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一、蒋廷黻其人
1.留美洋博士
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蒋家从他的祖父时代起，就务农兼经商，在靖港开了一家经营铁器的店铺，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看管[3]。祖父死后，留下一个店铺和12亩田地。三个儿子连同老娘各分得三亩，店铺则由三兄弟各占一份[4]。由于他的大伯父是个抽鸦片的瘾君子[5]，所以靖港的店铺仍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掌管。
蒋廷黻4岁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9]。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那年，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二伯父决定让侄子进新式学堂[10]。1906年初，11岁的蒋廷黻到省城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接触新学，学习英文。1911年(宣统三年)，因辛亥革命爆发，益智停办而辍学。最后一学年，他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11]。
在教会学校那几年，正是晚清政局动荡、新潮勃发的年代。湖南虽属内地，却颇得风气之先。立宪请愿、收回利权、新政办学、派遣留学生，都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也通过新式书报不胫而走[12]。蒋廷黻身处其间，又在美国人办的学堂里读书，耳闻目染，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学的打算。1912年，他在征得益智学堂校长太太、也是他的英文、历史教师林格尔夫人同意之后[13]，凑了点钱，就只身到美国去了[14]。这一年他17岁。
到美国后，因为带的钱不多，便进了密苏里的一所半工半读的派克学堂(ParkAcademy，Parkville，Missouri)读中学。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学堂，兄弟俩仍靠半工半读维持。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将近三年的半工半读生涯，不仅使他锻炼了意志和强壮了身体[15]，而且使初到美国的他，对美国人民在他大病时所给予的真诚关怀终生难忘[16]。
大学时代，蒋廷黻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自然学科的教授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要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结论客观[20]。这种训练使他终身受用。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
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35]
很明显，这一历史观正是他从导师那儿得到的感悟。后来，他还十分注意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化历史，尤其是土耳其的民族复兴[36]，这也与他在哥大研究院受到的训练有关。
研究近代化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势必要研究帝国主义政策。蒋廷黻在海斯和沙费尔德(WilliamR.Shepherd)教授的启示下，选择当时欧洲最主要的帝国主义英国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放在反对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研究上。他以《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37]，于192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8岁。
从17岁到28岁，蒋廷黻在美国生活了11年。他由一个农村小学生成了一名洋博士，可谓学业有成。毕业那年，他的博士论文照例由哥大出版社出版发行[38]，而那年又恰巧是以麦克唐纳为领袖的英国工党第一次组阁，不啻为他的这部学术著作提供了应时之需的销售契机。遗憾的是被他看好的英国工党，上台后丝毫没有放弃帝国主义政策[39]。他的研究与实际政局走向并不相符，就像他日后观察和分析国共两党斗争时看好蒋介石和国民党而犯错误的一次预演[40]。
2.新潮史学家
其次，他在教学之余，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对外交史的兴趣，在哥大做研究时就已养成。到南开后，他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权威著作是美国人马士(HoseaB.Morse)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46]。这部书是根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写成的，就英、美两方资料说，马士是无懈可击的。但事实上仅凭两国资料是写不出头等的中国外交史著作的，因此，马士的观点是片面的。他对近代开端时期参与两次鸦片战争谈判的中国对外交涉人员和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演变，描述是模糊不清的，对制约中国外交活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更缺乏深入研究;而且马士很少使用中国政府的官方材料。许多问题，例如中国对外交涉官员当时对和谈的看法如何他们提出过意见吗十九世纪中国的外交观点怎样这些问题蒋廷黻在南开上课时就已感到困惑[47]。于是他决心根据中国的书面材料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
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文献、懂得过去，而且还要了解国情和研究社会，懂得现在，才能有睿知卓识，推见未来。蒋廷黻自小去国，对社会和国情知之甚少。为此，他利用假期和讲学的机会，到北平、上海、杭州、南京、东北、西安等地参观访问，作实地考察研究。这一系列访问，不仅使他感受到了先进和落后的差距之大，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之深，而且使他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的浓厚和种族观念的淡泊是极为有利而且重要的两个因素[52]。
南开大学的六年，蒋廷黻开始在中国史学界显露头角，但更大的发展，则在进入清华任教之后。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欣然应聘，一到该年夏季与南开聘约结束，便束装北上，践约赴任。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与讨论。
4.弃学从政
蒋廷黻弃学从政是在1935年。但凡事总有作始之时，事实上他于1934年出访苏联就已开始为国民党政府服务了。
事情还得从1933年被蒋介石召见说起。
一年中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高层领导人约见，预示着这位自由主义教授将有特殊使命降临。
秘密使命完成后，蒋廷黻继续在莫斯科观光、考察了三个月，然后访问了西欧的一些国家。其中特别考察了德国在纳粹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会见了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和被誉为纳粹伟大思想家的鲁森伯(HerrAlfredRosenberg)[101]。1935年3月初，蒋廷黻又去英国观光。在英国，他曾与著名学者韦伯斯特(C.K.Webster)、泰奈(R.H.Tawney)、鲍威尔(EileenE.Power)以及汤因比(ArnoldJ.Toynbee)[102]等有所接触会晤，直到这一年9月，才结束欧洲之旅回到清华。
可惜这份潇洒没有维持多久，蒋廷黻就被卷进政治漩涡。1935年11月，他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自此开始直到1965年退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国民党的官场里奔忙。以下是他的任职简历：
1935年12月至1936年10月，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
1938年2月至5月，在汉口赋闲，等待新的任命。
1938年5月至1944年12月，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44年12月至1947年9月，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04]。
1965年5月退休，暂住纽约。10月，病逝。
那末，学者从政，其幸乎不幸乎
二、蒋廷黻其书
蒋廷黻这本《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他在1949年7月为台湾启明书局将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重排出版时写的《小序》中有所说明：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119]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华任教时已有写作《中国近代史》的长期规划，准备十年磨一剑;第二是这部五万余字的著作，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中国近代历史虽仅百年，历时不长但内容极为复杂丰富。十年磨一剑，固然是对复杂丰富的事件与人物作深入研究，以期写出一部权威的近代通史的需要，也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认为尚未到著书立说的时候这一共识有关，更是蒋廷黻的治学作风所致。客观对象的复杂性需要作长期研究;学界的氛围不允许注重维护自身学术声誉的学者粗制滥造。1931年，罗家伦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中说：
2.体系结构与分析框架
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127]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酌的分析框架。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130]
这样的分析模式与他编纂的近代通史体系是完全契合的：除第三方案即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与近代化历史主题背道而驰外，其余各个方案恰恰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浪费了二十年光阴才开始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以脱离中古状态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救国救民方案推行受阻乃至失败原因时，往往以科学的人文精神作为评判近代时期中国民众、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素质与表现的尺度，对国民性乃至民族性发表了若干发人深思的见解。
3.历史观与方法论评估
上述这些简单化、片面性和牵强附会，有的是因体例关系不得已而造成。按《艺文丛书》要求，每本字数不低于3万，不超过6万，篇幅太少，自不能全面分析、详加展开，只能拣主要方面写，片面也就难免。有的是历史观方法论本身的问题，用进化史观看待历史，执着于因果关系的探求，虽然能解释历史的进步，却很难说清进步的动因;虽然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却很难全面、系统地论证。
尽管存在上述缺憾与不足，但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以及他建构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和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964年时任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郭廷以教授，在评价蒋廷黻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时说：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145]
郭廷以和李济既是蒋廷黻同时代人，又是历史研究的同行，他们的评价不仅极富历史感，而且充分肯定了蒋对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有开风气、奠定科学基础的贡献。
如果对当代中国史学近2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系统，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那么对他和他的著作给予重视、进行研究，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当代中国史学有一个继承传统和革新传统的问题。这在中国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上，尤为突出。
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基本上是一种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这种构架，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初见端倪，中经发育与完善，到50年代末基本定型并由此逐步形成一整套研究规范，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1.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体系
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史学工作者正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史诸问题。1939年，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历史学家合作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作为干部读本，此书就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尔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毛-范体系进入了充分发育的阶段。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确立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同时，也使上述毛-范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规范和近代通史的系统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近代80年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显然这个研究规范和通史框架，既是对以往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的继承和扬弃，又是完全对毛泽东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的诠释与阐发，是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发育成熟的表现。
反映这一体系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著的《中国近代史》，而真正使这个体系得以形成社会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差别。
这样，由毛泽东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的中国近代通史体系，成了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传统模式，由此建立的系列近代通史研究规范，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和遵循。
3.历史新时期中的史学改革潮流
上述传统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思想解放潮流下，都被学者们尖锐地提了出来。这就是：
1981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中，主张以加强经济史研究为突破口，作为弥补单纯把政治史作为主线的缺陷。
所有这一切质疑、争论，汇成了一股史学改革的潮流，反映了学术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的历史时期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传统体系和研究规范的成就与不足，希望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真正能够反映近代历史全部面貌的通史体系。
4.《新陈代谢》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正是上述史学改革潮流的产物。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也是史学改革潮流中出现的第一个近代通史的新体系。
重视社会史研究，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典籍中就有大量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记述，至于文集、笔记、宗谱、日记等私家著述，更不乏此类内容。自本世纪初到40年代末，不少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做过专门研究和专题调查，出版了有关家族社会、宗法制度、官僚政治、行会组织、会党教门，乃至婚姻、服饰、风俗、礼俗、妇女、娼妓、农村生活、村社组织等大量著作。但是，以往的社会史论著，既未与通史研究融汇贯通，又偏向于诸如衣食住行等琐碎问题，迷失了历史学整合的本性，不仅不能反映历史变化的根本，而且看不出社会变迁的脉络，难以反映一个逝去了的时代的社会面貌。
5.《新陈代谢》与近代史传统体系
《新陈代谢》作为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一种新通史体系，仍然包含着传统体系的合理成分而有所拓展革新。
从体系的构架看，它没有忽视政治史和重大事件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阶段性的界标意义，而是进一步把这些阶段性的事件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变化整合而成一个反映社会全貌的整体，从而突破了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的传统模式。它以中国社会从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和走向近代化的艰难过程为近代史的主线，以重大事件(包括政治斗争)冲击影响下的社会结构，诸如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意识，包括社会思潮和思想主张、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社会生活，包括社会习尚、城乡差异、生活样式等的变迁为辅线，组成纵横结合、前后呼应的构架;突破以重大历史事件描述为主的写作方法，采取史论结合、融文史哲为一体的思辩方法，从宏观上展示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面貌。
由此可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所建构的近代通史新体系，基本上是个介于传统与革新之间的体系。它既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一脉相承，又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而显出了自己的特色。作为回应历史新时期史学改革呼声的第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参照甚至可以选择的新思路、新体系和新框架，而且在于昭示：一个新体系的诞生和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学术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只有在真正理解传统之后超越传统，革新才有生命力。这就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向。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顾卫民教授提供有关蒋廷黻的传记资料，谨致深切谢意。
注释
[2]陈旭麓：《重印前言》，《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
[4]《回忆录》第二章：《家人和邻居》，第11页。
[8]蒋的继母是位寡妇，娘家颇富有。嫁过来后曾生过一个女孩，3岁时夭折了。蒋对继母的称颂在第三章中有好几段内容。
[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12]《回忆录》第五章，第38页。
[15]《回忆录》第六章：《留美初期》，第54页。
[17]蒋廷黻在大学期间修过化学、生物学、植物学以及心理学、进化论等课程。
[18][20]《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页及第59页。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和意大利王国首相。1855年联合英、法、土耳其发动抗击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又联合法国发动对奥战争，收复伦巴第，但又将尼斯等地割让法国，换取意大利北部的统一。1861年合并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成立意大利王国。
[21][22][23]《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63页。
[25]《回忆录》第八章：《赴法插曲》，第65页。
[30]《回忆录》第九章：《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第73-74页。
[33]《回忆录》第九章，第78页。
[34][35][36]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总论》;另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7页。
[37][38][3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40]同上书(五)、《传记文学》九卷一期，第26页。
[41]同上书(三)，《传记文学》八卷五期，第43页。
[44]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五)，《传记文学》九卷一期，第25页。蒋廷黻五岁时，由母亲作主和邻村贺姓之女订婚。在美攻读大学期间，他一再写信给家里要求解除婚约，直到临近毕业时婚约正式解除。蒋在大学里有过一位名叫凯塞琳的美国女友，但最终没有结秦晋之好。蒋廷黻和唐玉瑞的婚姻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告破裂。与唐离婚后，他与沈恩钦女士在纽约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46]马士(1855-1933)美国人，生于加拿大。1917年入英国籍。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考入中国海关。1877年任天津海关帮办，次年调北京总税务司署任职兼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79年调任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帮办，1883年回华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助手。1885年后曾一度脱离海关帮助李鸿章整顿轮船招商局。1887年回海关，历任上海副税务司、北海副税务司、淡水副税务司、龙州、汉口、广州税务司。1909年退休。著有《中国泉币考》、《中朝制度考》、《中国公行考》、《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太平天国纪事》等书。其中《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第二、三卷出版于1918年，是美国各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最风行的教材之一。此书已由张汇文等译成中文，于1957-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7][51]《回忆录》第十章：《革命仍须努力》，第95页;第97页。
[48]据陈之迈说：哥大设有历史研究法一科，为历史研究生所必修，主要内容是教导学生如何判别、使用史料;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指导学生怎样选择、编排史料。蒋廷黻在哥大时受过这种严格训练，回国后即应用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见《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
[49]早在1914年，上海华昌印刷局就曾出版过刘彦编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一书。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曾友豪编著《中国外交史》，1928年南京外交研究社出版王正廷《中国近代外交概要》，都比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出书早。
[50]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另见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
[52]《回忆录》第十一章：《国内游历》，第119页。
[53]清华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9年(清宣统元年)8月建立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这个机构是为利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选取学生赴美留学前进行训练而设立的。1911年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成立正式大学，校长仍由外交部委任。1928年改为国立，由外交部与教育部双重领导。
[54]罗家伦：《坛坫风凄》，《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2页。
[55]参见[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八章《学术界的发展》，第4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6]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回忆录》第十二章《清华时期》，第124页。
[57]《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4-125页。
[58]《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59][60][61]《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30页;131页;121页。
[62]有关蒋廷黻在清华期间收集史料的情况，《回忆录》第十二章中有详细、生动的描述。
[63][119]见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24页;第9页。
[64][65]《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9页。
[66][67]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1页。
[70][71][72][73]《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7-139页。
[74]《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8-139页。
[75]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蒋廷黻选集》，第6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再版本，第1085页。
[76]《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9页。
[78][79]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22页。
[80][84][85]《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0页;141页;142页。
[81]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82]《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4页;《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7页。
[91]《大公报》，1902年6月(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创刊于天津。日报，创办人为英敛之。社址设于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1916年由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1925年11月27日停刊，是为早期的《大公报》。1926年9月1日起，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接办，在中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曾增出上海、汉口、长沙、重庆、桂林、香港等版。1949年2月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上海版《大公报》则仍继续出版。1953年元旦，《进步日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为天津《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迁往北京。1966年9月10日停刊。
[96]关于蒋廷黻访苏一事的前因后果，石源华教授所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有很好说明。见该书第520-5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7][99][100]《回忆录》第十四章：《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第153页;155页;156页。
[98]《苏联外交文件》第17卷，第641页。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520页。
[101]鲁森伯(通译罗森堡，1893-1946)生于勒伐尔(今爱沙尼亚塔林)，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建筑系，1917年离校，翌年去德国，1919年参加纳粹党，参与啤酒店暴动。后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1930年成为联邦议院议员。希特勒上台后为其制定外交政策。1941年起担任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积极推行日耳曼化政策。德国战败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著有《未来德意志对外政策指南》、《二十世纪的神话》等书多种。
[102]韦伯斯特(1886-1961)，英国历史学家，曾任不列颠学院院长、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的代表人物。牛津大学教授，一度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著述甚丰，代表作为《历史研究》12卷本，阐述世界文化演变历史，在西方有广泛影响。
[104]蒋廷黻参与善后救济工作早在1943年即已开始。该年10月5日，行政院议决由蒋廷黻任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代表。11月30日，蒋廷黻当选为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远东区委员会主席。1944年4月任善后救济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但这些都是兼职，直到行政院于12月设立善后救济总署时，蒋廷黻才真正从政务处长转任救济总署署长。
[107]《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5-146页。
[108]沈怡：《〈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序》，《传记文学》九卷五期，第8页。
[10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3页。
[110]《回忆录》第十五章：《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第173页。
[114]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所记，1933年3月3日，因热河危机，胡适约丁文江、翁文灏致电蒋介石，望蒋能亲临指挥、挽救热河;3月13日，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刘子楷等去见蒋介石。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年第1期。
[115][117]《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118]参见《艺文丛书总序》第1页。
[120]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1册《引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1页。
[121]同上书、册，《例言》第1页。
[122]这里所说蒋廷黻一生著作不多，是指他的学术论著不多。1965年，台北文星书店在蒋廷黻逝世不久，即出版《蒋廷黻选集》1-6册(李敖作序)，共收录蒋廷黻文论167篇。1978年这套选集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除删去李敖序文外，其余均照初版排印。笔者所据即传记文学出版社版本。
[123]《蒋廷黻选集》，第1册，第45页。
[124]《回忆录》第十二章：《清华时期》第126-128页。
[125]陈师这篇《重印前言》，先以《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为题，发表于1986年6月16日《文汇报》。
[126][127][13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章》：《总论》，岳麓版第13页;第11页。
[128]同上书，第36页。以下节叙各章内容的引文均见蒋著《中国近代史》岳麓版，不另注明。
[12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七节，第127页。
[131][13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24页。
[133][136][137]同上书第58页;第17页;第30页。
[134]李群：《杀人篇》，原载《清议报》第88期。转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2页。
[135]陈旭麓：《重印前言》，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5页。
[139]《软尘私议》，《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5册，第529页。
[14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9页。
[141]《户部进呈江南司郎中汤鹏为敬筹善后事宜三十条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78-396页。
[142]有关汤鹏的奏议内容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可参见拙作《〈南京条约〉与中国士大夫散论》，《史林》1997年第3期。
[144]李敖：《蒋廷黻选集序》，文星书店1965年版，第14页。
[145]引自刘凤翰：《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传记文学》七卷六期，第27页。
[147]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