我还是感到，这本书的创作是更有必要的。
《晚秋情事》可以视作“殇”字系列的补充。我花了心思，也确实有创作的冲动。不然，不会停下手头正在写的长篇。对作家来说，总是首先要被自己所写的题材触动，才会有创作的火苗。
上观新闻：您的很多创作素材是从生活里来的，这些原型人物都是自己“跑”到您面前的吗？
叶辛：当时，告诉我“齐大盟”和“李月”故事的朋友的三句话让我下了决心。第一句话是“中年人的爱情”，第二句话是“这年头值得赞颂和议论的爱情也是有的”，第三句是“你看看，这素材若能成为小说题材，他俩会很高兴的。他们知道我认识你，讲起过”。
具体到《晚秋情事》里的这对人物，听到他们的故事，我的直觉就是“有意思”。当然，《晚秋情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青文学。我只是想努力呈现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能够探进人心的中年人的爱情故事。
小说要考虑的是亲近读者
上观新闻：在读者的印象中，您成名早，佳作多。其实，处女作发表前，您也经历过多次退稿。为什么能够执着地写下去？当初有没有怀疑过自己不适合走写作这条路？
条件很艰苦，写出来的小说被退稿了，的确难受。读着收到的退稿信上的一条条意见，你问我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下次我要写得更好一点。
为什么一年又一年地写下来？写作是我自己寻找的生活方式，插队落户那么苦的日子，靠写作走过来了，现在又有什么理由不写？其实，我写“殇”字系列也有自己的一点想法。因为我感到，我们的文学创作距离读者的要求仍然是有差距的，有的作品对主旋律的读解太过简单，而小说的一个要求是要让读者觉得好看，因此，我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切入。
叶辛：在我看来，举凡出色的作家，在创作时都会考虑“好看”，要有为读者考虑的视角。我最近在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瘟疫之夜》，写的是一百多年前一场骇人听闻的瘟疫。我曾经沿着多瑙河游览，在欧洲很多国家首都的繁华闹市，耸立着纪念中世纪瘟疫受难者的纪念碑。帕慕克的作品就是一座文学的纪念碑，提醒、警示着今天的人类。无论是故事还是叙事，帕慕克作品里都有强烈的悬疑色彩，如果他写得不够“好看”，如何吸引读者走进他的作品，进而接受作品中蕴含的深沉思考？
巴尔扎克写小说有一条准则：要使人爱看，就是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想到读者。托尔斯泰写《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在面对手头的素材时，始终在考虑如何写得让读者喜欢读，翻开书就要一口气读下去。写小说不是写论文——我当过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真的写过几篇论文——写论文考虑的是找到论据、写清道理，而小说要考虑的是亲近读者。
为了让读者喜欢读，作家们不断磨炼自己的技巧，精心处理情节。大仲马善于铺展故事、设置悬念；易卜生善于“解开以往生活的谜”；马克·吐温习惯让自己的主人公变换身份；屠格涅夫的小说情节总是环环紧扣，从不拖泥带水。我爱读他们的书，学习写作时，也喜欢借鉴他们的共同手法，那就是在一本书里，设置不多的几个人物，选择一个贯穿全书的情节，充分地写好它。
时至今日，我们还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读宋词、读明清小说。今人也会写过去的历史，但我总觉得，对历史的表现很难超越真正生活在当时的作家。作家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完成对你所存在、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反映。这可能是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如何超越生活的苦恼，留下永恒的作品。
作家的本分就是勤奋写作
上观新闻：有一个统计说，迄今为止，您已经出版了169部各种题材的作品。
叶辛：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这个数字是把所有印过不同封面的我写的书放在一起计算，实际上没那么多。像《蹉跎岁月》印过23个不同版本，《孽债》有17个版本，光这两本书加起来就占了40本。仅论作品数量的话，应该是六七十部。
上观新闻：这仍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作家的本分就是勤奋写作。我对文学的感情唯有用笔墨写出一本本书来作为交代。
上观新闻：除了广为人知的那几部，您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还有哪些？
天天和穿着破旧褴褛的衣裳、一日三餐吃着粗粝食物的农民一起劳动打堆，和他们计算着低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劳动日工值。习惯了倾听两种粮食的价格：苞谷在粮店里是9分6厘钱一斤，但在乡场上公开的价格是3角钱一斤；米价在粮店是1角4分一斤，在乡场上是5角一斤。山乡里的农民，逢到赶场天，经常会来找男女知青，用3只鸡蛋换1斤粮票的方式，调换知青手里的粮票，以便赶场时可以进饮食店买米饭和馒头。
这些生活场景，在我10年零7个月的知青生涯里，几乎成了常态。1980年10月，当我又一次走进山乡，惊讶、喜悦地看到，在同一条场街上，一斤苞谷只卖一角二三分了。米价也下来了，多年不见的猪肉吊在那里随便买。农民屋头顿顿吃起了白米饭，再不用往里掺洋芋、豆豆和番薯了。这一切喜人的变化，全都是乡村里的变革带来的。亲身感受到这场巨变给乡间带来的崭新气象，我下决心要写一本新的书。
用两副目光观察生活
上观新闻：您说过，自己是“用城里人的眼光看农村”“用农民的眼光看都市”。
叶辛：或许是命运使然，我插队落户就是去了贵州，一个全国相对发展滞后的省份，而上海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刚到贵州的时候，我是带着上海小青年新奇的目光看乡里的一切。久而久之，我开始理解农民，融入他们的生活。当“山里人”的目光和都市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有故事可写。
我写过一篇散文《放牛的日子》。那是1973年，我插队落户的第五个年头。那一年的春种秋收农忙假中，我在放牛。
在蛮荒偏僻、山清水秀的贵州山乡里放牛，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头几年我就时常跟着牛群上坡。1973年我已调入耕读小学教书，不需要一年到头上坡放牛，只在春耕秋收放农忙假的日子，才能重操旧业。
我喜欢放牛。和牛熟悉了以后，放牛其实是一件颇为轻松的差事。一整个生产队的牛群上了坡，牛们悠闲地吃草，我就可以静静地坐在山坡的岩石上，或者躺在松软的草地上，在蓝天白云和远处山岭的陪伴下，不是在读书，就是在思考。
从贵州回来，我看到了处于改革开放前列的上海，一对比就对比出两副目光。直到现在，我仍然年年夏天到贵州。上上下下接触多了，对生活的感受自然也多了，看到事情，思考的角度跟别人多少有些不一样。我在任何会场上从来不讲大道理，实际上，中国的情况好不好，到贵州的农村跑一趟就知道了。
上观新闻：您的眼光很敏锐，甚至有一种新闻记者的敏感性。比如2014年出版的小说《问世间情》，聚焦的是城市外来务工者中的“临时夫妻”现象，从中展现城与乡的关系。这个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叶辛：作家不光是为写故事而写故事，每部作品里都隐藏着自己的观点。
上观新闻：“情”一直是您作品的主题之一。
写不下去的时候是经常有的
上观新闻：这么多年来，您遇到过写作上的危机吗？
上观新闻：还有什么您特别想写但还没有写的题材吗？
叶辛：主要是年龄不对了，很恼火。我现在不能久坐，不能久视，写作起来不像年轻时那么畅快。
我是用钢笔写的，换过一阵电脑，不习惯，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纸上。现在，我给自己的要求很低，疫情前每天写3000字，今年开始每天完成2000字。但只要坚持，100天也有20万字。只要我的身体允许的话，我还会不停地构思，继续写下去。
上观新闻：作为创作之途上的“长跑者”，您对青年写作者有什么建议？
叶辛：我看过不少当代青年作家的书，确实也写得很好，如果说有不如我们这代人的地方，可能就是老生常谈的“缺少生活”。我和青年作家座谈时常常说，除了专心致志谈文学，还要时不时向窗外望一眼，这是实际的生活。
还有一点就是要多读书，而且要读进去。所谓“博览群书”，不是打开翻一翻，一本好书的营养只有真正读进去才能吸收到。
上观新闻：如今，技术发展得很快，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甚至会改变创作的方式，比如ChatGPT。您对写作者的未来有没有信心？
叶辛：每个作家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人工智能只能跟随你、模仿你。或许可以这样说：人工智能确实会淘汰很多写作者、很多作品，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好作品，让人们读着读着就能读进去的作品。
人物小传
叶辛，著名作家，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经典，《巨澜》三部曲入选“百年百部红旗谱”。其他作品有长篇小说《家教》《孽债》《华都》《圆圆魂》《上海·恋》等，散文集《叶辛的贵州》《云山万里满眼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