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访谈原题为“FireattheCastleGate”,原载于NewLeftReview，No.6(Nov/Dec2000)：69—992003年经增补修订后收入OneChina，ManyPaths(editedbyChaohuawang,London&NewYork:Verso,2003,pp.55—86.中文版收入2010年北大培文出版访谈集《别求新声》。
摘要:本文为1999年汪晖先生应佩里·安德森教授的邀请访问洛杉矶并进行讨论的记录，而前半篇中着重探讨的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分歧仍在影响当下社会思想。
关键词:汪晖PerryAnderson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新左派
地点：美国洛杉矶
汪晖(以下简称"汪")：《读书》最初的一期是1979年4月出版的。开卷第一篇的题目就是"读书无禁区"，可以说这是《读书》自始以来的一贯精神。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基本编辑方针，而且将来也决不会改变。陈翰伯先生是倡议创办《读书》杂志的关键人物，陈原先生是第一任主编，他曾经担任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为重要的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也曾担任国家出版局的局长，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一年后，范用接任。范用是一位进步文化人士，从40年代起就从事出版业，并一直与知识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我以为，在80年代，他是这本杂志最重要的人物，是他使《读书》成为80年代新思想和新论争的关键性场所。他在80年代后期从三联书店总编辑和《读书》杂志主编的位置上退休，沈昌文接任。在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和副主编的人中，史枚、冯亦代、沈昌文、董秀玉等在那个时期也先后担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或编辑部主任等职。从创刊至今，我们有四任主编，即陈原、范用、沈昌文以及黄平和我。在我们这一任，董秀玉担任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也成为《读书》的总编辑。著名的漫画家丁聪先生从创刊至今，每期都给《读书》画漫画。
《新左翼》：自从2000年以来，互联网似乎已在中国迅速上升为论争的主要媒介。姑且不论其好坏，这一现象为思想交流--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想交流--带来了什么变化
但网络的局限性也很明显。网络传递的信息并不可能超越各种力量的限制。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可能核实，也就无法确认信息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网络也为不负责任的任意发言提供了理想场所，在匿名写作的保护下鼓励个人攻击和诽谤，而哗众取宠的言论往往成为网络讨论中的中心。与此同时，网络上并不容易展开理论性探讨，因此目前中国的印刷刊物仍然是理论争辩的主要战场。近来印刷刊物也在建立自己的网站，也许可以预期未来这两种传媒之间的互动将会增加。自2000年开始，互联网确实在强化激烈论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围绕当代最为紧迫的各种问题形成新的不同阵营，但网络争论明显地缺乏深度。
汪：在70年代末，"保守派"指的是坚持毛泽东晚年路线的人，又因为坚持认为必须执行或遵守毛泽东的每一句话而被称为"凡是派";"改革派"则指的是支持邓小平政策的人。后来，人群站位不断变化。"改革派"和"保守派"这二者之间的分别在老一代党政领导人眼里可能很明了，可是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就模糊得多了。
到了90年代，继续沿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类已经很难与实际相对应了。在某种意义上，1989年之后的经济改革政策比80年代要激进得多，在权力体制内部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对"改革"的声音了。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也在邓小平推动下推出许多激进的改革措施。
在这个时期，另一个重要的辩论正在《读书》上展开，一群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强烈谴责社会生活日益严重的商品化趋势正在毁灭中国的"人文精神"。这一课题最早是由上海知识分子提出的，可以想见，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和消费中心，和北京比起来，那里的知识分子因"南巡"带来的无情的商业化大潮而受到的震动更早也更深刻。倒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对任何形式的市场化都怀有敌意，毋宁说，他们是在感慨中国的市场化没有能达到欧美经验之下的标准。有的人回到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直接关系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缺陷。他们因此认为，理想的资本主义理当与人文精神相容。这一讨论背后并没有强烈的政治立场--此时他们也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市场化依赖于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在他们眼里，这个政治制度从来没改变过，但根本性的问题似乎只是人文精神的失落。
《新左翼》："自由派"的名称那时已经用得很广泛了吗
汪：并不是在今天的意义上。大家都知道，在1986年曾经有过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就更不必说1983年了。不过，那时的"自由主义"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用这个词时的理解并没有多少不同，主要指的还是个人行为方面和缺乏纪律之类的问题。那时的"新启蒙"思潮也并没有以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模式，而是在不同的社会主义类型中寻求启发。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新启蒙》杂志的王元化也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苏绍智则发表过关于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改革的研究成果。至少在当时，他们这代人仍然瞩目于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尽管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自然地与自由主义有亲和性。但就一般而言，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新启蒙"方面活跃的著名知识分子都与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改革派保持了良好关系，他们主要讨论的还是在社会主义的范畴内展开的。这个氛围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变化，80年代末叶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哈耶克的著作虽然还没有多少人读过，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弗里德曼受到了政府欢迎，为政府经济政策出谋献策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强调要大规模私有化。
《新左翼》：这么说，大多数如今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90年代才开始这样做的80年代时，没人会公开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1989年以后日益激进的改革措施造就了新的环境，使得"自由主义"有可能用来同时表达对政府的支持和反对，即：支持市场化，反对思想监控和践踏人权。这个政治态度建于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自由，而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是私有财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汪：大体上，您可以这么说--但其中还有很多不同层次。例如，上海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在文化的商业化大潮面前就很不满，"人文精神"讨论反映了这种焦虑。另外一些人则忧虑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事实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自我定义直到他们找到其思想对立面以后才全面清晰起来。如上所说，最先造成反响的是对市场化更有保留的观点出现于1993-1994年间。但是"新左派"的标志要到1997-1998年间才流传开。右翼的自由主义者捡起这一标志，依据"左派"与晚期毛泽东之间联系造成的负面效果，暗示"新左派"是要返回"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之前，任何对不顾一切的市场化的批评，常常都会被命名为"保守主义"，像崔之元一开始就曾被冠以"保守主义"之名，我也曾被说成是"后现代主义"。1997年以后就不一样了，被贴上的标准的诋毁性标签就是"新左派"。
《新左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新左翼》：1997年以后，知识界在政治上的分化仍然在继续吗
《新左翼》：在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左派立场是如何定义的
《新左翼》：但是在什么程度上这个重点确实能够用来区分"新左派"和右派或者中间派呢很多批判性的自由主义者同样会强烈坚持政治权力对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矫正由此而来的社会不公的必要性。
汪：这里的区别是相当深层次的。这类自由主义者常常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他们看来，市场之所以不能正常发展是因为缺少政治改革--而如果能够修宪来保护公民权利，那么就可能得到相对合理的平等社会以及令人满意的社会公正程度。在我看来，这是幻想。政治民主不会从一个在宪法修正案保护下、法律上不偏不倚的市场中生发出来，而是要从反对不合理秩序的社会运动中壮大，从这些运动和公共讨论以及体制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成长起来。其次，仅仅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衡这一尺度衡量知识界的分歧是不够的。因为"批判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是对导致不平等、生态危机和社会分化的整个发展模式的批评。这是现在被视为"新左派"的批判知识分子著作谱系中最核心的一点，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一般而言的政治改革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模式带来的危机的原因。但这绝不是像有些批评者说的那样是反对或不谈政治改革。我更关心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反复揭示的也是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带来了公平和全新的发展模式吗
我们确实学习了很多西方经验和理论，但我们也拒绝那种认为批判知识分子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来自欧美的提示。恰恰相反，这些问题与中国80年代末的社会动员之间有延续性。80年代末的社会危机当然有直接的政治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所谓的价格双轨制以及引进工资合同制时的不平等方式有关。这些是80年代末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官倒投机、贪污腐败的制度性基础。那时候，政府两次试行价格系统改革，带来通货膨胀，小民百姓没有得到好处。收入由于必须签署由单位决定的合同而减少，工作机会也受到威胁。群众都意识到了新的不平等：那是一种能感觉到的非常真实的不满。那次社会运动包含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因素，但也是出于对经济正义和社会平等的要求。群众要求的民主并不是一个法律框架，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价值。这种民心民意的巨大爆发正是90年代批判知识分子持续努力的历史背景。
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和9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对这类历史事件做过真正的历史分析;到90年代中期，他们更是经常批评80年代的某些社会运动过于激进。部分自由主义者呼吁争取各项基本的政治自由，在这方面，我们有基本共识。但是，一旦从一般原则转向具体问题，区别立即出现。他们希望将政治和经济领域分开讨论，而我们则主张这两个领域里的问题互相联系--既不可能总划分得很清楚，也很难说哪一个更具决定性。举例来说，我们认为政治改革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让农民参加村级选举，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也有选不上的可能。某些政治学新锐回答说，不需要这些--村级选举已经完全腐败了，重要的是议会和立法机构的改革。确实，村级选举当中出现了很多腐化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坚信政治改革必须有群众的参与。在今天的立法机构中已经几乎见不到农民、工人的代表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议会和立法机构的改革吗
《新左翼》：这些不同立场是否已转化成为各种精心设计的改革方案
《新左翼》：您对乡镇企业怎么看您提到甘阳，其实他的看法在西方相当普遍，很多观察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时期涌现出来的最具独创性的新机制，是集体所有而不是国家所有，但同时又在经济上表现出极大活力。另外一些海内外学者则认为，乡镇企业实质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公司，通常都处于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在和外商投资者合作时，常常急功近利，完全不顾对环境的破坏。您怎样评价这些观点
汪：历史地看，乡镇企业在一定阶段内确实曾经非常成功，而且建立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但是我们应当保持冷静，不能评价过高，以为这些企业代表了中国为世界市场体系提供的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等等。乡镇企业的成功和改革初期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分不开。一方面，大型国营企业被迫低价出售钢铁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则可以在市场上不受控制地高价销售用这些低价原料制造的产品。如果一个乡镇企业有实力，自然就会发达起来;而且事实上有很多也确实是有能力的灵活经营的企业。乡镇企业也得到税收优惠。国营企业承担的是双重税收负担，而乡镇企业呢，一直到1998年全国才有大约三分之一确实交了税。有这么多优惠条件，难怪很多乡镇企业表现不菲了。不过近年来，乡镇企业陷入了严重危机。很多已经改组成私企，还有的则并入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吸收当地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在下降，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流向城市。这个问题与国家的非国有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左翼》：在什么程度上日益扩大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失业率上升等问题成为当前公共辩论的主要议题
《新左翼》：妇女在劳力市场上的地位是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左翼》：再回到政治领域，是否可以说，中国各个思想阵营之间界限至今仍很模糊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无论其他问题上有多少对立，至少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希望实现民主
汪：当然，可以说所有知识分子本质上都希望有更多的表达自由。知识分子深切关心是否有可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也应该关心那些数量更为广大的公民同胞，特别是那些失去工作、身有病痛、家境贫困，又没有任何人照顾的同胞。民主是一个比知识分子免于言论控制权要宽泛得多的课题。80年代以后，很多人认为是激进主义造成了失败，因此必须寻找通往民主的其他道路--而这不同的道路就在于等待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因为市场化将产生出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从而为公民社会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而不必直接刺激、挑战政府。这样形成的公民社会自然就会发展成为现代民主。这种看法实际上最早是由台湾的自由主义者在80年代时发展起来的。社会力量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但我对上述说法的反应是："那么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公民社会呢你们想象中的社会结构又是什么样的"
《新左翼》：在文化领域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在什么程度上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反应与不同的政治立场形成对应关系
对我来说，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为什么他认为中国的市场是有助于民主的力量，或者对世界系统的一体性压力会是一种遏制这个论点的第一部分耐人寻味地接近于他所批评的自由主义立场，而第二部分在我看来又有些自我矛盾。如果说一个人对世界体系，对美国霸权下的全球市场秩序持批判态度，那也就不可能回避批评中国的市场。我说的批评不是总体性的批评，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性的权力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影响是多重、多方向的。如同中国的国家--从其在联合国安理会所扮演的角色即可看出--已经完全纳入国际体系，中国的市场不但已经成为与世界市场不能分离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它与世界市场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也未必就比西方市场要好，何况某些方面其实更糟糕，且不提它和西方市场已经是相互关联的了。至于中国的国家，很显然，与西方的国家有着更重大的区别，张旭东强调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旧有那种一切依赖统一架构的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形式，与此同时却并未丧失其功能，并使中国得以在世界体系中作为贸易大国参与竞争。因此，这个论点中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国家--一个从现代革命中诞生的国家--及其在当代秩序中的角色，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课题。
《新左翼》：这个关于后现代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意义的辩论，与40年代日本京都发生的关于"超越现代性"的著名论争相比，有概念上的相似性，但历史内涵完全不同--日本的"近代的超克论"是在太平洋战争的背景下展开的，参加者用这个命题支持日本对西方的军事挑战和霸权争夺。但这两个辩论的参与者在讨论中使用的基本概念是相同的。我们是否被迫在接受西方现代性和返回东方传统这二者之间作选择我们能否有一个不必陷入这个两难悖论的未来，创造出不但更坚定地植根于本土传统而且比外部强加的现代性更为现代的未来这种观察问题的方式非常尖锐地提出了传统在当代的运用问题。中国有着世界上任何社会都没有过的最悠久且从未中断的思想史传统。今日中国面对这个传统时有哪些不同态度--是无关紧要，还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或是区别对待的这些态度又是如何对应于不同政治立场的
汪：这是我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比日本经历过的任何事件都更彻底地扫除了传统文化。直到现在，对革命前中国文化的了解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相对来说仍然很薄弱，海外华人社会在这方面反倒更丰富。自由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他们的思想资源绝大部分来自西方。这也是大多数"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情况，他们也很少进入对前现代历史的研究。所以，具体引用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比如一方谈论美国宪法和早期法国大革命，而另一方谈论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和法国解构主义，而根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并不是没有类似之处。但也确实有学者在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前面提到过的《学人》杂志就正是为了以新的精神探索这些问题而发刊的。与《学人》有关的多半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尤其文史哲方面的。很多人成为专业历史学家，集中精力于自己的领域，不愿从中发掘出更一般的结论。他们的学术研究都很出色，虽然有时研究方法可能比较陈旧，他们对历史文件非常认真，作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学人》原来的团体中，大约只有少数人坚持以一种与当代中国问题相联系的精神来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史。
《新左翼》：是否可以说，由于古典汉语已经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活的语言，在中国重新利用文化传统有着特殊的困难这就如同从奥托曼文字向现代土耳其语的转变，虽然中国的变化可能不至于那么激烈，但一样是造成了障碍。
《新左翼》：您最近完成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前两卷，考察了从宋代到民国早期的思想史;在以上所描述的大图景中，您认为您本人的著作、尤其是最近这部著作的位置在哪里什么是这部书最为与众不同的
汪：我已经开始为写作这部书的第三卷开始收集资料，这一卷将集中讨论现代革命。在中国，研究这两个课题的学术传统都不是很强。我们在文人和士大夫研究方面要强得多，这方面有的像历史学家钱穆等人，对于当代问题态度十分保守，同时却能做出精彩出色的历史研究。不过，我准备进入的课题领域里，除了原先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讨论之外，还没有多少既定的传统。研究起义和革命仍然属于相当微妙的课题。
《新左翼》：是否可以说和80年代比较起来，90年代思想界实际上要更为活跃而且也更为分化考虑到讨论中的活力，立场上的重合，以及并无死板的标签或定义等等，是否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将其与20年代的某些时期相比较
汪：也许和20年代晚期有一些可比性。20年代中期，"五四运动"后到北伐之前，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个分化的过程。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转向右倾，另一些则更左了;有的人加入了国民党，还有的则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这两个时期之间有一个重大不同。那时的辩论都是更直接的政治辩论，而不是理论性的，因为当时的背景是蓬勃发展的民众运动，既有社会运动也有民族运动，先是1923年，后来规模更大的1925年，等等。问题已经不再是有关现代性的内涵的讨论，也不再是如何对待传统，而是出现了新的政治语汇。与当代中国更为相像的，也许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以后的那些年，那时许多激进的海外留学生，特别是一些在日本期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他们发起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文学运动和文化语汇，例如提倡"革命文学"等等，甚至批评鲁迅和茅盾是落后于时代的精英分子。两年以后，在1930年又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阿里夫·德里克(ArlifDirlik)有一本专门研究这场辩论的著作。这可以和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相比，大家都在试图理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什么是国家的性质什么是全球化的逻辑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各个集团都必须努力为自己寻找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战略策略。
《新左翼》：您做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题目之一是知识结构的转变，知识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怎样重新组合或分化的。如果比较您这本书第二卷所讨论的时期和今天的情况，哪些领域在知识界生活中占有统治性地位。
不用说，今天中国最具主导性的学科是新古典经济学。这是90年代的新发展。像吴敬琏那样80年代时的重要经济学家都还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完成的学业。他们也从西方学到一些东西，但与国家政权还是合作愉快的，而且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也完全有能力不但适应既有制度，而且参与对它的改革。当时也有如厉以宁那样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致力于进口纯粹市场理论，不过那时他们还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对政府的影响也还有限。可是1990年以后，哈耶克的影响力就迅速上升。如今，经济学--在最为严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意义上--在中国已经成为真正的"显学"，具有超学科的影响力。(市场的)"放任自由"甚至成为行为准则的标准用语，就好像商品规律是谁也不能违反的。
《新左翼》：80年代的时候，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以近乎幼稚的满腔热情看待西方。当时最典型的就是电视系列政论片《河殇》，将中国内陆黄河流域的黄色专制文化传统与代表了对外贸易和西方自由传统的开放海洋的蓝色文明作对比。这种看法在当时非常流行。到了90年代，西方的形象已经不是总在这样的赞赏中出现了，中国人的观点也更加分化了。政治语汇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例如"全球化"已经成为如今讨论中的必用词，理论上说，这也是一个比"西方"涵盖更宽泛的概念。加入世贸组织已经成为中国近年来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代理机构之间的关系直接提上政治日程。在什么范围内全球化的压力和可能性已经进入了中国知识界的辩论，辩论中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这些相对早期的讨论并没有很严格的概念定义，而且现在看来很清楚，无论有什么分歧，左派右派当时对这个问题都有保留。因为普遍都感到对中国来说全球化同时意味着很多危险，问题在于如何避免。即使是崔之元和甘阳等对加入世贸组织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并不是说"中国永远不应该加入世贸组织"。他们的立场其实是这样的，"在目前状况下中国应当暂缓加入，我们需要先完成一系列变革。"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政府争取加入世贸的步子迈得太大太快了，更谨慎地争取才有可能更理智地处理。对于相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比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樊纲等人，当然认为中国越快加入世贸越好。我的感觉是政府对中国自己解决国营企业问题的能力丧失了信心，转而希望依赖互相竞争的境外资本作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力量。但是其实谁都明白，中国之所以能够不受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强有力的保护政策防止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即使是全球化的热心提倡者也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
北约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有力地揭示了世界现实中的另一事实。这一事件明白显示，世界市场绝不仅仅是自由竞争的经济空间，支撑这个空间的是一组强大的政治军事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民族国家已经经历了多少变化，要证明这是已经过时的政治形式则变得非常困难。在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表层机构后面，美国全球战略的功能不过是另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上海学者朱学勤和我本人之间有过一次关于巴尔干战争和中国大众反应的不直接交锋。朱学勤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危险的力量;我们应该加速进入世界体系，因为全球主义比民族主义要进步得多得多。我回答说，将这二者这样简单对立起来本身就是虚幻的。作为历史力量的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主观情绪和驱使民众走上街头的"非理性盲动"，而是由在世界市场运行中举足轻重的若干国家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性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们支持下的民族主义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平行结构，而不是全球化的对立物。这正是我们必须批判的。
《新左翼》：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属于自由主义一方，他们对巴尔干战争是如何反应的可以想象，突然爆发的民众情绪对他们来说是令人尴尬的现象，因为其目标指向正是他们无限赞赏的西方大国--肯定在多种意义上都相当于直接攻击了它们的理想。可是要为北约的轰炸辩护肯定也会遇到同等的困难
《新左翼》：您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知识界有哪些最重大的变化
汪：对于知识界的讨论而言，2000年以后更像是一场社会论战，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理论讨论。这与大量具体的社会问题直接进入辩论过程有关。从2000年至今，有几件事情对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2000年，中国经过13年的多边谈判，最终成为WTO的成员国。WTO问题成为真正的公众事件是在1999年。就在科索沃战争时期，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江泽民主席访问欧洲，其中朱的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与美国就WTO问题进行最后谈判并签订双边协议。尽管中国方面做了巨大让步，但协议还是没有签订，就在朱镕基回到国内之后不久，北约(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大使馆，国内的舆论为之一变。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由于中国的经济状况比其他亚洲国家要好得多，所以尽管有不少讨论涉及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可能导致的危机，但总体而言，国家与知识界的主流对于这一进程似乎充满了信心。朱镕基访问美国后，有关协议的一些条款通过互联网为人们所知，其中有关农业和一些工业部门面临的危机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媒体更是一面倒地赞扬这一协议。
温铁军原来是国务院农业问题的研究人员，李昌平是湖北省一个乡的党委书记，他们对于现行农业政策和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被迫转向了知识界的讨论。他们的介入从具体的领域呼应了知识界正在展开的辩论，有力地配合了此前有关城乡关系、贫富分化、生态危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危机的认识深度。中国的改革开始于1979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从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之后，"三农"问题重新陷入新的困境，只是由于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WTO协议条款中的相当部分内容涉及中国农业市场的开放，从而极大地暴露了农村的危机和农民在政治公共领域中毫无发言权的状况。
《新左翼》：这些讨论和土地私有化问题有什么关联
汪：在这场讨论之前，中国知识界和国家体制内有关土地私有化的讨论已经开始，除了少数的批判知识分子之外，大部分经济学家赞成土地私有化方向，获得了利益的地方官员也赞成土地私有化，一些急于推卸国家责任的官员和部门也赞成土地私有化。但李昌平坚持说：由于农业领域的危机，普通农民不得不靠借贷维持生产，而债主多为原先的地方官员和特权阶级，一旦实行私有化，大量农民就会在一夜之间失去土地。因此，那些在公共领域中没有声音的农民并不欢迎土地私有化。私有产权问题再次成为问题的焦点。温铁军、李昌平等人的讨论分析中国农村危机的成因，尤其是分析了土地私有化可能导致的农民大规模丧失土地的前景，为人们重新理解当代中国情境中的私有化问题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这一讨论很快变成了许多媒体的主题，甚至成为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重要议题。
《新左翼》：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很显然地在挑战现存的国家形式吗
在1998年前后，哈耶克的理论风行一时，国家退出论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论题。1989年以来形成的国家合法性危机与经济领域中的利益关系都为新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提供了根据。但在2000年之后，国家问题的提出触及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大规模下岗分流、贫富分化、农村危机、社会保障体系的解体和体制性的腐败等严重问题重新提出了国家的角色和功能问题;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责任成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的共识。第二，如何估价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这些成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就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人们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估价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工业政策和一定的国家保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新左翼》：在什么意义上，国际事件影响着国内的舆论氛围
汪：近年的国际事件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界的氛围的改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继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飞机对中国使馆的轰炸之后，2001年4月在中国沿海海域上空发生了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的相撞事件。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随即爆发了阿富汗战争，而美国和英国又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采取了单边战争行动，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反战浪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乐观前景正在被新帝国的阴影所遮蔽，从而将当代中国的自发私有、权钱交易、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发展主义导致的生态危机等与全球关系中的霸权结构联系起来，也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待当代生活的一个视角。2000年由黄纪苏编剧和张广天导演的戏剧《切·格瓦拉》以强烈的宣传式的形式暴露当代中国生活中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社会危机以及世界霸权的结构，采用了对革命的怀旧式的调子和人们熟悉的宣传剧的手段。格瓦拉这个角色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出现显然有一种召唤的意义：在当代条件下召唤革命的意识形态，以揭露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召唤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用以批判美国的霸权政策;召唤一种早已丢失的街头说唱剧传统，对抗过去20年来的精英化的艺术形式。
--
「支持红色网站！」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