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理的价值，在古人的笔下，大体上作了如下几个重要方面的概括：第一，法理是国家治理的根本；第二，法理是制度得失的判准；第三，法理是官吏尤其是司法官吏的必备素质；第四，法理是司法判案的准据。
□法理或者说法律原理就是法律的总纲和法律的根本，只有熟稔基础的法理，我们才可望对法律有全面的认识。传承中国古代的法理文化，探求当代中国法律体系背后的法理，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定程度上说，法律的历史既是制度和文化的历史，也是思想和概念的历史。中华民族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构成中华文化传统之一的法律文化与法律思想，同样也以“中华法系”这一总体名称影响古代东亚诸国法律并融入世界法律文明史之中。固然，在中国近代，随着清末改制而导致的与传统法律的割舍，制度上多参照大陆法系而建构起近现代型的新型法律制度，然而，历史并不会随着新制的出现而消失得无影无踪，隐含于制度中的法律经验与法律技艺同样可以为今天的我们所继承。“法理”作为一个为中国古人所创造的法学范畴，不仅代表着先贤们对法律背后原理、道理的重视，更代表着中国法律史上以理说法、以理用法的优良传统。就此而言，钩沉法理范畴，明确其内核、要义，归纳其功能、作用，揭示其发展、实效，对于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的法治文化，服务于当代的中国法治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法理在中国法史上的源起及发展脉络
从现有的资料而言，中国古籍中首次提到“法理”一词的是《汉书》。《汉书·宣帝纪》云：“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在此，“法理之士”固然是指精通法律的司法官吏，但“法”与“理”并言，则明确了法律的执行并非简单地依据法条，还得穷理、说理。而在班固《汉书》之后，东汉刘珍等人所著的《东观汉记》也出现了“以明用达法理”“明达法理”的说法，表明法理业已在汉代成为固定的法学词组，用以指称法律及其背后蕴含的原理、道理。承汉代余绪，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言说法理的高峰。仅以正史所载为例，就有几十处关于法理的言说。曹操的“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告示开其先河，表明当时的统治者业已认识到是否精通“法理”是司法官的基本素质，否则，即不能操生杀大权，任典刑之事。自此之后，“留意於法理”“明练法理”“明於法理”“甚闲法理”“精练法理”“明法理”“雅长法理”在史书上不绝如缕。不仅如此，法理在此时还用来直接言说法律的原理、道理，如“王道贵产，法理尚恩”；也用来作为法律上的处置是否恰当、合理的评价标准，如“合璧连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谓为可”。
法理的意蕴及其价值
那么，什么是法理呢？遗憾的是，法理一词在中国古籍中虽被屡屡提及，但却基本上找不到对法理所进行的正面解释，以至于专释古汉语词汇的权威工具书《辞源》也仅以“法则、原理”“法律、道理”来对法理予以释义，明显无法传达法理一词所包含的哲理意涵。为此，笔者认为，法理即法律原理，是在综合各种法律现象的基础上，由学者所抽象并为社会所认同的有关法律基础、法律根据、法律判准、法律渊源的基础性、普遍性原理。自然，这还是一个初步的界定，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法文化来说，这一尝试性的解说远非足够，但却也能大体说明，法理在中国法律文化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范畴，需要进一步进行学理化的阐述和体系化的探讨。
更加需要提及的是，或许正是鉴于法理在法律中的特殊地位，民国政府1929年颁布的民法“总则编”中，其第1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其立法理由明言：“法理者，乃推定社会上必应之处置，例如事亲以孝，及一切当然应遵守者皆是。法律中必规定其先后关系者，以凡属民事，审判官不得藉口于法律无明文，将法律关系之争议，拒绝不为判断，故设本条以为补充民法之助。”这一立法理由的意义，一是确定了“法理”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虽然其在法律、习惯之后，但仍为法律所承认的补充规范；二是将“法理”解说为“社会上必应之处置”和“一切当然应遵守者”，虽仍较为抽象，但奠定了大致的解释空间；三是明确了适用法理的意义，在于防止司法人员借口法律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受理案件，以稳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传承注重原理、以理说法的中华法学传统
固然，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中国传统的法理不完全同于今日的法理，但是，把法理作为法律原理，并以此来解构法律问题与形成法学体系，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法学方法与研究步骤。法律是一个规范性的整体，如不明确其基础原理，则会因部门的繁多杂乱而茫无头绪，也会因条文的千变万化而失其要领。法理或者说法律原理就是法律的总纲和法律的根本，只有熟稔基础的法理，我们才可望对法律有全面的认识。同样，法学是一门科学的学问，而学问者，必须经历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过程，即从个别现象中发现同质现象，再抽取出普遍现象中的共通元素，以对事物作出统一的说明。这就是原理的发现过程。一般学问是如此，法学自然也不例外。法学作为有关法理的学问，并不是对个别法律、个别现象的了解，而是立足于所有法律规范与法律现象之上的原理追问，即研究法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寻绎法律制度、法律部门、法律规则背后的原理，探求法律规则成立与运作的正当性标准。正因如此，传承中国古代的法理文化，探求当代中国法律体系背后的法理，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100726）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010-65209114（查号台）010-12309（检察服务热线）
为了获得更好的使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chrome)、360浏览器、IE11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