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如何正确对待多元性与统一性的关系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重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平等”作为自身民族观的核心理念。抗日战争爆发后，凝聚中华民族认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阐述重点。新中国成立后，实施民族差别化发展政策，推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民族工作的重心。面对十八大以来的新形势新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最新成果。通过百年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质的认识愈发深刻，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水平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多元一体;民族观
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多元性和一体性的有机统一体，如何把握“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民族观对塑造中华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建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建党初期，以“民族平等”理论回应中华民族认同构建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尝试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团结各族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出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工作体系;在新时代，进一步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把握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并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确路径。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民族观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以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华民族认同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多元”还是“一体”：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观面临的核心问题
中国在历史上拥有一套以“华夷之辨”为特色的民族认同观，其将是否认同华夏文明作为区分本族与异族的核心标准，即所谓“夏变夷者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这套带有强烈“文化本位”的民族观超越了血缘、地域差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各民族间交往与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奠定了基调。然而随着近代列强的入侵以及西方民族国家思想的传入，中华文明的自我认同受到冲击，存在数千年的华夷秩序失去生存空间，凝聚中国各民族的认同迫在眉睫，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在此背景下萌发。
梁启超是构建“中华民族”概念的先行者。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国人的民族意识得到空前激发，民族认同构建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在梁启超看来，效法西方建立民族国家体制，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他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并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一文中正式使用“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国民代称，文中指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2]。“中华民族”概念提出后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当时对中华民族的内涵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见解。一派以梁启超、杨度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华民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3]。另一派则以坚持“排满革命”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为代表，他们直接将中华民族界定为汉族。不过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主张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所有民族之统称的观点渐占上风，曾经秉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也开始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自此开始成形。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族”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尤其在五四运动后，主张中华民族是国内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多元混合说”在国内得到广泛认可[4]。然而在回应各民族应如何形成民族认同共识时，又有不少人回到了“汉族说”的立场上，譬如提倡“五族共和”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还曾声称“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5]。就本质而言，这种立场上的矛盾源于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间的错位。西方民族主义强调作为文化认同单位的民族应该在内部保持高度的统一性，但孕育自“华夷之辨”体系下的中华民族却兼具了“多元”与“一体”两种不同特性。在民族-国家体系面前，中华民族内部原本互为前提的多元性与一体性转而不相兼容，这也催生出如“中华民族就是汉族”或“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被汉族同化而来”等论调，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尚未真正把握住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华民族认同仍然任重道远。
二、民族平等：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了一套以“民族平等”为内核的民族认同理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整体视为世界无产阶级联盟中的一分子，进而为民族解放事业谋求合法性。李大钊就曾指出，中华民族“是被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所以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及被压迫的民族自由运动互相联结的”[6]。另一方面，“民族平等”理论还被用于阐释中华各民族间关系。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首次提出将“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党的奋斗目标。除此之外，宣言还特别指出中国将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7]。宣言还称，汉族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的“中华本部”应该“统一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而“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则“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8]。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提出的“民族平等”理论具有两大創新。首先，其开创性地将中华民族认同构建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洪流中看待，进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即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诸民族中的平等一员。这一定位既奠定了构建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合法性，也为民族解放事业指明了根本方向。另一方面，该理论高度重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问题，并指出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是要实现内部各民族的完全平等。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中共二大提出了以“联邦制”模式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设想。
这套理论敏锐地把握住中华民族认同构建进程中必须完成的两大任务，即通过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凝聚和通过践行民族平等理念实现各民族的“多元”团结。更重要的是，中共还指出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因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需要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而实现民族团结的首要前提就是保障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因此，中华民族唯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消除民族间压迫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团结，进而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中共在建党之初提出的“民族平等”理论对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阐释，其虽在实践上有待进一步锤炼，但却为中共民族观奠定了基调，并在之后的发展中得到了延续与贯彻。
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迅速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空前觉醒。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各民族间内在联系的认识更加深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团结各族人民，党的民族观自此发展到系统化、理论化阶段。
全面抗战的爆发让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大力推进“国族构建”成为当时社会各界以及各党派各团体的共识[9]。在学术界，顾颉刚就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强调“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10]。此观点一经提出，便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反映出国民对凝聚中华民族认同的迫切需求[11]。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国民政府也尝试以“宗族说”对中华民族认同构建问题进行回应。“宗族说”主张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大家族”，汉、满、蒙、回、藏等所有民族只是中华民族之下的一个分支而已。因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具有天然合法性[12]。
在全民抗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构建中华民族的阐述也聚焦在中华民族一体性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各民族认同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强调并没有落入“大汉族主义”或“同化论”的窠臼，在坚持民族平等理念的同时，还提出了实施民族自治、尊重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纠正大汉族主义等维系民族平等关系的措施和手段。这是因为通过在长征以及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民族工作，中共已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是一对无法割裂的特质[17]。因此，在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同时不仅没有否定民族差异，还主张通过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赋权来强化民族向心力，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凝聚。相较于中华民族“宗族说”，这种基于民族平等理念的认同构建路径真正把握住了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在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上发挥出更强的号召力。至此，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开始迈向成熟，成为引领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标杆。
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实践探索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实现了理论层面上的发展与成熟，但由于客观环境限制，其大部分主张只停留于理论阐述和宣传层面。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剥削制度被消灭，党的中华民族认同构建方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最终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为原则的民族工作体系。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发展的重心落在了少数民族发展问题上。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口支援等一系列政策与保障措施，民族差别化发展策略取得了巨大成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各族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的认同感逐渐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日益牢固。但同时应认识到的是，坚持民族差别化发展策略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在“多元性”上做得比较充分，在“一体性”上的工作相对不足[19]。这种反差客观上在“汉族”与“少數民族”间制造了区隔，导致一套新的民族“二元结构”出现[20]。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社会结构消解速度加快，对民族差异的过度强调则会影响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整体意识产生消极影响。费孝通在1988年提出了“多元一体”理论，其用意也未尝不是提醒国人增强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的重要性[21]。如何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自身民族观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升华
面对中华民族认同构建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民族工作新思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他指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党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在新时代迎来了又一次升华。
六、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变”与“不变”
作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正确理解、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成为其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主线。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既有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的一面，也有始终坚持基本立场不变的一面。通过这种“变”与“不变”，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不断深入，最终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所谓“变”，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质的认识不断深入，最终推动自身民族观不断发展成熟的演变过程。在成立初期，中共敏锐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并树立起以“民族平等”为标志的民族认同构建理论。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成为时代主题，故而强调中华民族一体性，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领着党的民族观发展成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保障各民族平等而实施了一系列向少数民族倾斜的帮扶举措，党的民族观的重点在实践层面上转移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性的关怀上。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新形势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这代表中华民族一体性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观的发展重点。表面上看，党的民族观的重心似乎随着时代变化而在“多元”与“一体”之间变化。但就本质而言，党的民族观对“多元”或“一体”的强调从未以否定其中一方为前提，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有针对性的阐述。通过对自身民族观的不断反思与突破，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内涵的认知才能从由浅表到深入，从理论走向实践，最终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思想内核。
所谓“不变”，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民族观演变历程背后存在一条始终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认识、解决中华民族构建问题。面对中华民族认同构建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各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破题”思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最终明确了对中华民族的界定：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各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实体，其兼具了多元性与一体性两种特性，其中一体性较多元性而言处于更高层次上。但另一方面，从各民族群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根本原则又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各民族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是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前提条件，因此推动民族平等成为其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工作方针。在党和国家推出一系列保障各民族发展权益的政策及举措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真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与奋斗目标。正是通过对群众路线的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多元性与一体性有机统一的有效路径，这也让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真正落在了实处。
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民族观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继承与发扬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贯彻发扬这一民族观，中华民族才能真正以团结、凝聚的姿态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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