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一）法律逻辑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
在培养法学学生时，法律思本文由收集整理维能力的培养相当重要。“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和规律，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也离不开形式”[1]。法律逻辑学这一注重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教学的学科能够为学生更好地学习法学，理解更深层次的法学内涵，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强大的后盾。
（二）法律逻辑学有助于提高学生表达和思维的严密性
（三）法律逻辑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论辩、识别谬论和驳斥诡辩的能力[2]
（四）法律逻辑学能为学生提供实用的逻辑知识和逻辑方法，用以解决现实法律问题
法律逻辑学提供的不是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方法和手段，其中之一就是能够提高人们的推理能力，由已知探求未知，这对法律工作的开展有着独特的作用。例如，在侦查工作中，犯罪分子为了使自己逃脱法律的制裁，往往采用非常隐蔽的方式，有时候甚至故意制造假象、销毁犯罪证据，说谎等，因此，侦破工作就比较困难。我们必须在占有事实材料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侦查假设、逻辑推理和事实证明等来实现。在此过程中，法律逻辑学的知识能够为这些工作提供武器，帮助侦查人员理清思路，步步推演，最大程度准确地完成侦破工作。
二、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的技能性得不到发挥
（二）轻视其涉法领域的特质
（三）有脱离经验生活的取向
三、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思路
（二）重视一般原理的同时，注重涉法思维的训练
首先，要完成逻辑学一般原理的教学，思维形式、思维规律以及简单的逻辑方法都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在讲解逻辑学一般原理时，既要将知识讲解透彻，也要有相应的配套练习，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其次，要特别重视法律逻辑学有思维的训练。“一方面，法律逻辑将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律与司法活动过程，从而探讨涉法思维活动的一般逻辑形式与逻辑规律；另一方面，法律逻辑要结合法律与司法活动思维的特殊性，研究涉法思维活动的特殊思维形式及其合理性规则”[5]。简言之，既要学习逻辑学的一般知识，也要学习其在法律领域的特殊形式和规律的逻辑理论，使逻辑学知识与法律能够完美结合，为法律实务提供科学方法。
（三）逻辑与经验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法学学科与现实联系十分紧密，从立法到司法再到执法，每一步都要面对和解决社会上纷繁复杂的纠纷，这些既需要法律从业者具有丰富的逻辑学知识和超强的思辨能力，同时也需要法律从业者积累丰富的社会经验，具备解决现实中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法律逻辑的课堂教学中，要着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法律论辩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倚仗逻辑学的思维形式、规律和逻辑方法，另一方面需要社会经验作为支撑。因此，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搞社会调查，参与侦破工作的分析过程，旁听法院庭审等，让学生在获取间接经验的同时尽可能多地获取直接经验。
关键词：语言观研究方法归纳演绎一、语言观、语言研究观和语言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语言观、语言研究观和语言研究方法这三个概念。
“语言观”由“世界观”派生而来，也可称为“语言哲学观”，指的是语言研究者对“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语言研究者对他的研究对象――语言的本体存在方式,由于采取了某些特定的观察角度之后所做出的基本假设。”①例如：功能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一个由能记、所记结合而成的符号系统；生成语法派认为语言是无限的句子集，是人类先天具有的区别于动物的语言官能的体现。
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语言研究观。语言研究观是从语言观推导出来的。
语言研究观是如何看待语言研究的问题，包括语言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的切入点，研究的方法等。
语言研究方法是人们在观察、分析、探求语言现象本质和规律时所采用的工具和手段。研究方法是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出来的。由于人们认识问题的角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等因素，而且研究方法本身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所以对研究方法的分类目前很难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我们认为语言研究方法至少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哲学层面上的语言研究方法，例如：经验论、唯理论、怀疑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实用主义等；第二层，逻辑学层面上的语言研究模式，例如：归纳法、演绎法、对比法、比较法等；第三层，语言学中在对具体现象作处理分析时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操作程序或分析技巧，例如：替换、删除、添加、移位等。
语言观、语言研究观和语言研究方法三者之间有着什么关系呢？
首先，在哲学层面上，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反映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决定着不同的方法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研究者们在不同的语言观影响下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语言观首先决定了语言研究观。语言研究观是如何看待语言研究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语言的研究方法。因为各种语言观凸显的侧面不同，所以运用的方法也会有主要和次要之分，即一种方法有可能在这种语言观下着重使用，而在另外一种语言观的影响下只起到验证或补充作用。
我们认为，语言研究方法是有层次的，从高到低至少可以分为哲学层面、逻辑学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且较高层次的方法特征决定着较低层次的方法特征，低层次方法只是高层次方法的细化或某一特征的凸显。针对语言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我们想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法为例来作一下阐述。
二、哲学层面上的语言研究方法
三、逻辑层面上的研究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操作模式是归纳，重在描写、分析语言事实；生成语法主要的操作模式是演绎，偏重于演绎和综合，重视理性的作用，建构理论体系以及解释对语言事实。这里之所以说“主要的操作模式”，是因为二者在使用各自主要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还采用其它的研究方法。比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可以运用演绎法，生成语法也可以运用归纳法。生成语法学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先对一种语言现象作出假设性解释，然后再在扩大语料范围的前提下，依据语感以及各种操作手段对该假设进行验证（test）。若假设得到验证，则可被作为新的假设赖以构建的基础；否则的话，要么否决该假设，并以新的假设替换之，要么对原有的假设进行修正，并再次展开验证过程。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先收集语料，进行观察，通过对比和比较的方法提炼出语言单位和语言规则。生成语法的研究模式则是先对大脑中的语言机制提出假设，建立理论模型，再用心理现实性来验证。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都使用比较法和对比法。结构主义语言学利用划分出来单位的分布不同进行对比，例如对同样的语音环境中进行不同音素的替换，看是否会起到区别词的作用，这实质上是在不改变意义的前提下，对两种音素的对比，从而概括出音位，成为划分音位的第一原则――“对立原则”；生成语法中应用对比的方法主要体现在建立“最小差异对”，将合乎语法和不合语法的结构进行对照，以便准确、快速地找到语言材料的关键特征，进而提出合理的假设与解释。
当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们把各种具有相同的差别的单位归为一类时，他们运用的是比较法，也就是将各种差别特征进行比较，归纳出有相同差别特征的为一类；而生成语法中比较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两种或多种不同语言的现象进行比较，提出解释，从而发现各种语言的普遍规律。他们总是先对其中一门语言的语法现象进行充分描写，然后再与其他语言的语法现象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哪些特性是各种语言所共有的，将这些特性组成普遍语法中的原则部分；同时，他们还会确定哪些特性是个别语言所特有的，并将这些特性组成普遍语法中的参数部分。
四、操作层面上的研究方法
五、语言研究方法的重要作用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而方法论也会影响世界观。这也说明了语言研究方法对语言观的确定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操作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同，这会进而影响人们对语言这个对象的看法。面对一种语言现象，语言研究方法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思维的逻辑是否严密，甚至会影响到结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例如有些学者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分布和替换这种分析方法存在着不少弊病。因为要进行分布分析的前提是单位已经划分好了，而按照分布分析法，单位又是依靠分析、替换得出来的。这就是说，分布、替换取决于单位，单位又取决于分布、替换，存在着循环论证的问题。同样的语言现象，可能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对我们来说，从事语言研究，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以及严格的操作方法，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进行科学探索，还原语言最本真的面貌，找出语言最本质的规律。
本文受到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大勤先生所授“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启发，特此感谢！
注释：
①刘大为.我们需要怎样的语言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1995，（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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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绍杰.语言研究与语言研究方法[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
关键词:公理化;几何原本;西学中源;逻辑;传播
Abstract:InthelateofMingdynastandintheearlyofQingdynast,muchwesternscientificknowledgewereintroducedintoChinabymissionaries,sotheaxiomaticmethodcametoourcountrytogether.Theaxiomaticmethodreallywasusefultothedevelopmentofmodernscienceandtechnology,butthenChinesedidnotattachtheimportanceonit.Accordingthefactofthen,wethinktherewerethreechiefreasons.ThefirstoneisthattheChineseeditionofElementswasverydifficulttoread,andthesecondoneistheideathatallwesternknowledgeoriginatedfromChinabelittletheaxiomaticmethod,thethirdoneisthatnologicknowledgecamewithitthen.Thesethreereasonsletthespreadofaxiomaticmethodstagnateforalongtime.
KeyWords:Axiomaticmethod;Elements;theideaofallwesternknowledgeoriginatefromChina;logic;spread
一引言
二公理化方法东来
1583年,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开始在我国传教。起初,他们的传教工作并不顺利,国人不信任他们。由此,他们开始转变策略,给国人展示一些其从西方带来的新奇物品,如地图、日晷、星盘等,企图以其高深的科技来吸引国人,唤起国人的对其教义的信任。实践证明,此招果然奏效。其在当时不仅吸引了不少平民百姓,而且也吸引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如王泮、瞿太素等人。瞿太素甚至还拜利玛窦为师,成了利玛窦的学生。瞿太素是明末礼部尚书瞿景淳的二公子,从小聪敏伶俐,但他却忤逆孔孟,偏爱炼金等奇技巧[1]。他拜在利玛窦门下,主要是为了学习西方科技。然而,当时的西方科技都是建立在西方流传了近两千年的欧氏几何基础上的。由此,学习之初,利玛窦先给瞿太素讲授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讲授的过程中,瞿太素勤于笔记,细心整理,不久就写出了一个《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汉文本[2]。这是历史上《几何原本》在我国的第一次汉译。据研究,在这个汉文本里面有定义、有概念、有公理、也有命题和证明,基本上就是后来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样子[3]。由此,那个时候欧洲的公理化方法就开始传入我国了。
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结识了李之藻等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随与他们经常探讨西方天文、地理和数学等。据载,当时利玛窦经常参考的书籍是其在罗马学院时期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神父的新书《论星盘》[5]。这是一本介绍天文仪器的书,主要讲述了如何制作星盘。但其在阐述的时候,完全采纳了公理化方法,是按照《几何原本》的形式写成的[6]。并且没过多久,利玛窦还在多种西方文献的基础上写成了《天主实义》一书,宣传了天主教的旨义,用西方逻辑清晰地论证了上帝的存在[7]。所以,利玛窦甫到北京即把公理化方法也传播到了那里。
1604年,徐光启来到北京,不久即结识了利玛窦。随后他们共同探讨各种学问。那个时候徐光启已经入教,所以,其深知利玛窦来京的实义。1606年徐光启建议利玛窦还是通过翻译一些西方科技文献来实现传教目的更为有利。于是他们开始翻译《几何原本》。之所以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曾说:“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关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原因或许是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虽然他们的教学方法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命题,却都没有证明。这样一种体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学上随意驰骋自己最狂诞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确切的证明。欧几里德则与之相反,其中承认某种不同的东西,亦即:命题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是最固执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8]由此,一开始,利氏就有传入公理化方法的心意。
到了1607年5月间,他们顺利的翻译成功了《几何原本》前六卷。这六卷本的《几何原本》是我国首次对西方数学较为系统的探讨和介绍。其全面包含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为建立公理化方法而给出的概念、定义、公理、公设等。对于正文中给出的命题,完全采用西方逻辑给出了严格论证,完全使用了原来的排列顺序。前六卷虽然只是平面几何知识,但在公理化的组织下,近180个命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紧密和严谨的网络。所以,《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成功,标志着公理化方法正式在中国着陆了。
徐光启对于《几何原本》中使用的这种特殊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应该说是很有感触的。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中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9]由此看见徐光启对公理化方法的推崇之意。
在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推崇下,公理化方法在当时也还是很有影响的。比如,在此后李之藻刻印的《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中和徐光启编着的《测量异同》、《勾股义》、《简平仪说》中,以及孙元化写成的《泰西算要》、《几何体论》、《几何用法》等书中经常看到公理化方法使用的影子的。当时的学者——有的甚至不是天主教徒,如着名学者叶向高,也很喜爱《几何原本》。可是,自此以后,谁也没料到,公理化方法就逐渐地没落起来。从徐光启以后的二百多年里,遍览当时国人撰写的科学和数学着作,除了数学证明被保留了下来,其它的一些公理化的做法几乎都遗失殆尽。尽管后来又有《崇祯历书》的编写和《西洋新法历书》的实施等活动再次传入公理化方法——给公理化方法的传播注入强心剂,但这些都似乎于事无补。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的中后期。
公理化方法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它的理解和应用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由其组织起来的科学知识。所以,弄清楚公理化方法在中国开始受零落的原因,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国人是如何学习和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从而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把握,下面我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三影响公理化方法在我国传播的原因
明末清初是一个政权交接、朝代更替的时期,此时即有政党之间的斗争,也有学术派别之间的论辩,还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的各种碰撞和纷争等。所以,仔细分析起来,影响公理化方法在我国传播的因素应当是很多的。不过,从当时科学研究的环境和状况出发,这其中对公理化方法的传播有直接影响的和重大影响的,我们认为主要还是以下几个:
1.汉译《几何原本》的生涩难读阻碍了公理化方法的早期传播
在公理化方法传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也有其它的书籍带入了公理化方法,但是,在早期关于公理化方法的描述、介绍以及应用最好的、最深入的还是徐光启与利玛窦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当时,对公理化方法比较了解的人,如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都是通过学习和研究《几何原本》来达到目的的。利玛窦在介绍天文学和其它知识的时候也间或有公理化方法的输入,但由于都没有《几何原本》讲解的清楚和深入,也都未有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
但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虽然,关于《几何原本》翻译,利玛窦曾高度赞扬过徐光启,说他学习不久就能用清晰优美的中文来写他学到的一切了[10]。后来,梁启超也曾说他们二人翻译的《几何原本》是:“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11]但是,考虑到利玛窦是外国人,并不熟悉中文,梁启超作为文学家未必通读过《几何原本》,他们的这些溢美之词,未必可信。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说:“(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有初览此书者,疑奥深难通,仍谓余当显其文句。余对之:度数之理,本无隐奥,至于文句,则尔日推敲再四,显明极矣。尚未及留意,望之似奥深焉,譬行重山中,四望无路,及行到彼,蹊经历然。”[12]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请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讲授西方数学,他们二人翻译了另外一套《几何原本》。在这一套的序言中他们说:“《几何原本》(利玛窦着,因文法不明,后生难解,故另译)乃度数万物之根本……”[13]当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也曾说:“(几何原本)行文古奥而峭险,学者多畏之。”[14]
由此看出,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实际上并非是一部容易读的着作。这一点徐光启本人也清楚。其不仅内容深奥,而且语言和行文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再加上,他们二人在翻译的时候创造了不少新名词,如几何、三边形、对角线、钝角、圜(圆)、半圜、斜方形(菱形)、比制(比)、同理之比例(比例)等等。所以,其生涩难读、难于理解应当是在当时给人们的较为普遍的印象。
其生涩难度,自然就给人们对它的学习和研究设置了一道艰难的障碍。人们既然连其内容都不能很好的理解,那何谈能了解隐藏在其后的公理化方法呢显然是不能的。所以,我们认为明末汉译本《几何原本》的难于让人们理解和学习是影响公理化方法早期传播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2.“西学中源”说限制了公理化方法在清初时期的传播
“西学中源”之说,发端于明朝末年的学者黄宗羲和方以智,后来,清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和阮元也加入进来,支持这种学说。还有当时的康熙皇帝也欣赏这种学说,提倡这种做法。这样,在当时学界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贬低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极力推崇祖国传统技术优越性的潮流。这股潮流如此之强烈,竟使当时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面对着自己写的作品都不敢承认这是从西方来的。这股潮流兴起之初,还有“西方科技发源东方,东西先人共同研究”的意思,及至后来全然就是“西方科技盗取东方”的说法了。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人们开始逐渐地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中的先进的东西充耳不闻,对于他们的书籍中有的而我们的文献中没有的东西不屑一顾,开始认为什么都是我们老祖宗的好。比如,对于科学研究中的论证说理这种做法,我们明显地缺乏,这是公论,本来是应当向西方好好学习的,可是王锡阐竟也认为无所谓,他说:“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知也。”[15]
所以,我们在那时的科学家的着作中看不到公理化方法采用的影子。就是在对《几何原本》曾有过深入研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的科学着作中也没有采用定义、公理、公论等来组织其讨论过的全部知识的现象。在其着作中,虽然有的有命题和论证,但是多数没有用概念、定义、公理等,更没有使用这些组织起来的系统。有的甚至连概念、定义和公理都没有,直接就是命题和解。这显然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组织知识和研究知识的方法。由此,我们认为,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源”说在公理化方法早期不被人理解的基础上,又给其泼了一头凉水。其对公理化方法的忽视和贬低,直接打消了公理化方法传播的希望,由此致使其在那个时期传播和应用的停滞与没落。
3.公理化方法传入的不完整是导致其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
可是,回顾当时公理化方法的传入,当时的传教士和有志贤士只是传入了进来公理化方法的使用,但对于其基础是什么在使用的时候坚持哪些原则具体使用的步骤和过程又是怎样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一概不管,未作任何的说明和解释。比如,在传入公理化方法最全面也最深入的《几何原本》中。其虽然给出了概念、定义、公理和证明等,但是,至于什么是概念什么是定义公理又是什么意思证明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和要求等等,这些都未给出解释。[18]《几何原本》在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欧几里德版本,一个是张诚和白晋翻译的巴蒂版本。后一个版本是一个足本,但同样也没有解释。不仅数学着作没有,就是在天文学和其它科学着作中也不曾有过关于上述内容的说明。这样在当时就难免使国人不理解公理化方法真正的含义了。不理解其真正的含义,自然也就无法重视它,无法学习研究它,也就无法将其推广开来和应用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去了。所以,当时关于公理化方法知识传入的不完整和不系统性是造成公理化方法影响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这个原因不是外来的,是公理化方法自身带来的,所以是内因,是导致其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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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境吸收说语用意义会话含义
一、引言
对意义的研究不限于语言学，哲学和逻辑学也研究意义。在构成语言的单位中，语素以上的单位都有意义。因此，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都涉及意义的研究。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派最初忽视意义，但在其构建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困难或困境，从而不得不正视意义（Chomsky，1957;1965;1972;1995）。功能语言学派向来重视意义，从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Firbas，1964）开始，功能学派就把意义置于重要的地位，而Firth的情景语境理论（1957）将文本以外的情景语境纳入表述言语事件、解读语言意义的做法则可以视为语用意义研究的萌芽。Austin和Grice在建立语用学两大基石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时多少受到了情景语境理论的启发。自Grice提出合作原则和会话含意（1975）以来，语用意义的研究经历了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的视角转向，而意向性、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学者们先后建立了多种语用意义推理的模式，但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或瑕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试图提出一个涵盖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的语用意义推理模型――语境吸收说。
二、语用意义研究面面观
（一）逻辑学视角――（新）会话含意理论
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和合作原则绑定，基于逻辑学，以说话人的意图为中心，建立了言语交际的“意图―推理”模式。在这个交际模式中，要推导出语用意义，主要关系到说话人意图表达什么意义以及听话人如何成功识别说话人意图表达的意义。然而有些情况下听话人很可能没有识别说话人的意图。因此，Sperber和Wilson（1986/1995）认为Grice以意图为基础的交际模式的解释力是不够的。他们的补救措施是把意图做更为细致的划分：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
Verschueren（2000）也指出，意图不是决定话语意义的唯一因素，对话语意义的研究必须与认知、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
此外，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也存在着未能包含一般会话含意、合作原则下各个准则之间关系不明确、不能解释说话人为何倾向采用间接表达等问题（何兆熊，2003）。
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新格莱斯主义（Neo-Griceanism）学者（以Horn，Levinson为代表）对合作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二元模式（R-原则和Q-原则）和三元模式（I-原则，Q-原则和M-原则）。
Horn（1984）借鉴了Zipf（1949）的省力原则（theprincipleofleasteffort），简化了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推出Q-原则和R-原则。认为交际双方最终协商确定的意义是基于Q-原则推理和R-原则推理的平衡。
Levinson（1987，1991，2000）指出，Horn没有能区分语义最小化（semanticminimization）和表达最小化（expressionminimization）。他沿用了荷恩等级（HornScale）等概念，提出了更为合理的I-原则，Q-原则和M-原则。在每个原则下都有说话人准则和听话人推论的阐述，并且对三个原则的适用顺序做了阐述，即Q>M>I（Q-clausal>Q-scalar）。（YanHuang，2007）
（二）心理学视角――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学者（以Sperber，Wilson，Blakemore等人为代表），从认知的视角，以说话人的话语意向性为中心，阐释听话人在交际内容互明的前提下，根据关联原则对会话含意的推理，从而建立了言语交际的“明示―推理”模式。
关联理论在Grice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会话的一般规律，强调了寻找关联性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加深了人们对关联性的认识。Sperber和Wilson分别从语境、交际个体和现象三个角度对关联性作出了界定，突出关联性的大小取决于产出的效应和投入的努力之间的比率。这些探索基本上都是合理的。但他们对于关联性的探讨并不统一，他们的“关联性”有时仅等于“产出的效应”，有时仅等于“投入的努力”。更严重的是虽然他们意识到“关联性是可以通过表达无关设想实现的，只要这个表达行为本身是有关联的（Sperber&Wilson，1986/1995：121）”，他们并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关联性，并把这种关联性跟其他关联性区分清楚。而用关联性囊括交际活动中的一切要素，则是不合理的。（姜望琪，2003）
（三）社会学视角――交际原则与互动意义
不同于以上两个视角，社会语用学家（如：Mey，Thomas）把语境看作是动态的。Mey（2001）认为语境是交际者在言谈交际时不断变动着的环境。交际者在这样的环境里进行言谈交际，并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对交际言语的理解。同时，语境是以语言使用者为指向的，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语境感受会不同。语言使用者运用的是具有社会规约的语言表达形式，语境决定了语言的运用，因此，语用意义的理解受到多种社会文化参数的制约。
基于此，Mey（2001）提出了交际原则――人们交谈的目的是要向对方传递一定的内容。这是人们在交际中必定要遵循的，是一切言谈交际默认的前提。会话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交际，要尽量被正确理解，不被误解。这样，交际就要在交际双方共同认定的语境下进行，谈什么决定于在一定的语境下可以说什么和根据对方的期望必须说什么。
Thomas（2010）认为，语用意义就是互动中的意义（meaningininteraction），语义的生成与理解都须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即单一话语的抽象意义不能生成语用意义;交谈者不能独自一人生成这种语义。语义的生成和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以下四个要素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说话人与听话人对意义的商榷讨论，话语发生的语境及和话语本身所能表示的潜在的语义的可能性。简而言之，Thomas的意义理解有下列步骤完成：
理解句子的抽象意义（在语境中确定意义和所指）理解话语的语境意义理解话语的语力（force）。
（四）生物学视角――生物言语交际模式
Millikan的言语交际理论建立在语言形成的生物基础之上，而不是把言语交际分成直接解码获得的语义内容或者间接推理获得的语用含义。首先，人们在交际中的言语理解过程类似直接知觉过程，即从说话人的语言直接转换成听话人的信念（Millikan，1984：67），中间并不需要推理这个环节。我们对世界的信念，往往都是通过被告知而形成的，很少通过听话人的验证。其次，在交际中使用的都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这些规约符号的出现是一种复制再生现象，好用的符号被保留，不好用的符号被废弃，而不是遵循了某些内在规则演化出来的。换言之，语义内容并没有其独特的言语表达式。同样，也没有任何言语规范能够规定应该产生什么具体形式的言语。最后，Millikan认为理解语言不是意图推测。例如：你听到有人喊“张三”，你要知道张三是谁，并不是根据推测说话人头脑中怎么想，而是根据自己对说话人的了解，说话地点等等，划定“张三”是谁的大致范围。（冉永平、张新红，2007）
语用意义研究的逻辑学视角的推理基础是逻辑，不能解释言语交际中的辞不达意现象（说话人角度），也不能解释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现象（听话人角度）。
以上几种视角的共同缺点是没有（或没有具体）论及听话人在言语交际中通过推理得出的适切的话语意义和说话人意义对其以后的会话活动的影响，更未论及在推理过程中被排除的那部分意义对交际者的交际能力的作用。
语境吸收说尝试解决以上难题。
三、语境吸收说
笔者顺应以上的研究趋势，从生物学角度切入，尝试建立一个涵盖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的语用意义新模型――语境吸收模式，并推而广之，用以解释人类言语意义的获得。
（一）基本设想
笔者借鉴皮亚杰的生物同化理论，认为人类理解话语含义的过程也是听话人认知构建的同化过程。此过程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M+C）IM+i
M为听话人听到话语的自然意义naturalMeaning，C为该话语的语境Context，包括听话人的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社会因素），I为从C优选的信息Information（I=0，或I≥1），此信息被吸收到M，成为当时语境下的会话含义IM（ImplicatedMeaning），而i（information）为从M和C中排除掉的信息。在听到一句话后，听话人从语境中选择最恰当的信息吸收，而排除不适合当时语境的信息，获得IM，即说话人的交际意义，从而达到成功交际;当听话人的语言知识或语言外知识不足时，可能出现“I=0”的状况，即听话人不能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义，此时交际不成功。转化过程“IM+i”中的每一个变项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即这三个变项的特性在I和i之间以及在M和i之间都是相互交流的，而从I到M则是单向的。它们的参数也相应地不断变化。在初次同化中没有被遴选上的两域的特性集i中的变项有可能在下一步同化时被作为主要信息优选上。这解释了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下被相同的听话人理解为不同的含意、或在同一语境下被不同的人理解为不同的含意的现象。同化过程递归出现，交际者的认知内容和能力也不断扩张。人类对意义的认知就是这样的意义建构过程。
（二）前吸收阶段
（三）语境吸收的优选条件
如前所述，言语交际者在表达思想、理解话语时，可以从语境中吸收的因素或信息很多，是一个信息的集合{I}。究竟要吸收哪种信息，就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或条件。语境吸收的优选条件包括常规关系和目的原则。
1.常规关系
相邻/相似律：HY：x∧x≌yHY：（x）yHY表“话语”;∧表“合取”;“”表“内在地蕴含着”或“可推衍出”;“≌”表“曾相邻/相似”;表“可能”。以上的公式可读作：在话语HY中出现x，如果在某一可认定的情境中（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际出现过的和只是想象的，等等）x曾同y相邻/相似，则HY：x可能成为HY：（x）y。在认定了x曾同y相邻/相似这一前提下，这可简化为因果式：x（x）y（读作：如果x则可能（x）y）。
常规关系在语句理解中的体现，可分解为如下四点（徐盛桓，1996）：
（一）将词语所谈及的事物分解为一定的常规关系;
（二）对常规关系的分解和选择主要的依据是由语句和语境相互作用所生成的语义指向;
（三）在词语表达和某一常规关系之间形成对应关系;
（四）用常规关系的具体内容对对应关系作出解释，这通常是以阐发或补足的方式，最终达至对语句的理解。
另外，关于现实关系和常规关系的认定次序问题，现实关系优先于常规关系。如：
（1）（裙子的）拉链坏了，小兰只好再买一条裙子。
该例中，“裙子”和“拉链”不能是常规（共轭）关系――坏了的“拉链”不是再买的那条裙子的拉链，而是现实关系。这种现实关系优先于常规关系的认定。常规关系推理可以解决大部分的话语含意的理解。解决不了下面句子的所指问题：
（2）Thedean1expelledJohnbecausehe？discoveredhis？secret.（Green，1989.参见何兆熊，2003：205）
这里“he”和“his”的所指不明，如果“he”指“John”，那么“his”就指的是“theDean”，即本句意思为“TheDeanexpelledJohnbecauseJohndiscoveredtheDean'ssecret.”而如果“he”指“theDean”，则“his”就指的是“John”，即本句意思为TheDeanexpelledJohnbecausetheDeandiscoveredJohn'ssecret.究竟表达哪种意思，决定于说话的意图或目的，这就需要听话人对此种目的进行识别。对此类话语的理解就需要参照目的原则。
2.目的原则
廖美珍（2005）明确提出了言语行为目的原则的描述性表述，“任何理性（正常）的人的理性（正常）言语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或者说，任何理性（正常）的人的理性（正常）行为都带有目的的保证――‘交际目的’。说话就是表达目的，说话就是实践（实行）目的，说话就是实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说话不是手段，说话是生存;语言不是工具，是生命和生存的展布。”
目的关系是目的原则的核心部分，廖美珍将各种目的从人际关系着眼归纳为三类：目的一致，目的冲突（包括目的竞争），目的中性。这样归纳目的关系的意义在于：不同的目的关系会影响到互动双方合作与否，会影响到互动的话语结构，也会影响到话语成本等。
目的原则认为意义存在于对目的选择、目的追求的互动中。首先，目的使话语有意义。其次，目的是说话人的目的，所以意义首先是说话人的意义。第三，说话人的意义要得到听话人的理解或者诠释。也就是说，说话活动是一种互动，意义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实现。此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说话人的意义了，还包括对话语意义的理解。目的原则的目的强调的是交际目的，即两个或多个头脑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交际目的”可以理解为说话人以某种目的为指导说出一句话，该句话所承载的目的被听话人识别，并进行一定的言语或非言语的反馈（互动），即这里的交际目的是动态的，可商榷的。
综上，语境吸收的两个优选条件或原则为常规关系和目的原则。在听话人吸收语境信息时，先按常规关系的相邻/相似律建立联系，吸收关联的信息I，排除冗余信息i。如果不能按常规关系吸收，则考虑目的原则。就是说常规关系优先于目的原则：
常规关系>目的原则
（四）后吸收阶段
通过语境吸收后获得的意义IM被听话人储存在认知系统中，并可能在连续的会话或语篇中被调动使用。而在一轮（或多轮）会话中没有被吸收的信息i在连续的会话中也可能被优选吸收，形成新的IM。一次言语事件中获得的IM将会进入交际双方的长期记忆当中，在以后的言语交际中，一旦可以，就会通过常规关系触发激活，而被调动使用。使用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IM。这样的情况递归出现，一名语言使用者的意义系统就不断的扩张，他所能理解和使用的语言意义就不断增加。
四、语境吸收说的理据
（一）生物进化认识论
生物进化认识论是研究认识论的一种自然方法，它强调自然选择的两个重要作用：一是选择生成并保持了我们可靠的感觉机制和认知机制，并使这些机制适应世界;二是尝试错误学习和科学进化理论被分析成自然选择的各种过程。（Michael，1989）
Sapir（1921）指出，言语是一个异常复杂并不断变化的调解网络――在大脑中，在神经系统中，在发声和听觉器官中――调解的结果是达到需要的交际目的。Jakobson（1970）认为，在人类的语言中存在一个进化连续统（evolutionarycontinuity），很难做出自然遗传和后天不断学习的切分。
（二）社会化理论
“社会化”这一术语被广泛地应用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教育学中，指的是继承和传播规范、习俗和意识形态的终生过程。社会化为个人提供了参与并融入社会必要的技能和习惯。它是社会和文化连续性得以保持的途径。
个人的社会化一般分为初级社会化（primarysocialization）和次级社会化（secondarysocialization）。在初级社会化阶段，儿童学习作为特定文化的个体应持有的适宜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这个阶段的影响主要来自家庭和朋友。在次级社会化阶段，个体学习在一个小团体中作为一名成员合适的行为。儿童和成人在这个阶段学习在不同的情形下如何做到行为得体（Clausen，JohnA.，1968：5）。无论是学习价值观还是学习行为规范都离不开语言，因此，语言学习也是社会化的一部分。
综上，语境吸收说的阐释符合生物进化认识论和社会化理论两大一般性理论，具有坚实的理据。
五、语境吸收说应用举隅――会话中的含义理解
（一）以常规关系为优选原则
（3）《年代秀》节目开场介绍嘉宾
欧哥1：我听说你们（苏醒和张远）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对不对？说是什么球友啊……
苏醒2：球友、牌友、损友……就是最好的兄弟，就是跟对方最直接的。而且说到这个，我觉得我要深刻一下了――因为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很优秀、很出色、很重感情，同时才华仅次于自己的兄弟。（观众哄笑）
欧哥3：我觉得除了刚才那么多“友”……还有一个称呼――据说张远他有个外号……“苏太”就是你吗？（观众哄笑）
苏醒4：这话听着我有点背疼！（观众哄笑）
欧哥5：为什么叫苏太啊？
张远6：我是认为男生之间尤其是兄弟之间、友谊之间，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比爱情还要刻骨铭心……
苏醒7：还是背疼……还是背疼……（观众哄笑）
――《年代秀》2011年12月2日节目
应该指出，在这个言语事件中，交际者不仅仅是欧哥、苏醒和张远，还有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观众的哄笑（和电视机前观众的笑）也是言语互动的一部分，是他们参与交际的方式。在观众对“这话听着我有点背疼！”哄笑时表明他们理解了这句话的会话含义。但这句表达跟上句的“‘苏太’就是你吗？”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话轮4是如何被理解的呢？简要分析如下：
“M”为“背疼”的本义，即一种生理性的不适;
“C”包括的因素很多：
a.语言知识――交际者使用汉语，上句中提到的“苏太”等;
c.社会环境――《年代秀》是一档娱乐节目，欧哥为节目主持人，苏醒和张远为节目嘉宾、艺人，主持人有相对较高的权势，但主持人和嘉宾之间关系较近;
d.认知、心理环境――观众观看娱乐节目心理放松、具有储存大量信息的记忆等。
（二）以目的原则为优选原则
常规关系并不是唯一的信息优选原则，在常规关系不适用的情况下，听话人会启用目的原则，从说话人的意图中做出推理。例如：
（4）（笔者和一个学生在谈论电视剧《后宫甄执》）
笔者1：《甄执》拍得不错，台词、人物……歌曲都很好……
学生2：可是情节太狗血了！
笔者3：狗血？……你是说情节太夸张，不合理？
学生4：是太老套了，没一点新意！还不是一个天真少女经历重重磨难，变得心机毒辣，终于成为一代后宫之主吗？！
有时，言语交际者也可利用常规关系，在C这个大的集合中故意地选择看似与当时语境不十分契合的信息，即刻意曲解，以达到某种交际目的。如（5）所示：
（5）（郭德纲相声《美女幽魂》）
郭德纲1：枪打出头鸟。
于谦2：噢
郭德纲3：堤高于岸，浪必摧之。
于谦4：咱们就是浪摧的……（观众哄笑）
在话轮4中，于谦在对“浪必摧之”理解时，故意选取“浪”一词的脱离当时语境（引言的），吸收I“放荡”的信息，形成IM=咱们就是两个的男人，说相声就是把这展示给别人看。这种刻意曲解达到了相声幽默的效果。而在这段相声下面的话轮中，“浪必摧之”的这种刻意曲解已经成为观众意义系统的一部分，请看（6）（同上）：
郭德纲1：（高调的人）上公共汽车，拿出月票来看看，“有月票啊”，揣好了，又掏出一百块钱来，给大公共这司机――“小费”。
于谦2：真是浪必催之，我看……（观众哄笑）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吸收了语境信息形成的IM作为交际者意义系统的一部分，可能会造成对话语的错误理解。
例如：
B1：Doyouknowwhatfifteenfifteensare？
C2：No，Idon'tknowmuchaboutcomputerhardware.（何兆熊，2003：37）
在这个例子中，一个简单的算术题被C当作是关于计算机的一个复杂问题，是因为C听了A和B关于计算机的讨论，吸收了数字表示计算机型号的IM，这种意义成为其意义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才会把“fifteenfifteens”当作是一种计算机的名称，即形成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现象。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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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键词]贡布里希；修辞学；人文主义；艺术风格；新艺术史
按照新艺术史家诺曼·布列逊的看法，贡布里希立足于认知心理学，将艺术史视为一种视觉图式的发展和修正史，完全将图像研究孤立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外，拒斥将语言学、符号学引入艺术史，对话语理论持批判看法。贡布里希的确倾心于视觉心理学的研究方式，但是，他同时也是将语言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先驱，并且强调修辞学对于艺术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又是将语言学、修辞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奠基人，而这又直接启发了后来新艺术史家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探究贡布里希如何将语言学、修辞学方法应用于艺术史，有哪些创见，以及他这种研究方法与新艺术史家到底有何关系，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艺术史和视觉艺术理论问题。
一、作为修辞学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现代艺术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从而成为艺术史研究必须加以考察的课题。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古典学术复兴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发现了世界和人的价值的时代，是现代的开端。人文主义主要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强调人性价值和追求现世幸福的理论体系，它使人们走出了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枷锁，恢复了人性的尊严。因为布克哈特的巨大影响，强调对于人的发现和人性价值，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般看法。贡布里希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从修辞学角度重新定义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源于一些从事修辞和语言研究的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贡布里希认为布克哈特的观点无法解释以下历史现象：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虽然强调人性的尊严，但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对宗教神学大加鞭挞；人文主义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但它与中世纪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能因为注重文艺复兴对于古典学术的复兴就忽视它与中世纪的直接联系。
二、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
贡布里希也注意到艺术风格与生活风格的复杂关系，他仍然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古代世界的典型艺术是演说术；关于演说术的得体理论如此发达，以至于它和西方艺术的古典传统一样根深蒂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得体理论”。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艺术风格，反之亦然。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个风格源于他对语言、视觉乃至行为方式的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得体”——符合特定的社会阶层、社群和生活情境所规定的“得体”原则。不同的人对生活风格的“得体”有不同的要求，艺术风格亦是如此。艺术风格会影响人的生活风格，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艺术风格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否定了艺术自律论的观点，认为艺术能够建构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和认同。但是，艺术风格和生活风格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贡布里希拒绝对艺术风格作庸俗的的解释。
三、视觉修辞学与艺术符号学
在最新的艺术史研究视野中，不论是绘画的底边、画框、透视法，还是雕塑的基底，都被视为一种视觉修辞，一种塑造、规范人们观看行为与视觉方式的符号。*贡布里希正是20世纪将语言学、修辞学引入艺术史，研究图像修辞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