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法理学法律概念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一、当前法治中国建设中法理学研究的局限与困境
(二)立法中心主义的观念限制法理学的发展
如前文所言，法律适应社会的倾向之所以突出，除了引进研究西方法理学问的前提基础外，法理学研究中的立法中心主义也是其重要催生因素之一。立法中心主义指法律人把法律的制定与认可是以有立法者为依据，无论司法者还是立法者，都把维护立法作为自身的任务，人人将自己视为“立法者”。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律问题会自然产生对其维护规范的观念，把现有法律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当作首要任务，法律为社会政治所服务，其法治权威与法律思考反而成为次要。法理学研究变为围绕政治理念的规范法学，对法治建设毫无裨益。
二、法治中国建设下法理学探究的改进思路与方法
(一)以合法性为基础推进法理学研究
(二)以教义学法学作为法理学探究思路
如前文所言当前教义学法学并不是法理学探究的重点，人们偏重于法治在社会问题上的治理方法与应用，将法治建设量化、概念化，把法治作为评判处置社会行为与方法的指标，却缺乏对其本质意义的了解。推进法治建设不仅是要在中国应用实践，其对法治建设理念、改革中具体措施的反思与思考也是，即不仅在立法阶段推动法治步伐，在理论研究上也应重视与施行。因此加大对教义学法学探究，才是法治建设视角下的法理学研究的有效改进思路。
三、结语
当前我国法治建设视角下的法理学领域的探究工作，实质就是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做好理论方法的论证研究活动。在这一背景指导下，就需要学者不再强调传统法理学中对西法中国化与法治适应化的研究，而是将目光投往法治理论的基本问题上，通过教义法学等解释途径，帮助人们阐明、理解法治的理念根据，为树立法治建设权威与合法性提供论证基础。
［参考文献］
［1］陈金钊．法治中国建设与法理学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5:237－254．
关键词：法理学；公安院校；教学
一、问题的缘起
法理学，又称法哲学或法的一般理论，它是“以法的现象运动的普遍性规律和最一般的宏观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认识和叙述法的现象辩证发展过程的概念与范畴体系，是法律科学体系中基础性的学科”[1]，它是对具体的部门法学的提炼并对部门法学有指导作用。对于法理学早就有了“法理学在中国法学中处于领头羊地位”的说法。但是当下公安院校中的法理学教育却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老师不愿意教法理学，学生不愿意学法理学；校方的重视不够，学生的兴趣不足。明明是重要的学科却得不到重视，课时屡屡遭到压缩，课程的设置和改革得不到保障。这就是法理学教学在公安院校面临的困境。
二、公安院校中法理学教学的困境分析
公安院校中法理学的教学之所以面临这样的困境，既存在校方的因素，也有法理学这门课程本身的因素起作用。以下具体展开分析：
三、法理学教学困境的出路
基于对法理学教学在公安院校中的困境，其出路也可从两方面来阐述：
四、结语
法理学的教学是公安院校学生所接受的基础性法学教育，对学校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执勤执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希望公安院校能够重视法理学的教学，教师能够苦练技能，完善和充实法理学的教学，尽快改善法理学教学在公安院校教育中的地位和待遇。
参考文献：
[1]公丕祥.法理学:第2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8-235.
[2]陈茂华.论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5):84.
[3]伍玉功.公安院校法理学教学改革刍议[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16).
关键词：关键词：双语教学；法理学；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里,尤其是近十多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涉外法律活动的数量增多,扩大了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并对法律人才设定了更高的规格和标准。既熟悉基础知识,又懂得专业知识;既熟悉国内法律法规,又熟悉国际法律知识以及国际经贸、外语等方面的知识;既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又有极强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国际化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成为必然。按照教育部教高[2001]04号文件规定，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
二、双语教学的概念界定
1、定义国外双语教育专家麦凯和西格恩认为:“双语教学”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体的教育体系,其中一种语言常常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1]卡明斯则进一步解释道:“双语教学”这个词通常是指在学生教育生涯的某个阶段使用两种(或者更多)教学媒介语,这两种语言被用来教授科目内容而不单纯是语言课程本身。[2]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将双语教学定义为“学校运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授知识性科目”[3]。《双语主义与双语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双语教育指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言的情景,即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传授科学、数学、社会学科或人文学科的内容。
笔者认为:双语教学是运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并将它们同时用于学科教学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教学模式。在我国,高校双语教学指的是在专业学科课程的教学中,利用国外原版教材(通常是英文教材),使用汉、外(通常是英语)语两种语言进行授课,作业、考试均采用外文(英语)的一种教学方法。而影响双语教学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就是针对学生特征选用相应的教学模式。
2、国外双语教学的理论及模式
双语教学是指在学校中使用母语以外的第二语言或外语来教授教学内容的教学[4],其最低要求“应该是一种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学法”[5]。双语教学的目标是要在两种语言的背景下完成教学,使学生熟练使用两种语言,能够与国际接轨,进行国际交流,即培养“双语、双技(艺)、双向交流的驰骋世界一体化经济的双雄杰出人才”[6]。
在中国各级主管部门的重视之下,双语教学呈现出如火如荼、星火燎原的发展态势。但是,现在有些学校和教师基于各种目的开设双语课程,不考虑某一门课程是否有必要采取双语教学、教师是否有能力从事双语教学以及学生是否能够接受双语教学,由此所带来的表面繁荣并不利于双语教学的开展,甚至有误人子弟之嫌。笔者认为,某一门课程是否采用双语教学,取决于该门课程的特性,取决于该门课程开展双语教学所需要的条件以及对在双语教学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否有解决的对策。《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总结出双语教学的三种实践模型沉浸型教学、保持型教学和过渡型教学。用中文解释大体上分别是沉浸型教学指采取全英文讲授。保持型教学指以英文为主，在教学的同时，适当辅以中文解释和说明。过渡型教学指采用中文讲授，在正常的国际商法教学中适当穿插使用英语。必须指出的是，不同学科、不同的学校并无固定的模式，在实践中可以灵活掌握。
三、具体措施构想
1、选择合适的教材
2、充分运用典型案例
案例教学法是法学课程教学中运用较广的一种方法,是在教师的精心设计和指导下,基于普通法系案例教学的理念,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采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真实判例或虚拟案例,充当法律职业角色,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7]案例教学法一方面将抽象的法学理论知识的传授融入法律案例中,使学生在共同分析、讨论教学案例的过程中,获取法律学科理论与专业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对法律案例剖析、追问的过程,养成学生反思实践问题的精神,提高反思实践问题的意识,掌握反思的方法与技能,提高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比如当我们学习法律监督的时候，我们可以认真人详细的把马布里诉麦迪逊一案用英文讲解与交流互动，并且充分运用多媒体的音像效果。
3、注重教学方法
古人云学无定法，教无定法。笔者在实际教学与学习过程中发现很多双语教师讲课的层次不清楚，导致一部分英语基础稍差的同学压根跟不上，异常被动。由于英语在我国还只是外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远没有达到第二语言的程度,所以用英语授课,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学生抓住教学的要点。为达到这一目的,教师在上课时,不仅要有讲课的提纲,而且要将提纲在讲课之前告诉学生,以便学生预习,有所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在讲课中,要使用一些呈上启下的标志性话语(discoursemarkers),将讲课的各个部分串连起来,提醒学生各内容之间的衔接和过渡。
4、建立科学的考核方法
科学的考核方法可以激励教师和学生投身到双语教学之中，因此，在安排教学任务时,允许教师在计划学时的基础上增加20%的实际授课学时,适当放慢教学进度。在教师工作量考核时,在计算实际授课学时的基础上乘以2.0的系数。另外，为了消除一些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担心进行双语教学从而影响年终考核的担忧,学校在实施教学工作考核一票否决制时,对因实施《法理学》双语教学改革而导致课程教学评分暂时不太高的教师实行豁免政策,并帮助教师查找原因,提出改进建议。(3)在教学奖项的评定中向从事双语教学改革的教师或项目倾斜。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调动教师积极性。
[4]JackRichards,JohnPlatt,HeidiWeber.LongmanDictionaryofAppliedLinguistics[M].Longman,1985:28.
[5]李维.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第1卷)[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0.
Abstract:Thejurisprudencedevelopmentdirectionwillnotonlyaffecttheentirenationalgovernmentbylawthecareerdevelopment,willcausethelegalrestraintcitizentoproducetothelawthedifferentunderstanding.Thelegalpursuejustgoalonlythenincanachievethetwicetheresultwithhalftheefforteffecttakethejurisprudenceasunderthecentralintrinsicmentalguidance.Butjurisprudence,ifwantstodisplayitsspiritualleadershipthefunction,onlythendevelopstowardartdirection,enablesthelawtolooklikearttohavethepowerequally,enabledinthelifebecausetohavethelawtofillbeautifulandthemovingthing.
关键词：法理学的研究艺术的感染力法律的艺术化中国的未来法理学
Keywords:StudyofJurisprudenceTheinfluenceofartArtofthelawChina'sfuturejurisprudence
作者简介：石丹丹，郑州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学理论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法理学的研究
（一）西方的法理思想
本文适用的“法理学”一词不是在所谓的与法哲学同义的意义上所适用的狭义的法理学，而是包括了法哲学的广义的法理学。法律理论是法律人对有关法律问题的哲学回答，而法哲学是哲学家对有关法律问题的哲学回答。法学中的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并不像有的人强调的那么大，它们都是关于法律的一般思考，都属于我这里所说的法理学的论题范围。
韦伯在说明不同学科研究“法律”在认识论上不同的进路，提出了著名的“认识论上的三元论”。我认为从不同的法学流派对法理学的划分超越了思考内容与方式的两分法，也就是说它把思考内容与方式结合到一起来考虑；而且符合当今西方法理学的研究现状。另外，本文之所以接受以法学流派为标准划分法理学，是因为它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相切合即中国法理学的研究发展方向。现实的制度及其演变的方向依赖于现行法律基础，那么实践性很强的法学研究必然有其发展方向选择问题。当今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在历史中有一个次序问题。首先是自然法学，接着是实证分析法学，然后是法社会学，现在是三大法学派并立而存。这里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这三大法学在各自产生时是针对什么问题的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如果有，各自的关联是什么当今三大学说并立的背景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自然法学能够复兴
（二）我国法制建设中的问题
二、艺术的感染力
（一）艺术的定义
艺术，通常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第一是从精神层面，把艺术看作是文化的一个领域或文化价值的一种形态。第二是从活动过程的层面来认识艺术，认为艺术就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创造活动，或对现实的模仿活动。第三是从活动结果层面，强调艺术的客观存在。艺术活动是人们以直觉的、整体的方式把握客观对象，并在此基础上以象征性符号形式创造某种艺术形象的精神性实践活动。它最终以艺术品的形式出现，既有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也有艺术家本人的情感、理想和价值观等主体性因素，是一种精神产品。
（二）艺术的属性
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除审美价值外，艺术还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和陶冶功能，娱乐功能等。其中艺术的认识功能是人们通过艺术活动而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历史、了解人生，它不同于科学的认识功能。艺术的教育功能是人们通过艺术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而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它不同于道德教育。艺术的娱乐观念是人们通过艺术活动而满足审美需要，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它不同于生理。艺术的感染力指艺术作品对鉴赏者的一种强烈的艺术魅力。艺术感染力在一定意义上是永久性的。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艺术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足以超越时代、国度、民族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所共同珍爱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法律的艺术化
（一）法律与艺术的联系
法律与艺术都是以人为本、为人而存，是可以被艺术化的，法律的艺术化不仅不会削弱法律的权威和其规范性，反而会有助于法律人性化的实施，这更加符合和谐社会的精神。
这里有客观和主观方面的依据。从客观性上说，根据法的客观性要求，法的内容要正确反映它所调整的现实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状况。法及其制度本身是客观的，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有自已的质与量、内容与形式、逻辑与规律，有自已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并非以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的认识只能发现它、表述它，而不能发明它、创造它。从都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上来说，艺术和法律是具有相通的一面的。而法律和艺术的功能，一个是要人们遵守它，从而达到共处的和谐，一个是要人们感知它，从而达到精神和物质的和谐。
从主观性上来说，法的主观性则表明了法的人为性，人们在制定法与实施法的过程中，总是以某种法律意识为指导。法律意识渗透、体现、贯穿在法律现象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对于艺术来说，它是人们所创造并被人们所肯定的东西，艺术中必定含有艺术家们的主观意识和希望。艺术作品中艺术家的主观意识和希望就是艺术家想通过他的艺术要告知世人的东西，这种意识和希望是使人向善的东西，它能在无形中给人以感染力，使人获得精神的食粮。所以从主观性上来说，法律与艺术中都包含人们的意志，这种意识的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有相通之处。
（二）法律艺术化
从上面的关于艺术与法律的说明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律与艺术是有相通之处的，法律的艺术化是可能的。现在笔者就从上面的“认识论上的三元论”角度来解决法律如何艺术化，以及如何用艺术化了的法律来解决中国当今法制面临的问题。要使法律艺术化，首先要制定良法(广义的良法是指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或推进作用的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具有真、善、美之品格的法。)，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认真的考查实际问题，使法律成为智慧，而不是少数人的意志的表达，也不是少数派短见的组合。从法是一套由国家专有的逻辑严谨的应然命题所组成的体系上来讲，法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制定法就代表谁拥有实施法的权力，法律的艺术化就要求实施法律者具有艺术化的手段，要求法律的施用更有人性化。如果把法看作是实然的文化现象，具体的社会事实，并非国家所专有，侧重于法的实在性研究，那么这时的法就和艺术有更近的联系，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时的法就是艺术的一种形态，它们都是文化现象，都为人类更好的生存服务。
四、中国的未来法理学
法理学的未来，是法理学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回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法理学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于法的外部联系――如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民主、法律与政策等等――研究比较多些。但对法律自身的特点和内部规律，如法的规范、法律体系、法的形式、法的特征、权利与义务、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等等则研究得较少，或者研究得不够深入。通过对法律与艺术的主客观方面的认识，我认为法律应该成为通俗艺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中国未来法理学的发展方向也应该向着艺术化的方向发展，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中国未来法理学艺术化的发展方向应该具备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它应当是开放型的法理学。它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上，中国未来的法理学应当有艺术家一样的思维方式，不能拘泥与常规，也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它必须批判吸取其它法理学中一切有科学业价值的成果和各种合理的因素以丰富自己。
第二、它应当成为发展型的法理学。正如任何事物都处于不停息的运动中一样，中国未来的法理学也应当不断地发展，而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应该与时俱进，艺术是没有止境的，而法理学艺术化的发展方向一样也是没有止境的，它应该有艺术家一样的要求绝对完美的追求。
第三、它应当成为指导型的法理学。艺术品的魅力不在于它有多少东西告诉你，而是见到它你能有多少东西告诉别人。法理学的指导性也是如此，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一切合理的东西，对于其它法学分支学科中一切正确的观点，法理学应当从理论上做出论证与辩护；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对于其它法学分支学科中一切不正确切的观点，法理学也应当从理论上予以否定和纠正。
总之，正如尼克松总统所说“让我们在世界上建立一幢和平大厦，使弱者和强者享有一样的安全――在这幢大厦中，每一个人都尊重他人在不同制度下生活的权利――在这幢大厦中，人们不是以武力而是以思想的力量来影响他人。”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和平大厦，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建设和谐社会。要建设和谐社会，只有实行法治，建设和谐的法制社会。要法治就必须有法理学的指导，只有法理学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而要确立正确的未来法理学的发展方向，只有向着艺术化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每个人无论强者或者弱者都能享有一样的安全。
[1][德]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13
[2]陈金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J]1999.12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下的刑事诉讼本科教学，既要遵循法学本科教学的共同要求，又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因材施教，在教学过程中既讲授普适性原则也讲解本土化制度，要巧妙地用法理学中法律规则“法律后果”的缺失来解释现实的刑事诉讼程序，用法理学的反思法解读中外基本原则等刑事诉讼的重大问题，使学生能够准确地把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实然与应然，理解刑事追诉活动的理想与现实。
关键词：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刑事诉讼；本科教学；法理学
一、基于法理学开展刑事诉讼教学的意义
二、基于法理学的刑事诉讼本科教学策略
最为突出的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刑事诉讼具体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刑事诉讼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但上述教材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却并不是很清晰，因为该书第五章“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中第一节概述中一共讲了方面内容：一是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功能；二是国际通行的原则；三是我国基本原则的体系。第二节到第十五节分别叙述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问题是，既然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有国家追诉原则、控审分离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公正审判原则、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6]，那么我国的13个基本原则与这6个原则又是什么关系，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没有国际社会已经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没有说明了什么问题，原因何在？我国今后刑事诉讼立法需不需要确立这样的通行原则，我国现有的13个原则又该如何定位，与通行原则的契合之处与差异之处分别在哪里？这一系列的追问，便可以将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前世、今生、来世在学生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问题化了。
[1]《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编写组.法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0.
[2][3]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9-44.
[4][5][7]张文显.部门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18.
【关键词】法理学/法律推理/人工智能
【正文】
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历史
机先驱思想家莱布尼兹曾这样不无浪漫地谈到推理与计算的关系：“我们要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使所有推理的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两个家同两个计算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把笔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盘面前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地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注：转引自肖尔兹著：《简明逻辑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4页。）
如果连抽象的哲学推理都能转变为计算来解决，法律推理的定量化也许还要相对简单一些。尽管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技术可行性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惊叹。从诞生至今的短短45年内，人工智能从一般问题的研究向特殊领域不断深入。1956年纽厄尔和西蒙教授的“逻辑理论家”程序，证明了罗素《数学原理》第二章52个定理中的38个定理。塞缪尔的课题组利用对策论和启发式探索技术开发的具有自能力的跳棋程序，在1959年击败了其设计者，1962年击败了州跳棋冠军，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使世界头号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俯首称臣。
20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博弈、难题求解和智能机器人；70年代开始研究语言理解和专家系统。1971年费根鲍姆教授等人研制出“化学家系统”之后，“计算机数学家”、“计算机医生”等系统相继诞生。在其他领域专家系统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鼓舞下，一些律师提出了研制“法律诊断”系统和律师系统的可能性。（注：SimonChalton，LegalDiagnostics，ComputersandLaw，No.25，August1980.pp.13-15.BryanNiblett，ExpertSystemsforLawyers，ComputersandLaw，No.29，August1981.p.2.）
专家系统在法律中的第一次实际应用，是D.沃特曼和M.皮特森1981年开发的法律判决辅助系统(LDS)。研究者探索将其当作法律适用的实践工具，对美国民法制度的某个方面进行检测，运用严格责任、相对疏忽和损害赔偿等模型，计算出责任案件的赔偿价值，并论证了如何模拟法律专家意见的方法论问题。（注：'ModelsofLegalDecisionmakingReport'，R-2717-ICJ(1981).）
专家系统与以往的“通用难题求解”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它要解决复杂的实际，而不是规则简单的游戏或数学定理证明问题；(2)它面向更加专门的领域，而不是单纯的原理性探索；(3)它主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域，选择合理的方法来表达和运用特殊的知识，而不强调与问题的特殊性无关的普适性推理和搜索策略。
法律专家系统在法规和判例的辅助检索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了律师一部分脑力劳动。但绝大多数专家系统只能做法律数据的检索工作，缺乏应有的推理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进入了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开发时期。知识工程是指以知识为处理对象，以能在机上表达和运用知识的技术为主要手段，研究知识型系统的设计、构造和维护的一门更加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注：《大百科全书·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页。）知识工程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几个推理定律再加上强大的计算机就会产生专家功能的信念。以知识工程为技术手段的法律系统研制，如果能在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等方面获得突破，将会使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源于两种动力。其一是法律实践自身的要求。随着社会生活和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律实践需要新的思维工具，否则，法律家（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将无法承受法律日积月累和法律案件不断增多的重负。其二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人工智能以模拟人的全部思维活动为目标，但又必须以具体思维活动一城一池的攻克为过程。它需要通过对不同思维领域的征服，来证明知识的每个领域都可以精确描述并制造出类似人类智能的机器。此外，人工智能选择法律领域寻求突破，还有下述原因：(1)尽管法律推理十分复杂，但它有相对稳定的对象（案件）、相对明确的前提（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及严格的程序规则，且须得出确定的判决结论。这为人工智能模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法律推理特别是抗辩制审判中的司法推理，以明确的规则、理性的标准、充分的辩论，为观察思维活动的轨迹提供了可以记录和回放的样本。(3)法律知识长期的积累、完备的档案，为模拟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提供了丰富、准确的资料。(4)法律活动所特有的自我意识、自我批评精神，对法律程序和假设进行检验的传统，为模拟法律推理提供了良好的反思条件。
二、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价值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四是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推理虽有统一的法律标准，但法官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差异个体，所以在执行统一标准时会产生一些差异的结果。司法解释所具有的建构性、辩证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如果换了钢铁之躯的机器，这种由主观原因所造成的差异性就有可能加以避免。这当然不是说让计算机完全取代法官，而是说，由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推理标准和评价标准，从而可以辅助法官取得具有一贯性的判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物质欲望和感情生活，可以比人更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正像计算机录取增强了高考招生的公正性、电子监视器提高了纠正行车违章的公正性一样，智能法律系统在庭审中的运用有可能减少某些徇私舞弊现象。
五是辅助法律和培训。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凝聚了法律家的专门知识和法官群体的审判经验，如果通过软件系统或计算机实现专家经验和知识的共享，便可在法律教育和培训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例如，(1)在法学院教学中发挥模拟法庭的作用，可以帮助法律专业学生巩固自己所学知识，并将法律知识应用于模拟的审判实践，从而较快地提高解决法律实践问题的能力。(2)帮助新律师和新法官全面掌握法律知识，迅速获得判案经验，在审判过程的跟踪检测和判决结论的动态校正中增长知识和才干，较快地接近或达到专家水平。(3)可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律师和法官及时获得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建议，弥补因知识结构差异和判案经验多寡而可能出现的失误。(4)可以为大众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
六是辅助立法活动。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对辅助司法审判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完善立法也具有实用价值。（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例如，伦敦大学Imperial学院的逻辑程序组将1981年英国国籍法的形式化，帮助立法者发现了该法在预见性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和法律漏洞。（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立法辅助系统如能于法律起草和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有可能事先发现一些立法漏洞，避免一个法律内部各种规则之间以及新法律与现有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
三、法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中的作用
2.法对人工智能系统研制的指导作用
GoldandSusskind指出：“不争的事实是，所有的专家系统必须适应一些法理学理论，因为一切法律专家系统都需要提出关于法律和法律推理性质的假设。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切专家系统都必须体现一种结构理论和法律的个性，一种法律规范理论，一种描述法律的理论，一种法律推理理论”。（注：GoldandSusskind，ExpertSystemsinLaw:AJurisprudentialandFormalSpecificationApproach，pp.307-309.）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不仅需要以法理学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为知识基础，还需要从法理学获得关于法律推理的完整理论，如法律推理实践和理论的，法律推理的标准、主体、过程、等等。人工智能对法律推理的模拟，主要是对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知识进行人工智能方法的描述，建立数学模型并编制机程序，从而在智能机器上再现人类法律推理功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专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吸收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包括法理学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成果。
四、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的难点
第二，关于启发式程序。的专家系统如果不能与启发式程序接口，不能运用判断性知识进行推理，只通过规则反馈来提供简单解释，就谈不上真正的智能性。启发式程序要解决智能机器如何模拟法律家推理的直觉性、经验性以及推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即人可以有效地处理错误的或不完全的数据，在必要时作出猜测和假设，从而使问题的解决具有灵活性。在这方面，Gardner的混合推理模型，EdwinaL.Rissland运用联想程序对规则和判例推理的结果作集合处理的思路，以及Massachusetts大学研制的CABARET（基于判例的推理工具），在将启发式程序于系统开发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法律问题往往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人工智能模拟法律推理的一个难题。选择哪一个答案，往往取决于法律推理的目的标准和推理主体的立场和价值观念。但智能机器没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立场。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划定了机器法律推理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
五、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策略和应用前景
我们能够制造出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可以证明它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从检验标准上看，这主要是法律知识在机器中再现的判定问题。根据“图灵试验”原理，我们可将该检验标准概括如下：设两间隔开的屋子，一间坐着一位法律家，另一间“坐着”一台智能机器。一个人（也是法律家）向法律家和机器提出同样的法律问题，如果提问者不能从二者的回答中区分出谁是法律家、谁是机器，就不能怀疑机器具有法律知识表达的能力。
依“图灵试验”制定的智能法律系统检验标准，所看重的是功能。只要机器和法律家解决同样法律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相同，就不再苛求哪个是钢铁结构、哪个是血肉之躯。人工智能立足的基础，就是相同的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结构来实现之功能模拟。
从功能模拟的观点来确定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策略，可作以下考虑：
第一，扩大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主体。现有人工法律系统的幼稚，暴露了仅仅依靠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从事系统研发工作的局限性。因此，应该确立以法律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三结合的研发群体。在系统研发初期，可组成由法学家、逻辑与认知专家、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为主体的课题组，制定系统研发的整体战略和分阶段实施的研发规划。在系统研发中期，应通过等手段充分吸收初级产品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的意见，使研发工作在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形成反馈，将开发精英与广大用户的智慧结合起来，互相启发、群策群力，推动系统迅速升级。
第二，确定与相结合、以应用为主导的研发策略。国外人工智能系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领域，还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应用。但是，任何智能系统包括相对简单的软件系统，如果不经过用户的长期使用和反馈，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向成熟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不能将初期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化为产品，我们也难以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必须走产研结合的道路，坚持以应用开路，使智能法律系统尽快走出实验室，同时以研究为先导，促进不断更新升级。
第三，系统研发目标与初级产品功能定位。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目标是制造出能够满足多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立法者、法学家）多种需要的机型。初级产品的定位应考虑到，人的推理功能特别是价值推理的功能远远超过机器，但人的记忆功能、检索速度和准确性又远不如机器。同时还应该考虑到，我国目前有12万律师，23万检察官和21万法官，每年1.2万法学院本科毕业生，他们对法律知识的获取、表达和应用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初级产品的标准可适当降低，先研制推理功能薄弱、检索功能强大的法律专家系统。可与机厂商合作生产具有强大数据库功能的硬件，并确保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的网上及时更新；同时编制以案件为引导的高速检索软件。系统开发的先期目标应确定为：(1)替律师起草仅供的起诉书和辩护词；(2)替法官起草仅供参考的判决书；(3)为法学院学生提供模拟法庭审判的通用系统软件，以辅助学生在起诉、辩护和审判等诉讼的不同阶段巩固所学知识、获得审判经验。上述软件旨在提供一个初级平台，先解决有无和急需，再不断收集用户反馈意见，逐步改进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