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判》以内容广泛、判词准确而被当作中唐策试准绳，是白居易早期思想价值观的体现。
《百道判》是白居易在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之前的个人习作，为应对考试而自问自答的一些判词，但其中所反映和思考的问题，诸如家庭婚姻、科举教育、丧葬礼仪、为政之道、军界生活、品行操守、触律犯禁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较大的学术价值。这101道判词，因内容广泛、判词准确而成为中唐策试的准绳，不仅表现了白居易杰出的论辩才华，也是其早期思想价值观的体现。
一忠君爱民的政治价值观
孟子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要得到天下需得百姓拥护，需树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爱民思想，具体表现为：第一，不扰民。统治百姓的办法是“顺其心以出令，因其欲以设教”。如判12：景为县令，让百姓煮树皮以备荒救灾，以“扰民”之罪被告发。白居易先肯定景的忧患思想，但指出其方法不当：备荒救灾应像周代一样储粮备荒、节财省用、减赋免役，不应像王莽新政那样劳民伤财。因此，景的劳民行为当然受责。对百姓来说，为官之责就是提醒他们不误农时，因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按农时耕种才有好收获，这就要求官员依时办事。如判53：甲为州刺史，开春才叫百姓修理农具，农业部门认为他违背农时。白居易认为，州地处豳北，气候与其他地方有异，开春气候仍然很冷，不宜耕种。甲初春才修农具是误时，但不影响耕种，不应对其责罚。第二，以百姓利益为先。《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政之道应以百姓利益为先。如判18：丁为郡守，在灾荒之年奏请赈灾，皇帝还没下旨他就开仓济民，有官员弹劾他独断专行。白居易认为，丁以百姓利益为重，可见其爱之心切，虽然其行为不合礼制，但却是为国家安定着想，不应受罚。
由此看来，白居易忠君爱民的政治价值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是对儒家“民惟邦本”的继承与超越，反映中唐士人的用世精神。
二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法律价值观
初唐的法律价值观是“德主刑辅”“礼法合一”，将刑视为礼的辅助工具，这是初唐统治者休养政策的体现。至中唐，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日趋衰落，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加剧。面对这种局面，白居易提出了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法律价值观，理由是：“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循环表里，迭相为用。”白居易认为，刑、礼、道(天命)三者合一，可以从制度、规范和信仰等方面教化百姓，使社会稳定。而中唐是“驰礼而张刑”时期，应尚刑重法。如判49：景晚上私自越关被抓，辩称在追捕逃犯。白居易认为，法律规定晚上不能私自越关，景若追捕逃犯理应“宜早图之”，不应违法，且追捕与关防相比微不足道，景理应受罚。在执法上，白居易主张严明执法，尤其对那些知法犯法的官员，更应严惩。如判80：乙利用公务之便贩卖公章，被以伪造罪论处，却诡称是卖者之罪。白居易认为，乙明知盗卖公章违法，却与盗跖“同恶相济”，其行为与伪造无异，理应严惩。
白居易强调尚刑重法，但不主张刑罚过重，应“理大罪而赦小过”，“合于法意，不背人情”才是执法真谛。如判27：景为县官判案，后发现判决有错，便举牒追改，上司不许，反要治其赎职。白居易认为，“政尚从宽，过宜在宥”，景判案虽有疏忽，但知错能改，无“罔上之奸”，且“徵国令而有文”，规定错案可改，应让其改过。在执法过程中，白居易对情的把握非常严谨，既不量刑过重，也不滥用人情。如判11：江南诸州押送赋税的官员四月才达京城，户部认为超期当罚，他们辩解冬月运路水浅，故赶不及初春到达。白居易认为，“赋纳过时，必先问罪”，但从江南到京城路途遥远，且“川无负舟之力”，应酌情责罚。为辨真假，应验其所带公文，再按律执罚。再如判54：景私入馆驿被抓，有司以偷窃罪论处，景以没偷东西为由，要求免罚。白居易认为，景私入馆驿，按律当治罪，但应视情而定，如果没偷东西“罪宜有别”，可按“私行人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责罚。
由此看来，白居易的法律价值观虽是尚刑重法，但在执法上较前代更注重法治精神，有尊重人民权利、实行民主秩序的倾向。
三平等的生命价值观
唐代是一个尊佛、崇佛的朝代。佛教认为，“一切事物在本质、空性上没有任何差别。每一个生命，均没有高下贵贱等差别，都具有成佛的可能性，因此不可能用分别的眼光来看待他人。”这就是佛教的“平等一味”，白居易受此影响很深，他认为在生命价值上人人都是平等的，具体表现为：
第一，平等的仕选权。唐代虽然以科取士，但并非人人都可参加科举，还得受身份限制。如判85：有商人子孙参加科举，被省司阻拦，理由是身份不符。白居易认为，科举凭的是才华，只要有才便可参试，不必追究身份，省司阻拦实属无理，如同“拣金于砂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表现其平等的选士观。在用人方面，白居易主张“惟才是举”。如判75：甲的父母是官府的工匠，地位十分低下，按规定必须获得良人(自由人)身份三年方可入仕。白居易认为，只要有才便可重用：“材高拔俗，行茂出群。岂唯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在人才选拔上，可多渠道选官。如判91：乙因品行高尚廉使推举授官，吏部却以他没有参加科举为由，不予录用。白居易认为职能不同，选拔方式就不能墨守陈规：“抡琐琐之材，则循旧格;刈翘翘之楚，宁守常科”举乙为官的目的是“移孝入忠”，不用科举，可直接录用。
第二，对妇女的尊重。当原始母权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男尊女卑”就成为昭昭天理。恩格斯称这次变革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从此，女性再也没能和男子平等过，于是有了生男“弄璋”、生女“弄瓦”之说，有了“妇，服也”“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有了“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历史发展至唐，妇女虽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和解放，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有较大提高。但安史之乱后，唐代妇女地位急剧下降，甚至有倒退现象。如判101：甲不顾及爱妾生命，临死前让儿子以“爱妾为殉”，儿子没有照办，以妾嫁人，却被扣上不孝之罪。白居易对此颇为不平，他认为尽孝并非盲从，而应顾及人伦。爱妾殉葬本是灭绝人性之行为，儿子不从父命是不陷父于恶，可见儿子孝之真诚，别人的责骂是没有道理的。这道判表现白居易对孝的深刻理解，体现其对妇女生命的尊重。又如判22：景妻失亲而悲，丈夫却在她旁边奏乐。白居易认为，“夫妇所贵同心，吉凶固宜异道”，妻子有丧，丈夫应加以劝慰，怎么能“调丝竹以盈耳”
四和而不同的处世价值观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小人习惯于在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心理、附和别人言论，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故“和而不同”实际上要求人际交往中应兼容并包、求同存异，这样才能和谐相处。如判3：乙与丁参加科试，乙以趋炎附势求功名，丁则勤学苦练求功名，两人互相抵毁。白居易认为，个性不同，行为方式也不一：“各从所好，尔由径而方行;难强不能，吾舍道而奚适”只要达到目标即可，不必苛同别人。交友也应如此，和而不同才可能友谊长存。如判48：景与丁做生意，景多取利润，有人讽刺其贪婪，景辩解说：“丁知道我贫穷才让我这么做。”白居易认为，交友讲究“气类相求”，如果两人贫富相当，就应当互相谦让;但二人贫富悬殊，则宜“损多益寡”。丁让利行为是两人“情表深知，事符往行”的体现，与他人无关。
白居易还把“和而不同”作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准绳，希望以此建立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达到多元和谐的最高境界——“太和”。如丧礼讲究哀情，《伦语·八佾》云：“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同为哀情，判22以家庭和谐为目标，指出夫妻相处之道，谴责景的无情无义;判67以邻里和睦为准绳，表明相恤的重要，批评乙之不仁。这两道判在处理方式上都以礼制为标准，由家庭、邻里到社会，表现白居易对和的重视。又如同为冒婚，判43从婚姻“姻连天族，荣冠人伦”的重要性出发，批评家长放纵庶子冒充嫡子结婚，破坏长幼有序的社会伦理，影响社会和谐，理应追究家长责任;判50从冒婚聘礼的退还展开论述，认为乙冒婚犯有“欺隐”之罪，按法聘礼不宜追回，既维护丁女权益，也惩罚冒婚行为。
由此看来，白居易“和而不同”的处世价值观具有“讲信修睦”的特点，反映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特质以及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