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所言是中国人的价值意识的宣言。历来中国代表的正统思想家，对这宣言没有不接受的。
但我们要更进一步注意：这仅只三种被认为值得永久崇拜的事业，都是实际的活动，而不是纯粹的活动；所谓德，不用说了；所谓功，即是惠及于民，或有裨于厚生、利用的事；所谓言，不是什么广见闻、悦观听的言，而是载道的言，是关于人生的教训。
凡人类“正德、利用、厚生”的活动，可称为实际的活动。凡智力的、想象的或感觉的活动，本身非“正德、利用、厚生”之事，而以本身为目的，不被视作达到任何目的之手段者，可称为纯粹的活动。凡实际的活动所追求的价值，可称为实践的价值。凡纯粹的活动所追求的价值，可称为观见的价值。
过去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纯粹的活动的兴趣之上。在中国人的价值意识里，实践的价值，压倒了观见的价值。实践的价值，几乎就是价值的全部，观见的价值，简直是卑卑不足道的。
反之，西方人对纯粹的活动，至少与对实际的活动有同等的兴趣。在西方的价值意识里，观见的价值，若不是高出乎实践的价值之上，至少也与实践的价值有同等的地位。
在抗战前数年时，柳诒徵先生于《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一文里曾说：
吾国文化惟在人伦道德，其他皆此中心之附属物。训诂，训诂此也；考据，考据此也；金石所载，载此也；词章所言，言此也。亘古亘今，书籍碑板，汗牛充栋，要其大端，不能悖是。
又说：由此而观吾国之文学，其根本无往不同。无论李、杜、元、白、韩、柳、欧、苏、辛稼轩、姜白石、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敬梓，其作品之精神面目虽无一人相似，然其所以为文学之中心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理也。
说中国人比较地重视道德价值，稍读儒家的代表著作的人都可以首肯。但说中国人也比较地重视其他实践的价值，如利用、厚生等类行为所具有的，许多人会发生怀疑。近二三百年来，西方人在利用、厚生的事业上惊心炫目的成就，使得许多中国人，在自惭形秽之下，认定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功利（此指社会的功利，非个人的功利，下同）主义的文明。而中国人在这类事业的落后，是由于中国人一向不重功利，这是大错特错的。
正唯西方人不把实际的活动放在纯粹的活动之上，所以西方人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正唯中国人让纯粹的活动被迫压在实际的活动之下，所以中国人不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这个似是自相矛盾而实非矛盾的道理（用近时流行的话，可称为辩证法的真理）。
亚里士多德的《尼哥麦其亚伦理学》。其在西洋思想史中的地位，仿佛我国的《大学》《中庸》。《伦理学》和《大学》都讲到“至善”。我们试拿两书中所讲的“至善”，作一比较，是极饶兴趣的事。亚理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差别还不够明显吗？
固然中国人也讲“格物致如”。但那只被当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而不被当作究竟的目的。而且这里所谓“知”，无论照程朱的解释或照王阳明的解释，都是指德性之“知”，而不是指经验之“知”。王阳明的解释不用说了。程伊川说：“知者，吾所固有，然不致则无从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又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实践价值的侧重在宋明的道学里更变本加厉。在道学家看来，凡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明显关系的事，都属于“玩物丧志”之列。“学如元凯方成癖，文至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却师颜氏得心斋！”这是道学家爱诵的名句。为道学家典型的程伊川，有人请他去喝茶看画，他板起面孔回答道：“我不喝茶，也不看画！”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可以解释这价值意识上的差异。我们也很难想象，这差异是一孤立的表象，对文化的其他方面，不发生影响。这价值意识上的差异的具体的表现之一，是纯粹科学在西方形成甚早，而在中国受西方影响之前，始终未曾出现。我们有占星术及历法，却没有天文学；我们有测量面积和体积的方法，却没有几何学；我们有名家，却没有系统的论理学；我们有章句之学，却没有文法学。
这种差异绝不是近代始然，远在周秦、希腊时代已昭彰可见了。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必要条件。没有发达的纯粹科学，也决不会有高明的实用的发明。凡比较复杂的实用的发明，都是（或包涵有）许多本来无实用的发现或发明的综合或改进。若对于无实用的真理不感兴趣，则有实用的发明便少所取材了。这个道理，一直到现在，我国有些主持文化、学术或教育事业的人，还不能深切体认到。传统的价值意识囿人之深，于此可见了。观见价值的忽略，纯粹科学的缺乏，这是我国历史上缺少一个产业革命时代的主因之一。
二
假若任何人到我这里来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和姊妹，
甚至一己的生命，
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新约·路加福音》
其次，从社会组织上看中西文化之发生史的差异。就家族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以及个人对家族的权利和义务而论，西方自希腊时代已和中国不同。法国史家古朗士说：“以古代法律极严格论，儿子不能与其父之家火分离，亦即服从其父，在其父生时，彼永为不成年者。……雅典早已不行这种子永从其父之法。”（《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汉译本，页64）又斯巴达在庇罗奔尼斯战役以后，已通行遗嘱法。使财产的支配权完全归于个人而不属于家族。
基督教更增加个人对家族的解放。在基督教的势力下，宗教的义务，是远超过家族的要求。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庭的凝结力为牺牲的。
《新约》里有两段文字，其所表现的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相悖之甚，使得现今通行的汉译本不得不大加修改。
其一段记载耶稣说：假若任何人到我这里来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和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另一段记载耶稣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他纷扰的。因为我来了，将使儿子与他的父亲不和，女儿与他的母亲不和，媳妇与他的婆婆不和。（两段并用韩亦琦君新译）
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家族组织的敌人。基督教之流布于欧洲与佛教之流布于中国约略同时。然基督教能抓住西方人的灵魂，而佛教始终未能深入中国人的心坎者，以家庭组织在西方本来远不如在中国之严固，所谓物必先腐然后虫生之也。
墨家学说的社会的涵义和基督教的大致相同，而墨家学说只是昙花一现，其经典至成了后来考据家聚讼的一大问题，这也是中国历来家庭组织严固的一征。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族的小群，而尽忠于超越家族的大群的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基督教的势力虽为别的超家族的大群（国家）所取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家族的大群的道德空气是不变的。那种道德空气是近代西方一切超家族的大群，从股份公司到政治机构的一大巩固力，而为中国人过去所比较欠缺的。我不是说过去中国人的社会思想一概是“家族至上”。儒家也教人“忠孝两全”，教人“移孝作忠”，教人“战阵无勇非孝也”，教人虽童子“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者可无殇”。有些人以为过去的儒家所教的“忠”只是“食君家之禄者，忠君家之事”的意思，那是绝对错误的。
不过中国人到底还有调和忠孝的问题，而西方至少自中世迄今则不大感觉到。在能够“上达”的人看来，“忠孝两全”诚然是最崇高的理想。但在大多数只能“下达”的人看来，既要他们孝，又要他们忠，则不免使他们感觉得“两姑之间难为妇”了。而且对于一般人毕竟家近而国远，孝（此处所谓“孝”就广义言，谓忠于家族）易而忠难，一般人循其自然的趋向，当然弃难趋易了。就过去中国社会组织表现于一般中国人心中的道德意识而言，确有这种情形。而这种情形在西方至少是比较轻浅的。像《孟子》书中所载“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的疑问，和孟子所提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的回答，是任何能作伦理反省的时代的西方人所不能想象的。
许多近代超家族的政治或经济组织，虽然从西方移植过来，但很难走上轨道，甚至使人有“橘逾淮而为枳”之感者，绝对尽忠于超家族的大群的道德空气之缺乏是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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