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卫星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编辑：逯璐
转自：人民法院报
以下聚焦于价值理念和解释方法两个方面，就《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对法律行为制度的重要发展略作阐释。
一、以私法自治为核心价值，
充分尊重多层次当事人意思
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而作为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意思表示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可以由表意人以口头、书面等明示的方式表达于外，又可以通过可推断行为等默示的方式作出，甚至包括依诚实信用原则并综合各种客观情事所假定的当事人意思。《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充分尊重不同层次的当事人意思，夯实了私法自治在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24条规定了附不可能条件的法律行为之效力，是对当事人直接作出的关于条件之意思表示加以解释的结果。作为法律行为的附款，条件所指向的事实之发生与否原则上应具有或然性，但当事人也可能将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实约定为条件，例如“如果太阳明天从西边升起，我就将笔记本电脑卖给你”“如果下个月地球毁灭，你我关于房屋租赁的约定就作废”。对此，《民通意见》第75条曾规定，附不可能条件的法律行为一概无效。但是，这并不完全符合当事人的意思。只有以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作为生效条件时，才表明当事人无意让法律行为实际发生效力；而在将不可能发生的事实约定为解除条件的情形，当事人的意思恰恰是不希望法律行为之效力受该事实影响。所以本条明确区分了生效条件与解除条件两种不同情形，规定对于前者“应当认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而对于后者则“应当认定未附条件”，至于整个法律行为的效力究竟如何，则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另行作出判断。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19条第1款确立了民法典第147条规定的重大误解之认定标准，是在《民通意见》第71条的基础上完善而成。本款关于“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之规定是对误解之“重大”要求的具体化。鉴于表意人在作出意思表示之时已产生误解，便不可能基于真实情况作出更加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判断，所以“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只能是一种事后对当时情况的假定，据此得出是否作出该意思表示的判断便构成假定的当事人意思。那么于此情形，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探求一个据此行事的理性人在表意人当时所处具体场景下会如何作出决定。本款中的“按照通常理解”即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可以容纳包括《民通意见》第71条曾规定的表意人因此所受损失大小等多种合理因素。
二、灵活运用法律解释方法，
提升制度的科学性与完整性
解释民法典规定应认真对待其规范文义，司法解释作为特殊的解释形式也不例外。《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围绕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灵活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呈现出广义的法律解释与规范文义的多重关系，大幅度提升了法律行为制度的科学性与完整性。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21条确立了民法典第148条和149条规定的欺诈之认定标准。相较于其前身《民通意见》第68条而言，本条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增加行为人“负有告知义务”作为限定。这一规定充分采纳了学术界的意见，对民法典第148条和149条规定的“欺诈”含义作了必要的限定，符合当前民商事实践的需要。故意实施的欺诈行为包括（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和（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两种情形，但二者在评价上不应完全相同。在前一种情形下，行为人积极地通过编造虚假事实、提供误导信息等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违反了交易磋商过程中的普遍性不作为义务，必然对相对人的意思决定自由造成严重侵害；而在后一种情形下，相对人只是因行为人消极地不提供重要交易信息而陷入错误认识，但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原则上应由相对人亲自搜寻对己方有利之交易信息，除非行为人依诚实信用原则负有主动告知的义务。本条明确将隐瞒真实情况的不作为式欺诈限于行为人负有告知义务的情形，有利于促进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