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湘，1948年11月出生，博士，现任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个人主要简历：1972－1977在彭州市楠木公社任团委书记，楠木中学任教。1977－1984在四川大学读本科研究生，1984起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教学科研至今。
摘要：
中国近代史学术已经过百年发展历程，走出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特殊道路。百年中国近代史学术在唯物史观统率下，形成了众多解释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因所处时代特征相对同一，很快形成近代史学主潮（不影响其他流派的发展），产生了各自对应时代的史学。到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新时代”酝酿与开启时期，中国近代史学术进一步多元化，但其中以研究社会生活及与社会生活互为因果的社会文化为对象的“社会文化史观”展现出与新时代“兴趣”最为相契的本色，有希望成为中国近代史解释的主流，产生又一个时代的史学。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文化史观
一、引论
中国近代史研究从雏型算起已经有百年发展历程。从总体上看，百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的统率下行进。尽人皆知，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最具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还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转化过程。唯物史观如何转化和转化为怎样的中国近代史学解释体系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但是，此问题似乎至今尚未有从总体上加以梳理和阐释的著述面世，这确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缺失。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的今天，对此问题给予回答应已是不能不为之举。
柯林武德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对历史学的解释作了进一步的阐论，他于1916年出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一书指出，一切历史都“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叙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当代史自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只有现在的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克罗齐更明确说明，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以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把历史纳入研究之中并按所处的“当代”价值观对历史作出解释。历史学家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脱离它所处时代的历史制约，因此，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都必然打上所处时代的烙印，每一时代一定有其“当代”特征的历史解释。[2]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尽管已不算新理论，但他们所谓历史解释必然与现实问题、现实兴趣打成一片，或者说史家的历史认识不可能脱离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历史知识必然是史家按所处“当代”的价值观形成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的结果却并不过时。
克罗齐
中国的思想家在同一时期也提出了历史解释的见解。李大钊在1924年指出，历史的科学态度最要之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皆以二者为“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3]李大钊虽不是刻意论历史解释，但他的阐论蕴含了明显的历史解释之意。“怀疑”“批评”即是解释的具体方式，“选择”则显然是按照史家价值观解释历史作出的判断，而“找他确实的证据”则是依史家价值观判定的结果，“确实”不等于绝对实在，而是按史家价值观认定可以“置信”的“确实”。
梁启超
在20世纪初西方历史解释学肇兴时期，中国思想界把历史解释讲得更直白者是顾颉刚。众所周知，顾在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道出了尽人皆知的三层内容，“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5]“传说”是人类早期记忆历史的方式。每一时代的古人记述历史都是按自己的价值观重新解释历史，每一时代的古人都按其所在“当代”的“兴趣”解释历史。人类早期是史诗创生的时期，史诗都以颂扬祖先的英雄业迹为职志。由于塑造祖先的英雄事绩是早期人类的共同“兴趣”，因此，每一代人都在这一“兴趣”支配下把祖先塑造得愈加伟大愈有历史。层累地造成古史，即是一代代人按塑造英雄祖先的价值观解释历史留下的历史记忆。
记下的历史都是人类解释历史产生的知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问题和兴趣，因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解释体系，这决定了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历史。
二、革命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解释
蔡元培、孙中山只讨论了辛亥革命史的解释问题，几年后，李大钊对五卅运动以前的整体历史提出了一种解释。其言，“由一八四〇年英人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同时，从“一八四一年广东三元里乡民”“集众数万”，“奋起平英”，直至“‘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10]李大钊此文写于“五卅”运动善后处理期间，中国与列强的对抗尚十分突出，反帝“革命”是其时中国社会的主要“兴趣”所在。因此，李文完全用“民族压迫”与“民族革命”的价值判断解释五卅以前的中国近代史。
李大钊
新历史观的形成并成为研究的主道不可能一蹴而就。直到1939年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写成《新民主主义论》，才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史观的完整解释体系。毛泽东在前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12]毛泽东的论述第一次明确把中国近代史解释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过程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他对这一过程中历次革命运动的列举，为史学界用革命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指明了重点所在。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鉴于日本在东三省等地实行殖民统治的事实，指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已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也还是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须分为两个阶段解释。“五四”运动以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此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者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后者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3]至此，毛泽东完全阐明了革命史观的价值观及相对具体的基本观点，以革命史观为价值标准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完全形成。
把毛泽东阐明的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史观付诸实践，运用这一史观全面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家首推华岗与胡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史学家们按毛泽东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划分，以1840—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华岗于1949年初出版《中国近代史》，该书序言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由独立国变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因此，“在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民总是不折不挠的为解除自己这种被压迫的被屈辱的半殖民的状况而奋斗”。“同时，中国的生产力被最野蛮的君主政体和军阀官僚制度束缚着”，“所以中国人民异常迫切地找寻各种方法和道路”，把中国从君主制和军阀官僚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此，在中国近百年的篇幅上，充满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运动的斗争”。此书的任务，“就是想根据历史科学的基本法则，对于上述现象加以较有系统的研究，以期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研究上，能够得出一些应有的结论”。[14]序言的表述虽自有特色，但显然完全践行了20世纪初开始探索，至1939—1940年毛泽东完全阐明的革命史观。
胡绳
革命史观解释体系形成后，中国近代史（广义）研究产生了汗牛充栋的学术成果，以上只是一些近代史整体性解释的代表性著述，其他各类事件和人物等专史研究成果更浩如烟海。尽管具体评价史事和人物的见解各异，甚至有正反对立的人物品评，但无论何种见解，也无论正面反面的评价，从根本上看，评判的终极价值体系和标准都建筑在革命史观地基之上。
反观近代史学发展历程，革命史观解释体系的确留下了一座十分宏伟的中国近代历史学丰碑。这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历史记忆，也就是解释学意义上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现代化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解释
中国革命从1840年起，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胜利完成而结束了。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这是哲学意义上理解的革命，即在一定程度上以新质取代旧质的变迁都可称为革命。但这里的革命与狭义的以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本质不同的制度有很大差别。狭义的“中国革命”到1956年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后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史”。
“革命”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主题，自然是史家的“兴趣”所在，但这种“兴趣”要成为完整的历史解释体系显然需要经过一个思想过程，而历史解释体系占据主流地位也需要一个过程。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观在抗战时期形成完整的解释体系，在1948年形成近代史解释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形成革命史观解释体系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规模研究，显然符合认识发展的实际。
陈旭麓
在陈旭麓酝酿“新陈代谢”说解释中国近代史之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明确用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讨论中国近史的各种问题（甚至早在1938年蒋廷黻就已用近代化史观写成《中国近代史》一书）。这当中，成就和影响最大者应属罗荣渠。1986年，罗的现代化研究获得“七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92年出版力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该书第一篇题为《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明确提出了历史解释的“现代化史观”。罗在书中首先论讨了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系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并按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突出以生产力为标准代替生产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由此，对“现代化这个世界历史范畴作出了历史唯主义的新解释”。[24]
罗荣渠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史观具有广泛的解释意义。他主张“在把握了现代化世界进程的总趋势之后，再把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认为“长期以来，对近代中国巨变的认识都是以革命史上反对‘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理论分析框架”，而他的史观则“突破了这一分析框架，从众多的内外因素的互动作用，提出了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势作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基本线索的新观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是在衰败中半边缘化的初期，也是以‘自强运动’的名义进行局部防卫性现代化的开始。从第一次中日战争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半边缘化深化，政治体制发生剧变，民族主义革命高涨，是现代化经济出现依附性增长的时期，后半个世纪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前半个世纪”。[25]
上述讨论指明现代化史观的提出是“突破”了“两个过程”的革命史观，而不是取代和否定革命史观，持论十分准确。“突破”只是因时代提出了新要求而不再完全按革命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事实上，“革命史观”的解释是一个时代的客观历史解释，否定不了。提出“现代化史观”并不妨碍革命史观的运用，更不妨碍继续用革命史观解释的历史对国人进行传统教育。
罗荣渠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具体方法如“四大趋势”说属于他自己的创意，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他把整个中国近代史——无论经济发展、革命运动还是民族战争都用现代化史观加以解释的观点的确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解释体系。罗1988年主编出版《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他在《代序》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反映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巨变”。从这个“现代化”的理论框架看，“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可统称之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26]
罗荣渠把百年近代历史视为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提出了完整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这是当时改革开放正激荡中华大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也正改变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激动着人民大众的情绪这一现实在史学家认识上的直接反映。
在现实社会发展全面震动人们的心灵世界之际，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打成一片的“现代化史观”也极其广泛地冲击着史学家的历史认知世界。这导致以“现代化”为评判尺度解释中国近代史迅速成为史学界的时尚。中国百年近代史上的无数史事都被史家进行“现代化”解释，产生的成果迅速涌现，有如雨后春笋。其间对近代史重大事件的解释方面产生了《百年回首：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现代化视野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五四与中国现代化》《辛亥革命百年祭：中国现代化的拓荒运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新探：以现代化为研究视角》《中国现代化史》等著作；人物研究方面涌现了《现代化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周恩来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林则徐：中国近代化的先驱》《魏源与中国近代化的早期进展》《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严复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等著作。[27]类似的论文亦铺天盖地，加上讨论现代化动因的文化史研究，成果更蔚为大观。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四、社会文化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解释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容广泛，其中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中共十九大的新时代定义实际道出了普通人在对日常生活形成新的需求的同时产生了众多新的观念，追求的多元化和高层次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新现实。从文本看，“新时代”起始的标志为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但任何历史时代的开始与结束都不是截然可分的，“新时代”起始有一个标志完全必要，但“新时代”的形成必定经历了逐步酝酿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大体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就开始了。
无论是“温饱”阶段还是“美好”时代，中国民众对生活的认知（生活的文化体现）和追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一变化不断加速，导致社会生活与文化高速复杂化。这个潮涌一般的变化也自然会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触动史家解释历史的兴奋点。由于“新时代”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极大地超越了过往时代，史家历史解释体系的变化亦显得比“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形成复杂许多。
《新文化史》
罗志田
社会文化史观解释体系的对象十分广泛，但主体一定是中国近代史。从大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仍然属于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目标在于建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目标则是把这一目标转化为现实。因此，由现实社会发展问题引起的史学“兴趣”在中国近代史解释中才能寻出更具直接意义的历史回答。同时，社会文化史虽可综合使用多学科方法，如人类学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访谈录等，但社会文化史毕竟仍然是历史学，档案和文献等依然是最可靠的证据，而档案文献只有晚近时代方有大量遗存。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数据库建设已呈加速进行态势，这一点在近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年度项目中不断增加档案、方志等文献整理项目的立项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现实的紧迫需求和研究基础，尤其是史料基础的进一步扩展，将使社会文化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获得更强大的动力，社会文化史学人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能够出现更为令人兴奋和欣慰的新气象”[38]的希望似不会落空。
《历史的观念》
五、结语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责任编辑：史云鹏）
【注释】
[1]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5、281-282页。
[2]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页。
[3]李大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04页。
[4]上述引文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5-106、5、40、133页。
[5]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4月27日，刘梦溪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17页。
[6]《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载《革命原起》时解释说，原文为《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在编入《选辑》时改为《革命原起》，见杨松、邓力群原编，荣孟源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第541页。《蔡元培全集》载孙中山两封复蔡函中，一函自谓其文为《革命原起》，一函自谓《革命缘起》，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2页。《孙中山全集》载孙中山1919年1月致蔡元培函称其文为《革命缘起》，见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7]杨松、邓力群原编、荣孟源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41-559页。
[8]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册，第241-242页。
[9]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8页。
[10]李大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地位》，《李大钊选集》，第537页。
[11]蔡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6页。
[1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2页。
[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668页。
[14]华岗：《中国近代史》，上海：华东新华书店，1949年，第4-5页。
[15]戴逸：《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序》，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16]林增平：《中国近代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
[17]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
[1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第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20]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1页。
[21]《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
[22]冯契：《序》，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392页。
[2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5页。
[2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序言》，第7-8页。
[26]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页。
[28]代洪亮：《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53页。
[29]代洪亮：《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54-155、157页。
[30]梁景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梁景和主编：《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页。
[31]梁景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32]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88页。
[33]梁景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梁景和主编：《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究会论文集》，第6页。
[34]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35]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超越文化的转向》，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36]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梁景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姜进：《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叶瑞昕：《清末民初北京国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文化史考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杨才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梁景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7]罗志田、徐秀丽、李德英主编：《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38]梁景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续编》，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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