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少年问题专家看来，校园欺凌中没有哪个孩子是真正的“坏孩子”，甚至可以说，从欺凌者、被欺凌者到旁观者，每一个孩子都是受害者。而改变这一切的根源不在孩子们身上，而是去改变背后的成年人。
记者|王梓辉
在天津市南郊的一所小学，坐在课堂的后面，留着一头干练短发的黎曾玲微笑着，课堂的气氛在社工老师的带领下很欢乐。这些孩子都已经上五年级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教导的对象”，他们相互之间会嬉戏打闹，为了小礼物特别积极地举手回答问题，用稚气的声音说出校园欺凌的几种类型和它的危害。黎曾玲看着这10位因为有“暴力倾向”而被召集来参与这项活动的孩子们，既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又像是在看曾经的自己。
但20年前，没有人告诉黎曾玲什么是校园欺凌，也没人告诉她在遭受校园欺凌时该怎么办。“我现在想想，觉得自己最傻的就是，我根本不需要去承受这些的，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我想转个学就好了，但是我没有。”而“没有”的结果是，从高中、大学到结婚之后，她经常会梦到校园里的场景，那个场景要比一众故作残酷状的校园青春电影更加残酷：一个少女没穿衣服，站在讲台上，而下面就是她冷漠的同学。
不需心理学家的专业分析，梦中呈现的意象清晰可辨，这种长期的噩梦显然来自于成长阶段被隔绝于同伴群体中的经历。从初二开始，黎曾玲经历了长达一年以上的被集体孤立，她后来才逐渐了解到，原来那就叫“校园欺凌”。刚开始只是一个之前和她关系还不错女生因为一些矛盾不理她，“就像小孩子闹绝交一样的不跟我说话”，然后好像就在一夜之间，班级里的所有人都开始孤立她。再到后来变得不只不理她，“比如说站队的时候，我在这站着，他们每个人都会孤立我，就在我那个位置前后空出一米来，就像你有毒气一样”。在青春期，刚刚开始发展出强烈自我意识的少年们甚至不在乎将这种集体孤立的行为大张旗鼓地展示出去。即使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点黎曾玲去黑板上做板书回答问题，其他人也会发出那种很鄙夷的声音，弄得老师也不知所措。
这种欺凌不是在肉体上施以暴力，但伤害程度更甚于肉体暴力。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宗春山从1990年开始研究青少年成长的问题，他曾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小学里给学生们做过校园欺凌的体验，那时他找了一个孩子站在讲台上，用黑布蒙住孩子的眼睛，然后找几个欺凌者对孩子进行一些推搡之类的行为，下面传来了同学们的笑声，宗春山把孩子眼睛上的黑布打开，问孩子感受到了什么。孩子说感受到大家对他的攻击，也听到了大家的笑声。宗春山问哪个对他伤害大，孩子说是笑声。
糟糕的是，这种精神创伤似乎难以获得彻底性的治愈。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其中引用了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英国国家儿童发展机构对1958年出生的7771名儿童进行了跨度达50年的跟踪研究，他们发现其中约四分之一的孩子在7～11岁时曾遭遇过校园欺凌，当这些被欺凌过的孩子到50岁时，其获得高等学历、拥有配偶或伴侣、得到社会支持的比例都比未受欺凌的人低，而且他们出现不健康状况的比例也更高。论文的主要作者、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博士泷泽龙说：“我们的研究表明，欺凌的影响在近40年后仍然清晰可见。”
更有甚者，根据挪威心理学家丹·奥维斯（DanOlweus）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大约有60%的中学时被鉴定为“欺凌者”的男孩，在20多岁时至少有一项刑事罪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三项或更多罪行），这一比率远远高于非欺凌者。
某种程度上说，黎曾玲的形象并不符合人们对被欺凌者的刻板印象。比如，宗春山对本刊总结了校园欺凌中受害者的特征，他发现，那些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孩子，他们的肢体语言和行为特征都传达出了一种信息：他/她是可以被欺负的。宗春山进一步总结，“这些孩子，他们的存在感、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他们的自我评价一定是低的，所以他们就会这样慢慢去内化成——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们走向社会就很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
但曾经的黎曾玲是高傲且自信的。在湖北的一个县城里，黎曾玲的父亲走在了社会变革的前列，90年代就下海到外地做起了生意，在那个还没有“私家车”概念的时候，黎曾玲家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上初一的时候，黎曾玲成绩也很好，她在全县最好的中学，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她还记得，因为教数学的班主任身体不好，经常就要她先学会了以后在课堂上讲给大家听。
家境好、成绩好、样貌好，像是一朵刚开始绽放的玫瑰花，少女黎曾玲的身上了也长出了尖锐的刺，她不允许自己的骄傲受到侵犯，哪怕那些所谓的“侵犯”是充满善意和好感的。她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上晚自习，一个跟她关系很好的男同学给她递了张纸条，就是小时候同学之间说的那种“我喜欢你”之类的话，但骄傲的少女像是被现实刺到了一下，“我就莫名觉得好像被侮辱一样的感觉，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站起来，上着课给了人家一个耳光”。
现在讲起这些过往，黎曾玲的语气中也会有歉意，但那时的她用一层带有锋利尖刺的外壳紧紧保护着自己，还不懂得若想获得同伴们的认同，至少要让他们能够靠近自己的道理。本来她是有好朋友的，然而有一次，她听说一个平时跟她一起玩的女孩在背后说了她的坏话，她气坏了，觉得这种行为“太小人了”，于是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呵斥那个女孩，说了一些很难听的甚至像欺负人的话。但她没想到，在这个本是她站在道德高处的场景里，周围的同学看到和感受到的却是一个强势且毫不宽容的班级明星和被她骂到哗哗流泪的可怜普通女生，黎曾玲不仅没有获得同学们的支持，在一片沉默中，哭声格外刺耳，她反而把自己塑造成了“欺凌者”的形象，也把自己推到了群体的对立面。这些事情都变成了后面的引子。
从严格的定义来看，黎曾玲的行为并不能被归类于“校园欺凌”。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丹·奥维斯在1986年给出的定义，即一名学生长期并反复地受到另外一名或多名学生的负面影响。但很多学者现在也认为，有些欺凌行为不需要重复就能带来严重伤害。在多次对同学“无心的欺凌”之后，同学们的情绪在一个女生的带领下突然爆发，黎曾玲的处境转了一百八十度，曾经强势跋扈的她面对集体的力量毫无还手之力，她成了那个真正被刻意欺凌的对象。
这种身份的转变不仅仅是力量的转移，更证明了宗春山所说的一个观点：人人都可能欺凌他人，也都可能被欺凌。已经研究这个问题30年的宗春山说，心理学尽量不用道德来做评判，所以他不会用“恶”来形容孩子们表现出的负面行为，他更不认为那些欺凌者就是“坏孩子”；他反而强调，不管是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问题背后的本质都是“社会适应不良”。这一点早已被学界证实，富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皮亚杰和沙利文都曾强调，正是通过同伴之间的交往，儿童和青少年才学会了以一种对称互惠模式来处理相互关系，被同伴拒绝或忽视则会导致一些青少年产生孤独感或敌意。
在多次探访过少管所里违法了的孩子们后，宗春山发现，“里面的孩子当初百分之百都是曾经的受害者，后来全变成欺负别人的人了”。转变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样的：孩子们在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发现，原来以暴制暴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北京市海淀区彩虹之家青少年服务中心（后简称“彩虹之家”）专门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他们接触过太多从被欺凌者变成欺凌者的例子。岳枫是彩虹之家的教育顾问，在担任这个职务之前，她曾在北京的中学里做了30多年的学生德育工作。她给我讲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女孩的父亲在她初一开学那天去世了，母亲为了挣钱养家，晚上9点多才回来，女孩从下午四五点钟放学到晚上9点多都没有人管，吃不吃得上饭都没人知道。在这种环境中，女孩为了不受欺负，在社会中找到了能保护她的“大哥”，从此成了学校里的一个大魔王，她踢别人一脚，别人不敢反抗。有一天一个女同学反抗了，掸了掸身上的灰，她又踢了第二脚和第三脚，然后跟那位同学说：“你在厕所等着我，不许上课去。”那个同学就没敢去上课，女孩回来带了一帮人，让那位同学趴在地上，然后每一个孩子都把脚踩上去。
当然，这个女孩后来经过他们持续三年的帮助，已经度过了当年那段时期，但岳枫说，如果在女孩初中最迷茫无助的时期，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能有人扶她一把，这条成长的路可能会走得更平和一些，不至于转变成欺凌别人的人。黎曾玲也说：“虽然我之前做得不对，但我受到的惩罚太重了。如果有人能告诉我，我其实不需要承担这些；如果我的父母能很简单地给我办一个转学的手续，我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吸取教训，可以在新的环境里重新开始，我会改变我以前的很多的做法。但我当时甚至还怕老师和家长知道我在被欺负，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或许对外人来说很奇怪，黎曾玲现在还有当初被她扇耳光的男同学、被她骂到哭的女同学以及带头欺负她的女同学的联系方式，大家偶尔还会在朋友圈里互动。黎曾玲解释说，因为这些人不是真的出来攻击她、欺负她的人。相互吸引却又相互嫉妒的好朋友、淘气又捣乱的男同学、觉得这样做不对却又没勇气表达的大多数，似乎发生在校园中的冲突都是由这样的群体组成。而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查尔斯.A.纳尔逊三世（CharlesA.NelsonIII）则通过对青少年大脑发育的研究告诉我们，虽然青少年已经有了一定的情感控制能力，但是他们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充分发育到能使他们控制这些情感的程度，“这就好像他们的大脑中缺少了一道阻碍情绪之河的大坝一样”。
现在回忆起来，黎曾玲说，后面被孤立的过程中会有打架甚至朝她座位上泼水扔脏东西的事，但都不是那个最初带头的女生做的，“她没有想做这些，可事情就是发展到她也不可控的范围了”。
但黎曾玲一直不太恨那个女生，她甚至告诉我说，虽然她高中的时候特别怕别人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但她现在回头一想，那个女生肯定比她还怕这件事情被翻出来——原来她是带头孤立别人的那个人。这种看似不容易理解的“大度”当然不是莫名的“圣母”心态。被孤立一年多后，初三下学期，班级里开始写同学录，黎曾玲虽然被孤立，但也买了自己的同学录在班里传。她没想到的是，那位带头孤立她的女生主动在她的同学录上写了满满一页。具体的内容她已经记不清了，但她记得，里面虽然没有道歉的话，却都是对她表示肯定的内容。“其实看到这些我就知道，她心里肯定是有愧疚的。”黎曾玲说。从这个点爆了之后，其他的同学就都在她的同学录上留言，毕业的时候，她的同学录是班里最厚的一本。
与那些发展到出现恶性伤人事件的校园欺凌相比，虽然黎曾玲的心理还是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这个结局却已算令人宽慰。毕竟仅这两年，广西北海、云南宣威、江苏徐州等地就先后出现了中学生因校园欺凌而跳楼自杀的情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于国旦告诉本刊，好多研究表明，从轻度的校园欺凌到形成犯罪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一步步出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要把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的‘严重不良行为’纳入‘少年司法’范畴内的原因。”于国旦对本刊说，“成年人抽个烟打个架可能不算什么大事，但孩子不一样，他们如果出现这种行为，就有可能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提早干预，让他们不至于走得更远。”
采访到后面，黎曾玲总是会不时地哽咽，但始终保持着微笑。她现在是一个9岁孩子的母亲，在疗愈自己创伤的同时，她需要引导自己的孩子避开自己当年经历过的一切。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这并不比抓学习成绩更容易。
不好的征兆在小学三年级就已经浮现。黎曾玲说，自己的儿子当着老师和家长的面，不敢承认一个学习不好的男孩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大人们肯定有意无意间表达过什么。有一次，老师布置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同学》，儿子写的是一个男孩，黎曾玲一听就知道是谁，就问儿子写的是不是那个男孩，但儿子跟她说不是。“我就问他说你明明写的就是他，为什么说不是呢？但他就说不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篇作文要在班上念，他其实是不好意思承认，但是他心里知道的。”
这也是几乎所有从事青少年问题研究者的态度：没有哪个孩子是天生的“恶人”，让他们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源都在大人身上。
黎曾玲现在还无法与自己的父亲与老师和解。她自己分析，自己性格中那些骄傲、强势与固执几乎都来自于自己的父亲。也许是因为长期在外做生意打拼的缘故，黎曾玲回忆，父亲从小采取的都是比较“专制”的教育方式，每次她受欺负了，父亲就告诉她不能示弱，不能比别人弱势，要反击回去。她后来看《少年的你》，发现里面带头欺凌别人的女生也有类似的家庭教育问题。“那个女生的妈妈就总说，‘我们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其实这种观念就错了，没有哪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你是没有特权的。”黎曾玲说，“可是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比别人更优秀，我比别人更懂事，我就应该得到更多的鲜花跟掌声，就是这样子的。”
接触这样的案例越多，宗春山越觉得要从成人身上入手。前些年，他还在北京开了一个线下的咨询中心，接待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家长和孩子。后来他发现，这种个案的模式效率太低，改变不了整个社会对这件事的认知。他还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北京市东城区的家长带着孩子来找他，孩子是班里的班干部，在学校被人打了一顿。宗春山问：“你们是找我来给他做辅导吗？”家长说：“想请您先给做个鉴定，因为我们已经走法律程序了。”“显然我就明白了，他的目的就是要赔偿。”宗春山回忆，“但我们还是给孩子做了一个评估，发现他的确有一些应激的反应。做了两次辅导后，我跟家长说，一定要坚持做，千万别停下来，但他们后面就再不来了。”
结果一年以后，这位家长又找过来，说孩子其实在半年之前就已经辍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房间门也不出，吃饭都要送进去。有一天父母急了，从窗户外面爬进去，发现孩子在房间里摆了一屋子的盆盆罐罐和资料，妈妈追问一下，孩子说自己在制造原子弹，“这社会太恶了，我要炸掉它”。“我说你这时再来找我，我也解决不了了，你得去精神病医院，这已经是精神疾病了。”宗春山也很无奈，“所以家长当时并不觉得孩子需要干预，就觉得让对方失去一些金钱就达到目的了，对孩子被欺凌了毫无意识。”
至于那些欺凌他人的父母就更意识不到问题所在了。宗春山说，自己去访谈这些欺凌者的家长，他们会说自己的孩子被欺负了没人管，家长们就告诉孩子，别人怎么打你的，你怎么打回去。“所以我也跟很多被欺凌者的家长说，你们千万别去找对方的家长，一定会碰一鼻子灰的。”
岳枫现在总结，要解决出现校园欺凌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直接找孩子，而是从周围的成人入手。“我尽量不接触这孩子，我要教育你父母，告诉你父母应该怎么做。”今年，她刚刚接手了一个在初中欺凌同学的“问题少年”，除了跟孩子接触之外，她还花了大量的功夫在家长身上，发现原来家长“放养”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根源。“我就跟他妈说，实际上你的孩子是一个风筝，看似在空中飘着，你手里一定有根线，这根线在你手里就是两个词，一‘紧’和一‘松’，你把这两个词搞明白，这事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