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缓慢过程中，法制的现代化是勿庸置疑的。并且，成为20世纪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基本法律表现。尤其是我们在推进法治国的进程中，法制现代化的成长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深刻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这种历史性的跃进，导致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巨大创新，因而是一个包涵了人类法律思想、行为极其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在这里，法治是法制现代化的关键变项，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毫无疑问，现代监狱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产物，是法治国家的重要表征之一。我们研究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实际是将监狱制度置于现代社会的现实背景下，以法制现代化为导引，参照世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以监狱职能的社会分工为依据，着力研究现代社会监狱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作指导，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的科学文明公正法治的监狱政治体系。”
本课题的旨趣就是在于揭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建构的缘起，参照坐标、定位以及监狱制度的现代价值。
法制现代化-现代监狱制度建构的缘起
论者说，“导源于11世纪城市运动的西方现代法制（当然包括西方现代刑法文明），是深深植根于市民社会这一特殊的经济社会土壤之中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生成，催生了现代社会和法制现代化。西方的市民社会，换成当下的中国语言说，就是公民社会。而我们比较公认的是我国的公民社会是从中共党的16大之后，才走向前台的。这里，我们需要着力的是公民，更侧重在法律意义上来理解公民的身份，而大大削弱公民的政治意义，“凸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使公民真正体现“权利主体”的价值和尊严。
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法与刑是高度合一的。所谓法，不过是刑的替代物。不要说是监狱法制，就是调整平等主体之利益关系的民法，也是由封建官吏去“断清”。因此，人们期望和呼唤“包清天”。民法尚且包容于刑，监狱法其实就是刑的同义词了。“上刑”、“用刑”、“动刑”，其实，就是在执行刑罚了。“大老爷”就包揽了所有的侦查、起诉、审判环节。这是中国文明传统的独特一幕。
在当下，法制的命题一样涵盖和包容了监狱制度。法制现代化，显然也要求现代监狱制度的建设了。
至此，我们可以用逻辑学的增加内涵、缩小外延的办法描述现代化与现代监狱制度的关系式了：
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现代刑事制度-现代监狱制度
社会变迁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变迁深刻影响着法律的发展，影响着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同样，也深刻影响着刑罚制度和监狱制度。
当今影响刑罚制度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趋势，就直观的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结论。
所谓非犯罪化，是指“通过立法程序缩小国家认定为犯罪行为的范围，或者从刑事立法中排除这些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性质，改为行政处罚或者对这些行为不追究任何责任。”当下，环顾世界，非犯罪化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在欧美，非犯罪化“已成为当前刑罚改革运动的普遍趋势”，诸多国家先后确立了非犯罪化的免罪原则。其实，在中国也有了这样的实践。不过，这只是个别的情形而已。如，在“97刑法”，我国动作最大的变革是取消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想悖的“类推”制度；如，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机倒把”罪，中已不再是罪名，也没有象“流氓罪”那样，按“口袋罪”分解。是真正取消了的一个罪。有的学者，甚至列出了未来应当取消的具体的罪名。
非监禁化，是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基础上，并且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直接关联的刑罚趋势。相比较而言，非监禁化要比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实践丰富得多。在世界范围考察，非监禁刑的形式主要有：缓刑、假释、管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周末监禁等。这在中国被称为“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代表着行刑发展的未来趋向”。
在监狱工作的环节，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刑罚执行个别化，这几乎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刑事法制或刑事政策的整体趋势。个别化的精神源于教育刑思想的广泛影响。教育刑论认为，刑罚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惩罚，教育改造罪犯，使其改过迁善，顺利回归社会。并主张给罪犯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自由。个别化的趋向还在于罪犯的犯罪及其改造是因人而异的。这种理论在中国称之为“因人施教”，或通俗的誉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理论上，个别化与理性化、人道化以及近几年兴起的人性化并驾齐驱，并共同构成了中国监狱工作的完美画卷。
狱职能的有限性。
监狱工作的现实状况表明，监狱工作的成效对罪犯改造质量的高低是重要的，但同时又受制于其他监狱机关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如宏观方面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状况、社会控制能力、社会保障程度等；微观方面的家庭稳定程度、经济收入水平、周围人际关系、本人的谋生能力等。换句话说，监狱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功效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就更加明显。工作目标与要求、工作运行与责任、配套法律与政策、考核方式与兑现。这些都涉及到惩罚与改造的实际表现出的权重问题。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是由于监狱警察队伍的职业化建设的不力。除了个别情况的妥协执法外，不少监狱警察的业务能力有限是重要因素。
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监狱机关、监狱警察只对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承担有限责任。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丝毫不意味着贬低监狱工作的伟大价值。监狱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将社会建设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破坏力量转化为建设力量。这是监狱事业对社会的贡献，也是监狱工作在社会工作中的定位。很显然，拔高、虚夸监狱工作的价值是与事无补的。相反，认识改造的有限性，正是恢复了监狱工作的真正价值。使我们、也使全社会认识监狱工作的价值。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降低对监狱工作的要求。恰恰相反，是对监狱工作的要求更高了。监狱工作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国家机器，是专政工具，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罪犯的改造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在一般人表面的理解上，讲政治（其实，政治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就是说一些大道理，道理越大越能吓唬人（“拉大旗，做虎皮”）。因此，我们要对监狱工作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尽量不要对监狱工作的要求理想化，同时，要创新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新途径、新模式，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这其实就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缘起了。
世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进程-现代监狱制度建构的坐标
如果说，法制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缘起的理由，那么，世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进程的实现模式则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坐标了。
综观世界刑罚的变迁历程和世界监狱制度的演变，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监狱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我们在向现代社会推进的进程中，监狱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消灭犯罪，因而也就不可能取消监狱。监狱甚至成为文明社会的外在表征。监狱工作在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的、特殊地位，任何政治家都不应小视，更不能忽略。
这里的问题倒不是在于是谁作了这样的表述，其表述的权威性如何，而是在于证明：在世界监狱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在陈述这样一个事实。
这种状况，也同样出现在中国的清朝末期。沈家本，这位清末的修律大臣，在发起中国的改良运动时，也没有忘记对监狱制度认真地加以改良。他和日本的监狱学大家小河滋次郎一道试图仿照“泰西”的监狱制度，对摇摇欲坠的清朝监狱进行彻底的改良。并拟定了《大清监狱律草案》。他深有体会地说：“监狱尤为内政外交重要之举”。以至于象张之洞、袁世凯、赵尔撰这样的人物都参与了当时监狱的改良运动。
其实，在这里，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监狱具有罪犯改造的意义。即作为现代监狱的物质和精神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我国现代监狱制度的萌芽的孕育应该算是清末的监狱改良运动。尽管尚不成功。
在新中国的监狱历史上，现代意义监狱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监狱。这与我过去的认识有所不同。过去，我一直把现代意义的监狱定位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当然，还不是完全意义。因为，完全意义的现代监狱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其实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即如何尽快实现中国现代监狱制度。
我们寻找发达国家现代监狱制度的目的，是找到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坐标。那么，发达国家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参考呢？抽象的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监狱法治建设在现代监狱制度建设中具有基础地位
法治的理念其实是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韦伯对此有他的见解“理性化的法律只有在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背景下才能被加以理解”。我们现在推进的法治国家战略，其实，就是借鉴的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
在西方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监狱法治的发展。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西方整个社会的发达是靠法治的发达来支撑的。没有了法治，社会就缺乏了秩序，没有了秩序，社会显然是无法发展的。谁能设想，在一个混乱的社会秩序中，社会在进步、在发展、在繁荣。到目前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社会形态，今后也不会出现。西方现代法治建设进程中，监狱法治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注意到的首先是英国，在著名的监狱改革家霍华德的建议下，英国在1773年通过了改革监狱的法案。次年，通过了《释放囚犯法》、《囚犯健康法》。1778年，制定了《教养法》。1782年，制定了《矫正所法》，规定了矫正所的职能是对囚犯实施改造。立法对监狱工作的定位，具备了现代的思想。1853年，制定《劳役监禁法》，对罪犯的累进制、分类制、记分制等作出规定。1865年，英国《监狱法》颁布。
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也对监狱开始改良。明治5年，颁布了《监狱规则并图式》，成为日本“最初的近代化的监狱规则”，起草该草案的调查主管小原在该《规则》的序言中指出“监狱以监禁罪犯并惩戒之。监狱以仁爱人，非残虐人者；所以惩戒人，非使人痛苦者”。成为日本近代监狱法治化的要点。1900年（明治33年）就规定，对监狱经费实行全额“国库主义”，即监狱的全部运转经费由国家保障。同时，开始拟订监狱法。1908年，由13章75条及附则组成的监狱法实施。直到今天，监狱法仍在发挥作用。1933年，又颁布《行刑处遇令》。此后，日本不仅对上述法律进行了修改，并且，结合社会的发展，颁布实施了多项法律。
在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监狱的法治发展的水平尽管有所差异，但发展的路程则是大同小异的。甚至被统称为“欧洲监狱模式”。
2.越来越强调监狱工作以及矫正罪犯的科学化
罪犯分类制度同监狱的其他各项制度一样，其创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深深受到了刑罚思想的影响。伴随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先进的刑罚思想空前活跃，进而影响到了监狱制度，影响了罪犯的分类。李斯特主张，对罪犯的分类处遇上，须运用心理学、精神医学之测验或诊断鉴别等技术。
18世纪英国监狱的改革家霍华德主张对罪犯隔离监禁，被认为是罪犯分类制度的萌芽。18世纪70年代的汉韦积极主张实行罪犯的分类制度。1778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教养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对囚犯实行三级累进处遇。
在罪犯分类的形成时期，19世纪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制”和“奥本制”，据认为，对世界监狱制度的改革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此后的罪犯分类日趋复杂、完善，并从定性发展到定量，直到测定罪犯的个性量表。到了20世纪的上半期，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直接参与到罪犯的分类工作之中。显然，分类制度，对罪犯的改造针对性明显增强，体现了监狱改造功效。
科学化的特征还表现在监狱的设计与建筑上。这是现代监狱制度在器物层的表现。著名的是大思想家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监狱设计、建筑被认为是表征监狱理性的重要载体，监狱建筑体现了社会的文明进程，内涵和包容了威严、庄重、安全、文明、人性相融、相通的思想。唯安全的监狱设计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反科学的、反人性化的。因为，这种监狱的建筑是用于严格意义上的防范，象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批评的法国阿蒂那监狱一样，监狱是张着大口，将人吞入、打碎的机器。我们主张现代文的监狱设计建筑理念，对罪犯给予适当的自由，在法律赋予惩罚的前提下的自由。而监狱机关不能动辄以安全的名义、以管理的名义随便剥夺罪犯的权利与自由。我们尤其不能以罪犯曾经滥用自由为由，去最大限度的剥夺罪犯的自由。相反，应在刑罚惩罚的范围内，充分地保障罪犯的自由。
3.监狱工作的社会化程度日趋提高
发达国家，监狱工作的社会化集中表现为罪犯改造中充分的融入社会思想，使罪犯服刑中可能产生的“监狱人格”最小化。社会学的理论认为，罪犯犯罪是因为其社会化不完全，即社会化缺陷的结果，他们在监狱服刑就是强制再社会化，其目的是使罪犯重返社会。为此，监狱在社会化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形成了社会化的模式。刑罚学上的社会化概念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二战后影响了整个世界。这里的社会化是指行刑社会化。这一思想深刻记录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行刑社会化是在监禁刑替代了生命刑、肉刑之后的人类更加文明的刑罚方式，是当下发达国家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趋势的必然选择。综观发达国家的非监禁刑，假释是我们常常做对比研究的重要制度。
假释起源于1840年的澳洲。在美国较早得到实施，后在各国广泛开展起来。在法国，假释的记载在1885年，法国制定了假释法，规定，除无期徒刑外，刑期执行过半，就可报请假释。发达国家的假释制度，普遍开展于1925年伦敦国际刑法及监狱大会之后，据认为，是这次会议的影响，使假释的矫正功能获得了认同。在日本，罪犯的假释比例为56.8%，其中，初犯者为80.4%，6次以上入狱者为31.9%（1993年）；在美国，罪犯的假释比例为72%（1993年，）；在加拿大，罪犯的假释比例为36.2%（1992-1993年）；在瑞典，罪犯的假释比例为33%（1993-1994年）；在瑞士，罪犯只要服满三分之二的刑期，从理论上说，都可以获得假释。
在监禁刑中，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化的要求。如意大利监狱的半自由刑管制、瑞士监狱的休假制、美国监狱的周末监狱、中间监狱等。
社会化的意义还在于监狱运行的经济性考虑。监狱的运行是一项高成本的社会公共开支。在美国，一个罪犯每年的直接消耗是2.5万美元；在英国，为2.77万英镑；在西班牙，为1.38万欧元，在德国为5万马克。高额的监狱经费，在这些发达国家也深感难以承受。纳税人的呼声越来越高。相比较，在社会机构管理罪犯一年只要40美元。
4.监狱工作人员的职业化建设得到充分的重视
总之，在发达国家，现代监狱制度的确立，至少表现为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职业化的趋势。这对我们研究建立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是具有积极借鉴意义的。
现代监狱的价值解析
犯罪始于法律，刑罚源于犯罪，并催生监狱。因此，到目前为止，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惩罚就总是被采用的。”“以恶制恶”未有穷期。只要社会还有犯罪，刑罚就无法停止。社会又总是在发展，文明总是在推进，所以，刑罚尽管还是表现为刑罚，但此刑罚已不是“彼刑罚”了。在现代刑罚理论的推动下，监狱，尽管也还是监狱，同样，此监狱已不是“彼监狱”了。亦是说，监狱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质的变化。
其实，监狱是依附于国家的一个“特殊标志物”：它既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病态物”，同时又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文明物”。在专制社会，监狱是张扬暴力的机器；在文明社会，监狱成为治理社会的工具。监狱文明进程的脚步，无不折射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曙光。在当代，监狱“其实是一个国家真正实现高度文明的特殊而重要的标志”（尤其可喜的是，这种在过去对一般人来说还难以接受的现代理念，最近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的认可，他说，“对罪犯的待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尽管，监狱文明进程的推进可能是艰难的，有时，甚至会有曲折和反复。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摆上了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同等重要的位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其实，公民的权利、罪犯的权利，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权利的价值蕴涵，在于权利背后隐含的、法律所表达的公正、平等与正义精神。因此，权利对所有人都是神圣的，决不因权利的主人是一般公民，还是罪犯。正如王平博士所言，“保护罪犯的权利，最终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的权利”.权利，无论为谁所有，在它的逻辑层面、在它的法治层面确实没有什么不同。这正如所有的人都要吃饭、穿衣一样合理、正常。何况罪犯还是弱势群体。正如早在200多年前，美国总统林肯说的那样（大意），废除奴隶制度是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永远不会沦为奴隶。在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在法治国的情形下，当然我们要进行的是要建设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其意义在于，我们的监狱不仅是监狱，更重要的是改造罪犯的学校，是罪犯的再生之地；还在于监狱作为改造罪犯的学校、罪犯的再生之地早已不是理论上的表述，法律上的规定，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清朝的末代皇帝可以作证、日本战犯可以作证，许多获得新生的人士可以作证；过去可以作证、现实可以作证。
这里，不是拾起尘封的历史，不是对传统的自恋。我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靠未来作证。只有未来，才足以来回应福柯不无根据的忧虑。同时，福柯的忧虑给我们以善意的提醒，监狱必须改革：一切工作必须以有利于罪犯的改造为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监狱必须努力化解罪犯重返社会的一切不利因素，并创造条件使罪犯尽早重返社会，使罪犯成为守法的和“有责任”的公民。我们要回应的是：监狱是改造人的特殊学校，不是“机器”；监狱是大熔炉，不是“兽笼”。同样，罪犯是有尊严的人，不是被“打碎”的原料；罪犯是“权利主体”，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监狱机关改造罪犯的逻辑起点就是：罪犯不仅是肉体的生理人，而且是充满感情的精神人。惟其如此，我们的监狱才有资格谈论当代监狱的价值问题。否则，我们的监狱就真的成为福柯所描述的“兽笼”了。“兽笼”，当然也体现了监狱的一种价值，但那只能是“兽笼”的价值，而不是当代监狱的价值了。
我们回应福柯的逻辑在于，新中国的监狱尤其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监狱已大大不同于福柯当年所认识的法国阿蒂加监狱。在中国推进政治文明的滚滚征程中，监狱工作创造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不朽业绩。以国际间通用的罪犯刑满后重新犯罪率来衡量，我国的重新犯罪率显然是比较低的。
1.法治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监狱警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认识水平有了较快提高。表现在法治的理念方面，对罪犯权利的认识愈加统一；对监狱性质的认识已开始走出绝对“专政工具”论的理解等等。以上这些都为现代监狱制度的全面构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法治在监狱工作中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将有关内容、原则、重点、方法、措施、条件、责任等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还在于人们法治观念的增强以及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公平执法是监狱工作的基础。监狱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监狱执法不公，其恶劣后果将是人们对法律信任的危机；对监狱来说，一次不公正的执法可能会摧毁千百次的说教。清末人士徐谦认为“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故监狱、立法、审判三者之改良必互重并行，始能达到法治之目的，增人民之幸福。”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论述监狱制度在立法执法中蕴涵公平精神的论述。笔者理解，监狱存在的意义也大概在此。换句话说，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平，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
（1）公正执法：监狱法治的核心。公正即公平、正义，这是法治的实质含义。在全部法治中，公正执法是至关重要的。如上所述，监狱人民警察是法律职业者，其言行举止代表的是政府，是法律的化身。监狱人民警察的公正、平等执法对形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意识具有直接的作用，尤其是监狱作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3）法律至上：监狱法治的根本。法律至上就是要求人们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精神，以法律作为言行的准绳，而且要养成法律习惯，由强制到自觉，最终形成“法律信仰”。对于监狱人民警察来说，在对罪犯实施惩罚与改造中，必须认真执行法律，依法办事，杜绝违法行为，同时，要尊重罪犯人权，尤其在罪犯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及时提供救济手段，切实确立法律的崇高权威性。
（4）法制完备：监狱法治的形式。监狱法制的完备，是监狱法治的必要条件之一。《监狱法》是规范监狱工作的重要法律，但不能因此说有了监狱法就标志着监狱法治的实现。因为法制完备涉及的面很广，内容也很多。今后，应当根据监狱事业发展的需要，以现代理念作指导，完善从监狱警察到罪犯，从管理到教育的完备监狱法治。
（5）依法治监：监狱法治的要求。长期以来，监狱倡导的“依法管理”，其重心是指管理罪犯，强调的是法律的权威与威慑，同时，强调罪犯必须履行劳动、学习等义务。现代监狱制度中的依法治监的首要要求就是依法管理监狱人民警察，依法监督其管理罪犯的权力，不能对罪犯法外施权、法外施刑。同时，也要求监狱管理机关在管理监狱时，应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滥施管理权。如不能动辄对监狱人民警察、甚至对罪犯乱施“罚款”（无论是监狱管理机关，还是监狱都没有这一行政处罚权。否则，即是行政违法）。依法治监还要求监狱及其管理机关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不能违背、违反有关法律，否则是无效的。
（6）监督规范：监狱法治的保证。监狱法治缺少监督，是不能实现的。换句话说，完整意义上的监狱法治，包括了执法监督。目前监狱的执法监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有的流于形式。在新形势下，应当大力加强。从监督形式上看，应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监狱、舆论监督；从过程上看，应包括事先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从监督内容上看，应包括执法监督、管理监督等。一些地方还结合实际，从具体的监督上有了突破，如编制罪犯手册，将罪犯从入监到出监，从劳动、学习到接受管理，从减刑、假释到处分、加刑等有关权利、义务进行浓缩，条理清楚，提高了执法透明度；如实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监狱工作有关内容、流程、期限、幅度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如聘请社会名流、党政人士做行风监督员，定期视察监狱，不仅沟通了与社会的联系，也消除了社会误解，促进了监狱事业的发展等。
2.权利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罪犯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利被剥夺、自由被限制。也正是如此，他们的权利才需要加以特别的保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权利，是很容易的，甚至可以以国家的名义立法，以国家的强力、国家机器去维护，但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权利，那是难上加难的，少数人是那样的微不足道，那样的不置一谈，以至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我们已经习惯“少数服从多数”思维的民族。然而，现代理念告诉我们，对少数人的保护是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的自觉选择。
罪犯还是弱势群体。他们面对的是监狱这样的国家暴力机器、专政工具；他们面对的是警察这样的政府代表、国家法律化身。他们在高墙电网的特殊天地里劳动、学习、生活，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剥夺了权利，他们不再有普通人的生存模式。固然，他们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这甚至是法律的报应、是社会正义的必然选择。但，文明社会的表达是对他们惩罚的同时，对他们的生存还应给予足够的关爱，对他们的权利给予充分的维护和保障。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是公民。
罪犯是人，罪犯是公民，罪犯是我们的同类。我们有千万个理由去善待他们，而没有一条理由去体罚虐待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小看、蔑视他们的权利。
我理解，公民的权利、罪犯的权利，都是法律一视同仁要保护的权利，保护罪犯的权利和保护公民的权利一样，都是法律的要求，都是法治的最高价值。罪犯的权利和公民的权利一样神圣。
3.科学
监狱存在的法律意义是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贯彻落实“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不仅是一项法律任务，而且是现代监狱制度的根本标志。
当下，我们所面对的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大背景。在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的条件下，押犯的构成、思想、心理、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此，我们必须以变应变，调整视角，以更加务实、更加严谨、更加科学的作风和态度，把改造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改造工作必须由传统、经验逐步走向现代、科学，这是建立我国现代监狱制度的重要内容。
改造科学化，首要的问题在于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重视；基础的问题在于树立科学的理念；根本的问题在于建立科学的机制；关键的问题在于提高干警素质。
改造科学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有：
一是监狱职能多元化的挑战。从理论意义和法律意义上说，监狱就是监狱，其职能是贯彻党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这可以被认为是监狱的“天然属性”。然而，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体制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监狱工作的不正确认识和定位，监狱的职能至今仍呈现出监狱、企业以及办社会高度合一的格局。客观地说，这种高度合一体制的监狱职能多元化曾经作过历史性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职能分化日益纯化的情况下，很显然，监狱职能多元化已成为制约监狱工作未来发展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我们必须从改造人的大局出发，从社会主义监狱惩罚与改造人的职能出发，尽快实现监狱职能单一化，为改造科学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是押犯结构恶性化的挑战。罪犯是监狱教育改造的对象，押犯结构变化是探索推进教育改造科学化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社会刑事犯罪出现的新情况，特别是大要案居高不下，流窜犯罪、涉恶涉黑涉毒犯罪、经济犯罪等上升的趋势，押犯结构呈现出恶性化的趋势，这给改造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
三是教育改造工作自身的挑战。改造科学化的推进受制于监狱工作的刑罚执行、狱政管理以及监狱生产、队伍建设等项工作。近几年来“妥协执法”现象屡禁不止，不少罪犯对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存在疑虑。这给改造科学化的推进带来致命冲击。现实中，各种改造手段的协调与整合常常发生冲撞，致使监狱工作的评价体系不合理、不科学。教育改造本身的形式主义。监狱安全稳定工作的高要求、严考核，常常使得改造科学化相形见绌。
因此，推进改造科学化的选择，在宏观层面：首要的是，推进监狱职能单一化。“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其任务是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监狱职能单一化，是监狱的属性决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舍此，监狱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监狱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防卫事务，理应由政府办监狱。显然，监狱应当回归到真正的改造罪犯的职能上
其次，应将改造科学化纳入监狱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没有改造科学化，监狱发展战略是不完整的，监狱工作方针就难以贯彻好，现代监狱制度就无从建立，要完善和实现监狱职能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再次，完善相应法律制度。法治带有强制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在推进监狱法治化进程中，加强改造的制度化建设，将与改造科学化有关的经费、方法、手段、内容、评价体系、保障、责任等等纳入《监狱法实施条例》的框架里，推进改造科学化的健康发展。
在微观层面：要着力形成协调高效运转的良性机制。改造科学化必须有协调、高效运转的良性机制。一是管理体制科学。二是教育制度完善。三是保障措施到位。
大力开发监狱干警人力资源。提高素质。着重提高法律业务、管教业务素质，更新知识、优化结构。搞好分类。对基层监狱干警按生产、管教、后勤、保障进行分类。实行不同的管理、训练、教育，尤为重要的是要逐步培养一支教育改造的专家型干警队伍，推进专家治监。同时，要落实从优待警的各项政策。
推进改造科学化，理论的成熟是不言而喻的。要以监狱工作的发展战略为重点，以改造人为目标，以实现监狱职能单一化、推进改造科学化为两翼，全方位创新与发展，为现代监狱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此外，改造的价值：改造（西方社会称为矫正）是惩罚的目的。当代监狱贯彻的“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强调的是将绝大多数罪犯改造成为“守法”的和“有责任”的公民。监狱的全部工作是以改造为载体、统揽的。这在新中国的监狱史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经常摇摇摆摆。
自由的价值：现代社会的监狱是以限制、剥夺自由为形式，以教育为目的教育刑。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监狱对罪犯剥夺自由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获得自由。由“必然”走向“自由”正是人类矢志追求的目标。这是哲学上的自由，政治上的自由，社会学的自由，理性状态下的自由，而不是我们曾经批判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那种自由主义的自由。因此，刑罚的目的、监狱的目的是止于自由。
文明的价值：在监狱管理教育中，监狱警察的举止言行必须体现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准。
宽容的价值：怒其不正，哀其不幸，恨其行，爱其人，齐之以礼，导之以规，疏之以心，授之以能。
谦抑的价值：监狱以其有限的资源，改造那些最需要改造的罪犯，抓住“关键的少数”。
以及效率的价值，秩序的价值，民主的价值等都是当代监狱的重要价值，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我们不厌其烦的解析现代监狱价值的价值在于，我们要表明：现代监狱价值是我们推进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核心基石。离开了这一点，监狱就可以灰飞湮灭了，而保留监狱与其说是统治社会的要求，不如说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