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为官员们津津乐道的官本位，是一种封建、落后的观念和体制。在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官本位却渗透到各个领域，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官本位严重妨碍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阻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因此，充分认识官本位的危害，下大力气遏制和消除官本位，已成为我们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调查研究、广泛搜集和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官本位在各方面的表现，分析了官本位的危害，剖析了产生官本位的根源，提出了消除官本位的途径与措施。
一、官本位的涵义与特征
虽然官本位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但是，“官本位”这个名词却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在绵延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明明是官僚们主宰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统治者却口口声声地说成是“以民为本”、“为民做主”。这一点再次证明了儒家文化的虚伪之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关于官本位的涵义，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指以官为中心，以官为价值标准（吴灿新2009）。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实质上就是权本位，有权就有一切（薛安泰2001）。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封建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戴清亮2005）。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一种封建主义文化（刘永佶2000）。……真是见仁见智。
我们认为，官本位是集政治体制、经济利益、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于一体的社会状态。官本位是官员利益至上，以官员的利益和意志为出发点和归宿。在政治上，官员就是权力的化身，公共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官员手里，官员的行为不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在经济上，官员掌握着国家和集体的各种物质资源，当官是油水最大的职业；在价值观上，把当官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理想追求，把是否当官、官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最终标准；在思想文化方面，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不管这个官位是怎么来的，不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光宗耀祖；“英雄”--帝王将相（官员）创造历史。
官本位的特征及与民本位的区别。“民本位”是与官本位相对应的理念和社会形态，两者对比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官本位的特征。第一、民本位主张人人平等，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人格上，人们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到平等保护，任何人不得有法外特权；官本位则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主张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保护官员特权。第二、民本位实行法治，法律约束权力，法律约束官员，法律至上，法大于权，法大于官；官本位实行人治，“刑不上大夫”，权大于法、官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法律成为官员的奴婢。第三、民本位是由公众的意志和利益决定公共事务；官本位则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即官员的意志和利益是一切公务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民本位是对民负责，为民服务；官本位则是对官负责、对上司负责，为官服务。第五、民本位是由“主人”--人民大众决定“公仆”--国家工作人员的命运，你勤政为民大家就推举你，你不好好干就随时撤换你；官本位则是官员主宰民众的命运，无论官员如何为非作歹，老百姓对他们都无可奈何。
二、官本位的主要表现
官本位本来是与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东西，然而，在建党88年、建国执政60周年的今天，在党内、干部队伍内乃至社会上各个领域却普遍地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官本位的表现进行了大概的分类，但有些东西很难归类）。
（一）官本位在文化上的表现
一切行政化、官僚化。企向官靠，文向官靠，卫向官靠，全社会都向官靠。国有企业有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歌舞剧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都有行政级别，有些学会、协会也成了官僚机构，甚至和尚、道士都分处级、科级。大学本应是学术研究、培养人才、远离官场、风清气正的学术殿堂，可如今从学校等级、编制、机构设置、干部配置任免、管理运行等完全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人们形象的描述高校庞大的官僚队伍：“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高素质人才出的不多，大师没出几个，官员却出了一大帮。难怪人们热衷于学校升格，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升重点，不管教学水平是否提高，反正领导干部可以升官，房子、车子、票子都跟着升。何乐而不为？！
纪念设施多为官员而建。在美国，近1/3的中小学生不知道总统是谁，但对当地古往今来的科学家、艺术家却如数家珍。我国一位记者问10名初中生：屈原是谁？只有一位学生回答是解放前的人。记者问：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10名学生都答对了[3]。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遗迹中，从皇帝到大将军绝大多数是大官的，反映科学家、艺术家的寥若晨星。改革开放前，各地只有刘胡兰、董存瑞等少数革命烈士的纪念设施。近年来，各地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含元帅、大将、上将）的雕像、纪念碑、纪念馆、故居等，尤其在贫困的革命老区，富丽堂皇的纪念设施与百姓的生活水平形成强烈反差。
编史修志以官为核心。不论是编写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还是党史、军史、地方志，都以官员为核心。不论是编村史、乡史，还是写县志，科学家、艺术家或其他对社会进步有贡献的人可以遗漏，各朝各代的大小官员绝对不能遗漏；不管是封建官吏，还是反动军阀，甚至汉奸卖国贼，都会留下浓重一笔，而平民百姓--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却没有一席之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确定军事家词条时，是以大将为界限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军事家是以官位高低为标准来确定的。36位军事家包括5位国家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11位解放前牺牲的高级将领。世人皆知，军事家包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有军事著述的军事理论家，能征善战、战功赫赫的战术家；可是，有的人什么家也不是，就因为当过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或副主席）就被内定为军事家，难免令人质疑，难以经受历史检验。
（二）官本位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表现
是否做官、官位高低成了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为了深刻感知我国的官本位，不妨看看外国。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逝世后，以色列政府诚邀爱因斯坦出任第二任总统，遭到断然拒绝。爱因斯坦说：“我当不了总统，对于自然科学，我还了解一些；对于社会，我几乎一无所知，怎么能当好总统呢。”法国人就曾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民族英雄选举，结果科学家巴斯德名列第一，名震遐迩的拿破仑大帝只夺得亚军。英国人也十分崇拜科学家，牛顿去世时，为他抬棺材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及大法官。德国前总理科尔更是自豪地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胜过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8]。而在中国，本科生对村官职位趋之若鹜，硕士对乡镇长职位趋之若鹜，博士、博士后对县处长、司局长职位趋之若鹜，更不用说总统（国家元首）职位了，哪有不想当的道理？根据我们对青少年的一项调查，知晓率最高、最受青少年崇拜的都是大官，而知晓率最低的是科学家。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这是指某些官员的官经，即宁可当级别低点儿的“一把手”，也不当级别高点儿的“副手”。这里又有几种情况：一是宁可当有实权的乡镇党委书记或公安局长，不愿当无实权的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一把手”一言九鼎，集人、财、物权于一身，不论级别高低都爽不可言。二是宁可当有实权的县级干部（如交通局长、组织部长），也不愿当副厅级巡视员。调研员、巡视员之类的虚职，虽然级别上去了，因无实权，就不好捞钱了。三是宁可当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不愿当富裕县的县长。虽然书记、县长同属于正县，但是，县长得看书记的脸色，因为书记代表党的领导，当然书记说了算。批发官帽最多的也是书记。
入仕升官成了人们最高的理想追求。中小学生争当班干部[11]，大学生争着入党（为日后当官做铺垫），大学毕业生在自荐信中假冒学生干部，众人拥挤独木桥--大学毕业生考公务员热[12]，各地竞聘科、处、厅级领导干部时的火爆场面，西北某高校多位教授、3位博导竞聘一个副处长岗位[13]，《成长》杂志和网站在对2500多名中小学生的理想调查中69%希望当官“有权”[14]，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城市居民择业调查显示：做官为首选[15]，跑官、要官、买官、骗官，……这一切都证明：入仕、升官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最高理想追求。
（三）官本位在经济方面的表现
生活待遇（衣、食、住、行、娱、医、葬）按官位高低而定。官员的衣、食、住、行、医、葬等等都有标准，确定标准的依据就是官位高低。例如，服装费、招待费、就餐费、差旅费标准，什么级别的官员分配多大面积的住房，哪一级官员可以住几星级宾馆，哪一级官员配备什么规格、品牌的轿车（甚至车牌号码），哪级官员可以乘飞机、坐软卧、坐头等舱，都有规定；哪一级官员可以配厨师、警卫、秘书，哪一级官员出行可以警车开道、交通管制，都有讲究，因为那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例如，《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逝世后尽管骨灰也放在了八宝山，却不能和丈夫的骨灰放在一起，据说其丈夫是高官，杨的“级别”不够。又如，美学大师宗白华，生前不爱写书，只能评为“三级教授”，晚年生病，因为级别不够不能住高干病房。北大校方迫于形势紧急，连夜开会讨论，并火速将他提升为二级教授，这才将享誉中外的大师搬到了高干病房。可惜为时已晚，宗先生最终死于“三级教授”的级别上[17]。
政绩工程，瞎折腾。上级对下级考核的内容“德、能、勤、绩”，只有“绩”看得见、摸得着。俗话说：“粉往脸上擦，金往脸上贴”。假如投资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得到若干年后才能见成效，远水不解近渴。为早出政绩、多出政绩就要搞大广场、宽马路、上大项目、做大GDP，于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官赏工程”、“首长工程”应运而生。据报道，某海滨城市拟搞跨海交通，专家论证海底隧道比海上大桥成本更低更安全，但是，市委书记却拍板建跨海大桥，这是典型的“显绩”思维。搞政绩工程没有钱怎么办？向银行贷款，向企业摊派，强迫公职人员集资，完全不考虑投资风险和还贷、还债负担。例如，河南灵宝县豫灵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创造“政绩”和“形象工程”，大举借债办企业、搞开发，致使这个仅有6万人口的小镇负债竟高达1亿多元，以目前的还债速度，这笔“政绩债”要还100多年[18]。目前，恐怕一个县负债几个亿、一个市负债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并不少见。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出了一幅对联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
一个地方如何发展，本来都有五年规划、年度计划，都是经过人代会（或党代会）表决通过的，但是，只要中途一换新书记，立马会换成自己的一套思路，以表示新的领导有魄力、有创新、大手笔。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为“瞎折腾”。
官员的灰色收入。从工资单上看，党政官员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大型国企老总、“三资企业”高管，但党政官员的工资含金量高。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方某省有这样一句形容官员的民谣：“饭基本不在家吃，日用品基本不用买，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在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中，几乎每人都有一笔查不到贪污、受贿证据的钱财，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被称为灰色收入。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仅“人情往来、红白喜事收入就100多万元，每年送给孩子的压岁钱也有几万元，岳父病故就收入几十万元。”因此，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才敢跟审判人员叫板：“我想现在的领导干部谁也不敢保证说自己没有经济问题”[19]。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案发后，在其悔过书中对现实中“钱对权的渗透手段”概括为十二个“一下”：逢年过节看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升学)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无求者铺垫一下[20]。
优先保障官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待遇。工人下岗只能拿几百元的低保生活费，官员提前离岗或退休工资福利一分钱不少，有的地方还给连增几级工资。有的地方规定，官员想“下海”的可以带薪，实在不行的还可以再“上岸”。有的地方贫困群众生活都没有保障，可是，官员照样买高级轿车[21]。有的农村受灾歉收，农民生活困难，但照样得保证乡村干部的工资补贴等各项收入。有的国企亏损、停产，厂长、经理们照样公款吃喝玩乐。
一些地方和部门公职人员给自己乱发补贴、津贴，如饭补、房补、防暑费、取暖费、书报费、洗理费等等五花八门，有的超过法定工资数额，而且不缴个人所得税[22]。一些地方在年终考核后，还给领导干部发奖金，如2008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对被评为优秀档次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奖励1万元[23]。有网友披露，在发达地区（如苏南）一位局长的年终奖达到一二十万元。企业改制，大批国有、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及党政官员的亲属摇身一变，成了私企老板；国有股减持，几十万、上百万地无偿向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们配送，千千万万的公共财产变魔术般地落入少数人的囊中。
有的人以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权获利。土地、矿产、水面等各种自然资源都控制在官员手里。集体的土地，村官、乡官愿意让谁承包就给谁[24]。煤矿、铁矿，党政官员愿意让谁开采就给谁；给谁开采谁就发财，不给我好处谁给你，好处给少了谁给你？或者一手拿钱、一手拿证，或者“权力入股”，有的党政官员给违法、违规、违章的黑心矿主提供保护伞。山西灵石县公安局副局长史双生为煤老板提供保护伞，他从煤老板那里拿“干股”、“分红”3300多万元[25]。有的安监局让煤老板给自己买轿车，有的土地局让开发商给自己盖办公楼，当然都是少给钱或不给钱的。
有的人将部门管理权变为谋私手段。有些官员将本该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权力变成为本部门或少数人的谋私手段[26]。如滥用审批权、处罚权。有的部门下达罚款指标，有的部门把会议、培训当“唐僧肉”，有的甚至在立法中争部门利益。一些政府部门、执法机关，把收费当管理，把罚款当执法。英语四、六级考试、职称外语考试、计算机考试、各种资格考证考级，都要收费。一个省的教育、人事、劳动等部门，一年考试、考证、考级的收入就有数百万上千万，但是，这些钱是上交了财政还是进入了小金库，老百姓无从知道。难怪有的地方预算外收入超过预算内收入。武汉有一位市民到江岸区房管局查询自己的购房评估报告，复印其中几份文件共8页纸，竟被收取咨询服务费119元[27]。
总之，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现实生活中却处处体现按权分配（或按资分配）。一是掌权者制定利己的分配规则，二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劳动成果，三是权力进入市场[28]。此其一。其二，除现金交易外，有些官员把权力当资本“长线投资”，搞“权力期权”：你商家不是要盖公章、拿批文么，好，我这厢为你开绿灯，但你的公司得给我留一个副总位子，以便我弃官从商时来坐。一位私企老板请求政府官员帮忙贷款50万，官员却慷慨答应100万，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自己将来到这家私企任职[29]。其三，更有甚者，权力剥削。一部分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无偿地占有或挥霍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在一定的时期内，人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一部分人少劳多获、不劳而获，必然使另一部分人多劳少获、甚至劳而不获[30]。
（四）官本位在政治方面的表现
干部选拔任用上的长官意志，官中选官。干部竞聘、面向社会招聘是一个进步，但在操作中存在官本位。如竞聘厅局级职位必须已任副厅局级职务若干年、竞聘县处级职位必须已任副县处级职务若干年（依此类推），这就把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平民百姓排除在外。党中央一再强调，选拔干部要上级组织信任与群众认可相结合。然而，有的领导干部根本不顾群众意见，完全依照个人好恶任用干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于是，干部带病提拔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一把手以干部年轻化为由，安置亲信，排斥异己。无怪乎人们将“升官秘诀”概括为“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由此产生官场怪相--“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本事”。
夫贵妻荣，福荫子孙。原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当农场场长时，将其妻子符荣英从普通护士提拔为专职妇女委员；戚任乐东县委书记，符被提升为该县国土局副局长；戚任东方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符当上中国银行东方市支行行长[35]。“亲家局、夫妻科，外甥打水舅舅喝，侄子开车叔叔坐”--这是百姓对官场近亲繁殖的一种描述。实际上，在中央出台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之前，夫妻部（国防科工委）、亲家厅、兄妹局都不新鲜，有些国有企事业单位成了家天下。一些党政官员（包括老革命）一心向往的是“五子登科”（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孩子），有的甚至公开伸手向组织要。哪些老革命的后代可以当部长、将军，哪些大官的子女可以当司局长、国企老总，虽无明文规定，却似有潜规则。上行下效，中下级官员也争相把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设法弄进官场，或将子女进官场、提职提级作为自己提前离岗或退休的交换条件。党政官员的子女在自己的地盘内，可以上最好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可以选择最好的单位就业，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任何事情[36]。
官管一切，官至上。“任何一项社会活动，都要经官同意，才能去做；民众的品质和才能要由官来鉴定；民众做出了什么发现或发明，都要经官肯定，才能推广；民间好人好事，也要经官表扬，才会被认可”[37]。商品质量、信誉、品牌等，得由官方评价，许多民商事行为（活动）得经官方许可；对现实和历史问题、事件、人物的评价，都以官方为准；谁的水平高低、谁可以当专家、谁可以享受政府津贴，科研课题让谁搞、成果如何、能否获奖，由官方说了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官管一切的直接后果是机构重叠臃肿、官员队伍膨胀，公共权力泛滥、民众的权利自由被挤压，形成大政府、小社会。官至上必然伴生特权，官员我行我素，不受媒体和公众监督，成为特权阶层。
官威八面，影响久远。山西临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建生之子被打，他要求打人的7名青年，给他儿子磕3个响头[43]。云南孟连县一中15岁的女生小艳（化名），被该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之女、该校学生肖思（化名）带领7名同学拖进厕所，打耳光、高跟鞋砸头、拳打脚踢，其间小艳的嘴被强塞入从厕所里捡起的脏卫生巾，外衣被脱下丢进粪坑，整个过程长达10分钟。施暴者还用手机拍下照片和视频[44]。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在一次喝酒时，一位下属因不认识他对他失敬，他一怒之下掀翻了酒桌。李真的专车经常闯红灯，老交警不敢得罪他，睁只眼闭只眼。一位新上岗的交警不认识李真的专车，将其拦住，被其大骂一顿，还被吐一脸唾沫。重庆市有位副厅级官员在给自己修的活人墓墓碑上刻着“官爵至五品”[45]。有的官员为庆祝自己升官、为抖威风，竟然模仿国家元首，劳民伤财搞“大阅兵”[46]。
封官是最高奖赏。在中国，不论做出什么成就，不论获得什么荣誉称号、物质奖励，都不如被授予官职荣耀，因为这才是最大的褒奖、真正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如有的世锦赛、奥运会冠军荣任体委副主任、副局长、体育中心主任。有的省以“副省级待遇”为条件吸引两院院士。原国家人事部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破格规定：“海归”人员可以担任司局级领导干部[47]。有的地方明文规定，来本地投资若干万元的、每年纳税若干万元以上的，可以获得副县长、副乡镇长、副局长的官位，结果，一些私营企业主获得了县法院副院长、县政府副局长、副乡镇长的头衔[48]。
官本位的极致--官位（权力）拜物教。多数年轻人把进党政机关当官作为最理想的目标，人们把入仕、升官视为人生最大的成就，有的父母不惜花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的钱在党政机关给子女谋个职位，有位大学毕业生因为没有实现当国务院总理的梦想而自杀，官场上为了保官升官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雇凶杀人[49]--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了官位（权力）拜物教。官位（权力）能给人带来名利、地位、待遇、享受、无边的好处，光宗耀祖，但官位的获得与升迁却具有极大的或然性，因此给人们造成神秘感，那些想入仕升官的人不是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而是一边绞尽脑汁溜须拍马、取悦于长官，一边求仙拜佛、抽签算卦，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官位永固，祈求神灵助自己一臂之力飞黄腾达。
三、官本位的主要危害
官本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在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均有极大的危害性，特别是严重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
（一）官本位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危害
官本位思想文化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民主法治、平等正义、公平竞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思想观念，鄙视劳动、鄙视工农的贵族意识，官至上、权力至上、权大于法的特权思想，帝王将相充斥舞台、英雄创造历史的官本位文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封建糟粕，不但不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与现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官本位思想文化妨碍人们科学、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观念的培育，最终阻碍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正常发展。
官本位妨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首先，由于庞大的官僚队伍消耗了大部分财政资金，致使我国的教育、科技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其次，由于收入分配、生活待遇、物质享受、名利地位均向官员倾斜，使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都往官场挤，而无心搞科研、搞发明创造，使一些本来可以成为科学大师的人才夭折[50]。再次，官本位把党政官员当作最重要的人才，科技、管理等其他方面的人才是无足轻重的配角。这种体制不利于优秀人才施展才华，不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
官本位妨碍人的全面发展，把青少年引向歧途。官本位思想文化强化人们的崇官心理，妨碍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毒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灵魂。根据我们对青少年理想、价值观的调查，多数人想当官，多数人不愿意搞科研，多数人不想当工人、农民。社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青少年需要全面、健康发展，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搞管理，如果大家从小就一心想当官，谁还去钻研现代科技？工人、农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大家都不愿意当工、农，谁来种粮、织布，养活十几亿人口？公务员只占社会成员的一小部分，大家都想去当官（而且不是想做公仆，而是想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做官当老爷），只能使官场生态更加恶化。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贪恋权位，国家前景堪忧！
官本位导致我国大量人才外流。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观念和体制，必然使科技人才受冷落、造成人才浪费，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进而导致大量人才流失。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向“三资”企业、民营企业，本来就稀缺的国内人才流向国外。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分别有80%和76%去了美国。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中国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高科技人才供应国，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增强了对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生累计总数达到150万人，归国的只有39万，滞留海外的留学生超过百万，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51]。
官本位导致封建迷信盛行。由于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吏治腐败，使干部的任用、晋升、去留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使官场上相信宿命和封建迷信的人日益增多。有的机关、国企看风水、设神坛[52]。有些省部级、厅局级官员也在烧香拜佛、抽签、算命、打卦，算自己的官运如何[53]。不少地方带封建迷信色彩的人造景点，多是按官员的旨意搞的。
（二）官本位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危害
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浪费，造成公有财产大量流失。官本位体制下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随意决策屡见不鲜，决策造成的浪费石破惊天。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每年至少在1000亿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公共资产大量流失，从国家、集体流向掌权者和私营企业，从国内流向国外。有学者分析，在80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00亿，90年代以来，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每年偷漏税损失1100亿以上，国有企业的呆死账及银行不良资产至少在12000亿以上[56]。
官本位造成官民比例失调，财政不堪重负。我国的官民比例已由解放初期的1：297猛增至目前的1：18。由财政供养的官员和准官员超过7000万人。由于严重超编，相当比例的县、乡政府债台高筑，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不达标或被拖欠。有资料显示，地方政府的债务至少在万亿以上，其中乡镇政府负债总额2200亿元左右，每个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70]。全国平均每年“官车”消耗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出国培训考察费2500亿元[71]，另据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关于公车使用情况的统计：截至2007年11月30日，全国公务车5221755辆，平均每辆一年费用约为20万元，全国公务车费用逾万亿，中国人均每年要承担公车费用为798·7元[72]。有限的财政收入被官员消耗，拿不出更多的钱投向教育、科技、社保和其他公益事业，同时，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三）官本位在政治方面的危害
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危害党的执政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缺乏广大人民群众和不同利益集团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官本位体制下，这种改革必然最大限度地体现官僚阶层的利益、意志和价值取向，改革成果必然更多地惠及官僚阶层，这就促使我国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75]。由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过去那种类似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现在变得日益紧张，甚至经常对立，各地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明证。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务不公开，不讲真话，不讲诚信，愚弄百姓，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严重地削弱和危害党的执政基础。
由于腐败，整个社会尤其在青年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极大地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由于腐败，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影响，使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前苏联也是官本位：官就是利、官就是特权、官就是价值、官就是正确[82]。前苏联社科院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的占85%[83]。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共垮台时广大人民群众不但不感到惋惜，反而兴高采烈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四、官本位的成因
（一）历史根源
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从秦朝开始形成的、后来不断完善的都是官本位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地主阶级政体。秦始皇灭六国后，刻石自颂“六和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致，无不臣者。”秦始皇废分封而集权于中央，罢领主食邑而设郡县，派官吏行政，土地国有，由国家统一均配。皇帝是最大的官和最大的地主。官为邦本，民为官役。小农经济是官本位的经济基础。儒家道统是官本位的理论根据。官本位曾经是领先于世的灿烂的农业文明，但由于它过于完备竟然垂而不死，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几千年沉积的官本位文化和思想观念却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和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一遇适宜的温度、土壤和环境，它就会死灰复燃。
（二）思想根源
人性观是政治体制设计的理论根据。在我国，自孟子始一直是性善论居主导地位。按儒家观念“人人皆可为尧舜”，统治者更是品德高尚，因此在政体设计上就靠人治，不靠法治；依靠官员的“德行”，不要权力制衡；靠“自律”，不要“他律”，由此形成了两千多年的官僚专制政体。在西方，从基督教教义到古希腊政治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始终是性恶论居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中充满自利、欺诈、贪心、嫉妒等恶习，它“导源于人的罪恶本性”，“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是出于天赋”[84]。霍布斯认为，人性中有许多无休止的欲望，如权势欲、财富欲、安逸欲、肉欲、喜好赞誉欲、虚荣心、利己心等[85]。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权力有巨大的腐蚀作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86]。因为“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87]。所以，孟德斯鸠在政体设计上提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88]。基于性恶论产生的分权制衡理论，创造出了西方的民主法治政体。
（三）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政权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无产者同政治统治当然毫无共同之点，因为政治统治直接属于财产”[89]。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集体、股份制）是我国经济基础的主体。本应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的集体资产实际上是由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少数人支配的，本应由民意机关--人大管理（或委托政府代管）的国有资产实际上是由少数党政官员支配的，人大和公民的监督权又缺乏保障，由此出现了“产权虚置”问题--少数党政官员控制着公共财产，他们只享受公共财产带来的好处，却无人对其损失、流失、浪费、破产负责。如果人民群众对管理者不能有效制约，那么，公有制就会变为官僚所有制。
当官成为发财、暴富的捷径。早在2200多年前，吕不韦父子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投资“官市”比种田、经商都强，“其利千万倍”。今天的官员们更是深谙此道，使他们的老祖宗黯然失色、自叹弗如。原北海市海城公安分局局长周贻胜给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送去3000美元，不久周就当上北海市公安局长；原柳州市委书记刘知炳给成克杰送去2万元，刘很快就荣升为自治区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坦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90]。20年前，私营企业主们看不起政府官员，现在他们却宁可出十几万、几十万为子女在政府谋个职位。为什么？他们说，干了20年才发现，在政府里挣钱比搞企业容易、轻松得多[91]。
（四）体制原因
在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是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的在野党。敌强我弱的悬殊力量对比，血雨腥风、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以及军事斗争的特点，都要求我党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指挥模式。新中国建立初期，又需要集中人、财、物力，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然后又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使我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得以进一步强化，终于造就成今天这种金字塔形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干部管理体制。客观地说，毛泽东同志是主张民本位，反对官本位的。他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92]。他多次带头减薪，他主动放弃大元帅军衔，他要求将军下连当兵，他号召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他临终前确立的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是最精干的。令人惋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官本位却日益强化。
五、消除官本位的途径与措施
（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民本位取代官本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留下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勤务员来执行”[98]。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恩格斯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采取的“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99]。马、恩认为，批评和监督无产阶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错误是党报的权力。他们既强调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也强调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100]。列宁指出：“广泛的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101]。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必须正确面对。我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宜早不宜迟，早改早主动、早改早发展进步；越拖越被动、越拖积弊越深、矛盾越多越尖锐、政治风险越大。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全面总结吸取国际共运和我国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全部成果，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稳妥地大力推进。稳妥起见，可像当年试办经济特区那样，搞一些政改试验区。
1、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各级党代会代表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对选区党员负责并报告工作，选区党员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党代表。党代会应当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会，听取党委会的工作报告，讨论重大问题。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特殊情况外），都应由全体党员或党代会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名单由党员或代表联名提出，差额选举，平等竞争。各级人大、一府两院中共党员候选人，由同级党员大会或党代会民主协商，选举公推。为了加强对同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建议恢复列宁时期苏共模式--实行同级党委与纪委平级、互不隶属，都只对党代会和上级机关负责。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的党报主编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对党代会负责，可以监督同级和下级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为保障党内民主的实施，必须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党内选举实施细则》，各级党组织应当设立面向全体党员的内部通讯、网站、报刊等，以保证每位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
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为了打破领导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事实上的终身制，防止庸官、昏官混迹官场，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修改《公务员法》，将公务员区分为政务员和业务员，政务员由人大或选民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任期届满或落选则立即退出官场，成为平民百姓。
2、修订和完善宪法，实行宪政
规范政党权力。《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特征，是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实行宪政必须首先规范政党权力和行为，防止和减少执政党对“一府两院”工作的越俎代庖，保证“一府两院”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保障公民权利。建议在《宪法》中增设迁徙自由和罢工自由，这是各个宪政国家的通例，同时也是两项重要的人权。我国应尽快出台《权利保障法》，将公民的各项宪法权利落到实处。我国应制订《平等法》，真正实现官民平等、工农同权、同命同价、革除一切法外特权。
减少行政层次，收缩立法权限。将目前五级政府（中央、省、地级市、县、乡）减少为三级政府（中央、省、县），省直接管县，乡镇政府改为办事处。为了便于省直接管县，必须减少县的数量，扩大县的规模。同时，将过去的五级财政体制改为三级财政。建议取消自治县、较大的市和省会城市（首府）的立法权，将现行的多级立法改为两级（中央、省）立法，以便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减少立法冲突，降低立法成本，减少地方或部门立法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取消国务委员设置。早日撤销铁道部之类的机构。减少各部委副职编制。
设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以便及时审理（审议）立法违宪、国家领导人违宪以及其他涉宪问题。
3、完善人大制度，使人大真正成为民意机关、权力机关
完善、细化《选举法》，使人大代表选举充分反映民意。实行工农选举权平等，采取各种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公民对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权、知情权，实行合理的差额选举，调动广大群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
逐步实行各级人大代表直选。在巩固县级人大代表直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级市、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直选，以利于选举的权威性、广泛性、民意性，以便于选民对代表的有效监督与及时撤换。
取消常委会，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为了充分发挥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改变目前常委会成为领导干部“安置所”的状况，必须取消人大常委会，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专职化有利于代表全身心地履行法定职责，有利于提高代表的整体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人大代表专职化，前提是大幅度减少各级人大代表数量。例如，全国人大代表不应超过600人，省级人大代表不应超过300人，地级市人大代表不应超过150人，县级人大代表不应超过80人。
减少人大负责人指数。由于人大是集体议事机构，应大幅度减少人大负责人副职数量，实行人大主任一正一副（或一正两副）。根据对“一府两院”监督的需要和各位代表的特长，设立若干个专门委员会，如“财政委员会”、“民生福利委员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人权保护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等。使人大对“一府两院”各种形式的监督（询问、质询等）常态化、经常化。
制定人大工作细则，使人大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人大也应政务公开，允许公民旁听，允许媒体报道，允许公众评议，接受人民监督。
4、规范政府权力，构建服务型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应当由市场调节的交给市场去调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将政府的更多精力用于改善和保障民生。
规范职务消费。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立法规范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第一、取消内宾招待费。除外交国务活动外，内宾招待费一律取消。领导干部下基层检查工作、调查研究，食宿自理。谁请客招待，谁自己掏腰包。第二、除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外，取消一切专车。大幅度减少公务车，减轻人民负担。第三、取消一切公职人员公款出国（境）培训、考察，外交活动、自费者例外。第四、或者在《刑法》中增设“铺张浪费罪”，或者由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对违反“三公”禁令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各种媒体对官员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违规配车用车随时曝光。
5、加大司法改革力度，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法院本应是最讲理的地方，然而，目前我国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问题却比较突出，信访中涉法案件比例较高。究其原因，一是司法地方化。地方法院受同级党委、政府的掣肘，对于行政案件、本地与外地纠纷案件难以作出公正裁判。二是诉讼制度不完善，难以保证司法公正。三是基层法官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四是现行体制制约基层法官数量的补充和素质提高。五是基层法官待遇低（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一方面，千千万万的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有的已获得司法资格）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另一方面，许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基层法院急需大批高素质的审判人才，却因体制、待遇等原因引不进来。
我们建议：第一、法院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人、财、物权集中于中央，以保障司法独立。第二、实行法官精英化，从高校优秀法学教师中、从优秀检察官、律师中选拔法官，全国法官统一调配、统一任免。使法官工资待遇高于各地一般公务员水平。第三、各级法院院长必须从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官中选任，没有司法资格的人、不懂法的人绝对不能担任法院院长（当然也不能担任各级检察长、公安局、厅、部长）。第四、将目前的两审终审制改为三审终审制，若一审法院为基层法院时，三审法院可由当事人选择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第五、为便于人们诉讼，最高法院应在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南等地区设立分院。撤销设在铁路、林区、矿区、开发区等企业和部门的法院、检察院.。第六、按照有利于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的原则，修订和完善各种诉讼程序制度，如证据制度、证人保护制度、庭审辩论质证制度等等。第七、政法委的职责应当限定在党务范围内，否则，应当取消。因为它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缩小、消除官民收入差距
在发达国家，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居于整个社会的中等偏下；在我国，公务员的收入却居于整个社会中上水平（在“老少边穷”地区居于上等水平），换句话说，我国公务员的收入远远高于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水平。
1、改革产权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劳动者所有制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劳动者只有在经济上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才能在政治上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下，比较适宜生产资料劳动者所有制。建议向每位公民分配国有股份，将农村集体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也是我国早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大幅度降低农民比例的前提条件。
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防止、抑制两极分化
强调“保证公平”，打破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借鉴国外个人所得税征收经验，使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增设遗产税、赠与税、奢侈品消费税，鼓励富人多搞生产性投资，多搞公益捐赠和慈善活动。
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抑制公职人员的工资外收入。各级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速度、物价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国际工资水平等各种客观因素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彻底改变目前普通劳动者工资太低、与管理者、公务员差距太大的状况。与此同时，清理、控制公务员滥发补贴等问题。
3、构建官民平等、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器”和“安全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公平性折射一个国家的公平正义程度。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明显存在官优民劣、城优乡劣、不平衡、不公平、结构多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拖了我国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后腿，而且助长了人们的官本位意识，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制定政策的人，必须跳出自身利益的小圈子，从国家战略高度、以长远的眼光、广阔的胸怀来对待全民社保问题。首先，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摒弃官本位的思维模式，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真正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来考虑民生问题，谋划全民社保体系。其次，要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和公益事业，少搞、杜绝那些为了长官个人政绩、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再次，在社会保险（保障）立法中，不应再搞公务员特殊待遇，应当遵循宪法，官民平等、一视同仁，任何人不得搞法外特权。第四，通过加大各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重点扶持弱势群体和广大农民，尽快构建起官民平等、城乡等值、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加快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
1、弘扬公民精神，构建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指以个人能够充分自治为基础，可以自主地参与依法成立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自觉自愿地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生活领域。公民社会具有丰富的、值得称道的公民精神，例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境界，扶危济困、帮助弱者的慈悲胸怀，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意识，自强自立的自治精神，协调民间关系的宽容精神，化解矛盾冲突的妥协精神，等等。以社会团体为载体的公民社会是联系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社会公益、扶贫济困、维护正义、保护环境、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团体多寡及其作用发挥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和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千人拥有社团数量只有法国的1/90。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和推进社会建设，大力培育公民社会。首先，要根据宪法精神，制定、修订、完善社团方面的制度，依法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其次，摒弃传统的对社团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变目前的直接领导为政策指导和引导。再次，还各类协会、学会、群众组织、自治组织以本来面目，让他们从“二政府”、“党委或政府附属机构”的影子下解脱出来，真正成为依法成立、自愿参加、自治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社会团体。
2、创造机会均等、行行出状元的社会环境
（四）开展一场以破除官本位为目标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
1、破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观念
2、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批判帝王崇拜思想
以帝王崇拜为主旨的帝王戏、宫廷戏，属于典型的封建糟粕，它宣扬的是唯心史观，它是催化官本位的精神病毒，它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有负面影响，对当今社会特别是党员干部、青少年有严重的误导和腐蚀作用，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对其进行抵制和批判。首先，党和国家主管部门要组织专家、学者、观众对现有的帝王戏、宫廷戏进行分析、评价，凡存在帝王崇拜、篡改历史及其他问题的，禁止播映，以免继续贻害观众。其次，从规划、资金、剧本、审批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不得投拍新的有帝王崇拜问题的帝王戏、宫廷戏（含电影、电视剧、舞台戏剧、曲艺等）。对违规者，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再次，禁止出版毫无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各类图书。同时，对现有的此类图书进行清理、下架、销毁。
3、弘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
注释：
[1]杨振东《河南卢氏原县委书记受贿案开庭零口供审杜保乾》载“中华新闻网”2002年9月25日。
[2]周家望《荧屏笼罩帝王阴影王蒙魏明伦猛批宫廷古装戏泛滥》载“青岛新闻网”2005年3月13日。
[3]熊飞骏《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载“我网”2003年12月15日。
[4]《〈金瓶梅〉洁本面世：省军级高干才能买？》载《新京报》2008年11月7日。
[5]农夫《民告官被告总缺席平等何在？》载“中华”网新闻2002年4月16日。
[6]蹇庐氏《渗入骨髓的“官本位”》载《法制日报》2002年6月2日第2版。
[7]《无钱孤老？快扔出去！局长他爹？快迎进来！》载《南方周末》2001年8月7日。
[8]杨振辉《官本位意识的畸果》载《时代潮》2002年第7期。
[9]《培养高层干部最多的10所高校》载《华商时报》2000年10月28日。
[11]郭振亚《八岁小儿要送礼》载《法制日报》1998年11月4日第6版。
[12]史文通、王丽平《人才“挤挤”为那般--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热透视》载《河北日报》2005年2月23日第5版。
[13]苗伟《西安理工大学三博导竞聘副处长》载《中国教育报》1999年12月22日。
[14]曹丽娟、韩志军《孩子为什么想当官？》载《河北日报》2004年7月8日第9版。
[15]赵廷鹏《做官即不许发财》载《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31日。
[16]黄茂军《胡副省长栽在谁手里》载《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1月12日。
[17]王行《官本位这个怪物》载《同舟共进》2006年第2期。
[18]袁卫东《谁还百年“政绩债”》载《领导工作研究》2002年第5期。
[19]郭庆晨《论贪官叫板》载《法制日报》2000年10月23日第5版。
[20]郭建华《十二个“一下”的警醒》载《安阳日报》2008年12月3日。
[21]CCTV焦点访谈《云南呈贡县违规购买豪华车群众敢怒不敢言》载“新华网”2004年6月21日。
[22]李松《公务员隐性收入名目繁多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载《瞭望》2008年12月22日。
[23]许斌《不能将公共财政变成私家金库》载《羊城晚报》2009年6月6日。
[24]张小余《广东5名村干挪用4千万征地款2千村民生活无着落》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17日。
[25]崔浩天《“小官巨贪”凸显基层反腐的迫切》载“新华网”2009年6月18日。
[26]李俊义《河北8县交警滥发证照11万个非法所得建豪华别墅》载《新京报》2005年7月8日。
[27]王石川《房管局复印8页纸收119元天价收费是谁批准的？》载“新华网”2009年8月16日。
[28]宋圭武《对中国改革过程中有关问题的若干思考》载“开放时代”网2004年3月29日。
[29]朽木《警惕以权谋私官场腐败新变种》载“新华网”2004年1月14日。
[30]明民《腐败的本质：权力剥削》载“反腐败明鉴网”2004年6月29日。
[31]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4年1月13日第1版。
[32]《河北工人报》1996年7月23日。
[33]《绥化五万元以下腐败分子不查处违背中央反腐精神》载“东方新闻”2004年8月30日。
[34]张田勘《平民集资7亿官员挪用158亿前者死刑后者有期》载“新华网”2008年3月25日。
[35]陆胜平《贪官夫人怎样交出1300万？》载《法制与新闻》1999年第5期。
[36]李斌、张晨《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背景越好起薪越高》载“雅虎新闻”2005年8月1日转自《中国青年》。
[37]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第241-24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8]杨得志《四川万源市财政赤字逾亿元仍花巨款请明星演出》载“新浪网”2004年9月1日。
[39]《城市居委会调查》载新华社《内参选编》1990年第16期。
[40]冰宾《为举报人撑开保护伞》载《工人日报》1996年12月25日第5版。
[41]《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9日。
[42]《浙江绍兴一中49名官员富商子女获高考加分》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30日。
[43]《山西一县公安局副局长替子泄愤逼人下跪被撤职》载《京华时报》2009年8月19日。
[44]结庐人境《“女衙内”何以如此大胆》载“新华社区”2009年5月26日。
[45]刘忠海《修建“活人墓”刻写“官爵至五品”》载《光明日报》2003年4月11日C3版。
[46]马祥平、宋平《为庆升官大“阅兵”原亳州市委书记被立案审查》载“中国新闻网”2003年9月23日。
[47]袁斌《海外学子归国可当司局长》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22日。
[48]和平《莫把官职当奖品》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26日第6版。
[49]叶燕《警惕官变黑》载《工人日报》2000年7月26日第6版。
[50]乔新生《中国官本位扼杀世界级科学家》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23期。
[51]李颖《中国成人才流失最大国百万精英滞留国外》载“新浪网”2009年7月21日。
[52]张墨《山西平顺县检察院立“神碑”搞迷信检察长被撤职》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5月29日。
[53]罗义《官员与迷信“结缘”浅析》载“红网”2004年12月3日。
[54]黎昌政《建市场要盖百枚公章西部地区办事效率亟待提高》载“新浪网新闻”2000年10月31日。
[55]莒子《官本位下的中国经济能持续发展吗？》载《联合早报》2000年7月28日。
[56]陈剑《流失的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透视》开篇的话第1页，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
[57]李谱春《高收入者经济活动要申报》载《中国剪报》2003年3月14日第1版；王羚《李实：中国低收入阶层超过70%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
[58]曾昭宁、姚轩鸽《从胡润的百富榜看我国收入分配的悬殊化问题》载“燕南”网2004年12月30日。
[59]《内地91%的亿元富豪为高干子女揭示出了啥》载“新华网论坛”2009年6月28日。
[60]袁泉《副局长之子升学大摆宴席连摆数天礼单长达五页》载《新文化报》2005年8月13日。
[61]刘非小、周青梅《湖南郴州巨贪李树彪挪用上亿元公积金被判死刑》载“新华网”2005年8月24日。
[62]古风《有感于张书记包“二奶”》载“人民网观点”2001年2月2日。
[63]《如何捉奸如何定罪费思量》载《唐山晚报》2001年1月27日第5版。
[64]路明《两万元找处女四川宣汉医保局惊现“开处局长”》载“四川在线”2004年7月8日。
[65]雪原《海南省何以近三千名公职人员欠债不还成“赖皮”》载“雅虎新闻”2004年12月28日。
[66]郭长秀《方庄镇政府“脸皮厚”“胃口大”300餐不付1分钱吃垮一饭店》载《大河报》2000年8月15日。
[67]陈嘉兴《谁该对女孩落水负责》载“人民网”人民时评2001年11月29日。
[68]梦之馨《找人顶罪“太不像话”》载“新华网”2005年5月14日。
[69]刘武俊《不让警察乱开枪》载《南方周末》2000年7月16日第5版。
[70]《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万亿以上负债运营已成常态》载“四川在线”2008年11月1日。
[71]马浩亮《专家呼吁立法严控官员膨胀》载《法制日报》2005年6月13日第6版。
[72]卞保武《昂贵的“官轿子”--我国人均年承担公车费用798·7元》载《改革内参》2008年第20期第27--29页。
[73]袁飞等《财政集中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70-80页。
[74]《一个贫困县能养多少“干部”》载《每周文摘》2000年1月28日。
[75]刘彦昌《聚焦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76]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第6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7]郑飞《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载“新浪”网2004年8月16日转自《法制晚报》。
[78]金子《中国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载“雅虎财经”2005年8月8日。
[79]周光林《审计局长的遭遇是谁之痛？》载《法制日报》2004年4月6日第8版。
[80]周文水《江西上绕两任书记一自杀一被判折现官场潜规则》载《时代潮》2004年第23期。
[81]王晓磊等《重庆打黑：多名涉嫌充当保护伞人员被调查》载《半月谈》2009年8月26日。
[82]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第4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83]陈方明《官僚体制摧毁了经济--从前苏联的崩溃看“官本位”的危害》载“人民网”“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3年第2期。
[84][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85][英]霍布斯《利维坦》第73-7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86][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4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87][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8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0]丁爱萍《话说“官市”投资》载《法制日报》2002年2月10日。
[91]沈峰《对“上岸做官”热的反思》载《法制日报》2002年5月12日第2版。
[92]转引自《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载《人民日报》1967年7月4日。
[93][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39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94]徐宜军《黑龙江反思高官落马现象：官场潜规则侵蚀执政能力》载《瞭望周刊》2004年第50期。
[95]郭惠芳、玄洪云《从“政绩市长”到巨蠹》载《中国监察》2001年第24期。
[96]史宝银《河南一名纪检干部向千万巨贪索贿13万被判处11年》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8月19日。
[97]刘建华《230万巨款“买”村官》载《人民日报》2003年8月21日第5版。
[9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0]参见靖鸣《马克思恩格斯论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