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是美国当代知名社会学和历史学专家巴林顿·摩尔，此书是一部视野宽广的史学论著。本书是对西方正统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大挑战，抨击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惟一道路和最终归宿的西方传统观点，并在揭示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指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形态是形形式式的。此书1966年问世后，即在欧美文化思想界引起普遍反响，标志着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重大转折，此书一经出版，即成为西方学术经典，被誉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所进行的重大探索"，作者也因此荣膺伍德罗·威尔逊奖和麦基弗奖。
作者简介
摩尔·巴林顿（Moore,BarringtonJr.,1913-200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1913年出生于华盛顿。大学时代，曾就读于威廉学院和耶鲁大学。毕业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并在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摩尔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多产作家，他先后出版过《苏联政治》（1950）、《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论文集，1958）、《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人类苦难渊源的反思》(1972)和《非正义》（1978）等著作。其中，《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即风靡美文化思想界，作者因此而荣获伍德罗·威尔逊奖（1968）和麦基弗奖（1969）。尽管该书出版已有30多年，但仍畅销不衰，并获得西方学术经典的炫目位置。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起源
第一章英国道路：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
一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贵族力量推动
二英国内战的农村背景
三圈地运动与农民的毁灭
四资本主义的胜利与贵族统治
第二章法国的发展道路和法国大革命
一英法社会与历史的比较
二贵族对农业商品经济的反应
三绝对王权统治下的阶级关系
四贵族的挑战与绝对王权的倾覆
五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党人与农民
六旺代省：农民反抗革命
七革命恐怖的社会后果
小结
第三章美国内战：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一种植园与工厂：冲突不可避免吗？
二美国资本主义成长的三种模式
三内战成因分析
四革命的冲击及其失败
五内战的意义
第二部分亚洲面向现代世界的三条道路
序：欧亚政治史比较研究的若干问题
第四章中华帝国的衰亡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勃兴
一上层阶级和帝国体系
二绅士与商业世界
三农业商品化的失败
四帝制倾覆与军阀蜂起
五国民党插曲及其意义
六起义、革命与农民阶级
第五章亚洲式的法西斯主义：日本道路
一来自上层的革命：统治阶级对新旧威胁的反应
二农民革命的空白
三明治的清算：新式地主和资本主义
四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和政治后果
第六章亚洲式民主：印度及其和平演变的代价
一印度经验的真实含义
二莫卧儿统治：民主道路的障碍
三农村公社：起义的绊脚石
四1857年以前英国人所带来的变化
五1857-1947年的印度是地主阶级的天堂吗？
六非暴力运动：资产阶级与农民建立联系
七印度农民暴动的特点与范围
八独立与和平演变的代价
第三部分理论概括：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政治道路
第七章通向现代社会的民主道路
第八章来自上层的革命与法西斯主义
第九章农民与革命
结束语革命与反动的意识形态
为了现代——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解读
郭宋
【摘要】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地主与农民》被誉为20世纪社会学三大经典之一，该书以国别为单位，主要考察了英、法、美、中、日、印六国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飞跃的历史。摩尔认为，各国为了进入现代社会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方式，分别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以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另外还有亚洲式的民主道路——印度。这些道路都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现代。但摩尔所考察的六国实际走了六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三条，且摩尔对现代社会本身的分析似乎仍有可供商榷的余地，比如，摩尔缺乏对现代的定义，也缺乏对现代和民主、专制之间关系的分析等等。
【关键词】现代；现代化道路；前工业社会；现代社会
1966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出版《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地主与农民》（以下简称《起源》），学者丹尼斯·斯密斯曾将此书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并誉为20世纪社会学三大经典。摩尔在《起源》一书中以东、西方历史相互联系着进入现代社会为视角，观察、分析和阐述了东、西方或民主或专制的社会起源历程。正如摩尔在该书前言中所指出的：
本书的宗旨，是力求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更准确的说，本书力图揭示这个或那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的诞生、法西斯主义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1]
一、以现代为目标
在20世纪波诡云谲、跌宕起伏的人类历史中，欧洲、北美和亚洲先后发生社会、政治的重大变迁，工业文明的先声与殖民侵略的炮火共同激荡，原本陌生的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激烈碰撞，孤立的社群之间开始发生密切联系，这些联系使得各国的剧烈动荡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目标：现代社会。
摩尔在《起源》一书中的所有论述都以各国主动或被动的奔向现代社会为基础和前提。既然为了为了同一个梦想——现代，为何有些国家走向了民主，而另一些国家却走向了专制当构建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任务和目标时，各国如何完成打破前工业时代的旧秩序、并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现代社会的国家建构任务，各国为完成这个任务又面临怎样不同的困难，以及选择了怎样的克服方法并最终走向了专制或民主的现代化之路，就成了摩尔考察的主要内容。
摩尔在阐释各国如何通往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但又多次强调要避免陷入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决定论，尤其是经济决定论，并着意强调政治因素对国家道路选择的影响。但不可否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摩尔的影响甚深，《起源》一书实际是摩尔运用阶级分析工具进行的比较历史叙述。
二、现代化道路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一）三条现代化道路
现代秩序必然要在前工业社会的废墟上建立，改造或消灭前工业社会的结构和秩序是通往现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改造的方式，即一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深刻的影响一国的实现现代化的效果和最终确立的政治制度。总的来看，摩尔在《起源》一书中以国别为单位，主要考察了英、法、美、中、日、印六国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飞跃的历史。摩尔认为，各国为了进入现代社会，在自身既有的前工业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方式，分别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以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另外还有亚洲式的民主道路——印度，但摩尔也清楚的表示，至少“在印度的农村中，民主还不存在”。[2]
（二）四个影响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因素
摩尔比较历史叙述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探寻了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一致性因素。一国为何会选择以及何以能够选择不同的现代道路，即影响一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是摩尔探讨的重要问题。受摩尔的启发，该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四个视角进行解答。
1．政治因素
从政治上看，一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取决于旧有政治体制能否通过改造完成向现代民主制的过渡。
前工业社会，即农业社会，是一个由农民养活全社会人口、农业税是国家主要收入的社会。前工业社会是一国通往现代社会的起点，无论一个社会现在是多么的先进和现代化，它都脱胎于落后的前工业社会。作为一国开启现代化道路的背景，前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对该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各国相对封闭，其前工业社会运行的具体模式各不相同，但又存在重要的共同之处。摩尔曾形容中国的官僚体制“不啻是一部榨油机器，为统治者向人民榨取利润”[3]——典型的前工业社会的图景通过这一比喻被形象的勾勒，各国之间的区别可能只是实施榨油职能的具体人物和工具有所不同——在英、法可能是贵族和庄园制，在美国可能是种植园主和种植园奴隶制，在日本可能是封建制和大名，在印度可能是地主和种姓制。如果能够和平地完成对旧制度的现代化改造，如英国，就可以避免付出革命和流血的惨痛代价，如果不能通过和平方式完成这一过程，比如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则革命似乎就不可避免。
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既有社会制度不同，能否完成和平的现代改造所遇到的困难也不同，其中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商人在该国的阶级地位——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商人阶层是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例如，摩尔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采用渐进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英国贵族与商人阶级联盟共同对抗王权；而中国则始终缺乏独立的工商业阶层，因此也就缺乏在农村推动农业商品化改造、在城市领导市民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民主道路也就难以走通。
2．经济因素
从经济上看，一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取决于地主或贵族是否愿意实现农业商品化。
对于旧制度而言，现代化的最大挑战在于商业对封建秩序的侵蚀，这表现为农业由为统治阶级生产变为为市场需求生产，即农业的商品化。也就是说，对前工业社会进行改造的主要内容，也是各国在通往现代社会道路上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实现农业的商品化。
现代社会要求农业为市场进行生产，而在农业商品化过程中存在三个变量：君主，贵族、领主或地主，农民——如果土地贵族一直把持政权，通过国家机器攫取地租，持续对农民进行压榨，那么该国的农民就不可能面向市场进行生产，就无法完成工业的原始积累，无法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因此，能否实现农业商品化的关键因素在于旧秩序中的统治阶级——贵族、地主或领主，能否适应甚至领导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如果地主或贵族能够适应并领导农业商品化，比如英国贵族，实际意味着地主或贵族的身份向资产阶级的转变，他们将成为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浪潮的组成部分，继续作为新的社会秩序中的统治阶级而存在，并将促进政治的民主化；如果它不能适应农业商品化的过程，比如中国的乡绅和法国的贵族，它就将面临农民革命的威胁，甚至被资本主义的浪潮所消灭。
3．文化因素
从文化上看，一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取决于该国是否能产生和容纳自由、民主思想。
一种思想、文化、宗教因素不是因为它受欢迎所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受欢迎。对于通往现代社会而言，维护旧制度的思想、文化和宗教因素随着旧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即先有现代的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结构，后有现代的思想和文化。
从这个角度看，思想、文化、宗教等因素对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影响似乎是消极被动的。但是，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有时候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例如，摩尔认为，美国内战之所以不可避免，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产生了两种在奴隶制问题上观点相悖的不同文化”。[4]文化的互不相容导致了美国内战，而内战促进了美国文化的统一，为美国迎接产业革命和飞向现代做好准备。又如，摩尔认为，由于日本在前工业社会中封建关系强，契约关系弱，且没有形成摆脱契约关系的自治市；在思想文化上强调效忠义务，缺乏客观理性，因此日本不能自发地产生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思想，[5]这也是日本最终走向法西斯道路的原因之一。中国似乎也存在思想文化影响社会社会转型的类似情形，例如，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很难孕育出科学精神等近代价值。儒家崇尚经验主义，其文化核心的特征是业余精神——一种非职业化的、人文主义的、强调个人独特的人格精神，而非科学的、专业的、理性的精神，而科学、理性精神乃是现代化的内在精神。[6]
4．国际环境因素
从国际环境上看，一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取决于该国在通往现代道路上面临的国际环境。
一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处的时空环境对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西方国家来说主要是消极的，即西方国家面临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如英国在没有外在干预的情况下自发的完成了渐进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也在没有外敌威胁的情况下完成了南北内战，从而为进入现代社会做好充分准备。而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外在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则是积极的，即在外敌入侵的战争环境与民族苦难的洗礼下，非西方国家不得不进行被动的现代化改造，外患的逼迫也使几乎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完成西方国家那样议会民主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例如，摩尔认为，日本之所以可以通过王政复古这一封建斗争走向现代，其决定性因素是外敌的入侵。[7]而对于中国，如果没有近代世界的冲突腐蚀上层建筑，中国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改变社会结构的革命，[8]而只能停留在封建农民起义的历史循环中。
总之，一国前工业社会的运行模式中的阶级力量对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思想、文化、宗教等价值取向，决定了该国克服现代化道路上的主要困难——农业商品化方面的难度和方式。同时，各国现代社会的建设过程也是世界各国相互融合的过程，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不可避免地受国际环境和时空关系变化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一国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三、是三条道路还是六条道路？
摩尔主要考察了英、法、美、中、日、印六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将六个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路径分为资产阶级民主路径、共产主义路径和法西斯路径三类。但是，在摩尔的论述体系中，似乎存在有关现代化道路的可以进一步讨论和商榷的问题，那就是摩尔所考察这六个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路径实际很难统一到摩尔所概括的三类路径中去，也就是说，这六个国家实际上走了六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做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如下：
（一）将英、法、美归为资产阶级民主道路不妥
1．三国迈向现代的起点与背景不同
英、法、美三国迈向现代社会的起点完全不同。英国之所以特殊，乃在于它是第一个完成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同时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自发地完成这一过程的国家。人类不能不羡慕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幸运，这一幸运并非源于一次突发的暴力革命，而是根植于英国悠久的历史之中，“英国内战前形成的造福于自由事业的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阶级的联盟，对多数国家而言，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只能发生一次”。[9]
与英国从未建立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不同，法国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前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英国，资产阶级与贵族联合反对王权，不借助也不希望王权染指商业，而在法国，贵族将王权作为政治武器，他们依附于王权而存在，利用封建秩序和专制主义榨取农民的经济剩余。同时，资产阶级通过买官而封建化，转变为维护旧制度的保守势力，法国的资本主义披着封建的外衣；而农村有限的资本主义化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加剧了农民对统治的不满，最终导致法国不可能走英国式的和平民主化道路，而只能通过革命才能建立民主。
美国与英、法的情况则更不相同。与英、法相比，美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历程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起步晚；第二，没有遇到不得不瓦解的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的旧社会结构；不存在一个既有的庞大且牢固的农业社会；不需要解决君主与贵族的权力斗争问题；也没有庞大而备受剥削的农民阶级如定时炸弹般蕴含革命的危险。因此可以说，美国人面临的现代化任务，实际是在一片空白上建立现代社会的任务。
总之，实在很难将起点如此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统一到一个类型中去。
2．三国迈向现代所面临的问题不同
与欧洲相比，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摩尔对美国的考察也似乎跳跃到了一个全新的论述领域。正如前文所述，美国人面临的现代化任务，实际上是在一片空白上建立现代社会的任务，但这一任务的完成并非如描绘蓝图一样随心所欲。摩尔认为，北美独立战争没有引起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只是促进了各殖民地的联合，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通过另一场战争，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内战——南北战争完成，摩尔将这场内战称为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最后一次攻势”。[10]因此，摩尔对美国现代化历程的描述基本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为何之前可以相安无事的南北双方最终走向了战争，换句话说，为何南北双方都不愿意让步以避免战争的发生。
3．三国解决现代化问题的方式与结果不同
在英国，由于贵族与资产阶级联合推进农业商品化，即在政治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就已经完成了对农村地区的改造。因此，当这一联盟完成了政治上虚位王权的改革后，贵族并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农村已经不再有作为农民革命或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的农民问题了。英国议会扩权、和平转变的过程就此完成。这一和平过渡得以在英国完成的原因，即英国农民问题、农业商品化解决的关键，在于土地乡绅和贵族不依赖王权的独立性，以及采用农业商品化适应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自觉。具体来说，这些原因有：第一，强大且相对独立的议会的存在；第二，拥有在自身经济基础上存在的独立的商业和工业；第三，没有严重的农民问题；第四，上层土地所有者面对反抗时，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可以吸纳新成分并作出让步，其经济基础被侵蚀的速度缓慢，因而足以完成从一种经济基础向另一种经济基础的转变；第五，领袖人物准确及时的理解和把握问题的实质，实施有效的政策。[11]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仅影响了法国，而且影响了整个欧洲和世界。虽然法国大革命的具体结果是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迎来了比革命前更加极权与强势的君主，但暴力革命对法国后来民主制的建立仍有重要贡献：第一，打击了特权体系，构建起法国民主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基础；第二，法国大革命以私有财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名义摧毁旧秩序，而私有财产是现代经济的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议会民主制的基础，二者又共同促进工业的扩张，因此，法国大革命使自由、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2]托克维尔曾评价法国大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13]因此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解决现代化道路上困境的主要方式，是法国工业发展、工业集团扩权和现代制度构建的关键。
至于美国，摩尔认为，如果没有内战，就没有美国战后的民主。经济原因是美国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内战前的美国资本主义成长呈现三种模式，分别是西部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制、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和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基础上的农业制。三种经济制度导致美国的社会结构朝三种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南方体制坚持的奴隶主所有权与资产阶级自由观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西部准州实施何种制度的争论无论如何都将导致南北权力均势被打破。同时，“奴隶制并非由于其内在的原因而逐渐消亡，……如果奴隶制必然要从美国社会中消失，武力便是促使其消失的必要条件”。[14]由于战争以外的任何解决方式都只能以牺牲奴隶为代价，因此都是反动的。基于以上原因，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胜利就可以被视为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政治上的胜利，也是美国建立真正民主制的开端。
总之，为了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英国采取了改良道路，实现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法国采取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道路，却最终复辟了帝制，迎来了拿破仑的加冕；美国则为了废除奴隶制不惜一战，通过内战的方式完成了美国向现代社会的艰难一跃，但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仍然任重而道远，甚至依然困扰着今天的美国。总而言之，将这样三个面临不同现代化起点，出现不同现代化问题，采用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产生不同现代化结果的国家归于同一种通向现代社会的类型，似乎就显得有些牵强。
（二）中、日、印走了三条迥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中、日、印同属亚洲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不仅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迥然不同，而且彼此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亚洲这三个国家实际走了三条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1．中国道路：最终只能由革命开启现代化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摩尔的论述围绕着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展开：第一，中华帝国为什么衰亡第二，中国为何会选择共产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摩尔考察了中华帝国如何运行之后，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封建国家，而是一个官僚国家，另一位美国学者孔飞力则将中华帝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称为官僚君主制。[15]在该体制下，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地主，官僚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统治。然而，外来侵略打破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平衡。摩尔虽然没有明确地叙述，但可以看出事情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在外来资本主义的武力和经济冲击下，必须建立民族工业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地位，而发展资本主义就需要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和原料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而言，想要实现这些就只能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率，完成农业的商品化，而发展农业商品化则会损害依靠地租生存的地主的利益，动摇地主的统治地位，破坏官僚体制下的社会结构，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整个官僚统治阶级就可能在外来侵略和内部农民起义的夹击下倾覆。这，就是近代中国君主和整个官僚体制面临的困境。[16]
2．日本道路：避免了革命却无法避免法西斯
日本在近代的亚洲绝对是一个异类，它不仅没有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反而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并最终走向了侵略扩张的法西斯道路。摩尔对日本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分析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与其旧有社会制度的关系来解释日本最终走向法西斯道路的原因。
3．印度道路：没有革命，也没有真正的民主
与其他五个国家相比，印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既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革命或法西斯主义。摩尔将印度道路称为“亚洲式的民主”，其中不乏讽刺意涵，因为摩尔通过考察印度从争取独立到走向民主的现代化历史发现，一个不曾发生任何形式暴力革命的社会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充满渐进的进化式的自然发展的和谐图景，而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没有实现梦想中的民主政治。
综上所述，仅就摩尔主要考察的六国而论，就存在六条而不是三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似乎推翻了摩尔在《起源》一书中所确立的主要论点，但其实只是打破了摩尔所归纳的某种“学术模型”。将六国通往现代的道路看做六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观察也许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启示，且这种对“学术模型”的打破也许能让我们更加看清摩尔所要阐述的问题而不被无谓的“归类”所限制。
四、对现代化路径考察的再考察
站在今天回首人类正身处其中的社会制度的起源，摩尔的论述仿佛在古今社会之间画了一条线，对于人们理解今天制度的前世今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否认了摩尔三条现代化路径的思想后，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指出摩尔在考察现代化路径本身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缺失，主要有：
第一，摩尔没有回答何为现代的问题，也没有回答专制、民主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构成了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也是以各国自然或被迫地由传统迈向现代为理论前提形成的现代性研究背景下的一部力作。但是，摩尔在《起源》中既没有指出何为现代国家，也没有说明民主、专制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摩尔一直强调农业商品化是一国实现由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飞跃的关键，那么农业商品化的目标又是什么是否实现了农业商品化就意味着进入了现代社会是否进入了现代社会就必然会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什么又是农业商品化的标志摩尔这些重要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回答。
第二，摩尔所构筑的现代秩序的基础过于单一。
第三，摩尔缺乏对非西方国家现代秩序构建内在力量的考察。
一个非西方国家在没有外来侵略势力刺激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形成现代化摩尔对此问题的考察甚少，仅有的考察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例如，摩尔认为，幕府下的日本不可能产生西式的自由、民主理论和实践，但另一方面，日本在18世纪时已经通过发展农业科技，提高生产效率，自发的迈出了现代化的实质步伐——开始农业的商品化。那么，如果没有外国入侵，日本自己是否会走上现代化道路摩尔对此并无回答。也许所谓“如果”的问题本身缺乏说服力，但是，将一个国家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政治实体也应当是讨论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前提，[23]而摩尔缺乏对这种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张力的考察。
参考文献：
[1]［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3]同上注，第138页。
[4]［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5]参见［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
[6]参见［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7]参见［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
[8]参见［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9]［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
[10][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11]参见［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12]参见［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13]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页。
[14]［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15]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8页。
[16]晚清中国改革的困局还在于，在近代外敌入侵与国内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清政府逐渐丧失了财权和军权，中央政府愈加软弱无力；民族矛盾激化，满清政府统治面临合法性危机；列强的侵略使国家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如果想要解决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应对现代化挑战，就需要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建立强大的政府就需要足够的税收，而想要获得足够的税收，又只能通过加大对人民的剥削获得，这将激化社会矛盾，使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统治更加难以为继。这就是内忧外患下的近代中国进行和平变法走向现代社会的死局。参见李鸿谷：《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17]［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18]同上注，第187页。
[19]参见［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20]［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
[21]同上注，第269页。
[22]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
[23]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学者对于东方的观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以我为主”到平等而视的过程，将东方国家作为具有自主性的主体而不是受西方影响和刺激的客体似乎是更晚近的事情，这种转变的著作如［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刘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24]参见倪学新：“摩尔史学思想初探”，载《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1年第4期，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