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都是整个儿童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目前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形成一个儿童保护体系。”
马婧·2015/07/1616:19
5月15日，山东省兰陵县的8名中学女生对兰陵县实验中学一位初一女生进行群殴，她们效仿网络中的打人视频，将打人过程拍摄下来并上传网络。
6月10日，南京一名初中生被高年级学生索要钱物，拒绝后遭到殴打，后被拉至厕所并被强迫吸食大便。对方还用手机拍下殴打和侮辱他的过程并发送给其他学生和学生家长。
据统计，2014年至2015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暴力事件共43起。其中，2015年3月以来就有26起，发生地从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发达的广西、云南，从东北辽宁，到南端省份海南。
“校园欺凌，不是指你和我因为什么矛盾打了一架，而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人实施的肢体、言语或精神上的伤害和攻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所以校园欺凌不只是肢体上的暴力行为，有些非肢体的欺凌对孩子的伤害也很大。”
心理学上将校园欺凌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其中直接欺凌包括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间接欺凌则指通过散播谣言、利用人际关系、煽动他人恶意对待等方式，将受欺凌者排除在某个团体之外。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将欺凌视频或受欺凌人的行为公布在网络上为特征的网络欺凌也成为一种主要方式。
校园欺凌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一个在世界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1983年，挪威的全国性调查显示，7~16岁的学生中，15％的人与欺凌行为有关。
2011年，美国约瑟夫森青少年伦理品格研究所发表了一份关于美国高中校园欺凌行为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50％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一年里欺负过别人，47％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里被以非常令人难过的方式欺负、取笑或者嘲弄过，10％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里至少一次带武器到学校。
2015年6月5日，日本政府公布的《儿童和青少年白皮书》显示，日本校园欺凌现象普遍，在为期６年的追踪调查中，近九成学生曾遭遇校园欺凌，形式包括集体孤立、无视、说人坏话等。调查显示，从2007年小学四年级到2013年度初中三年级的６年间，只有13％的学生表示从未遭受校园欺凌，从未欺负过他人的学生也只占12.7％。
一个范围相对较大的调查发生在2002年，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张文新等人针对山东省9205名城乡中小学生作了校园欺凌现象的专门调查。调查显示，近五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有欺凌或被欺凌问题，1371（14.9％）名学生自认为受欺凌者，227（2.4％）名学生自认为是欺凌者。研究还发现，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直接言语欺负的发生率最高，其次是直接身体欺负，间接欺负的发生率最低；小学和初中男生受直接身体欺负的比例显著高于女生，直接言语欺负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随着年级的增长，欺凌行为会有所变化。年级越高，采取语言欺凌的人数越多。
广州市海珠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平台——“青年地带”，曾在2014年对海珠区三所初中的初一新生展开过校园欺凌的现状调查。在1447名受访者中，有23.7％的学生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曾受同学的欺凌，有192名同学受到一次以上的欺凌。
2015年上半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曾宝怡在广东东莞市某中学实地调研，针对校园欺凌做了专门的问卷调查和个别深入访谈。根据她的调查结果，在随机抽取的300名学生问卷调查中，有57人被同学指认为或自认为是欺凌者，其中，欺凌他人次数一周一次的占43.8％，有23.4％的人达到一个月两三次。
曾宝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初中时，她也曾为校园欺凌所困扰。“初二下学期，我脸上突然长了很多青春痘，班里同学给我起各种外号，比如叫我‘猪扒’。”她回忆说，一个男生带领其他男生，在她面前像遇到瘟疫一样故意逃走，女生则在旁边偷笑，“那几个月我觉得上学好痛苦”。
曾宝怡将此事告诉了家人，并得到了安慰和鼓励，后来，欺凌者也转了学，事情渐渐平息。上大学时，曾宝怡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并将初中生的校园欺凌行为现状研究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没有做欺凌课题的时候，我觉得过去的那段经历是很难堪的，无论如何都不想提起。现在我已经走出来了，我也想帮助其他人摆脱校园欺凌。”曾宝怡说。
多位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媒体所曝光的欺凌事件，通常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隐秘进行的，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进入公众视野。
“隐秘性是校园欺凌的一个突出特点。”童小军分析说，校园欺凌多发生在楼梯拐角、厕所、寝室或上下学路上，这类环境几乎没有外力控制，青少年很容易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做出非理性行为。
校园欺凌还呈现出校园帮派现象。一些帮派仅由在校学生构成，他们出于对社会帮派的好奇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自成一派；另一些帮派则极为复杂，不仅有不同年级的学生，还有成人势力等。
广州海珠区“青年地带”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初一新生中，有4.9％的同学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有同学仗着黑社会的势力欺压自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针对西部某地级市进行的全市抽样调查发现，学校里“大同学欺负小同学”现象的占51.3％，“有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现象的”占36.3％，有“勒索钱财现象”的占22.5％；《中国青年报》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中学生有25％的男生有意加入帮派，还有4％的女生有意加入感兴趣的“组织”。
“青年地带”助理社工主任郭欣欣分析说，帮派的存在，为青少年欺凌行为提供了客观条件：帮派成员被欺负，帮派会团结一致，为其“报仇”；帮派成员欺负别人时，其他成员也会尾随。
毕业于四川省某重点中学的刘博（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他在中学时代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初一下学期开始，刘博和班里6名比较叛逆的男生结成帮派，“当时古惑仔一类电影看得多，学校里看起来比较‘大哥大’‘大姐大’的人就会拉帮结派。”
刘博所在的初中和高中都是重点中学，但仍然存在很多帮派，帮派间还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帮派中某位成员单独遇见另一个帮派中的多位成员，便会沦为被欺凌者。刘博就曾在一次午休时被另一帮派围殴，后来，刘博所在的帮派又为他报了仇。但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互相打架的人都成了朋友。回想中学时期的经历，刘博的评价是“莫名其妙”。
郭欣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帮派中通常有个带头人，帮派成员集体活动时需要吃喝玩乐的经费，无法从家长那获得，他们便通过勒索同学，或要求帮派新人交纳“会费”的方式获取。有的帮派要求成员如果退会，也要交纳“退会费”。郭欣欣在驻校服务中，就发现了一个男生李亮（化名）被同学拉入帮派组织，每个月从家里偷钱上缴会费，缴纳“会费”后帮派便保护其不受欺负，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勒索。
校园欺凌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多位专家表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长特点，校园状况是外部社会的缩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环境的直接反映。
“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情绪的宣泄，最终选择了暴力这种方式。”童小军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寇彧看来，家庭中专制、放任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造成学生的不良行为，孩子既模仿父母的攻击行为，偶尔做出越轨行为也得不到有效纠正，久而久之，欺凌者习得了攻击和伤害行为，被欺凌者习得了逆来顺受的应对方式。
曾宝怡为毕业论文进行的深入访谈证明了寇彧的观点。她在与被指认或自认为是校园欺凌者的对话中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有对孩子的打骂行为。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男生对她说，“我爸常跟我说不要让人觉得我好欺负，要做男子汉啊！”因此，即使别人只是不小心碰到他，他也会展开长达一个月的语言欺凌；另一位欺凌者和哥哥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在哥哥的包庇下，这名男生肆无忌惮地辱骂同学。
而学校则多在欺凌行为发生后才介入。在郭欣欣的观察中，学校采取的处理方式也很传统，以批评、处分欺凌者为主，没有试图了解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关系，以及欺凌行为背后的故事，甚至在某些学校，老师也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学生。“多数中国学校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机制来面对这种事件。”
在寇彧看来，无论是校园欺凌者，还是受欺凌者，多少都有些显性特征。欺负者通常在同龄人中身材较强壮，也更成熟，而受欺凌者则相对弱小，比同龄人略显幼稚。最容易成为受欺凌者的，是班级里“被拒绝的学生”，他们通常课间时也一个人待着，明显缺乏必要的社交能力，或内心有些自卑。
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长期欺凌一个男生，就是因为其身材矮胖，同学们都叫他“小胖墩”。刘博常在午休时把“小胖墩”拉到楼梯拐角，先是骂，接着打，一般持续5至10分钟。此外，他们也会故意扔他的书包，往他课桌上洒水。最终，“小胖墩”转学离开了这所学校。
不过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貌、成绩等不是他欺负别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负者的性格不太合群，或者自己不认同。“一般学生没人欺负，容易被欺负的是那些让我们感觉有点‘假’的人。”但他对“假”并没有明确定义，仅仅是“说话方式让我不喜欢”，或“看起来很不顺眼，很欠扁”。
另一个曾参与过口头欺凌行为的女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上小学时，班里一位女生学习成绩很好，很受老师喜欢，但在同学间人缘很差，大家认为她很“假”。于是班里多数女生结成一派，对其孤立。“我们故意不带她玩，比如大家一起聊天时，她一过来我们就不说了，或者她经过的时候故意说些不好听的嘲讽的话。”
但也有专家认为，欺凌者虽然多有攻击和伤害的习惯，但不是一无是处，往往具有一定社会技能，在同学中更有号召力和组织力。他们缺少的是获得成就感的机会、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有的还缺少同理心。
在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之间，是旁观者。这个群体庞大而不受注意，却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郭欣欣在广州海珠区的校园工作中发现，如果旁观者对欺凌行为默不作声，或者叫好，就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导致欺凌现象越来越多，旁观者本身也可能转变成受欺凌者。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减少。
曾宝怡也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孩子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而在这种转换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旁观者的无动于衷，使欺凌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她对一名初三男生印象深刻。当问及为何欺负别人时，男生忿忿不平：“我欺负那些人算什么，你不知道我以前被欺负成什么样。”他说，初一时，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被高年级的同学拉到厕所里脱裤子，有时候被高年级学生勒索要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同学给予帮助，甚至有人围观起哄。升入初三后，他便将自己的遭遇应用到别人身上，转变成一个欺凌者。
“所有事件显示，我们对家庭和校园里一些常见问题太缺乏意识了。”童小军说，“曝出来一件事，大家便只关心这一个问题，所有的看法都是支离破碎的。事实上，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都是整个儿童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目前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形成一个儿童保护体系。”
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了政府组织和网站，帮助学校解决欺凌现象，同时将反对欺凌、骚扰、歧视、暴力的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是国家命名的“反欺凌日”。
“很多人说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立法其实仅仅是这套系统的第一步。”童小军说，“这套系统不仅要有立法，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专门做儿童保护工作的社工队伍。”
童小军介绍，美国的中小学均需有驻校社工，如果社工人员不足，也可由护士或心理医生替代，但必须接受专业的儿童保护工作训练。“儿童保护要由专业儿保社工来做，试想，如果学校老师出现了打骂学生的情况，学生敢去找其他老师寻求帮助吗？但如果孩子向儿保系统寻求了帮助却没有得到解决，就要向儿保社工和所在机构追责。”
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开始自发地在中国校园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
国际计划是一个以儿童为工作对象的人道主义国际组织。2011年开始，国际计划（中国）在陕西省4个县域16所学校中，开展“无忧校园”项目，以减轻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行为。国际计划（中国）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管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对校园欺凌包括三方面：预防、早期干预和欺凌个案应对，国际计划的项目主要侧重于预防和早期干预，所采取的办法是在校园里开展反校园欺凌的宣传，告诉孩子们自我保护的办法，以及鼓励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信。
每个暑假，项目组还会抽取某个班级的一些学生，举办10天左右的夏令营，通过心理干预法，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教会他们怎样交朋友，怎样与他人有效沟通，以及出现暴力冲突时该如何解决。“之所以选择一个班级的孩子，是希望能够每次集中改变一个班级的气氛。”
管桢说，在夏令营里，往往可以通过观察发现有欺凌或受欺凌倾向的学生，事后通过家访等方式进行早期干预。该项目还针对老师做应对校园欺凌的专门培训。
广州市海珠区“青年地带”也于2012年启动了第一期反校园欺凌服务项目。他们与政府合作，对海珠区12所学校每校派驻两名社工。“国内很多学校都比较避讳校园欺凌话题，但邀请我们进驻学校的领导比较开明，他们不掩盖，选择应对，这是项目能够开展的主要原因。”郭欣欣说。
“青年地带”十分强调驻校社工与学校老师的不同。“我们强调社工和老师的区别，这是两个专业、两种职业。我们会让学生叫我们Miss或阿sir，而不是老师。”郭欣欣说。
但项目最初开展时，校方对于社工能起到的作用仍有疑虑。被拉入帮派组织的学生李亮成为打开工作的钥匙。帮派成员借口“带他去见老大”，逼他回家“拿”钱，被家长发现。李亮陈述了原由，家长立即报警，在社区警察的协调下，双方家长共同讨论解决方案。
郭欣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对校园欺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一大批专业人员，同时需要开拓孩子们交流的渠道。“青年地带”正在筹备开发一个名为“校园零欺凌”的APP，希望能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青少年、家长和教师的互动，普及预防及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实现对校园欺凌真实情况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